对宋师夫妇的愧疚，一直如鲠在喉，如石在心，七八年了，吐不出扔不掉。且憋闷愈久，愧悔愈深。

宋师遂良先生，是享誉全国的文学评论家，曾坐山东文学批评的头把交椅。早年教中学，亦是当时山东屈指可数的特级语文教师。离休后翩然转身，弃文学而评足球，一番“杀鸡用牛刀”的降维打击，使其在齐鲁大地几乎家喻户晓。有一年，我回济南看他，从机场一上的士，就发现收音机里评球的人声音很熟悉，便问司机评球的是谁？司机很惊诧，一脸鄙视地反问我：你不知道他是谁？宋遂良啊！济南人看球，如果没听他的球评，等于这场球没看！此话似曾相识，当年山东有位作家告诉我：一部小说出来，如果宋遂良没写评论，等于没出版！

这便是宋师，我的研究生导师。

宋师这称谓，是我蹭来的。平常在家里，先生和师母傅定萱，爱彼此宋师傅师地叫。究竟是氏还是师，其实我也没弄清，只是自作主张认定他们是以师相称。觉得有趣，也便跟着叫。起初有点恶作剧，因为我猜想，这是他们夫妇之间的昵称，或许背后还有什么不可为外人道的恩爱故事。后来叫来叫去顺了口，宋师夫妇似乎也听顺了耳。有一回我试探宋师：还是改口称先生吧？宋师连忙用长沙话说：冒必要冒必要，咯样更像一屋人！

头回见宋师，是1986年夏天。那年我报考山东师大的研究生，跑去济南复试。那之前，我时常拜读宋师的文学评论。感觉他是当时最抵近创作前沿的批评家，但凡有些分量的新作发表，立马就能读到他的评论。有些小说，我也是先读他的评论，回头才找来读的。如我这样的人，当时应不少，几乎把他的评论，当作了一份了解文学创作的即时指南。宋师是《文艺报》的主力作者，隔三岔五便有大块文章赫然推出。宋师的文章，很少做探幽发微的社会学分析，对于过分政治性的话题，他一直避免触碰。这似乎不全因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阴影。生活中，宋师比谁都关注国计民生，批评时政动辄激愤慷慨，时常泪流满面。但评小说，他始终关注的是作家的审美旨趣和审美表达，对文本的艺术感悟，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纯粹和高贵。宋师的文章，属钟嵘所说温以丽、悲而远的一类。所以选择报考山东师大，我就是冲着田先生的学问和宋师的评论去的。

田仲济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界泰斗，新中国最早招收现代文学研究生的四位导师之一。先生1954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到我们这一届收官，我算得上关门弟子。宋师那时刚从泰安调过来，在新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持工作。为把他从泰安一中挖过来，田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据说不仅搬来分管副省长站台，而且亲自跑去泰安，逼着主要领导签字放人。领导是先生早年的学生，碍着先生的面子，再不舍也只能割爱。

或许因为是最后一届，先生亲自批卷亲自把关，大概是担心关门弟子坏了声名。恰好那年我英文考砸了，上线差了两分。先生拿着我的专业试卷翻过去翻过来，就是不忍扔进落选的那一堆。到头先生把宋师叫过来，让陪着跑去教育厅找厅长，为我争取破格名额。七十多岁的学界泰斗亲自出马，厅长不仅重视而且感动。先生说：这个考生我不认识，更不沾亲带故，只是觉得或许是个人才，你们给个机会，以免遗珠之憾！厅里于是给了加试英语的特殊政策。因此我的所谓复试，其实就是再考一次英语，专业课只是走走过场。这一番折腾，先生自己从未和我提及，两年后宋师告诉我，大意是告诫我机会来之不易，当倍加珍惜！

于是有了我和宋师的第一次见面。电话里，宋师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下了火车坐几路公交，在哪一站下，往前走多少米是校门，他会站在校门什么位置等我，如果人多，如何在人群中辨识他。两天两晚的绿皮火车，一路走走停停，到站晚了一个多小时。我不确定宋师是否还等在约定的地方，便想着怎么再约他见面。从公交车上下来，校门口果然熙熙攘攘。进进出出的人流中，我一眼便看见了宋师在电话里描述的那一头白发，果然是一头如雪山一样洁白的头发，在金色的夕阳里闪耀着静穆的光辉。宋师身高体瘦，站姿坚定挺拔，在流动不断的人流中，像挺立在海面上的一根石笋。

宋师见了我，拉着我的手便往家里走，让我这几天好好准备复试，吃住就在家里。他刻意不说“我家”，免得我有生疏感。我当然觉得不妥，宋师却不由分说将我拉回了家。宋师家只有三间房，一间是客厅兼书房，一间是他们夫妇的卧室，一间则是小女儿早芳的闺房。他们在自己的卧室里给早芳架了一张小床，把她的房间腾给了我。后来我弄明白，宋师是担心我英文加试过不了关，研究生没考上，钱又花去一大把。

师母见饭菜凉了，要端去厨房热一热，我说不用了！我老家夏天是吃冷菜冷饭的，早晨把饭菜做好，用竹箕罩在桌上，中午晚上端碗就吃。宋师笑一笑，说我们老家也是咯样！竟然一口地道的长沙话。我这才知道，他们夫妇都是湖南人。

宋师的老家是浏阳。在浏阳，宋氏是大姓旺族，国共两党里，都出过不少人。宋师的父亲不算显赫，就是个读书人，民国时期在江西做过三年县长。身处末世，时局动荡，吏治废弛，老先生不想同流合污，当然也不被官场见容，干脆辞官回了老家。宋师十五岁考上革命大学，毕业后去当了空军。一九五六年转业，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八年开始发表文学评论，在批评界崭露头角，随即被拔了白旗，成了白专典型。一九六一年大学毕业，戴着这顶白专帽子，他被分配去了泰安一中。宋师与师母，就是在泰山脚下相识相恋的。尽管当时传统婚姻观已被批倒批臭，他们这一对，仍被人视为才子佳人。更何况，他们都是离家远行的湖南人，乡音乡情，也是他们共同抵御政治风寒的一袭裘衣……

后来我自然是被录取了。当时田先生旗下，还有吕家乡、袁忠岳、孔孚等先生，我与师兄周德生，被分到先生和宋师名下。田先生虽年事已高，但仍会给我们上课。那时研究生的专业课，都在导师家里上，我不知道这是当时的风尚，还是山师独有的传统，不管是哪位导师的课，学生还没进门，师母便早已将水果洗净摆好。每回去田先生家，他总是见人先发一个大苹果，然后坐在沙发上娓娓道来，回忆抗战时期文艺家们的创作与生活，偶尔也会谈及自己的杂文。先生授课很少抽象谈理论，但从他对史料的取舍和作品的评价中，你能勾勒出他的学术框架和理论脉络。抗战期间，先生在重庆编书编杂志，出版传播抗战文艺作品。先生所讲述的史料，不少具有亲历性。1947年，先生就出版了《中国抗战文艺史》，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创性地位。但先生的授课，却常常在史书之外提供更多的情景和细节，讲述的风格亦轻松诙谐。在先生身上，我看到了重大以平淡出之、博学以简略出之，一派云淡风轻的大学者风范。

宋师授课，大多是在他那间客厅兼书房的屋子里。说是客厅，三四个人坐进去，便已显得拥挤；说是书房，也无气派堂皇的书柜，一张老旧的书架，被横七竖八插满书，给人一种不堪重负摇摇欲坠的感觉。书桌亦不大，桌面同样堆满了书。先生似乎从未整理过，哪天去都显得杂乱。书柜书桌上书虽多，但似乎经典之作很少，大多是当代作家的签名本，有些刚出版，是送给宋师请求评论的。宋师讲课聚焦的是作家作品，他不愿将作品嵌入文学史的框架中削足适履，也极少引经据典。他喜欢细究文本做纯粹审美的赏析，将学生带入一个自由自主的审美境界。讲到动情处，宋师便声调升高语速加快，眼里泪光闪闪。他那一泻千里妙语连珠的讲述，加上跌宕起伏的情绪，听上去像一场话剧的激情独白。

与别的先生不一样，宋师上课不要求做笔记，亦不开书单，甚至他讲授的作品，你没兴趣也可以不读。课后布置作业，便是从书桌上挑出几本书，每人一本递到手上，各自写一篇评论。完成了算良好，发表了算优秀。宋师就是用这种方式，将我们带入文学现场，抵近创作前沿。他曾经教导我：只有写作，才能让你知道该读什么书，该怎么读书，此外别无法门。入校前，我已在大学工作四年，发过几篇文学评论，因而我交上去的文章，宋师大体不会动，除非有明显的错字病句。他说一篇文章的裁判者是编辑，用与不用，改与不改，他们说了算。一个好编辑，才是教你怎么写文章的好老师。宋师将文章推荐给合适的报刊，总会郑重地写上一封推荐信。写信所花的工夫，远比修改文章多。

我的好些文章，是经宋师推荐出去的。他真正的目的，不是把文章发出来，而是将我推向文学现场，让我始终有在场感。宋师的这套方法，也曾被人质疑，甚至招致非议，他的回应斩钉截铁：一个学当代文学的研究生，最好的课堂就是创作一线！山东师大是一个讲究热学问冷做的地方，鼓励学生板凳一坐十年冷，因而宋师的理念，在那里算是异类，后来他评职称，亦有人拿此当说辞。我们一伙研究生为之不平，宋师却淡然一笑：天下之大，各行其道而已。

宋师认为：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学生阅读和写作的自主能力，养成其人格与学术精神的独立性。他强调自由与独立不仅是一种意志，而且是一种能力。他觉得一位导师最应该谨慎和避免的事，就是以学术之名妨碍甚至剥夺学生的读写自由。宋师嘱咐我珍惜三年的研究生时光，话说得掏心掏肺：人这一辈子，只有研究生这几年可以真正自由读书写作，因为你们已经具有了判断和选择能力，同时又可以不为升官发财的现实利益所捆绑。人生虽然漫长，但不被现实羁绊的时间却十分短暂。等到你们进入社会，即使还能追求自由，代价也会昂贵得多，甚至可能支付不起！一个导师如果用书目、选题和学术传统捆绑学生，其实就是不自觉地充当了自由的敌人！宋师的话，即使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也振聋发聩。我很庆幸遇到了这样一位视培养自由精神与能力为第一职责的导师，他不仅给了我三年自由阅读写作的时光，更教会我一生究竟该追求什么，该如何生活。

宋师对人对事，偶尔也会有具体的不满和愤怒，但只要一上升到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他立马就会妥协甚至释然，让人觉得有些没原则。工作管理是这样，家庭生活也是这样。他的小女儿早芳高考那年，一位研究生找她谈恋爱，弄得她根本无法复习备考，成绩雪崩似的往下掉。我和周德生很气愤，准备找这位师弟聊一聊，结果被宋师制止了。他觉得高考虽是大事，但两个孩子的恋爱是更大的事，尤其早芳是初恋，家长不应该干涉其自由。果然早芳高考失利，后来弄到外地补习一年，才考上了北外。后来我问宋师，这事他后悔不后悔？他依旧认为高考可以再考，可初恋是她人生的第一次自由选择，如果被扼杀了，一辈子补不回来。我又问早芳，她说那场初恋对她唯一的意义，就是让她明白：自由是有代价的，唯其有代价，才会更珍贵。不是恋爱珍贵，而是自由珍贵！

回首研究生三年，宋师从未让我参与其课题，哪怕是帮他查查资料，从未要求我读哪本书或听谁的课，也从未在我的哪篇文章上署过名，尽管这篇文章可能从选题到推荐发表都是他在做。有一回，我评山东一位作家的长篇小说，作家希望宋师署个名，我便把宋师的名字写了上去，结果被他划去了。最后他又禁不住作家的软磨硬泡，干脆自己另写了一篇文章，发在了另一份刊物上。

宋师狭小杂乱的书房里，只有两幅墨迹，尺幅很小不起眼，内容却令人过目不忘。一幅是诗人孔孚先生书赠宋师的：“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句子是李白的，心境却是中年宋师自己的。另一幅是宋师的手迹，所书的四句话，不知道算是他的座右铭，还是一种内心的向往。起初我以为是明清哪位名士的金句，但总没查到出处，前几天在百度搜索，也未显示有谁说过，可见就是宋师自己的内心抒写：会末路英雄，交迟暮美人，读违禁书籍，作犯上文章。这幅拓落率性的才子画像，与生活中恭谨谦逊、诚恳善意的宋师相去甚远，或可判若两人。宋师作文说话虽才华横溢，但为人处世却低调随和，从无古怪乖张行状，真正临事，亦取息事宁人姿态，绝无争于气力的豪狠霸蛮。但他的内心执拗狂野，并不屈就于势苟同于人。宋师与所处环境，无小磕绊，有大疏离，从未如鱼得水。他甚至认定，若不对时代保持足够警惕，不是将自己沦落为权势的牺牲品，就是使别人沦为权势的牺牲品。我觉得宋师对自由信念的坚守，虽然与其早年的经历有关，但根本上，还是一种天性，譬如鱼要破网，鸟要出笼，生命不可被束缚。在一篇名为“返抵本源”的文章中，他曾写道：只是我想自由！简洁朴素的六个字，泣血如咽，却又气壮如吼，我一直视为其人生宣言！在这一意义上读那四句话，便可见出宋师内心的悲苦、无奈与执拗：行不能至，心向往之。

说到底，宋师属于那种君子气与书生气兼具的人，君子气使他待人温文尔雅，遇事与人为善。他背负着太多观念，并始终秉持着这些观念做人行事，一生几乎活在所信奉的那些观念里；书生气又使他无法忽视现实的招引、内心的欲念，无法真正按捺住蓬勃甚至狂野的生命力。他们这代人真正的苦难，是要把那些冰冷的观念活成有血有肉的人生。

除了精神品格的高标傲世，宋师身上还有三样标志性的东西让人一睹难忘：一头如雪白发，一手锦绣文章，一口舌灿莲花的演说。那时邀请宋师演讲的学校和单位多，几乎隔天不隔周。宋师出去演讲，喜欢带上我。通常他只做前面的主旨演说，互动答问交给我。起初我颇得意，以为是自己口才拿得上台面，后来我慢慢体会到，宋师是用这种方式给我开小灶补课。我曾算过一笔账，陪宋师演讲的次数，几乎和听他的课一样多，且内容并不重复。另外，宋师觉得人生在世，与世界沟通的方式无非说与写，但说比写重要。宋师似乎想让我体会到，古人说“当今之时争于气力”，但我们所处的时代，则多争于言辞。日后我能不分场合无稿演说，实在得之于宋师当年的启悟与培养。

宋师的这份“偏心”，别人以为是因同乡情分，或者因为我的那点才气，其实他仅仅出于对田先生声誉的维护。因为田先生请求特招我时，说过“或许是个人才”，他要用三年的悉心培养，兑现田先生的判断。大概当时听过这句话的人都忘了，只有宋师谨记在心，始终当作了自己的一种使命。我毕业时，宋师执手相送，临别的赠言竟是：别辜负了自己，也别辜负了田先生！

对于我毕业后是否回湘西，宋师很矛盾。当时学校有教授想留我，作协那边张炜也希望我过去，最后宋师一咬牙，让我还是回湘西。理由很简单：既然考研时答应了吉首大学毕业后回校，就不要为了这点小事违背承诺。毕业分配去哪里，对研究生来说，无疑是重大得不能更重大的人生选择，而在宋师眼中，与兑现承诺相比这只是一桩小事。这是宋师在校给我上的最后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人生百年，真正安身立命的大事，是一言既出，千金不易。

1994年离休后，除了返聘教学、撰写足球评论，宋师还参加各种各样的策划会、评审会，俨然一位炙手可热的文化专家。但凡这种场合，别人讲几句不咸不淡的话，拿个不大不小的红包，主客各得其所。宋师要么不去，去了就必须讲自己的意见，每每弄得主办方收不了场。有一回济南的一处重要商业区做文化包装，别的专家建议仿建这个古迹，雕塑那个古人，宋师却建议造一座巩俐的雕像，会场一片讪笑。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提议在孔孟故乡为一个他人眼中的戏子造像，简直有辱斯文！宋师却上演了一出舌战群儒的大戏：一个现代商业区，站个古装老头子，审美上不违和吗？一个城市除了居住生活功能，首先应该是美！巩俐不美吗？不美大家怎么会去电影院看她？电影院里可以看，塑在大街上怎么就大逆不道了呢？宋师振振有词，丝毫不掩饰他对巩俐美丽的欣赏与追慕。后来他干脆就此写了一篇文章，发在报上呼吁市民讨论。

济南在高校区建了一道文化墙，上面刻了辛弃疾、李清照等济南名人诗词，还刻了《二十四孝图》。宋师站在街头，逐一指出文字标点的错误，并严词指出选刻《二十四孝图》的荒唐，说鲁迅先生几十年前就讽刺批判过，如今竟刻在墙上，想教育谁？自己做得到吗？这番街头火辣的批判，引发市民和媒体广泛关注，逼得城建部门做出修改。宋师这个专家，确乎永远不合时宜，他甚至理直气壮地认定，人家请他去，就是想听些不中听的话的，否则他觉得有辱使命。所谓赤子，宋师当之无愧。

七八年前，宋师说想趁身体还硬朗，回老家转转，算是辞路。我知道宋师健康状况良好，日后一定还有机会回湖南。但这次他们能回来，我自然喜出望外。在电话里，我们细致地规划行程，并敲定下午我去高铁站接站。那天早上，我突然接到通知到省里开会，一进门就收了手机。过去也有开会收手机的，通常只半天，但那次却在会议室关了整整一天。无论给工作人员怎么说，始终不准与外界联系。待我开完会再与宋师联系，他们已自己找了一家旅馆住下。虽然宋师一句责问和埋怨都没有，但我可以想象，当我没如约出现在接站口时，两位老人的失望和无措、疑惑和担忧。那漫长的两三个小时，应该是他们生命中最难熬的一段时光。我怀着无以言表的愧疚赶到城南那家小旅馆，想给他们换家宾馆，再到原订的酒楼为其接风，结果都被拒绝了。宋师提议到街边的一家面馆，每人吃了一碗肉丝面。我陪他们在房间坐了许久，两人谁也不提今天的事，这反倒让我愧疚更深。

我起身告辞，宋师执意送下楼，我觉得他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交代，便没再推辞。到了旅馆门口，宋师拉起我的手，神情庄重地对我说：“曙光啊，人不论到什么年纪，红颜知己总是要有的！”一时我不知怎么回答，宋师也没等我回答，说完便像了却了一桩心愿，转身走进了旅馆。我久久地站在门边，望着那头愈走愈远的白发，直至完全消失。我不知道这是宋师八十年人生的经验，还是他八十年人生的遗憾？或者他所说的红颜知己，只是一种象征、隐喻，其中还有更深远的内涵与寄寓？我只是觉得这话很重、很烫，在他心里一定焐了很久很久……

年过花甲，平生所遇幸事不少，但能得宋师为吾师，实乃天宠之幸。

【作者简介：龚曙光，湖南澧县人，作家，文学评论家，出版家。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天涯》等期刊发表文学作品逾100 万字。著有散文集《日子疯长》《满世界》等。曾获韬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个人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