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青岛会友

近日不断有朋友来信，劝老舍出来走走，不要总闷在一处。老舍心里也开始有些活络了。虽说山东算得上是“圣人”之乡，文明古邦。可现在毕竟有些与世隔绝之感。老舍觉得齐鲁大学这“世外桃园”也是有些憋闷了。

提起写作，总是嚼些今儿看着不觉新，多少年后再看也不觉老的玩意儿，老舍也感到了一丝腻味，山东以外究竟怎样了？被视为中国文学艺术心脏的上海，现如今又是怎么个模样？老舍不是那种守着一个地方认死理的主儿，他也有心出去活动活动了。

老舍放下朋友的信，又发愁地看着桌上的稿子，牛天赐念不好“人之初，性本善”，念走了嘴，成了“人之初，狗咬猪”。

打三月份开始“侍弄”牛天赐，稀稀拉位，一天满共写不了千字，眼见着天气又热起来了。老舍觉着东洋鬼子和一切敌人都算不得可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嘛。唯有这热有些可怕，您不知找谁玩命儿去，又难于解脱，虽然中国的三大火炉排上了武汉、长沙、南京，轮不到济南的份，但尝过些苦头的老舍，对这泉城的酷热也还真有几分畏惧呢。

老舍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宝贝女儿小济，她倒不怕热呢，正在床头大睡哩。

老舍喜欢孩子，写完《小坡的生日》，他曾很认真地总结过写这篇东西的心得，他爱孩子。而孩子最叫人喜欢的地方，莫不过是天真。小玲儿，小坡，当然还有宝贝小济和这躺在桌上的牛天赐，都是这位写家心爱的“作品”，为了孩子，老舍什么都舍得，都豁得出去，可现在“牛天赐”还在这儿“躺着”呢，还不能和那些已完成的作品那样，走向社会，向着“亲人”们欢笑着，诉说着。

因为还要编辑《齐大月刊》，倘若每期不去写些东西，老舍就要抽空翻译一些什么。比如：《文学中理智的价值》、《文学与作家》，这也费去了很多精力，更不要说还得把心思放在教课上了。而近一年来，他又凭空添了不少“社会工作”。他常要被许多校外团体请去演讲，他那令人常常捧腹大笑的演讲，四处受到欢迎，可这些活动却使老舍感到很沉重。他渐渐认清了一个问题：不排除那些戛七马八的干扰，就很难写出好作品来，做写家不彻底专业化，永远只是个混事由的，就是赶寸了劲儿，写出点象回事儿的玩意儿，也会缺胳膊少腿……

想到这儿，老舍暗下决心，不能再维持这种状况了。

六月二十九日，老舍正式向齐鲁大学校方递上了辞呈，校方在放暑假之前，同意了文学院这位雄心大志的副教授的辞职。老舍回到家，心里轻松了许多，翻了翻《牛天赐传》的稿子，心里一算计，打从二月份开始动手写，到今天近一百天了，只不过才写了二万多字，于是老舍埋下头来，安心对付“牛天赐”了。

老舍辞去教职的消息不径而走，文学界不少朋友称赞老舍有魄力，终究要成大气候。

而教育界几个朋友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小说固然可以写，但书还是要教的，于是朋友们便纷纷投书。前者认为：爽性撒开了写，以写为业，照样可以养家糊口。后者的朋友则以为：如果齐鲁大学条件不够好，可以给老舍介绍一个更好的学校，但书还是应该教。

每天这些信都送到太太手里，她把这些信分类放好，等着老舍自己拿主意。但现在还不行。她知道老舍眼下正全力顾着“牛天赐”，假如现在去给他添乱，那个姓牛的孩子怕是会“死”在半道上了。

七月中旬，老舍已经写了五万多字，他喘了口气，又猫下身于下去了。

八月十日，老舍在日记上记下：“《牛天赐传》写完，匆匆赶出，无一是处。”

太太把一摞信摆在老舍的书桌上，老舍点燃了烟，一封一封默默地看着，直看到吃中饭了。太太仔细地捕捉着他脸上每一个微小的变化，揣测着他的决定，他究竟怎样想呢？

一直到夜阑人静，老舍才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了：“过几天，滌州和齐铁恨就到南京了，我也想去和他们一块儿到南方走走，是做写家还是教书，我准备出去转转再说吧。”

“我也有这个意思，你应该去走走看看了。孩子还小，我不能和你同去，身体要自己照料好，尤其是你的腰。”

老舍指指墙上挂的长剑，笑着说：“我是文的管肚子，”他拍了拍肚皮，“武的管腰。”

“鸣——”

老舍还没站稳，南去的列车便启动了，老舍提着那还是从英国带回来的棕色公文包，推开了一等车厢的门，随着毕恭毕敬的列车员指点，落坐在沙发靠椅上，窗外，扑面而来的是绿油油的青庄稼。

十几年前，他第一次南去，也是第一次坐火车，那时摆在他面前的路是很清楚的：在教育衙门里混事由儿，当科长，当处长，混得好，还许可能再往上爬，路也许会顺顺溜溜，但不知要踩多少人，又误了多少他人子弟，昧了多大的良心……

而如今，已经是三十大几的中年人了，路却是晃晃悠悠，常常拿不准该怎么走了。

车过泰安，他抬头向泰山顶上望了望，前些日子隐居在泰山的冯玉祥将军率领部队跑到察哈尔打了一通日本鬼子，大大地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后来因粮草弹药不足，又没有援兵，好端端的一个局面眼见着又玩完了。冯将军只好又折回泰山。

老舍知道，冯玉样是不甘寂寞的，是会坚决抗战的，总有一天，他会再次出山挥刀跃马，冲锋陷阵，给小日本点儿颜色瞧瞧。

列车过曲阜，走徐州，第二天到了浦口，乘轮渡过长江，白滌州和齐铁恨君早已在江边迎候了。

见面头一句话，老舍笑指着身上的薄薄的大褂，抖落着说：“我这是逃出火罐，又入火炉啊。”

大约都是在北方住惯了的主儿，对于怕热是一致的。但分能早点逃出“火炉”，便一分钟也忍耐不了，他们三人只跑到“中山陵”向先总理致了哀，立马收拾行装，离开石头城，直奔上海了。

他们此行的目的不是游山玩水，只为访亲拜友，所以到车站迎接的人也就很多。有文学界的朋友，也有教育界的朋友，有左派，有右派，自然也会有那号称不左不右，不偏不袒的“中间派”。不过，在当晚“老正兴”举行的洗尘宴上，各派都暂将门户之见弃在一旁，开怀放量“吃老酒”。老舍前几部书的编辑徐调孚特别关心老舍近来有何新作，老舍于是直言相告，《牛天赐传》已完稿，不日，《论语》杂志上就要开始连载。接着，便讲了《牛天赐传》的一些情节，徐调孚拍手称好，惊动了邻座的郑西谛，他回过头来，问：“有什么高兴事？”“舒君”徐调孚指着老舍说：“近日又写了一篇东西，还是那么俏皮，那么幽默。”

“什么内容，什么名字？”西谛问。“老舍一五一十地把《牛天赐传》叙述了一遍。西谛沉思起来，俄倾，郑西谛问道：”舒先生自己以为《猫城记》怎样？“”不好。勉强把它写完，后来看看，实在糟心，我并不满意。“

“这几年，你的长篇、短篇小说，我基本上都看了，量很不少了，文字也更加老道了。但还缺一些什么呢？恕我直言，就是在那丰富的内涵里应该更博大，更深厚。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认为你已创作的作品就代表着你的水平，我断言，你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来，为你创作上的黄金时代，”郑西谛举杯站了起来。

郑西谛的一番话，使老舍感觉到了朋友们对他寄于的厚望，他站起身，举起了酒杯。

“为老舍创作上的丰收”，郑西谛举杯邀请在座诸公。

一个个酒杯举起来了。

“干杯！”

此次南行，老舍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也多少弄“明白”了一点儿，什么是“国防文学”，什么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有人提倡人性，而不承认有“革命文学”，而又有人争辩着“真假马克思主义”。

同时，老舍也听从了朋友们的劝告，暂时放弃了做个专业写家的念头，作家巴金在兼做着编辑工作，戏剧家曹禺也在教书，因那菲薄的稿费还一时难于养家糊口。于是，他接受了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的聘请，去承担中文系的教授。

老舍在外面转了一圈儿，收获很大，心里也打定主意暂不做“专业写家”，而仍是边改书边写作。怕在外面耽搁太久了，老舍便告别了诸位朋友，又登车北上返回了济南。

刚到家不多日，一封电报送到，四个大字“滌州病危”，立时催他动身赶赴北平。

十月十四日，老舍赶到了北平，可惜已经晚了一步，自滌州已经不幸病逝了。老舍悲恸欲绝。这是他在人生旅途中早逝的第一个朋友。

老舍抓着好友罗常培的手，眼泪不禁涌出来，“我们和滌州才刚刚分手，怎么会想到，怎么会他就去了呢？……”

常培知道这位老友是个重感情的人，便陪着他到处走走，并劝他节哀。

等到办完了丧事，他们这两个好友就跑到了“柳泉居”“要了几两”莲花白“，几碟下酒菜，默默坐着对饮。许久，老舍悲哀地说：”虽然老百姓常说生死由命，我也知道总有一天咱们都会***，可眼瞧着朋友失去了，我这心里不是个味儿。“”甭说这些了，还是喝酒吧。真到了那一天，咱们就踏踏实实地去，没到那一天，咱们就该高高兴兴活着，该喝酒了，照样喝酒，该写文章就写文章，人生就是这样嘛。“

老舍琢磨着老朋友的话，觉得也不无道理，他说，“我这可能也是兔死狐悲。日子当然还是要过下去的。说到写文章，我请教你一句话，你说这黄金时代怎么解释，你是语言学家。”

“来了。”

跑堂的把一盘“醋溜苜蓿”端上来了。“如果说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那应该是：人的身体，智慧发展的全盛时期，是一生中的最高峰，这个时期的人最有创造力，也最成熟，其表现可以根据每个人取得的各种不同程度的成绩而定。但，这不是语言学的问题。”

老舍笑了。

“舒庆春的黄金时代的开始，应该是一本传世之作的出现。”罗常培严肃地断言道。

严冬刚刚过去，乍暖还寒，称不上汹涌的海水似乎耗尽了气力，还未冲到滩头，又悄然退去了。青岛栈桥左近的海滩上是一块块错落有致，暗褐色的礁石，和远处与天连成一片湛蓝的大海相比，滩头显得滞重，衰败而毫无生气，任凭风来浪去，日晒水击，每经过一次冲刷，礁石上便会留下许多有生命的小东西——海藻、海蛎子、小鱼、小蟹等，它们是那样不起眼儿，那样弱小，借着海水的力气来了，倘若不能跟着大潮退去，便会留在沙砾中，留在礁石的缝隙里，海水每次冲刷时，自然又会卷走一些东西。而这被卷走的常常会有陆地上人类随手丢弃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

那海，在它平静的时候，似镜，似那随风起伏的缎带，你会忍不住想用手用身体去抚摸它，而当它哭号起来时，则是那样翻脸无情，凶猛无比，不通道理……

而春之初的海，既算不得那么平静，也算不上那样无情，人们一时还难于领略到它的真正面目。

一九三五年的初春，老舍举家迁往青岛。第二天，他便迫不急待地跑去看海了。他喜欢大海，爱闻那有些咸又有些腥的海水气味。海的广袤与美丽，能锤炼人的性格，给人与灵性。所有见过海的诗人都会禁不住作一首吟诵大海的诗，或把它说成是美女，或把它形容成魔鬼。而老舍心底赞叹的是大海那股子勇往直前，不怕粉身碎骨的劲头儿。

一想到可以在海边安安静静的生活，工作，老舍就感到打心眼儿里透着痛快。

山东大学在早是省立大学，济南惨案之后，学校停办了。后来，国民政府委派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负责筹备改成了国立大学。校址分设青岛和济南，总校在青岛万年山麓一处原先的德国兵营。现任校长扬金甫以下人材济济。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闻一多，英文系主任梁实秋，理学院长黄际遇。

洪深、张道藩先后任该校的教务长，教授中有沈从文、方令孺、游国恩、丁山、赵少侯等人，左中右都有，校方倒也不特别优待谁或排挤谁，凭本事吃饭呗。

无论是写家之名还是说家之名，老舍这时已算得上是有名气的人物了。

他一到山大，立时成了人们注目的新闻人物。自然，初来乍到，他少不得要来一番精彩的就职演说。

老舍的演说揉进了中国传统相声的“逗哏”“讽刺”而能抓住听众的特点，和教书人重逻辑、讲推理而雄辩的“总是有理”的特长，堪称一绝，此一绝在后来的教书生涯中还真派了大用场哩。

沿着长条石铺成的马路，绕过一幢幢绿顶、红顶的小楼，一个身着竹布大褂的年轻人，快步地向万年山麓的山东大学校园走来。

他对这条路并不陌生，在他清癯的脸上洋溢着一种神彩，一种期待和渴望终于可以如愿而焕发出的那种神彩，稍稍留意一下，会发现这年轻人也并不太年轻了，额头上，眼角旁已经有了不少皱纹，一付圆形眼镜扣在凸起的眼睛上，使他显出一种文绉绉的夫子气。

他走到离“大学路”不远的金口二路，便在一座不大的小院门口停下来，敲了敲，门开了，一个老仆人操着一口地道的京片子问：“先生，您找谁？”

“请问，老舍先生在家吗？”年轻人恭恭敬敬地说。

“在。您里面请。”老仆人侧身将年轻人让进了院子。

这个院子不大，倒是有花有草，院内小楼是用大块的岩石筑成的，粗糙的墙面上爬满了“爬墙虎”一类的植物。年轻人随着老仆人走进楼门，看见墙壁上挂着些刀枪剑戟，寒光闪闪，倒有点像进了辕门。老仆人走到书房门口，敲了敲门，说：“先生，有客找您。”

“请进，请进。”说着，门开了，老舍出现在门口。

年轻人抢前一步，一把握住老舍的手，兴奋地说道：“老舍先生，您好。”

“你是臧克家。”老舍认真地端祥着这位年轻的诗人。

小说家，诗人相携进了书房。

他们虽是第一次见面，却交往已久。他们之间没有那俗气的客套、谦词，可以无拘无束，随心所欲，想谈什么就谈什么。

等仆人老田端茶进屋的时候，他们大约已自报了“贱庚”，老舍正伸出一只手掌，兴致勃勃地说：“我大你五岁，可这五岁就把我送进了中年，而你还算是青年人，按说，我该叫你一声‘小老弟’，对吗？说真格的，我是很喜欢你的诗，别看我现在的记性大不如前了，可你的诗，我算是刻上了，你听听：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泪只住心里咽，眼里飘来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来望望前面。

我记得你这首《老马》。“年轻诗人的脸有些微红了，比起来，自己不过是个文坛新兵，而对面坐的是文坛宿将，语言大师，臧克家回想起几年前……

两年前，年轻诗人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出版了，当时，并没什么人知道臧克家是谁，他的诗也因此受到冷落，而不被人重视。他心里很难过，那一篇篇的诗文，毕竟是他呕心沥血之作，他心里清楚，除了自己是一个无名小卒以外，还有许多“名流儒士”对新诗瞧不上眼。

《烙印》是自费出版的，书店这时也有意拖延不接这部作品，眼看着这部诗集就要泡汤儿了。忽然在《文学》杂志上登出两篇评介《烙印》的文章。

一篇是大文学家沈雁冰（茅盾先生），另一篇则是著名写家舒舍予。茅盾先生不用细说了，他培养和扶植了许许多多的年轻文学家，但老舍先生文章虽写得多，却很少评论文章，这大约也是北京人那种特有的秉性——不得罪人——决定的。在那很少的评介文章里，人们几乎没见他赞许过哪位诗人，哪本诗集。可今儿不知是怎了，不但评了，而且话说得叮作响，没半点嗑巴，他称赞《烙印》里的诗，“象茅厕坑里的石头，臭不臭我不知道，硬是真够硬的。”

有了茅盾，有了老舍出来说话，书店不再绷着了。《烙印》很快便出版了，年轻诗人也就从此登上文坛。

臧克家想到此，不由地笑了，他没想到老舍先生是这样一个人——平易、洒脱，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幽默。他向老舍介绍了自己去年从山大毕业后，现在临清的中学教书的现况，又把自己刚出版不久的另一册诗集《罪恶的黑手》送给了老舍。在诗集扉页上，他并没冒然地称老舍为兄长，而是恭恭敬敬地写上了“老舍师长”。从此，老舍和臧克家的走动就频繁起来。

1934到1935年两年来，除了《牛天赐传》外，老舍没再写大部头的东西，他的心里全在短篇小说和创作谈上。前一年，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子《赶集》，他并不很满意这些玩意儿，曾开玩笑地对编辑说：“与其说‘赶集’，倒不如说是‘赶急’。这里的东西差不离都是‘临上轿子现扎耳朵眼儿’的结果，什么《五九》、《热包子》等等，直到《微神》、《大悲寺外》才郑重起来。”

但通过写那十几个短篇小说，老舍发见了写短篇之难，写之需有功力，便决心再写一写。直到有那么一天，老舍又想起了《大明湖》，战火虽说毁了那唯一的手稿，他也确实伤心。没有心思再重写了，可那里面母女两代为娼的悲惨情景怎么也忘不了。老舍起身打开台灯，在稿纸上写下了《月牙儿》三个字。他没再“幽默”只是凭着思绪走下去。

“带着寒气的一钩儿浅金。”

“妈妈的手……”老舍记起了母亲为生计去洗那“黑如铁”的布袜。他便写下去，“……起了一层鳞，……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她瘦，被臭袜子熏得常不吃饭。”

月儿忽然被云掩住。“我”又看见了月牙儿。诗一样的月牙儿笼罩着全文，在“我”孤寂的时候，只有月牙儿陪伴着“我”。月牙儿仿佛是个有灵性有肉体的活物，它在主人公心中激起的感情也给了读者。老舍终于一步一步驾驭了短篇小说——这种不能偷懒，不能藏奸的体裁。

作为一个小说的写家，老舍敢说，短篇、中篇、长篇全都尝试过了，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转眼到了暑假。老舍不必再为那“济南的热”担心了。青岛是避暑胜地，虽说够不着山野老林的阴凉之气，却“攀”上了海洋的适宜之气。老舍应了《宇宙风》主编林语堂之约，撰写创作谈，分期连载。老舍又拿出了那股子幽默的“名士派”风格，就连题目——《老牛破车》都透着与众不同。因为《宇宙风》九月才创刊，因而老舍并不太紧张，有些空余时间，又有不少朋友都凑在一块堆儿了，老舍也想舒舒心，玩一玩。他跑到洪深家去调嗓子，跑到王亚平家打麻将，再就是下馆子吃海鲜就酒。“荒唐”了几天，老舍又有点闲不住了，他想看看朋友们、同事们是不是都这样，他决定先上王统照家。

“是舒先生。”开门的是臧克家，他刚从临清回青岛休暑假，也是想回来和大家聚聚。

老舍进门一看，嘿，人还真不少。从右往左数，洪深、王统照、王亚平、赵少候、吴伯萧。这里数洪深年长，做事也颇稳重，他待老舍坐下，便说道：“舍予，你有什么打算？我们刚才议了一会儿，总不知暑假里做点什么好。”

有人建议远足，有人提议开个诗会，说来说去，总扯不到一个辙上。

“舍予，你说说，”洪深要听听老舍的意见。

“反正是不能荒废了，大家伙儿聚在一处不易，偏要干点洪深笑了。”舍予也没主意，我看啊，咱们各过各的吧。“”哎——“老舍连忙站起来，”咱们得合计合计呀。“

“我提个建议，”在座的《青岛民报》的编辑灵机一动，“你们大都是文学家，刚才老舍先生说了，能凑在一起不易，也是咱青岛的一次机会。咱们办个暑假短期文学刊物，民报出纸印刷，出编辑，然后随民报发行。只是这个刊物的名字……”

这个提议立时得到在座者的拥护。不管过多少年，只要一拿起这刊物，大家就会立刻想到一九三五年在青岛的那个夏天。

“这主意不错，再起个好名字，谁来？”王亚平嚷嚷着。

“有了，叫《避暑录话》。”老舍说道，“宋朝时候，有个刘梦得，博古通今，藏书三万余卷，论著很多，颇有根底，这个《避暑录话》，也是他的著述之一，凡二卷，记了一些有考证价值的事。我们取这个刊名，要利用暑假，写些短小的诗文。”

“极好，极好。”老舍刚说完，洪深便第一个欢迎道：“‘避暑’不是乘凉，而是‘避国民党老爷们的炎威’。”

在座诸公，莫不拍手称快。民报的编辑也就乘势约好了各位的稿子。

没几天，《避暑录话》就随着民报一同出来了。十六开八页，老舍的短文代替了发刊词，各位大写家也把自己的各式作品摆进去，一时间，《避暑录话》成为避暑人们的热门话题，也是在青岛沉寂的文坛上投下了一颗小小的炸弹。

暑期过去了，无须再避了，《避暑录话》也就随之消失了。

那年稍后一些的日子，老舍得了个胖儿子，起名的时候，为了不费脑子，便捡了个笔划少的字——乙。

舒乙——小胖儿子顺顺当当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老舍忙不迭地写了封家书，千言万语，告诉母亲的只有一句话、“您抱孙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