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撤离武汉

现如今，日本人的飞机也越来越鬼了，为了躲开那似乎长了眼睛似的高射炮弹，日本人专拣晚上来轰炸。于是夜里刺耳的警报声加上空中划来扫去的探照灯柱，便给武汉的夜晚平添了不少战争的恐怖。

但也有那不怕炸弹，好看个热闹人们，抽不冷子便溜出防空洞，仰目长空去观那天上的打仗，赶巧儿，看见探照灯的光柱猛然间照往了一架飞机，立时便有几十发炮弹奔了过去，出不了三秒钟，飞机曳着黑烟，歪歪斜斜栽了下去，观战的百姓便会欢呼雀跃，兴奋地大叫：打死小日本！打死小日本！

自从马当要塞失守，政府便高喊了“誓死保卫大武汉！美国人、苏联人，也前来助战。在对外记者招待会上，精瘦的委员长慷慨激昂：”……抱勇往直前之精神，共赴国难，中国绝不能为日本所战败。“委员长话虽说得硬气，可私下里仍免不了和日本人勾勾搭搭。老蒋这种忽软忽硬，脚踏两船，躲躲闪闪地抗战姿态使国军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

然而却也有驾了飞机去和日本飞机撞头的勇士，有至死不做俘虏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壮士，更有广大人民群众风起云涌地奋起抗战。他们大呼：“凡我乡亲，各备武器，保卫桑梓。”

为保卫大武汉，聚在“文协”旗下的文人们在干什么呢？

千户街观音堂少说挨了两次炸，冯玉祥将军担心住在那里的文化人造难，便派人将他们分送到较安全些的地方，老舍也离开了千户街的冯公馆。

老舍这天是去孔罗荪家参加“文协”举办的一个晚会，尽管现在飞机常来轰炸，不时有炸弹在附近爆炸，令路人提心吊胆，然而老舍此时的心思却在起草着今晚的发言稿。

“文协”成立的这几个月，各种活动举办了不少，各种会也开得不少，什么座谈会，园会、茶话会，联欢会，而今天的晚会由于有了冯乃超“贡献”

的一听牛奶炼乳，锡金的咖啡，再加上何容掏出来的香烟，便显得格外热闹。

只是因为实行灯火管制，门窗都闭得紧紧的，二三十人挤在一起喝着咖啡，便感到十分热，不少人一边大口喝着咖啡，一边大把地甩着汗。忽然警报响起来，于是大家便赶紧熄了灯，立刻就有人吵吵，“开窗，开窗，可要解放一会儿了。”

真是一呼百应，门，窗马上推开了，屋里也立刻透进一层凉气。如若敌机不来，警报不响，人们还真没想到闭灯开窗，透透空气。

人们这时除了影影绰绰地烟头亮时，便不大看得清邻座的面孔了。

白天时，邵力子曾一再催促老舍把“文协”撤到四川，委员长已把重庆定为战时的陪都了，不少政府部门都已迁到重庆，要指望军队能守住武汉，如今也没多大想头了。保不齐那一天，政府就要下令放弃武汉，邵力予曾拍着老舍的肩膀戏谑地说，“如今不定，等到大撤退时，怕是便撤不了喽、船、车、飞机一紧张，哪儿也不会单给你们这些文人留位置的。”

曾有过亲身体验的老舍先生不由得点了点头。

“你们抓紧时间开个会吧，看要不要把‘文协’迁到重庆去。”邵力子进一步建议。

“这么说，政府是要放弃武汉了？”

邵力子似乎也不便多说，只是摆了摆手：“有些事不能深说，您听我的就是了。”

不管“文协”开什么会，只要有老舍先生在场，便透着格外的喜性，这似乎成了一条惯例，老舍是“文协”的实际总管，加上他富有魅力的口才，所以许多会都由他来主持。

老舍是个热肠子的人，“文协”的工作，几乎事无巨细他都敛在身上，朋友们因此更加敬重他，他便更加卖力地干。

前不久，他主持了“通俗读物座谈会”，因为认真，便分出了士兵的通俗和农民的通俗，老舍并不理会安娥和王平陵争论的各代表着什么背景，他只是身体力行，努力写出大众的通俗。

在文艺界，老舍努力使自己超脱一些，对各派之间的纷争，他并不近前凑合。他恨透了那没事找事，鸡蛋里挑骨头，专门挑起事端的人。当有人跑到他跟前散布一些闲言碎语扯皮的事时，老舍必得回敬他：“请先生以抗日为重，团结为重，不要吃饱了撑的。”

可他终究会看出有些人心术不正，就想挑起些是非。当着十分近乎朋友的面，他也会露出怅然之情绪。

吴伯萧来找他，象在山东时一样，两人二话没说，先挑了一家小酒馆坐下来。三杯酒下肚，吴伯箫便有些神密地说！“我准备到延安去了。”

“噢，这是件好事、共产党，毛泽东是坚决抗日的人，请先生自重。”

“您呢？舒先生？”伯箫看着这位年长的朋友。

老舍思忖了一会儿，才慢慢说：“我是个无党无派的人，现在国难当头，我相信抗日第一，国家至上的。我是个写家，也没旁的本事，只能为着国家，为着抗战，为着大众多写点文章，多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想我还是就在这里坚持原地抗战的好。”

吴伯箫乐了：“舒先生，您可真是个大好人。”

伯箫走了，越来越多的人也相继走了，老舍照旧为着“文协”奔波，为着文学的，‘通俗“笔耕，坚持着他的原地抗战。

而今天……今天就要决定“文协”的去留了。老舍心里怪不是滋味。从济南舍家出走，就是为着抗日，可如今又要开始不住脚的走，就要放弃手头正干得热火的抗日救亡工作，这叫什么事？将来身前身后不落下骂名才怪呢。

所以开会时，老舍便说：“如果坚持要把‘文协’撤到重庆，那么请别人先走，‘文协’大印也请带走，我舒舍予并不金贵，哪有先走的道理。‘他这话是冲着冯乃超，吴奚如说的，这二位开会之初便力主老舍携”文协“大印先行入川。老舍虽说的平和，但谁也不难看出那话中的”刺儿“。

“舒先生，您这是说我呢。”乃超笑了，“我还是刚才那句话，‘文协’是全国性组织，从地理位置上应与中央政府在一起，现在各地分会纷纷成立，难道‘文协’的任务是组织我们这二三十个文人上战场拼命，死守武汉吗？

难道你老舍先生开枪射杀了两个日本鬼子，才算是抗日吗？我不多说，让各位同志表个态，看您是不是该走。“平时能言善辩的老舍一下闷住了，冯乃超这几句不紧不慢，不急不躁的话，让人难以反驳，老舍只好等待大家的”裁决“。

会上决定，老舍、老向、何容、萧伯青（文协干事）带“文协”的印签等物尽早登程入川，姚蓬子也在入川之列。

“我还有个请求。”老舍愿意服从了，但却有个条件。“过几天，《泥脚的日本》的作者阿特丽女士要来，让我把接待工作干完再走，如何呀？”

在座诸君面对如此热心“文协”工作的老舍，谁能说：“不行啊。”

7月29日，“文协”假“中法比瑞同学会”地址举行了欢迎英国作家阿特丽女士的欢迎会，日本作家绿川英子也参加了会。《泥脚的日本》一书是阿特丽女士研究日本的著作，因为它分析了日本帝国的情形，做出了日本国政府倒行逆施终将使其自决的结论。

席间，老舍举杯，以咖啡代酒：“‘文协没有什么好东面赠给阿特丽女士，除了一杯咖啡，只有赠送我们的会刊合订本两册。”阿女士为参加文艺界为她举行的这次“盛会”，特地穿了一件淡兰色的中国旗袍。许是激动了些，阿女士把流利的英语说得更加“流利”了，这没有标点符号连珠炮似的“洋文”令翻译费大力而不能达全意。

阿女士说：她原以为中国即使敢战，亦会很快的败退，但这一年了，她看见中国的兵士们更加勇敢，而全民的团结抗战是今后必胜的保证，她说：“……中国必能复兴，而诸君是新中国建设的前哨。愿诸君努力向前！谢谢各位。”

阿女士的话得到了与会者没完没了的掌声。

绿川英子是世界语工作者，发言便用了世界语。在座的有懂英文的，有懂法文的，而都对世界语缺少了解，绿川女士的发言象是在说“天书”，只能揣摸个大概意思了。

等到自由发言时，英文翻译已有点精神不够用了，这时老舍便自荐当了阿特丽女士的翻译。那地道的英语，立时震住在座诸君，而最感好奇的还是阿特丽女士。乘着回答各种问题的当儿，阿女士请教老舍先生——这口辈棒的英国语是打哪儿“偷”来的？老舍直言相告，这英语偷自它的本上英国伦敦城。

欢迎会结束了。老舍这时忽然做了一番离题的结束语：“欢迎阿特丽女士的会完了，在座的烟卷也抽光了、咖啡也喝完了，诸君都赶上了寸劲儿，这大概是‘文协’在武汉的最后一次活动了。赶明儿，我要把‘文协’背进四川，先诸位一步离开武汉了，票现在不好弄，弄着了，抬脚就得走，趁这功夫，我先向大家辞个行。”

说着，老舍便拱手向四座连连作揖。

“文协”的大总管要走了，大家心里都不好受。自从成立了“文协”，这些沦落在外的文人们都觉得有了个“家”，有了主心骨。而老舍先生那谈笑风生，诙谐幽默的谈吐更给了大伙不少乐趣和安慰，如今，这位终日辛劳的“文协”总管要去了，大家都觉得一下子缺了点什么。

“过去的几个月，有什么对不住大家的，让众位受了委屈的地方，就请包涵了。我这人能耐有限，本不该担此重任，因却不过朋友们的面子，赶着鸭子上架，做了这个费力不少却常常会得罪人的官，眼下，看来还没有人肯接这个差使，那我就还得干下去，把这纱帽翅带到重庆吧。”

“不，应该带到抗战胜利，带到自由新中国的成立，也许还要再回到武汉，回到这里。”盛成激动地说道。

下雨了，越下越大了。滂沦的雨中，有人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便成了众人的合唱。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江上的雾渐渐散了，喧嚷的码头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这里是谁有能耐谁上船，没折的，挤不上船的主，就是哭喊出个大天来，也不会有谁搭理。

有钱的人自然是用钱开了路，稳稳当当坐进了船上的头等仓，有权的，自然是用枪开路，船主当然知道枪杆子不好惹，于是，不管碰到什么事，也必定要等到有权的大爷们上了船，才敢启锚。

没有钱又没有权的老舍、老向、何容、萧伯青一行虽说有了票，却不一定上得了船，上得船。船也不一定就能开走——因为这是战争期间。

因了战争，这些小船上便冒出了一帮子“权势”之人，操着这些逃难者的生杀大权。一块大洋的船票涨到十块，还要外加比票价高出几倍的手续费。

船主是看出殡的不怕死人多，逃难的越多他越乐，大发其国难财，他知道这些逃难的人就是倾家荡产，也愿意在船上弄个位置，以求逃命。

果不其然，四位文人拿着票到了码头便被检票的挡住了，“走开，走开，今日没船，等有船了再来。”萧伯青上去询问，何时会有船？回答是：该什么时候有船，船就自然会有了。萧伯青对这无赖的回答气不过，上去争执，老舍扯了扯他的衣角，“这种人，不要理他，咱们一边稍着，你没瞧见，就咱们这付穷酸样儿想上船，恐怕门也没有。咱闲话少说，等冯将军的副官来了，再和他理论。”

已经说好了，冯将军派副官前来送行，冯玉祥知道，别看这些个文人能写能说，可要遇上混不讲理的主，他们便没什么能耐了。本来冯玉祥曾邀老舍和他同车前往桂林，说好给老舍寻一处僻静的好地方，让老舍也安下心来休养一阵，写写东西。而老舍婉谢了冯将军的好意，而以“文协”的前途为已任，这点，使冯玉样深表敬佩。

这四个人将行李放好，一顺边儿站成一行，引颈向码头进口处张望，检票的过了一会儿看见这几位还没走，心里便有些不乐，他想这么儿个人也不会有什么强硬的后台，估摸着口袋里的钱也不过就够两顿米粉钱，没什么大油水。

他凑了过去：“嘿，你们几个，想上船？”

“是的。您看这是船票。”老向把票递过去，对方连看也不看，把他挡了回去。

“凭这个就想上船？懂规矩吗？”

“您帮帮忙，我们都是外乡人，出门在外谁都不容易。”老向耐心解说着。

“你们有这个吗？”他比划了一个大洋的形状。

“没有！”伯青眉毛早挑起来了。

“没有，您就请吧。”他毫不客气的把手往码头出口一挥。

“来了，来了。”老舍从出口处认出了冯将军的副官。

副官一身戎装、配着上校军阶，因为热，而没去穿那象征着威严的马靴。

检票的并不以为一个上校能有多大神通。就跟下这个各种将军多如牛毛的时代，兴许一个特务都比一个上校能耐大。不过对方到底是个军人，腰里别的玩意儿也不是吃素的家伙，检票的态度略微有所收敛。

“把你们船长找来。”副官不愿和他废话。

“您有话就和我说吧，船上没空。”

“你算是什么东西，你做得了主吗？……副官端起了架子，一顿劈头盖脸的臭训。

船长果然被引出来了，他看过了写有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侍卫室的“派司”后，马上恭恭敬敬地低下头，把老舍等人让上船，嘴里连说：“小人有眼无珠，得罪各位，得罪各位了。”

船总算启航了。

副官一直等到船开动了，方才回去复命。

几个文人看着渐渐远去的武汉三镇，听着远处响起的刺耳警报声，心中暗暗告别了。

也不知是吃喝不适，还是水土不服，老舍在船上闹开了肚子，而这慢慢悠悠在江里颠簸着的逆水船，也似乎是有意和老舍过意不去似的。

有人说，“赤壁”就在江边了，文人们自然要看看苏子与客泛舟之地，老舍也强挣着起来靠在船舷上，神思迷离之中，倒仿佛是置身战船上，虽未敢持戈高歌，却也想拿出一付燕赵悲歌之士的气概。不觉中，老舍自顾自地吟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您说是不复还哪儿啊？”老向扶住了他。

“你说，我们还能回北平吗？”

这声音凄楚、荒凉，老向也不禁感到一阵揪心似地难受。

“越走越远喽。”

就在老舍、老向逆江而上离开武汉的功夫，胡絜青带着孩子离开了一住七年的齐鲁之地，回北平当她的小学教师了。自从老舍离家出走，絜青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无论多苦，她挣命也要把孩子们乎平安安地带大。

而北平有娘家，有婆婆家，有亲戚朋友，好歹都有个照应。

那天她是带着孩子们在前门火车站下了车，二哥前来接站。北平并没变样，前门样子依然如故，筒子河里照样泡着死猫死狗。日本人似乎并不太喜欢北平，并没有驻许多军队，而把统治中心放在了天津卫。

北平街面上满处祸害的就是那些个汉奸、特务、二狗子。日本人嘴里喊着“日中亲善”，“王道乐土”，并没有象占领南京时那样来个屠城三日。

不过炮局监狱里照样押满了不肯亲日的老百姓，芦沟桥下的永定河滩上天天杀人。

到了家，见了娘，外孙儿、外孙女见了姥姥自然高兴了一番，娘儿俩坐下来讲起这难熬的日子，哭一阵，喜一阵，哭的是这苦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头，喜的是总算团聚了。

母女俩絮叨了一阵，絜青坐不住了，她要去看看婆婆。她忘不了老舍离家时再三叮咛过：“如能见着娘，代我伺候伺候吧，我不孝，不能好好伺候她老人家了。”

见了婆婆，絜青第一句话就是：“娘，庆春叫我回来伺候您老人家来了。”

老太太连连点着头，只是说不出一句话。絜青看得出来，老太太心里什么都明白，她老人家想哭，见着了媳妇、孙子、孙女，却不敢哭了，她不乐意让别人陪着她掉眼泪。

老太太把平日里攒着的吃食，尽数拿出来分给孩子们吃，自己却吃不下晚饭了。她默默地回到了里屋，絜青听见了她在念叨着一句恬：“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也许真是因为船尾上那面意大利国旗，船上没有挨上日本人的炸弹。终于安全抵达被人称为“川鄂咽喉”的宜昌。宜昌的街面上挤满了扶老携幼的难民，拖枪而来的溃军，工厂的机器，物资就堆在大街上，这里不时有敌机来轰炸，没有文明，没有家，一片惨不忍睹的战争景象。

老舍心疼啊！这一切没有遮掩的，赤裸裸的现实——腐败、牺牲、流离失所，溃逃、落后。

出去的人回来了，总算找到了民生公司的一条船，费尽力气，搞到了票。

却是要坐在甲板上的。三个人看着老舍瘦弱的身体，生怕他挺不住，颇为不安。

“能走就好，这地方真让人呆不下去。”老舍立了起来。“你这付病病秧秧的样子，坐甲板行吗？”老向为难地看着老舍。

老舍有些激动地说：“有什么不行？难道还在这里坐等？咱们早一天到重庆，早一天把‘文协’的摊子支起来，就可以早一天为抗日尽一份力气，走吧，不要操心我，”

四人又上船了。

坐甲板的滋味是不好受，风吹日晒不说，送饭的茶役还会在你的铺盖上留下一个个结实的脚印。看见大家情绪不高，老舍便讲起从济南逃出来的情景，说到后来，他总结到：“这山门在外，有三要点。一要和气，和气生财，和气也能顺气。二要凡事忍着耐着点儿，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三就是要学狗着点儿，这大概各位有点听不懂了，老向是懂这意思的。咱北平人管溜须拍马就叫‘狗着’，如今许多事您要较真儿讲理，没人搭理你，但会溜会拍的主儿，往往歪理也能讲正了，临完了，您在往手里一塞，大洋十块，齐了，什么事也全办了。”

四邻的人都逗乐了。忘了被挤成虾米似的身了，尽量伸长了脖子，以便能看清这位讲笑话的先生。

一双双探询的目光，来来回回打量着老舍。

“这位是干什么的？”“他是谁？”

“听他这口京片子，八成不是说相声的就是说书的。”人们猜测着，嘁嘁喳喳。

伯青吐口了：“他是个写书的。”

“噢，他叫什么？”有人刨根问底。

“老舍。”

“噢。这名子听说过。”

知道和不知道的人都对这位说笑话先生产生出一种恭敬，他们觉着能跟这位谈笑风生的写书先生同船去重庆，也算是福份船在水流湍急的长江里艰难地爬着，不敢松劲儿，因这急流中稍一松懈，船就会突然失去控制，而听凭急流的驱使——抛向礁石，抛向旋涡，抛向江底，失控的船会象纸糊得似的，倾刻间更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进——向命运抗争！

老舍瞧着破浪前进的船头，心中思忖着今后的命运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