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定居点，固定住房的花费比毡房大。一架毡房的成本在两千至三千元，毡子可以自己做，花费相对较少;但定居点的砖房，则需现金买，这使得牧民的牲畜数量锐减。牲畜是牧民的基本生产资料，生长需要一定周期，其中又有较多不确定因素，如：母羊空胎、幼羔死亡、自然灾害等，每年牧民都要卖掉一定数量的牲畜以保证日常生活的消费，因此，如果在较长时间内牧民的牲畜数量不能增长，将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

有的牧民卖掉毡房，一方面定居后夏天天气热，毡子没有经过染色，易生虫;另一方面，缺钱。有的人则把毡房寄存在山上的亲戚家。还有的，只留下毡房的架子。那些木架子，被放在定居点的畜棚中，再也没机会变成座房子。它们像巨兽的骨头，嶙峋着，丧失了皮肉。去夏牧场放牧时，牧人住在用防雨布搭建的临时帐篷里。

挤在防雨布下，和坐在毡房里，到底有何不同?在毡房里，和牧人一起盘腿而坐的，还有祖先的魂灵。现在，防雨布十分具体地描述出一种寒碜(和旧毡子搭起的小毡房完全不同的寒碜)。防雨布下的生活，放大了黑暗和寒冷。这种房子被临时织补起来，随时要倒塌。即使是在很小的毡房，主人也不会生出零时住居的感觉;而在防雨布中，牧人把日子过得匆忙、仓促、拮据。主妇在白天的正午打量这座蜗居时，像打量几块毫无意义的，发光的玻璃板。她习惯用麻绳扯拽天窗上的小毡子来遮挡阳光，现在，她袖着手，愣怔地盯着防雨布小屋，完全不清楚阳光从哪里泄进来。

牧民对牧业驾轻就熟，但对农业则表现得磕磕绊绊。很多人在定居前从没接触过农业，甚至家里没有一个农业生产工具。虽然到了耕种季节，乡农科站会派技术员指导，但这个和土地打交道的过程总交织着太多的失败与懊悔。他们渐渐总结出一些经验：苜蓿草一定要在收割前浇水，收割后会烂根;种玉米应在天热时，种早了不发芽……但对直接进入机械化大耕作的牧民来说，他们对机器生出强烈的依赖思想，总想指望那些铁家伙完成犁地、翻地、播种、收割、脱粒等一系列过程，而缺乏精耕细作的技术、经验和劳动过程。

牧人可以离开马鞍和草原，可除此之外，他们别无所长。他们骑在马上时，不仅是一个骑手，更从属于一种巨大的荣誉中。在那里，关于英雄的条件十分详细地规定好了，既周密又严谨，每个骑手都会矫正自己的位置。当他们下马，走进红砖房，他们变成了单个的人，在定居点横平竖直的柏油路上，他们被更大的规矩和法则控制住，令个人能量毫无回旋之地。当他们变成农民，一整套法则正等待着他们。

随着初始化农业生产方式的到来，牧人的家庭出现了劳动力重新分化问题：传统哈萨克妇女以家务劳动为主;定居后，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土地靠妇女经营，男人则从事牧业生产;男人只有在不放牧、不育肥、不做其他生意的情况下，才会参与农业生产。由于妇女既要照顾家，又要从事种植，就选择易种植、好管理、耐旱又能当饲草的苜蓿种植。

在定居点的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顺畅，在这片四方四正的田地里，牧人的勇猛一点用都没有，做什么都不对劲，他们白天劳动，晚上睡在土炕上，脑袋里回味的却是如风似飞的滋味。与每日持续的农业生活同样巨大的，是对过往游牧生活的遗忘。每一个在草原上驰骋过的牧人，为了适应新生活，都必须在大脑中对过往生活进行清理。牧人的生活被分解成两部分：定居点时代，和这之前。牧人常携带着茫然而不知所措的面容走在定居点。这种愣怔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克服。任何走进这里的人，都能看到那些眼神深处的担忧、怀疑和迷惘。

经过三五年磨合，大多数牧人基本掌握了种植苜蓿、玉米、大麦、小麦等农作物的经验(好地种植玉米和小麦，碱地种植苜蓿);牲畜多的人家，甚至将土地全部种成苜蓿。一些人还学会了建房技术，不仅能盖院墙，还能盖畜圈;不仅给自己盖，也给别人盖。定居点需要储存草料，为了节约饲草，牧民一般采用“长草短喂，短草槽喂”的办法(即把苜蓿草、玉米秸秆粉碎，放入槽中，减少因踩踏造成浪费)。有脑子灵活的人，购来饲草粉碎机，营业起来：每小时收费二十元。

妇女到了夏季西红柿和棉花的采摘季节，结伴坐上种植户的小四轮拖拉机，到附近乡村大田帮工，晚上再送回来。冬闲时，她们缝制地毯，在市场上直接出售，一条簇新的手工地毯可卖三百或五百元。而男人们，凭借着对牛羊饲养的熟稔，帮助周围牧场育肥牛羊(与牧场签订合同，羊羔出生后七十天，以十七公斤为标准，超出一公斤奖励一元，少一公斤罚五元)，收购牛羊和皮毛，再拿到市场去买卖。有人冬季加工了三匹马的马场，在路边打出卖马肠的广告。收割大麦和小麦时，联合收割机每割一亩地十五元。脱粒后的麦子用汽车送到各家，送麦子的司机按照每亩两元价格收费。

渗透进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计算，具有颠覆作用。在这些行为背后，另一种价值体系已建立：金钱的作用被人交头接耳地转述。和转场相连的那些关于生命的记忆，在定居点，被饲草粉碎机粉碎成碎片。人们的手里刚刚拿上钱，可走路的眼神已变得空旷。当他们还是孩子时，他们的父母赶着牛羊穿行在青草中;现在，在他们的孩子眼中，他们或者弯腰拿着锄头，或者将刚粉碎好的短草倒入槽中，或者用粘上唾沫的手指一张张数着钞票。

四个轮子的小汽车来到萨孜湖，从两座毡房间忽悠绕过，喷出突突尾气后，古怪的味道长久地黏在草尖上不散;大卡车到达此地时，车厢还空着，铁栅栏围起长方形小监狱，两层叠加。阔大臀部在车头的牵引下，在无路的草原上起伏突围，呼哧声连续不断，震得云层颤抖。羊群伫立圈中，耳朵神经质地抽搐着，极有兴致地看那大家伙远去，从不曾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被会掳进去，走上不归路。

湖边草坡，凸起一座座白蘑菇般的毡房。在旅行者眼中，这些一眼望去的毡房大同小异;事实上，它们的形制复杂不一，各有功用：父母和孩子居住的毡房为大房子，儿女婚后单过的毡房为小房子;另有一种，则属牧民自发扎建，不为居住，只为营业(但不是某个单位或组织搭建的)，称家庭毡房。

一条河流蜿蜒向前，河水清浅，岸边水草团团漂浮，鹅黄淡绿，窄处堆起两滩干硬泥巴，助人一步即可跨越。步行二十米，可达未名泉。泉水直径一米，周围砌红砖，外部均匀涂抹水泥。泉边十米处，是米哈尔古丽家的家庭毡房。红边框眼镜和草原很不搭调，戴着它的女主人完全不像牧民(几乎可以确定，她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一米七高，肤白微胖，袖子捋起，手背上泛着油光，操熟练汉语。我很快得知，自师范学校毕业后，她一直在县城当老师，丈夫哈纳特是库甫乡沙孜村村民，平常在县城做点小生意。今年暑假，在女主人的建议下，一家人六月一日便上山，在泉水旁扎起两座毡房：一座招待客人，一座自己住。

米哈尔古丽拿自己打趣，说起刚到草原的趣事：她拿着望远镜，看到对面山坡有个蘑菇，有脸盆那么大，便奋力爬过两座山头，暗叹自己交了好运，等喘着大气走近一看——是个破塑料壶，在阳光下闪光。之后，她知晓了一件事：自己并非真正了解草原。但她并不因此就要下山。不!自放假后携全家上山，她便打定主意：一定要坚持到八月二十日，天冷后再下山(换言之：一定要把家庭毡房的生意撑下去)。

待客的毡房宽大，炕上铺着绚丽花毡，堆着干净被褥，一次可待客四十人;自己住的毡房窄小些，毡子更旧，但炕铺得和大房子一样讲究：木板上是毡子、再铺黑红格化纤地毯。这个房间内，不仅有米哈尔古丽、哈纳特、穿白罩衫黑运动裤白拉带凉鞋的四岁女儿卡迪亚，还有请来帮忙的姑姑和姑父，炕上躺着穿棉袄棉裤光脚丫的婴儿，是米哈尔古丽妹妹的儿子;卡迪亚身旁坐着的，穿粉色拉链毛衣、黄头发、七八岁模样的女孩，是婴儿的姐姐。

毡房内略显拥挤，却充满活力：正中铁皮炉子炭火正旺，双耳黑色大铁锅内，块块指节大的羊油正嘶嘶作响，炕上小桌，姑姑跪在一块艾得莱斯绸缝制的垫子上，切羊杂碎(自己吃);案板的另一面，哈纳特在切羊肉，准备穿烤肉(给客人吃)。米哈尔古丽抱起刚睡醒的婴儿拍打，鼻腔中发出呢喃，还不时挥动锅铲，翻炒锅里羊油;姑父提着羊头和喷灯走出去(羊头是客人的主菜，得收拾干净)，两个女孩下炕，提起水桶，去泉边提水。

是草原让米哈尔古丽认识到牛粪的重要性：作为必须的燃料，在草原，做饭取暖全靠它。米哈尔古丽做梦都想白白捡到牛粪，可当她出门后才发现，那些犄角旮旯处，早被别家主妇洗劫了好几遍，哪能等到她!她便只好买：一堆长、宽、高各一米的牛粪标价一百元(二零零九年冬季雪灾前，一堆牛粪原本三十至五十元)!可再贵也得买。米哈尔古丽咬着牙，买来两车两米的，四百元，二十天就全部烧完;然后，再买……

除牛粪堆的涨跌直接影响家庭毡房的效益外，毡房的定价也尤为重要：太高没人来，太低没赚头，要定得客人心服口服，来了一次还想来第二次。于是，价格这样出笼：白天三百，晚上五百(不包括买羊钱，一只羊六百，由客人负担费用，但毡房负责宰杀、洗净、煮、炒、烤)。通过这个价目表可灵活换算：若早晨来，晚上走，吃一只羊，总价为九百;若住一晚，吃一只羊，价格为一千一百元。听起来不算低，但米哈尔古丽说，大头都用来买羊(成批买羊一只可降到五百五十元，但客人大多零星而来，只能一只只买，想在羊身上省钱，很难)。活羊的固定价格令家庭毡房的价格居高不下。可如果再低，就没赚头。

但我发现，对家庭毡房来说，赚的不仅仅是现金：帮客人宰羊，可留下羊皮，羊内脏，羊尾巴等，也是一笔收入。以前，一只羊尾巴卖五元，现在则卖三十五元。将五个羊尾巴切碎，炼出的油可装满二点五公斤的雪碧瓶，油渣还可蒸包子、炒菜。这些小实惠如润滑剂，能让一年皱巴巴的生计变得顺畅些。

毡房的价格可以量化，但接待客人的麻烦却无法计算：不同的客人会提不同的要求，哪怕最严苛的，主人也要尽量满足。

米哈尔古丽举例说：“前天来的客人说好二十五人，来了后我一算，整整四十人!我说要多加一百元，领导点头答应了，还把带来的女人往前一推，说让她来帮忙，可她什么都不干，只顾用纸擦鞋上的泥。领导说要吃两只羊，一只煮一只烤，还要做六个凉菜六个热菜。我把煤气灶搬到外面炒菜，用大土灶煮肉，用铁皮炉烧水泡茶。四十个人，单泡茶都能忙死人：有人要喝奶茶，有人要喝清茶，有人要喝骆驼奶，有人要放盐，有人不放盐。全家人从早忙到晚，腿都跑细了。实在忙不过来，就去周围毡房找人来帮忙，一天五十元。水不够，让两个女孩轮流去泉边提。晚上客人不睡觉，拼命喝酒，喝完就大喊，上清茶，上奶茶。我们在旁边毡房不敢睡，听到喊声，马上起身，烧好茶，提过去。又赶上半夜下雨，他们喊冷，我们把炉子也架起来。有人在地毯上吐了，我用洗洁精洗，清水冲，又忙活了一阵。可临上车，领导硬是不给那答应好的一百元，头一扭，人呼啦啦上车，一把方向盘，全走了。”

在城市，邻居关系很疏离;到了草原，米哈尔古丽重新认识到这个词的内涵：刚上山，扎好毡房后，米哈尔古丽根本没想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邻居(丈夫的远房堂哥)的窥视之中。一连四天，没客人来，邻居骑马跑来嘲笑她：弟媳妇啊弟媳妇，这么大的空房子，真漂亮啊。她被气得半天说不出话。看到旁边有人也建起座营业性毡房，邻居骑马跑来：弟媳妇啊弟媳妇，人家的房子来了，你们的房子不行啦。又过了数日，他再次骑马跑来说：哎呦，你们家可真行，都已经接待了二十五拨客人啦。米哈尔古丽差点晕倒：她每日忙得团团转，根本没细数接待了多少拨，可邻居每天都眺望她家毡房，记录下烟囱冒烟的次数。又一次，看见炊烟升起，邻居忍了又忍，没骑马过来，改成打电话：弟媳妇啊弟媳妇，你们是不是又在烤没结婚的羊娃子?

当家庭毡房从草地上锐利冒出，邻居们的眼神变得格外敏感。以待客为传统，视买卖为耻辱的游牧民族，面对这个新事物时，忐忑不安。传统的，世代相承的稳定结构，被这座毡房撬出个缝，变得松动起来。所以，一座毡房并不像它显现的那么简单：它的一举一动，皆在邻居和传统的灼灼注目中。

竞争同时到来。看到米哈尔古丽家的生意不错，有人眼馋，要来和她抢地方。可她早都打听清楚政策：在冬窝子，每户人家毡房的地点有具体规定，但夏窝子却没有，谁的毡房扎得早，那地方就归谁。听到有人说让她搬走时，她站在门口就骂：“我男人就是这个村的，谁敢动我的房子!”

他们在旁边扎起毡房。没有煤气灶，只修了个土灶;也不提泉水，用咸井水烧茶，茶味泛苦;一瓢水把整个羊肚子晃一遍，里面还有绿色;人来得多些，就忙得颠三倒四。米哈尔古丽说：“搞接待，还得女人干。女人耐心、细心。”

她家毡房不仅人多，且分工明确：她负责倒茶，招呼客人;姑姑炒菜;哈纳特和姑父收拾羊;女孩子们提泉水。有的客人吃不惯羊肉，想吃面条，咋办?要提前准备好挂面之类的东西。可对面的那些大老爷们，哪能想得这么周全。他们白天忙着炒菜，晚上还要搞接待，连续几天睡不好觉，大师傅生了气，自己走下山。之后，那房子的烟囱便再也没冒出烟。

刚上山，才四岁的卡迪亚万般不习惯，说周围没人玩，太着急，还是回城里的楼房去吧。住了几天，她的馋瘾犯了，强烈要求吃肉。米哈尔古丽一摊手：我们没肉啊。她用小手朝不远处一指：那么多羊，宰一只不就行了。母亲笑弯了腰，说傻丫头，那些羊都有主人，得花钱买才行。哦……女儿看看羊群，发狠道，等我长大了，一发工资就买羊吃。

女儿和母亲去捡牛粪，开始嫌臭，慢慢地，从母亲的言行中懂得牛粪的可贵，大老远看到一团，激动得直跳脚，狂奔过去。做母亲的不断点头：这份对牛粪的热情，在县城，可培养不出来。

大风大雨后，母女俩出门捡垃圾：将吹到毡房周围的塑料袋、矿泉水瓶、废纸壳等收集起来，装在袋中，再挖个坑埋起来。多数时候，母亲做，女儿跟着看。可在当老师的米哈尔古丽看来，父母以行为教育孩子，远胜过空谈。

草原上的生活冗长繁杂，别看卡迪亚小，也要承担必要的劳动。除去提水，每晚六点半，她还要负责将小牛绑起来。母牛在外吃了一天草，回来的途中就会哞哞呼唤自己的孩子，小牛听到后，想方设法从圈里挤出来，朝母亲——不，应该是母亲的乳房，奔去。此刻，是母牛乳房最饱满之时。米哈尔古丽叮嘱女儿，在母牛回来前一定要将小牛绑捞，若奶被小牛吃了，人就挤不出来了。小牛才三个月大，正是馋奶时，可再过三个月，母牛再次怀孕后就会断奶，所以，母牛能挤出奶的时间很有限，于是，就出现了人牛抢奶一幕。

挤奶有固定时间：早晨七点半到八点，晚上八点半到九点。中午奶少，一般不挤。有一天，卡迪亚忙着玩，忘了绑小牛，小牛撒着欢冲到母牛身旁，大嘴吮吸起来，等米哈尔古丽发现，将小牛赶走，母牛的乳房早已瘪下去。卡迪亚做了错事，低着头不吭声。米哈尔古丽揽过女儿的头说，没关系，就当让小牛过个年。

卡迪亚已对周围环境很熟悉：知道哪家有马奶子，哪家要办喜事，什么时候去看赛马。每当她看到有骑手牵着马拎着桶来到泉边，就蝴蝶般飞过去：哥哥，你家的毯子好漂亮;哥哥，你的马肯定能跑第一名……然后，她说出自己甜言蜜语的目的：哥哥，你就让我骑骑马吧。

转场的本质是环保，它的行为根基在于鲜明古朴的生态观。当哈萨克人遵循一年多次迁徙、四次大搬迁，夏牧场一次放牧为三四日，顺次转场的游牧生产方式时，就是为了尽可能合理地利用草场。转场有固定的时间、线路和目的地，不但满足了牲畜的觅食需要，不至于损害草场，而且这种依时依地的迁徙轮牧，极大地实现了现代人极力呼吁的“休牧”举措。

当工业化进程的酸果正在被人们艰涩吞咽时，一个词遭到质疑：“现代”。我怀疑并惧怕这个词。这个词貌似要将人类引入一条不归路：当我们大规模抛弃游牧时，我们说农耕更现代;而当我们荒废农田进城时，我们说工厂更现代。当工业废水污染自然，海啸地震蝗虫袭扰，我们蓦然发现，在貌似最原始的游牧生产方式中，却有着最为“现代”的观念。是谁赋予“现代”这个词以一种特殊的优越感?那个主导这个词的嘴唇，只在追逐当下利益的最大化，从未将地球看做自己的家。

哈萨克人一直与大自然保持着最近的距离，在游牧过程中，他们形成了自发的环保意识，这种意识体现在禁忌和惯例中，是对自然所进行的本能保护。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多余的生物。虽然他们没有“环境保护”这样的词，却常劝诫儿女：不要拔嫩草，因为你的生命像嫩草。搭建毡房时，他们会选择无草或草少的地方。在转场途中，要将做饭、烧茶的火堆用土盖埋。夜晚时分，长辈不允许晚辈往外倒灰(荒火是破坏草场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训诫在孩子们的头脑竖起根手指，嘘——从小接受这种训诫的人，在他们的皮肤底下，充溢着一颗别样的心脏：自然并非只是供人攫取的身躯，它同样有灵魂，要休息，值得敬重。

在城市，植物变成装点门面的物品，而丧失了其特殊的生命灵性。圣诞节前夜，人们砍下冷杉扛回家，在松针上挂满五颜六色的礼物盒，每个盒子上都有个金色蝴蝶结，每个蝴蝶结都反射出光芒，令这棵树熠熠生辉。这棵植物远离了自己的根须和泥土，正在效忠庆典。春节前的花市上，中国南部的花农将培植好的菊花摆出来，一盆八元、十元。那金菊刚好绽放在从初一到十五的农历时间。元宵节后，花边显出黑褐色，再过半个月，花瓣枯萎，皱缩，枯干，暗淡无光。它刚刚还为节日扮演了助兴的角色，就已经变成了尸体。当人们将它从花盆中拔起，丢进垃圾桶后，我看见，这菊花没有根。花农轻松地将花枝从树上剪下，直直地插入土中，让原本不该出现的场景(只要它们出现在人的脑袋中)，呈现在现实中：一盆盆金黄的菊花，开在春节的房间里。城里人轻松地杀戮着，并不紧张。他们给圣诞树挂上礼物盒，给金桔树扎上红包，将菊花摆在窗台，并不觉得那植物正在受辱。

大规模转场曾衍生出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活：冬不拉弹唱、姑娘追、赛马、叼羊。定居点虽然也设有文化站，但设施简陋，除桌椅和一套音响外，别无他物。冬不拉弹唱仍保留，但其余活动则因需大规模活动场地而不常举行(定居点周围的草场都被围栏围起)。尽管电视已很普及，但人们并不像阿肯弹唱那样喜欢。长期游牧，居住分散，使哈萨克人相互接触的机会很少，他们更喜欢动态的、直接参与的文艺活动，而电视是一种静态观看，其节目是程序化播放，阿肯弹唱则具有直接对话效果，而且，熟人的表演更能引发共鸣。

并且，阿肯并非杂耍逗趣的演员，他更是幽默的智者，精通变形组合，顺手采撷生活琐事，即兴编成曲调，敏锐俏皮，出人意料，通过讽刺、赞赏、鞭笞，将一条裸露在生活之外的线头拽住，再将与其相关的内里尽数剥开。人们很容易忘记一整夜的电视节目，却能记住阿肯的某些话。那些词语看似平常，却往往暗藏着一个族群精确的态度。

在定居点，“致富能手”成为人们学习的标兵。能致富，当然好，但成为标兵，就令人迷惑。无论以什么声调说出“致富”这个词(开玩笑或认真)，它都是个和利益相关的词。在草原，人们有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其设定标准和钱没关系。“致富”这个词看起来不起眼，但其实，它掩藏了一些这样的概念：秩序、纪律、勤奋。有人遵循这个词调整自己的生活，无妨大碍;可如果谁不追随这个标准，谁就显得落伍，多少让牧人不舒服。将会聚敛钱财的人称为英雄，和史诗上的标准总有偏差。对英雄的判定标准不会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当牧人强迫自己去适应外部条件时，因为外部的标准并没有给自己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只会让牧人失足跌落。牧人在转折点上显现出焦虑，同时，还有恐慌。

转场，让哈萨克人远离城市和农业区。为解决日常生活需要，他们自己打制生产工具、家具，加工各种食品。民间传统技术的诞生是生存的需要，也是智慧的反映。定居后，这些传统技艺被年轻人界定为“土”，他们更愿意骑上摩托车，去学修理汽车之类的新技术。

(刊于2013年6期《散文百家》，入选《2013民生散文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