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对法国进行访问时发表书面讲话，讲话指出，我很高兴对法国进行第三次国事访问，同法国人民一道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国和法国长期以来相互欣赏、相互吸引。60年前，中法两国突破冷战藩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60年来，中法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前列。中法关系发展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也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和正能量。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值此，我们特推出朱晓军的长篇报告文学《巴黎有片榕树林——温州人在法国》（节选）以飨读者。

——编者

朱晓军，浙江理工大学非虚构创意写作中心荣誉主任、教授、一级作家。在《北京文学》《当代》《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作品近400万字，出版有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快递中国》（合著）等长篇非虚构作品20余部。先后荣获中国短篇报告文学奖、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等奖项。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快递中国》等作品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部分作品被翻译为英、日、俄、阿等文字出版。发表于本刊的作品《天使在作战》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快递中国》荣获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导读

1964年1月27日，中法分别发表公告：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这一消息被西方媒体称为“外交核爆炸”。2024年，中法建交步入甲子之年，值此之际，本刊刊发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朱晓军创作的《巴黎有片榕树林——温州人在法国》献礼中法友谊。2023年3月，朱晓军赴浙江著名侨乡丽岙进行田野调查，先后采访旅法旅意侨领近百人，包括本篇作品的主人公法国华侨华人会名誉会长林加者、法华工商联合会名誉会长张达义，他们生在法国，长在中国，身上流淌着中国人与法国人的血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再赴法国。本篇揭示了他们作为温州人的梦想、拼搏与家国情怀。他们的故事是中法友谊的象征。

巴黎有片榕树林（下）

——温州人在法国

朱晓军

2023年，温州的深秋，一片片红枫像燃烧的激情。

10月14日下午，近千名西装革履的先生、衣着靓丽的女士云集在瓯海奥体中心。

有人说，有太阳升起来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来自不同太阳升起地方的温州人“走归眙眙①”，回到家乡，谛听乡音，体味乡情。

会场内巨大橘红色背景墙，左边是镂空的“2023世界温州人大会”中文与英文，中间是顶天立地的“温”字。

“世界温州人是温州的宝贵资源，目前共有245万温州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在全国各地经商创业的温州人达175万，还有近70万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130余个国家和地区。”一袭青衣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侨联副主席吴晶在致辞中说道。

“世界温州人传承激扬‘四千精神’，凭借温州人特有的胆识、基因、精神和情怀，演绎了创业创新的传奇，把温州带向了世界，也把世界联到了温州。”温州市长张振丰真诚地说。

“过去因为温州人走出去，走进世界各个角落，我们认为世界是温州的；下个时期，我们希望温州人的回归、温州的建设，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因温州而来，变温州为世界的。”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说。

“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就倒逼你要去闯，所以我们温州人闯出一条血路来。”王达武②说。

“我在法国30多年，温州的环境比巴黎还好。”法国华侨华人会副主席、丽岙侨联主席王云弟说。

“海外温州人对外是温州的名片，对内是沟通海外的桥梁，很希望能作出独特的贡献。” 意大利普拉托温州商会会长黄品喨说。

发自内心的话语犹如一波波海浪荡漾在游子心头，引发共鸣，不觉间热泪盈眶。

对于世界，温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对于中国，温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民营经济先发地；对海外的70万温州人来说，温州是故乡，是他们的根。一位温州人说：“根是生命之本、信仰之源，是家国，是乡愁。有根就有力量，有梦就有远方。”

近70万海外温州人绝大多数是在改革开放后出去的。出国前，他们是“光脚③”的，是草根，或在家务农，或外出务工经商。他们跟出国潮下考托福公派和自费出国留学生形成鲜明对比，学历近乎零，据温州白门乡统计，1979－1988年12月出国人员中，文盲占比11.19%，小学占比38.99%，初中占比41.16%，高中占比8.3%，大学占比0.36%④；十之八九负有债务。社会学家将他们定义为“非精英移民”。

在海外，他们在地下室、出租屋或工厂缝制皮包、腰带或服装，一天干十五六个小时，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次阳光。他们走在街头提心吊胆，唯恐遇到麻烦。

进入21世纪，流布海外的“非精英移民”却像天空繁星，璀璨耀眼，他们有的成为著名侨领、住在国政要的座上宾，出入于总统府；有的当选为议员、巴黎的副区长；有的成为全国人大海外代表、全国政协海外委员，参加“两会”和中国重大庆典……

从温州到法国的巴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直线距离近万公里，到意大利的罗马1.4万公里，从“非精英移民”到移民的精英，从草根到侨领更为遥远，其间不知有多少不可想象的沟壑和难以攀缘的山峦。究竟是什么让这群“非精英”把一把烂牌打到极致，蕴含着哪些震撼人心的故事、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这些侨领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同一个地方——丽岙。

丽岙地处温州南部，30年前还是个小镇，隶属于瑞安。21世纪钟声敲响后，这片生机勃勃的桑叶⑤出现在瓯海区东南角。丽岙是浙江著名侨乡，户籍人口仅3.8万，在海外的华侨华人3.3万， 1.8万人在法国，1.3万人在意大利，余下的人像蒲公英飘零在五大洲四大洋的25个国家和地区。

丽岙也是中国人均存款最高的地方之一，区区3.8万人，存款额高达数百亿元！

2023年，春风又绿江南岸时，我走进洋溢着欧洲情调，咖吧、银行、国际快递像山花开遍街道的丽岙……

第一章

到法兰西去，到最有钱赚的地方去

一

40年前，丽岙还籍籍无名，3.3万华侨华人或在种田，或没出生。不过，丽岙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两位数还是有的。丽岙拥有近百年的侨史。据史料记载，1927年，九位丽岙农民乘坐小船离开家乡，经温州到上海，随后漂洋过海到欧洲，九人中的七人去了法国，两人去了荷兰。也许这些人像马可·波罗似的发现一片新天地，他们赚到了钱，感到在海外讨生活比丽岙好得多。

温州人是不会闷头自己发财的，他们像家乡的榕树，气根相连，枝干相托，枝叶扩展，独木成林，能撑起一片绿阴。一棵榕树可多达四千多气根，可将种子播撒在周围，形成一片榕树林。他们赚到钱后，会像找到蜜源的蜜蜂，第一时间把信息传递给亲朋好友，约他们过来一起发财，抱团发展。

于是，一拨拨丽岙人沿着先行者足迹抵达法国。到1937年，已有281位丽岙人到了法兰西。也许在荷兰赚钱不如法国，也许去荷兰的人缺乏号召力，至1937年，荷兰的丽岙人仅能凑够一个班——10人，在意大利的已达11人。这302个丽岙人，同一性别——男性。

1929年至1937年，被社会学者称为丽岙的第一次出国潮。

1978年至2008年，被称为丽岙的第二次出国潮。如果说第一次出国潮是涓涓细流，第二次出国潮则是汹涌澎湃。

1986年冬天，天刚蒙蒙亮，吴时敏就从床上爬起来，套上像从冰冷洪殿河水捞出来的、皱巴巴的高领衫，扯过一件上衣穿上，到院子把蔬菜装上车，匆匆推出门。

吴时敏是后东村人。后东村是丽岙辖下的一个村。

那年，吴时敏刚成家，他22岁，妻子20岁，还有几分青涩。他们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走到了一起。妻子也是丽岙人，家在隔壁村，他们打小就认识，但却称不上青梅竹马，隔远看着对方长大，订婚前连句话都没搭过。他们早早就订了婚，这是丽岙的习俗。

冬日的阳光很慵懒，吴时敏到了市区它才一点点漫上来。吴时敏有着一张娃娃脸，尖的下颏，像个初中生似的。这时他拎着一杆秤，一秤又一秤地忙碌着，他的菜品种较多，有自家种的，有从别家收购的。菜品多生意才好，生意好才有钱赚。吴时敏年纪不大，做生意却有点儿老到。他十二三岁时就跟着母亲到上海倒卖布票、粮票和香烟票。15岁初中毕业，他回家跟老爸种田、摆摊卖菜，盛夏卖冰棍，偶尔有十块八块好赚。温州普通工人月薪也就二三十块，十块八块够他们花十天八天，吴时敏可以在丽岙中路昂首挺胸走两步了。

十八九岁时，吴时敏跟盟兄弟刘林春、张朝斌等去了广东。他在韶关发现商机——三合板，赚了三四万块。成家后，他就不再远行，顶多去福建做点小生意，一年赚几千块也就知足了。

这一天，吴时敏有点儿性急，顾不上跟买菜的大妈大婶讨价还价，想早点把菜卖掉，好赶往江心屿。盟兄弟陈国华的爸爸回来了，这次不仅像以往那样带回厚厚一沓“作曲家德彪西⑥”“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⑦”和“科学家居里夫妇⑧”，还要把妻子和孩子带去法国。国华要跟家人去法国了，十个兄弟当然要聚聚，拍张纪念照。丽岙没照相馆，有兄弟说江心屿旅游景点有照相的，于是约好大家在那儿见面。

丽岙有结拜十兄弟和十姐妹习俗，男孩女孩十来岁时要结拜兄弟姐妹。结拜后，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相互帮衬，携手并进。有这种习俗的地方大多贫困，或相当贫困过。经济发达地区的孩子不大会有这种愿望，讲究个人奋斗。

吴时敏读小学二年级时，他们结的拜。十兄弟分布于后东、路溪、上胜、梓上、梓河五个自然村，方圆不过千八百米，他们既是邻居也是同学，彼此父母也都认识。最年长的姓杨，读小学三年级，1962年生人。刘林春排行老四，是1964年生人；1965年生人有三四位，吴时敏生于冬月，年纪最小，排行老十。结盟酒自然要在老大的家里摆，喝的啤酒，喝多少已不记得。结拜后，每年八月十五要相聚，轮番摆酒，从老二轮到老十，再周而复始。父母都很随俗，帮忙操办。

十兄弟中，吴时敏跟陈国华甚密，他们同班，还坐同桌。国华性情内向，文质彬彬，不会像其兄弟动不动就跟人吵架，吵不赢手就上去。陈国华跟书本较劲，题做不出来会急哭。吴时敏他们几个不会，翻一翻，想一想，晃一晃脑袋也就把做不上来的题晃掉了，不会再想，接下来该玩玩，该吃吃，什么也不耽误。

小学毕业，他们十兄弟升入同一所中学。初中毕业时，仅有两人升学，其中一人就是陈国华。吴时敏以8分之差落榜，老师为他惋惜，劝他复读。

他说：“老师啊，我不是读书的料，就不读了。”

吴时敏赶到江心屿时，其他兄弟差不多都到了。毕业后，各奔东西，见面机会不多。张朝斌跟父亲学石匠，刘林春在社队企业挣了两年工资，就跟未来岳母去上海倒卖粮票和香烟了。 有做木匠或泥水匠的，也有像吴时敏那样回家种地的。做石匠、木匠和泥水匠那是凭手艺吃饭，一天有五六块钱好赚，也还不错。

这是十兄弟结拜后的第一次合影，都很当回事儿，有几位兄弟还理了发，吹了风，做了发型，刘林春和两位兄弟穿着西服，没系领带，不知是没想系，还是没好意思。有的兄弟穿着时尚猎装，精神抖擞。陈国华和另一位兄弟穿的是军装。军装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流行的服装，80年代进入尾声，在大城市变成打工者的工作服。穿着最邋遢的是吴时敏，上衣缺两个扣子，前襟像被鹈鹕踩过一脚，有一大块污渍从右襟蔓延到左上兜。对镜头的一刹那，吴时敏、刘林春、陈国华微微笑一下，其他人满脸严肃。

相照完了，回到村里，他们坐在树下。那是一棵有三百多年树龄的老榕树，枝繁叶茂。树旁有座小桥，走过小桥右拐不远就是国华的家。想到国华马上就走了，兄弟们都恋恋难舍，有一句没一句、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

“阿华，你到法国后，不要把我们兄弟忘记了。”

叮嘱的话已像车轮不知滚了多少遍，国华也答应了多少遍，好像怎么说都不厌。那表达的不是话的意思，是浓厚的兄弟情义。

兄弟们都羡慕国华，他到法国可以像他老爸似的狠狠赚上几年后，回来时就会腰缠万贯了。到那时丽岙的兄弟跟他没法比了，这就像赛跑，人家跑道好，已接近终点了，你还没跑出多远。

在吴时敏的记忆中，国华的爸爸回来过几次。一次，听说国华的爸爸回来，他们还特意跑去看。见国华的爸爸脚穿皮鞋，身着西服，还系着领带，个子还像出国前那么矮，体魄也没健壮，底气却足了许多。国华家的老房子矮趴趴、黑乎乎的，堂屋摆放的电视机像颗明珠，让其蓬荜生辉。

国华告诉吴时敏他们：“爸爸还带回6000法郎。”

“法郎？什么是法郎？”

国华说，法郎可换外汇券，外汇券可以在友谊商店买原装进口日立、索尼、松下和东芝牌电视机，也可以买上海的凤凰、永久牌自行车，以及中华和凤凰牌香烟。那年代，这些都是极其紧俏的商品，寻常人家有钱也买不到。

“哇，法郎这么值钱？”

想到国华爸爸赚的是法郎，他的形象在吴时敏他们心目中陡然高大起来。

国华的爸爸过去是采购员，那是丽岙最吃香的职业，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国华读初中时，爸爸放弃这一让人眼热的职业，去了法国。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总统后大赦⑨，他拿到居留证，申请家庭团聚移民⑩获得法国政府批准。

从70年代末到1980年，对丽岙来说震动频繁，有震感的消息不断传出：某某出国了，某某某一家人出国了！震波像上涨的河水冲击着几十个自然村的古老河床。有时，一波没过，一波又起，人心像棵树，在这一波波的冲击下活动了、摇晃了，出国欲望与日俱增。

国华这一波不同寻常，震中在九位兄弟心里，三四年都过不去。过去听说谁谁谁出国了，那不过像颗流星从头顶划过，还没来得及感觉就消失了。国华不然，这事儿发生在兄弟之中，想让它过去都不行，下次聚会国华的座位就空在那里。

这意味着啥？不是他们挖空心思想出国，而是出国像幽灵追逐他们。想想也是，有些事儿伸伸手就够着了，有些事踮踮脚够不着，跳起来也许就够着了。出国这种大事一辈子有几次，干吗不跳起来够一下呢？够着是运气，够不着也够过了，不后悔。

九兄弟有了一个梦想，加快步伐出国，跟上国华。

二

改革开放，国门大开，旅居海外十几年、几十年的老华侨陆续回来。

任岩松携法国夫人回来了。他小时家境贫寒，12岁丧父，到磨坊打工，赶牛磨面。任岩松18岁那年娶亲，次年有女。三年之后，娶亲欠的20块银圆还没还上。有人在法兰西发了财，回乡买田置地，过上好日子。1933年，21岁的任岩松借了450块银圆，和同乡坐着小船离开丽岙任宅村，到上海后，乘坐轮船到了法国马赛。

彼时的马赛，正处于全球性经济大衰退的尾声。任岩松他们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又没技能，只得靠提篮小卖为生。任岩松饱尝辛酸地漂泊五年，攒下点儿钱，跟同乡在巴黎12区开一爿小店，卖丝巾、领带、皮包。遇到法国姑娘茜梦南后，他们在巴黎3区开办丝巾批发店和丝巾厂，自产自销。在63岁那年，任岩松进入房地产领域，成为浙江旅法华侨中的富翁。

这是任岩松第三次回国。第一次是1966年，他应国务院侨办邀请，回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第二次是1972年，正值“文革”，任岩松要捐资建设家乡，遭到拒绝，最后只得悄悄为任宅村购置一台拖拉机，为丽岙乡卫生院购置一台X光机。

1981年，任岩松应中国驻法大使邀请参加华侨华人招待会，会上播放了纪录片《南侨陈嘉庚》。陈嘉庚1891年前往新加坡经商。1913年，他捐资筹建了集美小学、集美中学、集美大学和厦门大学。

任岩松看完纪录片，沉思许久后说：“我没有文化，在国外处处碰到困难，过去我们国家贫穷，华侨在国外被洋人看不起。为了家乡，为了下一代，我虽不能和陈嘉庚比，但我要在丽岙办一所中学。”他知道丽岙教育落后，打算捐资42万元建所中学。

1984年，任岩松中学在丽岙芙蓉山麓、楮溪涧畔落成，建筑面积2650平方米，是一所完全中学，有初中，也有高中。接着，任岩松又捐资20万元，作为这所中学的奖学金和教育基金。

任岩松还捐资54万元，在温州大学建了一幢1726平方米的礼堂。

为解决丽岙任宅村、杨宅村、叶宅村和茶堂村的百姓吃水难题，任岩松捐资100多万元建了一座水厂。

这一系列壮举让著名演员、作家黄宗英感动不已，写下“情似瓯江水，心比岩上松”的题词，落款为“瑞安娒黄宗英”。

丽岙河头村的林昌横回来了，他是1957年去的法国。1962年，听说家乡遭灾，他买了8000斤大米送给家乡父老乡亲。改革开放后，林昌横为家乡捐资修路，建米厂、自来水厂、影剧院，为学校建教学楼，为村里建医务室，还在温州投资办企业。

林永迪从法国回来了，在家乡河头村又建一幢很别致的小洋楼。这幢楼堪称豪宅，有五大间，卧室铺着实木地板，卫生间墙面贴着比牙还白的瓷砖，地面铺着马赛克，还有一个抽水马桶，这些刷新丽岙乡下农民的认知。

林永迪的儿子林加者也携妻女回来，这位当年吃不饱、饿得瘦瘦弱弱的“半劳力”，不仅长高十多厘米，还带回18箱礼物和一摞摞的钞票。他把带回来的东西全部分给了乡亲。见家乡瑞安县连个像样的旅馆也没有，他出资87万法郎，联合几位旅法华侨筹建了建筑面积11000余平方米的瑞安县华侨饭店11，还捐资50万法郎在丽岙华侨中学建了一幢建筑面积1430平方米的“林加者教学楼”。

旅法的丽岙人在家乡捐建12所小学，让所有学校搬出了祠堂和寺庙。

任岩松、林昌横、林加者们既让丽岙人感佩，也让他们羡慕。“这些华侨太有钱了！”“他们怎么能赚那么些钱？”华侨的每一笔捐款对丽岙农民来说都是天文数字，不要说这辈子，儿孙几代也赚不到。有人说，法国遍地黄金，随便到马路走两圈，回来脱下鞋磕打磕打就能掉下金粒。

“人家风光，皮肤特别白，而我们是农村的，（皮肤是）太阳晒的。我们买布料和衣服还要布票，他们从外国回来，毛料一人分一匹，起码分你够做一件衣服或者一条裤子的，不很亲近的人也能分到。当时，我们只有羡慕的份。我分到过一条围巾，绿色的、三角形的，像网布一样，带蕾丝的，围在脖子上，一条条蕾丝垂下来，特别洋气。”采访时，一位侨领的妻子说。

“那些有钱的回到村里，哇，这个排场，他们分这个糖，那个时候我们在家里硬邦邦的糖都没得吃，他们分的糖是软的，这么好吃。像我们这种年纪，也不仅仅是我啊，就是整个丽岙的氛围是这样，就是说大家都想着要出国，要改善这个生活条件。” 阿坦12说。

对阿坦影响最大的肯定不是那几块糖，而是任岩松。

1984年，任岩松中学落成，作为学校名誉校长的任岩松专程从法国赶来剪彩，那年他已72岁高龄。阿坦是这所中学首届初中生，目睹了典礼的全过程。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坐在台下，那个时候我们全镇都没有鲜花的，很穷么。挨家挨户从那些刚结婚的新娘花瓶里取来塑料花，我们拿到手里，热烈欢迎任老爷爷。那个时候小轿车瑞安都没几辆的嘛，路上很少见到。任老爷爷从小轿车上下来，包括领导，包括亲朋好友都前呼后拥。我一看啊，我也要去法国赚钱，读书达不到这种待遇。

“任老爷爷字都不认识，普通话也不会讲，就讲了几句丽岙话，叮嘱我们要认真读书，学好知识。后来好像是瑞安教育局局长、还是温州市教育局局长替他致辞。那个时候我们很羡慕他，可能不止我一个人，丽岙很多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见到这一场面，心里头都会埋下这样一颗种子：我也要出国赚钱，想向任老爷爷学习。”

刘若进最敬佩的人也在法国，他不是别人，是自己的伯伯。刘若进是穗丰村人，穗丰村不在丽岙，在仙岩，两镇毗邻，过去丽岙的孩子去仙岩读初中，学校设在仙岩寺。讲究家庭成分时，刘若进的爷爷是富农，富农的后代是富农子弟，富农子弟的后代也是富农子弟。刘若进从小就知道自己家庭出身不好。

解放前，伯伯不仅有钱，有家米厂，还当过保长。土改时，农民盼望“芝麻开花节节高”、日子越过越富裕时，他盼的是活下来，毕竟命只有一条嘛。外边稍有风吹草动，他就躲在家里瑟瑟发抖。米厂公私合营了，他当了厂长，还是胆突突的。运动急风暴雨似的来了一场又一场，在运动高潮时，他们一家人几乎都被抓了进去，站在台上挨斗。

从小，父亲就叮嘱刘若进：“你是富农子弟，只能低头做人。”长大后，他个子挺高，有点儿驼背。他开玩笑说，小时候低头做人太认真了。

“改革开放后，他和孩子去了法国。他的孩子在国外赚很多钱，回家乡投资。他的一生很了不起，想想我就有点儿想流泪。”

法国华侨很有钱。这不仅在丽岙，在仙岩、茶堂，甚至在温州的所有乡下形成了共识。温州人不是那种满足于温饱、小富即安的，他们想做财富海洋的弄潮儿、冲浪人。丽岙的最大商机就是到法国去，到欧洲去，到能赚到大钱的地方去。哪怕不能像任岩松、林昌横那样成为旅法华侨中的富翁，像林永迪那样回来建几幢小洋楼也好，像从小在河头村吃不饱饭、挨继母打骂的林加者那样，从法国带回厚厚一沓钞票、18箱礼物、几捆蚊帐布回来分给乡亲，也荣耀啊。

八九十年代，丽岙人热衷于聊法国、意大利、荷兰，就像城里人在上世纪末聊股票、21世纪初聊贷款、2016年聊房地产似的，如数家珍，头头是道。每天挂在嘴边的是怎么出去，出去找谁，走哪条线路，以及谁谁谁在法国或欧洲有什么关系，谁谁谁要出去了，谁谁谁马上就要出去了，谁谁谁已经出去了，谁谁谁已到了法国或意大利、荷兰，谁谁谁在法国或意大利拿到合法居留，又谁谁谁办了衣工厂或皮件厂，赚了很多钱……

三

陈国华出国后，剩下兄弟九人，谁最先动身呢？自然是张朝斌了，不，肯定是张朝斌，必须是张朝斌。张朝斌家跟任岩松是亲戚，他叔叔1982年在任岩松帮助下去了法国。

张朝斌的奶奶是任岩松的堂妹。你说，他有这么个舅公，去法国还不容易？他父亲兄弟六个，那个叔叔出去不久，又有三个叔叔出去，留下的只有张朝斌的父亲和他的伯伯。

张朝斌果然先八个兄弟一步出去了。

“条条大道通罗马。”每人去罗马的目的、期待和想法不同，选择也有所不同。

路溪村王云弟也在张罗出国，这也许让人感到有点儿不可思议。王云弟是见过世面、赚过大钱的，生活比周围人好得不是一星半点，那是太多了。1984年，王云弟同后来成为一家著名上市公司的老板南下广州，做电器生意，1986年一年就赚了几十万元。王云弟用赚来的钱在村里戳起一幢很气派的小楼，也是十里八村最高的小楼，当时可称为地标。他若在广州继续做下去，没准能像那位上市公司老总进入温州、浙江，乃至中国富豪榜。

王云弟说：“我看见乡贤从国外回来特别威风，衣服的面料哎哟特别好看。他们一回来，那些香烟啊糖啊，以前哪里有糖啊，我们去他家里给我们两粒，哎哟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我说一定要出国，为什么呢？出国后什么都有，那个年代是计划经济，什么都是要票的，粮票啊、自行车票啊、缝纫机票啊，对华侨有优惠政策，什么票都不要啊。我们就是赚得钱再多，也买不到啊。”

想和说、说和做看似挨得很近，有时相距万里，还可能南辕北辙，压根儿不是一回事儿。想的肯定多于说的，说的多于做的，对有些人来说，想想是美好的，很受用的，受用过了也就算了，是不说的；有些人像吹牛似的说过就拉倒了，不会做的。有些事儿不过想想而已，有时想劲还没过，又被什么推动一下，那就不一样了。许多事儿都是这样促成的。

当时计划生育抓得很严，两个夫妻一个孩，多生不仅要罚款，还会有一系列惩罚。温州人重男轻女思想又不是一般的严重，生一个女孩怎么办？

“哎哟，有儿子没孙子也没用啊。”王云弟的老爸说。

这等于户口本传到儿子那儿就传不下去了。王云弟的妻子第一胎偏偏生个女儿。老爸哪里接受得了？还得生啊，砸锅卖铁也得生个儿子。

王云弟的妻子是下呈村人，两村相距三五里，两家父母在传宗接代上达成了共识。

王云弟和妻子十几岁订的婚。他们不认识，他们的父母认识。那时，丽岙乡下很穷，十几岁的男孩订不上婚，会被人笑话。笑话他们父母没本事，没正事儿。父母哪怕死了多少年，老辈人提起来那也还是个笑话。被人笑话一辈子，死了不仅留下一个坟墓，还留下个笑话，那不是窝囊到坟墓里去了吗？

“哎，你的小孩给我儿子当媳妇可以吗？”

“好的，可以啊。”

两家父母一搭话，这婚就订下了。

王云弟有了一个女儿，再生就得偷生，否则还没生就会被计生干部发现，怀孕七八个月也得做流产。正赶上那年王云弟去广州做电器生意，顺理成章地把妻子领走了。妻子在那边生了第二胎，结果还是个女儿。

任务没完成，只有再接再厉，又生了三胎，这次生了个儿子，心满意足了。

王云弟说：“生小孩子一年一个，1984年、1985年、1986年。”

孩子有了，户口怎么办，孩子养在哪儿？老二被罚了款，老三不敢抱回村，寄养在亲戚家里。可寄养在别人家里不放心啊，再说人家那边也在抓计划生育，抓超生啊，抓着也要处罚啊。

在丽岙，为躲避计划生育而出国的绝不在少数，有的国内没超生，到国外生。

戴国荣在国内生一个女儿，到国外生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比王云弟年长4岁。他说，他那时计划生育还没那么严，头胎生女孩还可以生二胎。可是，他二胎三胎都是女儿，要在国内怎么能抱上儿子呢？

上世纪80年代初，戴国荣妻子的兄弟姐妹就出国了，那就像一群雁，有几只飞走了就都跟着飞，妻子的亲友也纷纷出去了。开始时，戴国荣没太在意，那些人都是农民，没有正式工作。戴国荣出生在革命家庭，爷爷1937年入党，父亲1948年入党。爷爷当过乡长，爸爸当过区委副书记、公社书记，妈妈也有工作。戴国荣初中毕业后进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从钳工干到技术员，妻子是国营13单位员工，在那个年代是很让人羡慕的。

听说亲戚到法国后每月挣钱比戴国荣一年还多，有的买了汽车，有的办了工厂。

“钱这么好赚？”戴国荣有点坐不住了。论文化，论学识，论能力，哪点儿比他们差？

“我去的话，肯定会超过他们！”他信心十足地说。

那就去吧，夫妻一拍即合，“我们也出去，赚一大笔钱就回来。”

他们激情澎湃，办了护照，办了签证。

丽岙出国潮中又多了两个积极踊跃分子。

中国银行丽岙办事处主任陈时达和妻子的心也被那一波又一波的出国潮撼动了。

陈时达是姜宅村人。他爷爷和两个表兄跟任岩松是同一年到的法国，是不是同条船走的，不得而知。后来，爷爷的弟弟、妹夫也过去了。爷爷的弟弟又把姻亲带了过去，当时他们有七个亲戚在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姜宅村有10人回国，9人没回来，多数在法国。爷爷用法国赚的钱建房置地，土改时差点儿被划为地主富农，幸亏儿孙多，分分家也就分成了富裕中农。

陈时达想，爷爷在法国待9年，赚那么多的钱，自己去的话也会赚很多钱回来。陈时达的邻居有位老华侨，当年没钱买船票，没跟爷爷一起回国。后来，他回来建了七间房子，给村里买了一台设备，捐了1万块钱，还两次捐资修路，说不上在法国赚了多少钱。

陈时达在丽岙当过乡镇干部，在中国银行丽岙办事处又当了主任，接触丽岙、白门、梓岙的华侨很多。他们从国外回来爱找他聊天，在波涛滚滚的出国潮中，陈时达一家也萌生了出国的念头。

丽岙的“60后”，最早去法国的不是陈国华，而是黄学铭。1980年，读初三的黄学铭辍学去了法国，年仅16岁。陈国华出国时，黄学铭已买了第二辆车——宝马。

第二章

哥们儿姐们儿去法国

一

1980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一位国字脸、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拎着行李，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送到安检口。

黄品松眼圈蓦然红了，或许离情别绪涌上心头，或许满心的牵挂与担忧，儿子还是个孩子，孤身一人去法国闯荡，他这个老爸怎放得下心？

这是16岁的黄学铭第一次坐飞机。一个月来，他的热切期待就像心里有架飞机一遍遍腾空而起。可是，真要离开祖国，离开像山似的父亲，眼泪抑制不住在眼眶打着转。或许害怕了，心像被一根线悬起来，悠悠荡荡，越来越高。他持有的是P国旅游签证，到巴黎万一出不了机场，怎么办？要不要去P国，到P国去找谁？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人家说什么听不懂，自己说什么人家也不明白，怎么办？

儿子低头不语，不敢看父亲，或许怕让父亲看到他的泪水；父亲急急忙忙地说着那些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话，像考试前老师的叮嘱。

一两个月前，得知自己能去法国，黄学铭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他是白门中学初三的学生。同学们听说黄学铭要去法国，无不羡慕得要死。上世纪80年代初，丽岙乡下孩子的前途十分渺茫，高考是根独木桥的话，他们面对的就是像钢丝、通过概率极低的那根。考大学的希望就像没拧紧的自来水龙头，不知隔多久才落下一滴。你对它不抱希望，又没有别的指望；你对它抱有希望，天晓得水滴什么时候落下，会不会落到你的头上。

相比之下，侨乡人还是幸运的，海外的亲戚发出邀请，办理了探亲签证就可以出去。不过，“朋友有远近”，有的能得到邀请，有的得不到邀请；国情有不同，有的国家好签，有的国家难签，有的国家就不给你签。

80年代，不是拼爹年代。不过，“眼界决定境界，格局决定结局”。老子的眼界、境界和格局往往决定儿女的命运。黄品松是中国银行瑞安支行行长，这是黄学铭的同学不好攀比的，他们的父亲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蹲在街头摆摊卖菜，也可能卖点儿小商品什么的。

黄品松可不是一般的行长，在瑞安、温州侨界是很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黄品松是丽岙叶宅村人，姑夫是浙江侨界知名人士——杨岩生。杨岩生旅法22年，1958年回国，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侨联主席、丽岙镇首届侨联主席。黄品松是温州华侨中学首届学生，他的同学、校友有的是华侨，有的是华侨子弟，有从法国、意大利、荷兰回来的，还有德国回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同学没少把父母或其他亲人从海外寄的饼干、糖果和面条带给黄品松吃。

黄品松读过高中，读的还是名校，当年不出意外，他考上重点大学应该没什么悬念。他就读的温州市第四中学创办于1925年，是省一级重点高中，著名版画家林夫、全国新闻泰斗赵超构、中科院院士张超然、中国原子弹之父南延宗，还有作家叶永烈等都是这所学校毕业的。

黄品松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还是团支部委员和班主席，也就是班长。他是有远大抱负和追求的。可是，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到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黄品松升入高中那年遭遇“三年自然灾害”，读到高二下学期时，国家号召家在农村的学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大学梦瞬间破灭，他回到家乡丽岙叶宅当了农民。

听说叶宅村有位温州四中的高才生回村了，丽岙公社、税务局和中小学纷纷找上门来，争着要黄品松。他都谢绝了。他有一个姐姐和四个妹妹，作为父母唯一的儿子，要让全家人不挨饿。他开垦了一片又一片山地，种了一片又一片地瓜，让一家人填饱了肚子。后来，在丽岙信用社主任四顾茅庐和父亲的劝说下，黄品松才走出那片地瓜地。

1965年，黄品松在丽岙信用社工作。丽岙是侨乡，五六十年代已有几批老华侨叶落归根，他们的退休金都是外汇。中国外汇匮乏，一个小小乡镇信用社居然有外汇存储，这可不得了了，震惊浙江金融系统。省金融系统工作大会上，黄品松介绍完经验后，一位领导上台抱着他的肩膀，号召全省金融系统到丽岙信用社参观取经。

后来，黄品松被调到中国人民银行瑞安支行任侨汇储蓄科科长。侨汇储蓄科的储户是华侨或侨眷，黄品松亲自给储户送汇款通知书，送汇款，送华侨券，挨家挨户地跑。瑞安县西北部有两个山区，一是湖岭，与青田、文成两县接壤，极为偏僻，越是穷乡僻壤侨眷越多；二是枫岭，贫穷落后，居住分散。枫岭在1932年就有山民到意大利、法国、荷兰、日本讨生活。山区不通公路，黄品松就步行，到湖岭得走4个小时，到枫岭得走5个小时。山道弯弯，坎坷崎岖，黄品松却坚持把汇款、华侨券送到华侨和侨眷手里。两个山区的华侨和侨眷渐渐都认识了黄品松，有的还跟他成了朋友。再后来，黄品松觉得人手不够，靠自己跑不过来，就在全县各乡镇以及下边的村子聘请侨汇联络员。他每年召开两次全县侨汇联络员会议，请他们吃顿饭，联络联络感情，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这办法很管用，尤其在80年代。

瑞安陶山有位旅日老华侨患了肝癌，带着在日本生的女儿回到瑞安。他在日本赚很多钱，想给他的三儿一女每人建一幢三层楼房。回来后，他的病情恶化，住进温州第一人民医院。温州的几家银行听说老华侨随身带很多日元，纷纷过去做工作，劝他在他们的银行兑换。

黄品松也去医院看望老华侨，对他说：“你把外汇带回来对国家有贡献，对温州有贡献，对我们瑞安也有贡献。你是瑞安人，如果你的外币在瑞安银行汇兑了，外汇留成就给了瑞安，我们可以用来建设瑞安。”

在黄品松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老华侨在瑞安中国人民银行汇兑10万多元人民币。他的三儿一女数了一上午侨汇券，哎呀，高兴得不得了。那是1978年，10万元钱是一笔大钱，相当于现在千万元。

黄品松擢升中国人民银行瑞安支行行长时才40岁，是系统中年轻的行长。

一个月前，黄品松领着儿子黄学铭去了北京。这时黄学铭才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遥远，什么叫千里迢迢。80年代，浙江的交通落后，他们父子在温州上了长途汽车，破旧的客车像老牛拉磨似的在盘山道上颠簸着，绕来绕去，没完没了。旅客睡了一觉又一觉，醒来喊一嗓子：“师傅，快了吧？”

“早呢。”

终于到了金华，换乘绿皮火车去杭州，杭州到北京还是绿皮火车，“咣当咣当”一会儿一站，一站一停，人都坐晕了，北京还没到。离巴黎还有多远？初中学过地理，算起来不难，十分之一多点儿。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这是那一代孩子打小就唱的歌，从幼儿园唱到小学，接着又唱到中学。“北京，我来了！”北京跟丽岙是两个世界，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黄学铭开心极了，东玩玩，西玩玩，北京可太好了，满眼新奇，看到的大都是从小没见过的。

黄品松从北京又跑回杭州，先前为儿子申请的旅游目的地是法国，到了北京才知道签法国旅游签证几乎就没有可能。他又回到杭州改为P国。

父亲帮黄学铭办好P国旅游签证，儿子发现了父亲人脉和能量，感到父亲很了不起。

“你到法国要乖乖地读书，无论怎样都要学好法语。”父亲最后跟儿子说。

这句话，黄学铭铭记在心，一辈子都没忘。他意识到自己要独立了，心里五味杂陈，不知是对父亲的不舍，还是对旅途的不安，抑或是对那个陌生国度的忧惧？

二

黄学铭要去法国，父亲黄品松为什么要给他办P国的签证？

采访时，黄品松讲述了来龙去脉。我又查阅大量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审批归侨、侨眷的出国控制比较严格，因此出国人数不是很多。从1949年至1978年近30年间，全国范围内共批准公民因私出国21万人次，平均每年0.7万人次14”。据《温州华侨史》记载：“1950－1978年，经批准，以合法途径出国的人员中，文成县有462人，瑞安市丽岙镇有209人，永嘉县七都乡有928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出台了一系列侨务政策，放宽了对公民的出入境限制。1978年，国务院批准执行《关于放宽和改进归侨、侨眷出境审批的意见》，规定凡申请理由正当，前往国家允许入境均可予以批准15。

办下护照，没有签证，还是出不去。

有人发现去法国旅游签证很难签，欧洲其他国家或非洲等国家相对容易，可以办第三国的旅游签证，订购从北京到巴黎、巴黎到第三国的机票。中国飞往巴黎的航班每周一班，到巴黎后，如有两三天候机时间，就可以出巴黎机场了。

丽岙下呈村一位郑姓农民和青田一位慕姓农民，从北京飞到巴黎后，没有飞往旅游目的地，顺利走出巴黎夏尔·戴高乐机场。他们的叔叔、姑姑、舅舅或堂兄堂弟旅法多年，帮他们找份在餐馆刷盘子、在衣工厂缝衣服，或在皮件厂缝制皮包的活儿不难。

郑姓农民成功后，把这一线路告诉亲朋好友，亲朋好友的亲朋好友。北京国际机场飞往巴黎的登机口出现一拨拨说着温州话的农民，有的小学没毕业，有的不识字，不要说法语、意大利语、荷兰语，连中国普通话也不会说。他们像大海中的鲱鱼一拨又一拨地游弋进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

我想，黄品松在侨界的朋友多如牛毛，哪怕有人打个喷嚏，他也会很快知道。有人持其他国家的旅游签证去了法国，他怎么能不知道？何况还有一名丽岙人。黄品松聪明过人，有远见卓识，也很务实，肯定会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机会犹如门缝，不可能永远开着，说不上哪阵风吹来就关上。

黄品松让初中没毕业的儿子辍学出国，不想让儿子圆自己的大学梦吗？

1977年恢复高考，黄品松已离开四中16年，成为中国人民银行侨汇储蓄科科长、邱松妹的丈夫、四个孩子的父亲，中学时代的大学梦像一片云飘远了，回不来了。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让孩子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这也是千千万万家在农村的父亲的梦想。

“我家里呢还很困难，有11口人，我父亲退休金才35块，我那时候当行长也才有58块钱。家里的生活呢还是很困难，就这样呢，我就下决心叫儿子出国。这是我的唯一遗憾啊，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减轻我的负担，我没有给我的儿子女儿读很多书， 14岁、15岁、16岁就让他们去做工，让他们在法国做那些脏活、累活、苦活。我到现在呢都很内疚啊。后来，我对我的儿子说，要给孩子读书。我的孙子孙女都读了大学，有的还硕士毕业啊。”采访时，黄品松说。

黄品松不能走，倒不是舍不得行长的职位，而是他走了，有许多事儿就没法运作。那么，让谁出去呢？他有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黄学铭是唯一的选择。

“我是在丽岙读的书，刚读书时还是‘文革’，受‘我们是中国人，为啥学英文’的影响，总跟老师对着干。在五年级之前，我的成绩还不错。那时升初中是不用考的，读初二时要考了，我的学习成绩是好的，非常骄傲，可是丽岙中学考高中，一个都没考上瑞安中学，只有读塘下高中（塘下中学教学质量不好），我看不上，我爸爸就把我转到了白门中学。白门中学的学生成绩都非常好，我跟不上。我爸爸在读书上对我要求很严格，当时那种参考书，我们老师买不到，我爸爸听说了，就从杭州买过来叫我学。我却没有看，给了老师。现在想起来后悔极了，小时没听我爸爸的话，没有好好读书。”采访时，黄学铭说。

看来不是黄品松不给黄学铭读书，即便让儿子读下去也没有希望考上重点高中——瑞安中学。考不上瑞安中学，就没希望考大学了。我想，他肯定失望过、痛苦过、无奈过，最后想，与其让黄学铭读下去还不如出国闯一闯，也许闯出一片新天地。

飞机在巴黎夏尔·戴高乐机场平稳降落。黄学铭下了飞机，随人流往外走，还没出机场就见到前来接机的舅公，那颗悬空十来个小时的心终于回落了、归位了。舅公是他母亲的舅舅，旅法许多年了，在巴黎机场可以像外交官似的自由往来。黄学铭跟着舅公若无其事地出了机场。

持旅游签证出去的丽岙人很多，数不胜数。张朝斌是持荷兰的旅游签证出去的，在法国也有一个舅公——任岩松。他飞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在法国的叔叔赶过去，把他接到巴黎。几天后，另一位亲戚也跑了一趟阿姆斯特丹，把张朝斌的妻子接到巴黎。

戴国荣夫妇跟张朝斌一样持的是第三国的旅游签证去的法国。这么叙述有点儿不妥，戴国荣早张朝斌三年，应该说张朝斌夫妇跟戴国荣一样。1985年，戴国荣的连襟16通过比利时的亲戚帮他办理了旅游签证。7月，戴国荣和几位丽岙人，从杭州飞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戴国荣先在这个“沼泽上的住所17”旅游两天，那里有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眼里的世界上最美的广场——布鲁塞尔大广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里写下《共产党宣言》；那里还有众所周知的“撒尿小男孩”——小于廉的雕像。

连襟开车跨越塞纳河，穿越一片片可以望到天际线的田野，把戴国荣接到巴黎。10月，连襟又开车到阿姆斯特丹接回戴国荣的妻子和女儿。

王云弟和妻子比张朝斌早一年到的法国。在这些人中，王云弟最有经济实力，不用借贷就能掏出20万块。钱多可选的线路就多，遭的罪就少，他们径直飞到了巴黎。

在我采访的那拨人中，陈时达是最晚出去的。

“我太太没有文化，不认识字，（在法国）发展得也不好，一个人在外面辛苦，亲戚就叫我出去。”陈时达说。

丽岙的第二次出国潮与第一次最大的不同是，女人的出国热情远远高于男人。她们很洒脱，不仅想得到，说得到，还做得到。许多家庭都是妻子先出去的，也可以说是妻子把家带出去。陈时达的妻子1990年去的法国。

陈时达出国前，他们夫妻算过一笔经济账。温州人很有经济头脑，最擅长算账，不论多么复杂的问题，算算账就一清二楚了。妻子说，她在法国缝衣服每月赚4000法郎，一年的收入是48000法郎。陈时达当主任，年收入还没有妻子半个月赚得多。

账算清了，她腰板硬了，掌握了话语权，说一句祈使句：“你要出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男人，赚的还不到老婆的4.8%，难免英雄气短。陈时达要出国，不但要挣钱，也要争回大丈夫的面子。

与众不同的是陈时达临行摆了七桌酒席，跟朋友、跟丽岙告别。这是极为少见的，绝大多数人是“悄悄地我走了”，除亲友之外谁都不告诉。陈时达不同，他人生的前40年都是体面的，初中毕业后当过生产队长、乡委副书记，走也要体面。明知“黄鹤一去不复返”，不可能再回来任职了，他还按组织程序跟行里请半年假，理由是去法国探亲，看望妻子。行长说，你是党员，你的党籍怎么办？陈时达又跑到瑞安市委组织部办理了出国保留党籍的手续。

“我是1993年1月份出去的。我朋友的太太姓陈，和我同姓，他就把我当作他的舅子，办的是去荷兰的旅游签证。我从北京坐飞机直接到德国。那个时候没有直接到荷兰的航班，到德国转机到荷兰，在荷兰再坐火车到的巴黎。”采访时，陈时达说。

后来，旅游签证那条路行不通了。

……

（节选，全文见《北京文学》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