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苦难中的团圆

因为挨着爱长荷花的翠湖，青云街便似闹中“偷”得了几分静，而青云街的靛花巷又是一个深藏而又狭窄的巷子，静，就显得有富余了。再来看看巷子里住的人——罗常培，著名的音韵学家汤用彤，哲学和佛学家；历史学家郑毅生；统计学家许宝騄，外语教授袁家骅；这些人大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书念得好，而今不用再“念”了，靛花巷就更加冷寂了。

而这几天，巷子里来往的人多了起来，差不离昆明的文学大豪们都来了个过儿，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卞之琳，等等，不究底细的主儿，准以为是这些个人们把笑语一古脑带进了靛花巷。因为，巷子里见天的热闹，赶上了过节过年。

老舍终于抽开了身子，跑到了昆明。住进了歪毛儿的家。过去是朋友的，便透着分外的更熟，而新认识的，立刻就成了朋友。老舍不停他说，不停地笑。很久了，他没有这样高兴过了。一离开重庆，他就好象脱出了樊笼，紧张的神经也松弛了下来。他到昆明来，除了杂事之外，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清静下来，完全没有干扰，连蓬子研墨的声音也听不见，仔仔细细回顾一下，以便决定再抬脚的时候，是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

舒舍予有共产党的朋友，有国民党的朋友，是朋友，他从不分哪党哪派。

因为，他交的是朋友，而不是党派。执政党他不尽意巴结，在野派他也从不挤兑，这是他做人儿十年的规矩。人家说，结实的身子骨是爹妈给的，而庆春妈还给了庆春一个好的品德，这也是北京人的品德。而老舍交朋结友要的是两条：为人直正，互相尊重，这后一条对于讲究礼仪的北京人来说，含着的内容就多了：不给人难看，宁愿自己吃亏，不能把面子丢了，不能驳人面子，人敬一分敬人十分，君子报德不报怨，……。

最令人不解的是，看人从来不打眼的舒舍予，近来，对张道藩颇生出几分不满。因为和冯先生的来往，和周公的接触，重庆四处恶语纷纷；说什么“老舍叫共产党收买了”，“文协成了共产党的工具”，更有甚者，把个老舍和“文协”说成了赤色的共产国际等等。而最后老舍终于知道这些无事生非的话大都是出于张道藩一伙的嘴。老舍打心底里学了起来，他真恨不得当着张道藩的面痛痛快快地卷上他一顿。这一些还没使得老舍心里不踏实，而真正让老舍吃不下，睡不着，没着没落的却是一种感觉，说又说不清，看又看不见，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周围，萦绕着，撩拨着，挤压着，逼迫着……

他再不能在自己寻找的中间道路上走下去了。张道藩的咄咄逼人，华林不择手段的刁难，限制“文协”的活动，这一切都迫使老舍要郑重其事地向他们“开战”。此“战”今日不开，明日也要开，不过是早晚的事了，这一点老舍心里跟明镜儿似的。只一点，这面子总是难以抹开。“开战”象和尚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摆着，却又抹不开面子，这便是老舍忧心重重的因由。

虽说是盛夏，却因为春城的不燥不炽，老舍不得不庆幸逃出了“炼狱”

般的“陪都”。他不能不说滇池美，谁不知道“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长联，却怪着翠湖太小哩。他一边立在高处，望着入眼的浓绿，赞叹着静秀可喜的昆明，又挑扬着“街上的车马并不比别处少”。老舍看了昆明，心里头惦记着苍山洱海的去处，巴不得能有一个机会四处走走。为了不负此行，他抓紧了时间，讲了一通“抗战的文艺”和“文艺抗战”之类的问题。便随着“歪毛儿”奔了他的乡间“别墅”——龙泉村。这里是北京大学的文科研究所，一班子知名度极高的大教授都在这汇了齐儿。

龙泉村满带了最南方的味了，竹子长得树一样粗，千年才开一次花的铁树，绕世界都是水塘，卵石铺成的小路，常培用手一指：“到了。”

从村里传出一阵悠扬的琴声，宛如清流急湍、秋风籁籁，琴曲典雅古朴，行家听得出这绝非是个平庸的琴手所为，舒舍予不禁驻足细听。

“走吧。”常培拉住老舍，神采飞扬他说：“一会儿，我给您介绍介绍，海军大将查阜西，天下第一琴师。”

说着两个人走进了村子，径直来到一处院落，琴声不绝如缕，从院落深处传出。舒舍予跟在常培身后，一头闯了进去，却撞在了常墙的背上。敢情常培止住了步，正瞪着眼睛往院里瞧呢。

在院当中的大杏树下，有两位弹琴吹萧的。吹萧的那位人高马大，不象是个吹拉弹唱的闲散主儿，倒象个孔武有力的军士。两人并不在意旁边是否有人观赏，只见双眼微闭，只有琴声，萧韵索绕不绝。老舍听得呆了，真没想到战云密布之中还有“神仙”去处。琴停萧止，常培向前跨了两步：“来，我给诸位介绍一下。我从小的朋友舒舍予，老舍！这位是彭先生，这位是方才我对你说的海军大将查阜西，查先生。”

人高马大的查先生急忙站了起来，一把握住老舍的手：“幸会幸会，先前总是听罗先生说，一直未能见面。这回一定要多扯扯。你是从大城市来，我们这是乡下，请不要见笑才是哩。”认识还不到二秒钟，查阜西诙谐的话语已经是脱口而出，透着一股子豪爽热情的劲头。老舍乐意和这路人膘在块堆儿，他伸出一只手向上比划了比划：“海军大将，您这是哪的话呀，您能认识我，那是我的造化。这么着吧，我们北京人有句话形容朋友好，叫‘割头不换’，割头咱们是不敢，不过，把咱俩这个头匀匀还是可以的。要不然，我整天够着跟您说话，还不把我抻死。”

“哈哈……。”

院子里的人都笑了。查阜西一抚琴弦，说道：“为了舒先生的到来，我再次献丑，‘高山流水’吧。”

一曲《高山流水》，四座皆惊。

在以后的日子里，舒舍予和这位海军门里出身的，专事研究古乐律的大汉交下了生死之交。

黄鼠狼专咬病鸭子。身子板本来就不十分结实的“歪毛儿”一到龙泉村，便趴了架。舍予不含糊，楞把所有的邀请等一概地辞了，守着“歪毛儿”，一边写着一出三幕六景的话剧——《大地龙蛇》。戏是重庆东方文化协会委托写的。这时的老舍已经是写过几出戏的写家了，可话又说回来，没有一出令自已满意。现下这出《大地龙蛇》写起来也是笔调枯涩，只好不时地放下笔，瞪着眼发呆。每每逢到这种时候，查先生就跟猜着了似地，打一边儿冒出来：“走，鼓琴舞剑，吟诗喝酒！”

不用多催，老舍准起身就走，酒逢知己千杯少——这路事还有不去的。

花间月下，要不树下林旁，并不拘着白天晚上，只要兴致所止，查先生必定拨弦而踩，舍予仗剑而舞，音急剑速，音缓剑慢，曲终收剑。总要喝上两杯，论一论古今。这也叫老舍暂且忘掉了“文协”那一摊子的烦恼事。渐渐地，罗常培病好了些，老舍又禁不住想走动走动。查先生一拍胸脯：“走，您呐！”

两个人就奔了苍山洱海。

“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看过了这大理的四景，许是倒霉催的，游洱海没瞅见月亮，看苍山没瞧见白雪，就连下关的风也没碰上，只好歹看了看上关的花，来去匆匆，也叫得上是走马看花了。因为惦记着“文协”，便催了查先生回昆明：“我这也是一辈子的劳碌命。在重庆我真恨不得把‘文协’的事甩给谁，谁爱干谁干，我是不伺候了。等到了云南不是，您猜怎么着？这人就跟烙饼似的，翻过来颠过去，总较磨着该回去看看，尤其是这几天，我是一刻也不想呆在这竹楼山寨之间了。赶明儿，等到抗战胜利了，我专门来往这种竹楼，住个新鲜劲吗。”

要不说查阜西是“知音”呢。老舍心里一起急，老查立刻去找人找车，风风火火，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老查家的天塌下来了呢。

回到龙泉村，便赶上过八月节，常培的病已好，于是两人共同出钱，招待大家。中秋月下，足足实实摆了一桌，老舍宣布完，筷子便动了起来。老舍一路说下去，感谢大家的款待，今儿就算和大家告个别，有功夫到重庆，欢迎大家来玩。最后，他指了指桌上的菜，笑着说：“我的话完了。诸位，破着老肚儿吃你的！”

龙泉村的“居民”还真舍不得舒舍予走呢。他带来了欢乐，调剂了刻板的研究生活，又叫人们在贫困与困扰之中得到了一份温暖。于是，人们步行着把老舍送回昆明市里，送上回重庆的飞机。

老舍爱动感情，透过小圆窗户，望着机翼下渐渐变得小小的送行的人们，他的眼角潮湿了……

“有福之人不用愁”。

别人找老舍，踏破了白象街寓所的门槛，还是没见着，光是托姚蓬子转给老舍的便笺、短札加起来也够了一捆。可阳翰笙找老舍，那真是赶了寸劲儿。老舍前脚跨进门槛，没容把大气喘匀实了，阳翰笙后脚便跟了进来。

“我说你可真行啊。你要是再不回来，我这都准备给你开追悼会了。”

这几个月，老舍想的多了。他想过不干，想过躲起来，想过再去教书，可后来，什么也挡不住他回来的决心，他不但要回来，回到“文协”，还要象象样样地把“文协”支撑下去。此时，他把阳翰笙让到竹椅上坐下，急切他说：“有什么安排？”

“好。周公指定你负责组织给沫若先生祝寿。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

意义毋须阳先生多讲了。老舍也明白他代表着什么人。“皖南事变”后，文艺界一落千丈，往日为了抗日那股子轰轰烈烈的劲头不知哪去了。老舍知道，一旦涣散下去，散了的沙再难拢到一块了。这大约就是周公心里的主意吧。

“我这就去！”老舍说着站了起来。

十一月十六日。在中苏文化协会的檐前挂上了一枝硕大无比的毛笔，还刻上了“以清妖孽”四个碗口大的字。另外，还挂了一面不大的玻璃镜，据说是“照妖镜”。这一笔一镜仿佛成了门神，能避鬼神。好人见了放声大笑，因为逗儿！心里有鬼的人难免不“格登”一声，打嘴上把那句本来要骂出口的话咽回肚子里了。

来了多少人，老舍也数不清了。反正签名纸换了一张又一张，等到冯焕章将军宣布开会了，签名的人还一批一批地往里涌。从人们真诚爱戴的目光中，老舍感到了民众的力量——不可抗拒，不可镇压！一时间，他有许许多多的感受要讲出来，又怕耽误了大家的功夫，就事论事，他仅仅把有关纪念沫若先生的一些事情讲了讲，便让位给周恩来先生了。

“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你须担当的起使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可是，假若你的热诚是盲目的，只知‘继往’，而不知‘开来’，那五千年文物的重量啊，会把你压得窒息而亡。你须有很大的勇气去背负它，还须有更大的勇气去批判它：你须费很大的力量去认识它，还须呕心沥血去分析它，矫正它，改善它。你必须知道古的，也必须知道新的；然后，你才能把过去的光荣重新使世界看清，教世界上晓得你是千年的巨柏，枝叶仍茂，而不是一个死尸啊！”

老舍终于没来得急说上几句心中的感受，只好把这些感受一篇篇写在纸上。而就在朋友们拿着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时事新报》，看着这篇“参加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年纪念会感言”大声叫好的时候，在歌乐山深处的一幢不大的别墅中，张道藩手里也拿着一份同样的报纸。显然，他不但看了，而且深悟其中的奥秘。他不安地在屋中踱着，地板被压得吱吱作响。门一开，潘公展走进来，张道藩扬了一下手中的报纸：“看报！”

“看了。”潘公展随手把手上的报纸丢在茶几上。

“我不愿意成为事实的，现在看来真要变成事实了。一个完全中性的，一个从不过问政治的老脑筋，开始唱共产党的歌了。”说不上张道藩是伤心还是气愤，猛地坐在沙发上，对着周围儿个早已恭候多时，而一直未张口的人说：“开会。”

“我先谈谈委员长关于书报审查制度的训令。”潘公展面无表情他说。

连年的辛劳和少着营养的饭食，老舍到底是落下了毛病。最初是头晕，渐渐地，头晕变成了头昏，而头上的毛病一定要影响专门用脑袋挣钱的写家。

从昆明回来后，头晕症非但没有减弱，反倒是一天比一天更晕了，不得不经常搁下笔，把两只胳膊垫在脑后勺下，东想想、西想想。越是没有指望的越是爱想，这就是幻想。想完了北平，想老娘，想完老娘，想妻小，捎带手还想了想北平的各式小吃，就连姑妈的长烟袋锅也成了思念的东西。想到这，老舍喜欢乐一乐，再循着思索的轨迹往下“寻”去。永远想不腻的北京。可想的更多的是眼目前的一切。困窘的收入，苦撑的“文协”，国事的衰微……。

他把酒戒了，自然不光为了脑上的病，还为了钱。后来又去戒烟。就如同他形容何容一样，虽是挺得时间长些，却终究没能戒掉。他记起了哪年在《新蜀报》上写的杂文末了一段：早晨吃豆浆与油条也须花两角多了！自元旦起，废止朝食。空着肚皮写作，脑子似乎倒更清楚。和尚们有每尸只进一餐的。由写家而出家，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倒许是条顺路。

在他那紧闭的嘴角绽出一丝不经意的微笑。

头晕症和没钱并绊住考舍的脚，他照例掐着脑门儿四处奔波着，照例把穿不着衣物押进当铺，把钱倒贴进“文协”的开支里。“谁让咱摊上这么个倒霉的事由。”老舍对朋友说。

四一年的十二月，香港陷落了，茅盾、夏衍等一大批文艺界人士都滞留在这块英国的殖民地上。为了这些人能安全地回来，。老舍四处游说，争得他人帮助。

为了作家们的版税……

为了作家们不至于因为潘公展的“图书审查委员会”而出不了书……

为了作家们最起码的人身自由……

老舍始终没停住脚。

转年，宣传部教育部干脆断了每月给“文协”的资金。他们不再乐意把钱给这个他们认为已经“赤化”了的组织。

火，再也压不住了。

老舍提笔给张道藩写道：“我是中国人，我爱国，我要抗战，全中国老百姓都要抗战！我被谁利用？我当然听老百姓的，我只知道抗战，这没错！你的话倒是很不利团结，很不利抗战呢，请你收回！”

他把信交给别人要亲自送到张道藩手上后，人，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一块堵心口的痰终于吐了出来。老舍决定去陈家桥冯公馆走走，看看这位“基督将军”，说上几句痛快的话。

他走下观音岩长长的石阶，好几天了，总有一个相同的面孔跟踪着他。

过去，他听许多人讲过，国民党就爱搞特务那一套，他并不十分相信，现在，他总算尝到了叫人家跟踪的味道。

老舍停下来，在小烟摊上买了包烟，留意地向后看了一眼，他发现后面跟着的那位非常笨拙地藏到了电线杆后面。敢情这主儿并不十分机灵啊！老舍心里琢磨着想拿这位开个玩笑。他从烟盒里抽出一只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浓浓的烟霭又从嘴里涌了出来。老舍摆出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四下里看看，好象在决定应该上哪。那主儿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过往行人，大约心里有点慌了，怕老舍一下子没影儿了，便闪出电线杆，往前凑了过来。老舍没容对方走近，便把烟头一扔，迎着走过去了，双手一抱拳，笑嘻嘻的说：“老兄，您一个月拿儿块钱？这么跟着也不嫌累得慌？！这么着吧，您不是还要写我的报告吗，我替您写得了。”

小特务看着老舍冲自己走过来吓了一跳，没等定下神儿来，老舍又一顿和和气气的“寒喧”，小特务更不知道乍回事了，也不等老舍往下再说什么，撒丫子颠了！

老舍的笑憋到进了冯公馆才笑出来。

他一路笑进了冯公馆，却没注意到冯公馆上下一片肃静，只到了正屋门口，熟识的副官拉住了老舍，他才停住了笑，有点诧异地问：“怎么，今儿这么静？”

副官冲着屋里嘴：“今天在全会上又和何总长于起来了！”

“是舍予先生吧？”屋里传来冯玉祥浑厚的大嗓门。

“对。”老舍急忙进了屋。

冯玉样倒背双手，双眉紧锁，脸色极不好看。

“坐吧。”

老舍从没见冯先生这副样子，平日里不管碰到多大困难，他也总是乐呵呵地鼓励别人。

“过段时间，咱们出去走走。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人都要憋死了。”冯玉祥坐了下来。

“冯先生，今天我可出了口气！”

老舍喋喋不休地把给张道藩写信等等一古脑全告诉了冯玉样，还补充了方才来的路上戏弄了一个小特务的细节，又不由地笑了起来。

“舒先生，怕以后没得你乐的了。”冯玉祥严肃地说。从冯玉祥的神态上，从口气上，必定是有了什么挺大的事。老舍试探着问：“焕章将军，您今儿个是怎么了？”

冯玉祥摆了摆手，站起身走到老舍跟前：“你手上在写什么？”

“写戏。”

“那好。去告诉你的朋友们，都去找个背静的地方，写戏的写戏，写诗的写诗。别人要问你谁说的，你就说是冯玉祥让我说的。叫朋友们相信，我冯玉祥不会害他们的。”冯玉祥一字一句地说。在张道藩宽大的办公室四墙上挂满了名人的字画，最突出的是一副昂首疾奔的群马图。张道藩喜欢每天工作之余，逐个羡赏这些颇有价值的美术作品，比起来，他更欣赏西洋的美术作品，可他又决不放过一个讨要中国字画作品的机会。

这几天，他的心境极坏。他知道这不光是为了老舍那封信的原因。抗战四年了，而张道藩本来还有点号召力的名字变得一文不值了。说实在的，只有一些二三流、三四流，甚至还未入流的角色，带着各种显鼻子显眼的个人目的聚在他的周围。他写过诗，学过画，不得不承认，都没有看出成功的希望。后来，他学做官，总算是扶摇直上，只一件不遂心的，便是失去了号召力。在武汉，是因为没有办法，又不肯把“文协”交给共产党，他总算勉强同意了舍予主政“文协”。满以为，一个满脑袋高粱花子的臭爬格子的，还不是叫东不敢往西，结果事与愿违，舒舍予的步子总是往左撇，这当然不是瞎说，张道藩有自己的耳目，“文协”的一举一动尽在视野之内。张道藩深感不安的是，自从“皖南事变”之后，“文协”的一些活动已经发展到直接对抗中央党部的田地。为此，张道藩受到严厉的训斥。而潘公展这个“劲敌”，主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来，已将一百六十多种剧本取缔。相形之下，张道藩显然“落后”太多。中央全会提出“军事和民主不能并容”，张道藩决心动用一切力量，把“文协”扭过来，把权夺过来。这是他这次召集宣传会议，亲自和潘公展会谈的真正意图。尽管潘这个人一向骄横，但这一次，却十分爽快地同意了和张道藩的合作。

他不准备再耐下性子和那位谈一谈，聊一聊了。

果不其然，舒舍予的身后长了“尾巴”。

无论在哪，必定有人在一二天之内汇报给张道藩，而张道藩也不把这事搁凉了，立刻着人把老舍叫来，冷言冷语“投海”一番。

老舍刚和冯先生从青城山回来，立刻被叫到张道藩的办公室。

张道藩开门见山：“舍予兄，你就听我一句忠言。不该管的事少管，不该说的话少说。”

“你看哪件事不该管，哪句话不该说？”老舍淡淡地反向着对方。

“王冶秋是什么人？赖亚力又是什么人？为什么你总是和这么些人搅在一起？”

“您是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吧。还有冯先生。最少他们向着共产党。道藩兄，我早说过，不管什么党，只要抗战，我就支持，不管什么人，只要抗战，我就和他做朋友。

“舍予兄，说这种话是很危险的。”张道藩的脸骤然变得十分可怕，言辞之间带着严厉的斥责。

“怎么着？！莫非还要抓我吗？我候着呢！你大概还没忘吧？在武汉、‘文协’刚刚成立，大家都一个心眼儿为了抗战。政治上的宿敌暂时放弃了论争，艺术的派别丢下了成见，肩并肩，手挽手，那是什么样子的‘文协’啊！再看看现在，跑的跑，亡的亡。大家从日本人手底下亡命出来，忍饥挨饿，还要防备着自己的政府抓人，结果又跑。‘文协’完了。可完的不明不白，不清不楚。打开窗子说亮话，‘文协’你们要是不想要，趁早说明白，我舒舍予扛着‘文协’的牌子上延安！”

张道藩绝没想到舒舍予会玩出这么一手，一时间，楞住了。一直等到老舍甩门而去，才缓过劲来，急忙追出屋，赶上老舍，说什么也不能老舍就这么呛着话碴儿走了。张道藩相信，人逼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甭说“文协”去了延安，就是舒舍予一个人去了延安，自己脸上也搁不住啊。

张道藩到底没拦住舒舍予。

舒舍予闷着头只顾往前走。他要跑，跑的快快的，远离开这暄嚣杂乱，乌七马糟的地方，找块清静、干净的地方。他感到很累，想找一个地方歇一歇。便走进路边一个茶寮。

“泡茶。”

他懒洋洋地吩咐了跑堂的泡上一杯香片茶后，便用手撑着下腭，打个盹。

近来，头晕的毛病没见好，又添了个腹疼的毛病。老舍真感觉自己老了。四十三岁了，人走下坡路了。

他端起盖碗，揭开碗盖，用嘴轻轻吹去浮在上面的茶梗，呷了一口淡淡的头过茶，突然感到腹中一阵绞痛，一阵叫人战栗的痛疼象过电似地从腹部向四周围漫开。老舍用力捺住，待痛疼一步一步减轻。近来，这种痛疼已不止二次三次地折磨过他，不知为什么，他总以为是阎王来索命的先兆——浑身上下，丁点儿管用的地方都没有了。这叫老舍不由地常常暗自神伤。

痛疼渐渐地过去了，可谁知道它什么时候就又向自己闯回来。凭着一点决不能把死人治活的医疗常识，好歹没把盲肠的部位当成心尖，老舍给自己断了诊——八成得了盲肠炎。不管是什么炎，眼目前不疼了。老舍便决定去北碚，静下心来，好好写点东西，而不去搭理张道藩的挑衅。

“唉……。”舒舍予长叹一声。他想起去年洪深一家自杀的事，又记起那位叫于立的知名的女记者，在留下：“国事如此，家事如此，无能为力”

后，撤手而去，老舍还清楚地记得那首和女记者同样有名的，起名《风筝》的绝命诗：碧落何来五色禽，长空万里任浮沉。

只因半缕青丝系，辜负乘风一片心。

哦，风筝。它把记忆带到了幼年。每天放学，带着自己糊的“燕日虎”，几个人跑到城墙上，放开凤筝，可着小线儿的长度，让它一个劲儿地奔着高处去。玩累了，把线头压在城砖下面，小哥几个，躺在城墙上，看着浮在空中的风筝一起一落。他相信，如果小线能再长些，风筝，定能飘到灶王爷每年要回去的“天宫”。有一天，风筝真的去了。风刮得大了点，把不结实的小线儿刮断了，风筝来不急告别，便三窜两窜没了影儿。舒庆春和朋友们执拗地立在那，等着风筝回来……

“先生，先生。”

舒舍予睁开眼睛，才发现天已经染了黑色，茶察已经没有几个人了，该打烊了。他付了茶资，刚要抬脚离去，方才那十分熟悉的痛疼又自己找了回来，老舍只好捂住腹部，又坐了下来。这阵痛疼倒叫老舍下了决心，一定到医院看一看，否则，早晚会疼的把什么事都给搅了。

那天晚上，老舍宿在了张家花园“文协”，总是梦见各种各样的风筝在眼前飘来飘去。

打什么时候，人们发见了从绍云山流出来的泉水带着热气。含着石灰，这没人知道。但政府南迁以来，因为这股泉水，北碚镇就更加喧闹起来，虽然通往北温泉的路并不宽，最多算是条小道。更有“滑竿”可坐，再不然，买舟荡桨，便到了比北碚高出一截的北温泉。大约是风景宜人的原因，文人一时云集北碚，文化机关列队于此。单说最著名的大学就有复旦大学等等，陶行知先生的育才学校也在这里。

“文协”迁入四川之后，专任的“文协”干事萧伯青受老舍之托，便在北暗组织了北碚分会。其目的无非是让那些做教授的会员和做编辑的会员在北碚有个聚齐的地方，这是初衷。后来，重庆挨了炸，北碚的人多了，分会的活动才日渐多了起来。

为了写作，为了能经常顾到北砧分会的工作，老舍就着离分会不远的蔡锷路租定了房子，隔三差五必定从重庆跑来。这天，他又从重庆回到北碚，推开分会的门，进门便喊：“完了，完了。0”

伯青见老舍捂着肚子，一脸的苦象，吓了一跳，连忙让座倒水，询问情况。老舍却嘿嘿一乐：“这一段身子总是不舒服，我约摸着要为抗战牺牲了，昨天在城里我整整疼了三阵子。今天一回来，便找了玄三先生，结果只认为是盲肠出了点毛病，割去就是了。好了，我舒舍予虽没上前线，也算挨了一刀，总算有功之臣了。”

“那什么时候动手术呢？”伯青急切地问。

“立刻住院。这不，我先来通知你，如有不测，也好有个朋友知道舒舍予上哪了呀。我这就走。”

萧伯青起身把老舍送到门口，说：“您先去，我这忙乎完了，立刻就上您那去。”刚要往回走，又想起什么似地叮嘱了一句：“千万别太紧张。”

老舍已经走了。

等到萧伯青忙完了手上的那点事，便急急忙忙赶到座落在北碚的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外科手术室外，立刻被一种不祥之兆笼罩住了——手术已经整整地三个半小时了。据听说是找不着盲肠。古时候，有听说“代人受过”

的，却没听说过“代人挨刀”的，这种忙儿，伯青便帮不上了，只好坐在长椅上干着急。好不容易等到手术室的门开了，老舍躺在手术床上，沉沉的睡去，好象根本没经历过任何事情似的。伯青一把抓住外科主任刘玄三的手，谢个不停。刘主任也累得满头冒汗：“盲肠我是给割掉了，剩下的事就请你们好好护理一下了。”

老舍睡着。

眼前又飘起一只一只的风筝，有弯弯曲曲伸动的娱蚣，也有蝴蝶，西燕……，天是湛蓝湛蓝的天，又听见了在天上传来一阵阵焦脆焦脆的鸽哨儿，好久没听见过这熟悉的声音了，一队鸽子俯冲着向下飞来，那只是乌头，那只是铁膀，点子……，在高大的楼簷下侧身而过，又一振翅，带着嗡嗡的哨音，窜上了天。这一切那么亲切熟悉，又那么陌生，真不知道这是在哪？一个面人担子，一个飞速旋转的空竹，甚至一碗面茶，一句“爷们”都勾起了那沉淀了的记忆。

“我口渴。”

伯青用药棉蘸上水去湿润他那干燥的唇。

“啰，飞啊。”

伯青用毛巾拭去头上细密的汗珠。

夜深了。他终于慢慢地睁开眼睛，第一眼便看见了萧伯青焦灼的目光。

据说是因为缝刀口的线太鼾，创口出水，本来往上二三天的手术，却非要耗上七、八天。老舍叹了口气，预备好好尝一尝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的滋味。一会儿，就连天花板上有几个蜘蛛网，网是用儿根线织成的都数的清了，老舍的思绪又飘向北方，飘向北平——母亲，妻子、儿女、护国寺、西直门、积水潭、祖家街……

萧伯青蹑手蹑脚推开门进来，他见老舍已醒，便把饭盆打开：“吃饭吧，龙抄手。你们叫什么？”

“馄饨。东华门大街，靠近八面糟附近，有家专门卖馄饨的铺子，掌柜的姓侯，铺子便随了掌柜子叫‘馄饨侯’，俩芝麻酱烧并，一碗馄饨这便是一顿美餐。”

老舍吃着四川的“抄手”，却想着北平的馄饨。伯青见老舍心情很好，便试探着问他：“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回答是，恨不得二分钟之后便逃离这个地方，而且永远不再回来。

“有件事不知该说不该？不过，无论如何，请先生您不要动感情，要保持绝对的平静。”伯青望着老舍。

“什么事呀？我不动感情。”

“絮青嫂带了孩子们从北平来了，现在已经到了重庆。您看是叫她们现在就来好，还是过几天再来好？”

老舍略微地沉吟了一下，只是略微地……。他平静他说：“既然已经到了重庆，还是叫她们来北碚的好，免得住在重庆麻烦朋友们。”

说着，从枕头底下取出饯，交给伯青，请他帮忙置办些安家的必需用具。

第二天，正当老舍掐着指头算计着从重庆到北碚的班车时间时，妻推开了病房的门。

舒舍予又有了家。

当老舍病愈出院，回到家中，便看见了九岁的小济、七岁的小乙和五岁的小雨。大约是不认得爸爸了，三个孩子只是微笑着看着爸爸，一言不发。

“爸爸。”舒济最先叫了，她和爸爸最熟。

“爸爸。”舒乙也叫了，他和爸爸很好。

惟独舒雨没叫，她不认得爸爸。

望着妻、望着儿女，老舍心上的皱纹舒展了开来。他感激地向妻子致谢。

感谢她把一个个孩子们拉扯起来。感谢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享受着儿媳无微不至的孝顺，感谢她在掩埋了母亲后，拉着三个孩子，千里迢迢从北平跑到自己身边……

妻并没领受这感激的目光，这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那么自然，用不着感谢，那只算是走完了一站，现在又有了家，五口之家，还得往下走呀！

“我叫舒舍予。你呢，小姑娘？”

“舒雨。”

“咱们俩人的名字好象差不多吧？”

小雨渐渐地和眼前这位十分陌生的人熟了起来。熟人不拘礼，五岁的女儿坐到了紧靠着爸爸的地方，七岁的儿子缠住了爸爸的脖子，只有大女儿护着爸爸，想把弟弟妹妹从病未好的爸爸身边撵走，最后，连她也抱住了爸爸的胳膊，三个孩子包围了爸爸，听着他讲那些没完没了的故事。

入夜，按着大小个，从左至右，孩子们在一张临时搭起的床上睡了。老舍和妻相对而坐，心里翻腾着万语千言，一时又不知从什么地方谈起，于是就坐着，看着，……“最叫我对不住的，就是娘。”老舍一想到母亲，便不禁地滴下泪来。

“是啊。她老人家受了一辈子苦。最后也没能过个太平日子，吃不得吃，喝不得喝。粮食实行了配给，那哪是什么粮食啊，杂合面里还带着老鼠屎哪！”

自然，妻没说楞叫自己和孩子们一餐三顿吃杂合面，也想方设法弄点细粮给母亲吃。

“孩子们上学吗？”

“上啊。那才叫缺德呢。今个庆祝南京失陷，明个庆贺攻下了武汉，楞叫刚上学的孩子排上队上大街游行庆祝。好好的人，脸一抹裟，替日本鬼做了事，成了汉奸，掉过头来，欺负老百姓。有骨气的出了德胜门，奔了西山，参加了游击队；再不就是宁肯饿死，也决不给敌人做事。嗨，这些事说起来，三天三夜也说不清。”

“那就慢慢的说，想起什么说什么，什么我都想听。”

灯熄了，俩人躺下了，妻还在讲着日本鬼子在北平城令人发指的暴行。

老舍再不吭气，这往后，不论妻在对谁讲着这些事，他只是默默地听着，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就在他的心底却掀动着阵阵狂暴的巨涛。

不久，妻在国立编译馆找了份小小的差事。两个人伴着清贫和温暖，在北碚开始了新的却又是痛苦下的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