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爱自己的母亲，可是，如果我们的母亲走了，我想知道，我们该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是，我们还有什么方式可以继续我们的爱呢？

母亲去世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断地往母亲的墓地跑，我把母亲的墓地看作是母亲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家。

但是，这墓地真是母亲的家吗？

如果是，那我真不愿意。因为，这地方太荒芜了，尽管这景象极度吻合我母亲的命运。可如果不是，那又在哪里呢？

还在我们的家里吗？父母住了几十年的老家，早已被拆了。我每回回老家，只能站在厂房外面，寻找回家的感觉。机器的轰鸣与嘈杂，显然会令母亲烦厌，即使这是她住了几十年的家，她也会逃离。

但父母的遗像却一直在我的书房里。这样，每一个日子我就都能够同他们在一起了。但他们真的同我在一起了吗？

如果真的在一起了，那墓地呢？还要那墓地作什么？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我只能继续寻找。

一个人无论怎样爱他的母亲（当然，也包括父亲），都很难在双亲过世后还能够继续表达、奉献他的爱。这想法对吗？

人都不在了，还怎么爱呢？

是的，的确是这个样子的。要爱，也只能在双亲健在时去爱，去尽孝。可当双亲健在时，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却并没有真正地做到过尽孝。不是我们不孝，而是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我们很年轻，父母很健康。我们理解的尽孝，只在当父母身体有了病，老得不能动弹的时候，才是我们尽孝的时候。可哪里知道，绝大多数的父母并不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父母的身体，说不上强健，但表面上却说得过去。几乎没有任何兆侯，他们就扔下了儿女，远走了。尤其我母亲，喝下父亲端给她的一碗水，就别了人间。

从此，我不再认为来日方长了；从此，我知道了，孝敬父母不能等他们病了，不能等他们老得不能动弹了。父母有时不给我们这个机会。

不给我们这个机会，就会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再也活不踏实了，再也活不安宁了。倘一直这么着倒还好，可问题不是这个样子的。问题会比这个要严重，很快地，你便会发现，你的心不再是踏不踏实、安不安宁了，而是满腔的愧疚，甚至于无尽的哀伤。这样的心情会像魔鬼一样纠缠着你，直至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也就是说，当父母不给我们这个机会后，尽管我们还活着，可我们再也感受不到生之乐趣了。

更要命的是，不给我们这个机会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存，便只有煎熬这两个字了。

我一直试图给我母亲一点爱。但我知道，去墓地并不是爱，即使是爱，也非我想表达的那种爱。至于书房里的遗像，那只是一种念想，什么也说明不了，什么也表达不了。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我购买了一本书，一本曾被苏联当局逮捕过的书，书名叫《生活与命运》，作者叫瓦西里·格罗斯曼。

这本书太厚了，将近900页。

我看得很慢，经常翻上几页就放下。不是我“怠慢”这本书，而是我不想把这本书一口气读完。

一定让人觉得好奇——“这是怎么回事？”

的确有一点奇。奇在何处呢？奇在作者的这本书是献给他的母亲的。

在《生活与命运》一书的扉页上，瓦西里·格罗斯曼这样写道：

本书献给我的母亲

叶卡捷琳娜·萨韦列夫娜·格罗斯曼

母亲走了，格罗斯曼告诉我们，还可以给母亲写信，还可以写文章，写小说，把母亲写在里面，让母亲与你的作品同在。

你还可以像格罗斯曼一样，把你最满意的作品献给你的母亲。

把自己的作品献给自己的母亲，这想法我早就有了，可惜，我没敢这么做。不为别的，只为自己的作品不够格，没那个层次。我怕献给母亲，会让母亲不乐意。尽管母亲不识字，可我知道，我不满意的东西，她必也不满意。

二〇一六年八、九月间，承蒙北京的一个好友推介，我的《中国人三部曲》被九州出版社一编辑收下。看完书稿，他认为可以出，只需要调整极个别地方，不会大删。我高兴极了，认为出版终于有了希望。可几个月过去了，这哥们始终不提出版的事，我一再催促，他要么不回复，要么就说在外头旅游。忍到年底，我不想再忍了，便直接问他出还是不出？他回答：“出！”要我把简介、后记等一干东西发给他。这时我才想起，这部书我是准备献给我母亲的，可我母亲的名字怎么也不能叫张沈氏吧。那母亲叫什么名字呢？这事把我难住了，也非常令我内疚：我怎么就没想过母亲的名字呢？

母亲生在旧中国，活在新中国，可她的名字无疑还是旧中国的。为什么旧中国的东西到了新中国还不改变呢？是新中国并不关心人的姓名，还是我们做儿女的没尽到责任？

我有三个舅舅，都不在人世了。三个舅舅家共有七个表哥，我一家一家去找，一个一个去问，他们都感到奇怪。在他们看来，人都不在了，还打听名字，有什么意义呢！大舅、三舅家的表哥都摇头，只有二舅家的大表哥，说他有印象——说是我二舅在世时，一次无意间说到了我母亲的名字。大表哥管我母亲叫小姑。“小姑的名字叫沈道蕴。”表哥肯定地说。我说，这名字应该是挺有文化的人给起的啊！表哥头一梗，说：“呦嗬，难道你不知道，你外公不仅是个大财主，还是个文化人？你外公为人仗义，每逢过年，他都要给四邻八舍免费写春联，写好了带着你三个舅舅，和小姑一家一家送。”

我说：“你确定？”

表哥说：“瞧你说的，我记性好着呢！”

“沈道蕴！”我一遍又一遍地在嘴里念叨着。这名字好听！这名字也好陌生！

找到母亲的名字，我无比欢欣。真好比我做了一件大事似的，真好比我那命运多舛的书，终于要出版了！

当我把出版社需要的东西准备停当，发给那个编辑时，他又没了影踪。一周后，我接到他发来的一条微信：“抱歉！你的书稿没有通过。请另投他处。”

过了几天，又发来一条微信：“若同意撤掉20篇左右的文章，还可以再通融。”

不消说，出版的事又黄了。因为，他知道，在处理我的文稿这件事情上，没有通融的余地。——撤掉20篇，是我无法接受的。20篇文章再无价值，我也不会轻易扔掉它。

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人的姓名会与他（她）的命运相连。谁能从沈道蕴或张沈氏这个名字，看出她的命运来呢？但我不得不说，我母亲的命运太令人心酸。这也正是我每每想到母亲，每每看到她那张遗像，我都会难以抑制自己的眼泪之所在。“她走得太突然，她没给我机会”，这是我常在心里讲的一句话。这句话只有我听得到，我相信母亲也能听得到。

我没有在她的忌日里给她写信，但自她走了以后，我一直没有停下手中这支笔。世上很难有人相信，我写的每一篇文字，都是献给我母亲的。我经常会在写完一篇文章后，哪怕是深夜，我也会在母亲的遗像前燃一炷香，我会看着这炷香燃尽，才给母亲鞠躬。

格罗斯曼在信中说：“亲爱的妈妈，我就是你，只要我活着，你也就活着。我死以后，你还会继续活在这本书里。……”

我没有格罗斯曼这样的信心，我不敢说，我死以后，我的母亲还会继续活在我的书里。但我可以做到的是，亲爱的妈妈，我就是你，只要我活着，你也就活着。

曾经，对于命运，我是如此地不屑。可是，今天，我想对母亲说，亲爱的妈妈，儿子信了。不仅信，而且我怀疑命运像传染病，会传染。你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你的命运，也成了我的命运，甚至成了我孩子的命运。

现在，我已经彻底地不关心我那几本小书能否出版的“命运”了，如同我早已不再关心我自己的命运一样。我现在只有一个心念，这个心念就是：我能给母亲做点什么呢？以前没想过，现在想了，觉得也很简单，就写点文字吧，一并把母亲的命运也写进我的文字里——只是，这是不是爱呢？这算不算爱呢？

母亲，你在的时候，很少跟我们兄弟姊妹提及外公、外婆。你不提及，与我的祖母有关。在祖母看来，大人不宜跟孩子讲已逝的人，哪怕是亲人。老实说，我真没想过，我会在你过世后，开始寻找外公、外婆的墓地。当我第一眼看到外公、外婆的墓地时，我没有悲伤，有的是欢愉。你知道为何吗？原来，外公、外婆的墓地，与你近在咫尺啊！

我的欢愉还在于，你跟我讲过，你说，听老辈的人讲，女人过世后会回到父母的怀抱。如果真是这样，难道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吗？现在每逢节日，我都要给外公、外婆烧纸，母亲！你可知这是为何？仅仅是出于孝，出于对外公、外婆的感恩吗？不，不完全是。我真正的想法，乃是我愿意相信你已经回到了外公、外婆的怀抱。你是外公、外婆唯一的女儿，当然，你也是我唯一的母亲。

母亲！真有来世的话，我希望你还回到我们家来，我还做你的儿子。

母亲！真有另一个世界的话，我希望我能回到你的身边，继续做你的儿子。

至于现在，我最渴望的，就是你能回到外公、外婆的怀抱，在二老膝前蹦蹦跳跳，享受做女儿的欢心！如有可能，在我去见你的时候，我希望你能跟外公、外婆说：“这是我的儿子”！

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