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三，一九九一年出生，知识产权律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现博士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作品发表于多家刊物，多有选载，曾获二〇二〇年“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奖，2021年度“青花郎?人民文学奖新人奖”等，著有短篇小说集《离魂记》，《俄罗斯套娃》。
巴黎来客 三 三 溽暑造极之时，我们开始一段悠久的告别。沿塞纳河，由北向南，灯色藏光影玄机，长夜垫衬在狂欢之下。巴黎的出租车很贵，因此，我们常趁午夜莅临之前，坐地铁赶往市区。第六区的龙街、第七区的圣西门街，往往是我们为彻夜痛饮所找的容器。周复一周，我们凭味蕾环游于法国各地酒庄，迷失于Armagnacs或Bourguignons；厌倦时需调剂，则请酒保调出风情各异的鸡尾酒。快速啜饮，将杯子丢回餐盘里，然后摇晃着跃入舞池。他们试过教我几种现代爵士的舞步，但没来得及学会。人群翕张的一些瞬间，我又感到自己像一头巨象，通过无助的摆动来寻求一种稀释笨拙的错觉。所幸，天很快就亮了。 有一天清晨，我们穿过卢森堡公园，夙夜酒气被露水衬成一道感伤的记号。公园里行人寥寥，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声犬吠。不知是谁带的头，我们唱起一首年代久远的法语歌《永别了，马尔蒂盖》（Adieu，Venise proven?ale）： 再见了，在高大松树上 永远歌唱的蝉与蝉； 再见了，色彩柔和的驳船与 开满红花的丘陵； 我要走了，把我的心留给你…… 途经池塘，只见秋水仙已涨破土壤。花苞敛着浓紫，边翼薄得似无声息，在乍凉的气候中颠荡——这意味着纵乐即将结束，作为我在巴黎生活七年的终结。 一星期以后，他们聚集在戴高乐机场，送我登上回沪的飞机。机场见证过依依离别，对眼泪与紧密相拥不置一词，静默地容纳了体内滑行的诸多流线。最早送走的是丁浩，一个读国际贸易专业的男孩，毕业便回广州打理家族生意。轮到我时，我们已多次相互允诺：回国后，一年必须见一次——重复反而使约定变得可疑，恍惚之际，我预见了友谊即将面临的长期阻塞。与我同城的有一对情侣，卫苇与罗家祯，因卫苇的父母打算来巴黎游玩，两人需再留一段日子。后来，他们告诉我，我回国那一日Lou也来送过我，可惜误了时间，到达时我已起航；但在场的朋友都不曾遇见Lou，或许这只是她的一种说辞。 二〇〇〇年九月初，我回到上海，真正的生活扑面而来。 仍与父母同住，老房子位于城隍庙附近一条弄堂里，四面环绕拆迁的痕迹。两侧墙壁著满尘垢，仔细辨认，各种字迹浮上来，像晴光下闪烁不息的成群芒刺之尖——“到此一游”，“周来娣还钱”，“星期九”。无头无尾，出自各个时代人们的手笔，一种以粗鄙碾压秩序的呐喊式的撞击。为之伴奏的，则有窨井盖底部的污水。它们从肮脏的废料中汲取命源，日夜奔腾，以抵达最幽暗的永恒。 七十年代初，父亲花十元承租了这套公房。两室户，总面积不超过三十平方米，要住下六口人。等我回国，父亲的长辈均离世，姐姐也已出嫁；同一所房屋，空间却显得异常褊狭。首先是声音——这几年，父亲的右耳几乎全聋，需凭高声讲话来探测与外界的关联。在此引领下，日常动静也向我露出獠牙：冰箱开关，缝纫机穿针，桌子折叠拖、拉，公用的无线电，电视机停在某个满屏雪花的频道……突然之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些噪声，仿佛巴黎的生活成功离间了我与往昔。除此以外，我猛地察觉，从法国带回的东西那么荒诞。CD机放在五斗橱顶，一次未用过。咖啡壶因久置的缘故，内部的旧渍结成斑膜。隔了两周，偶然翻到它，只觉一阵羞愧。 当时，“海归”还是一个新鲜头衔，落在弄堂里尤为惹人注目。从早到晚，不时有邻居从门缝里探进来。拜访的理由五花八门，实为看我一眼，以他们毫无关联的经验来甄辨一个海归博士有何特别之处。有些老人带孙辈来，指我为榜样；又转向母亲，打听我的习惯、作息、偏好食物，以便回家后模仿。起初，我将邻居们的热忱归于虚荣，常觉不耐烦。但我逐渐感到更深层面的意义，对他们而言，我即好运。与我同住一条弄堂，似是从命运纸箱中抽到一个小奖，从而间接参与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市政府也派人来慰问。父母一早穿戴齐整，等待之心经三五牌座钟的一次次敲击，胀得愈发忐忑。过下午两点，慰问小组姗姗而来。一共三人，父母把每一个都称作“领导”。最后一位进门，母亲匆忙接过门把手，怕老式木门的倒刺扎入领导的指隙。 最年长的领导握住父亲双手，这让父亲激动又不知所措。父母仅中小学文化水平，甚至不知道我博士论文的课题。尽管如此，当听说我是中国唯一一个在法国获得人口学博士学位的学者，母亲的眼眶中瞬间噙起泪水。 “草窝里飞出一只金凤凰来，实在不容易。”领导们说，出于好意。 “我们邻居都开他玩笑，一根头发换一句论文。论文写完了，头发也掉光了。”母亲本想说笑，话一出口却显得别扭。我低下头。 “读书辛苦，回来才能干大事业。”领导爽朗地笑起来。 “就是个人问题还没解决呢。”母亲叹气，“都三十四岁了。” 为此，特意上过一档上海电视台的民生节目。同行有出国前的老同事，仍在国家计生委工作，彼时已升为正处级干部。临下半场，同事将话题转到我身上，借机替我征友。原本沉闷的观众席，忽而窜满热情嬉笑。各式各样的提问向我抛来，得知我留法七年，有人问，那在法国有什么aventure galante吗？我告诉他们，我所就读的第十二大学在巴黎郊区，与繁华相去甚远；何况，平时读书都来不及，哪有精力花在情爱上。全场闻言起哄，根本不信我的说法。我只好勉强又说了朋友的一两段韵事，观众仍不满足，零星冒出几句抱怨。忽然，人群静下来，唯余几个话筒里微弱的呼吸声。灯光四下罩落，为细小浮尘供应暖白色的幕景。望向半空，只觉外部的边界在消融，流线趋于柔和、明媚，像一场被遗忘的节日终于降临。 出神之际，我缓缓想起了Lou。 正式与Lou结识，源于罗家祯组织的一次牌局。罗家祯是十二大医学院的学生，与我同届。报到那一天，我们在签到处遇见，因为都自上海来便攀谈几句，得知我们坐的还是同一趟航班。他家住静安，对门即鼎鼎有名的红房子西餐厅。我告诉他，我拿到第一笔工资后，请父母去那里吃过一顿。他笑起来，说那家店他从小吃到大，现在菜已经不行了，只靠虚名骗骗外地人。我们的学制都是硕博连读，他本科刚毕业，我则出于工作机遇才来读书，年长他五岁。互通罢专业，他拍拍我肩膀说，孙博士，以后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时候别忘了兄弟。我连忙说，哪里的话，碰上小伤大痛，还得求罗博士悬壶济世医一口。一来二去，也就熟络了。在巴黎的这几年，我没交上什么朋友，和罗家祯倒一直关系亲近。 实际上，那天是罗家祯二十五岁生日。他承包下学校附近的一间叫La vie en Rose的餐馆，邀请我们一同欢庆。罗家祯相貌清俊，梳中式分头时颇有几分民国京剧小生的神韵；为人又率真，经常见他把一众男女逗得捧腹大笑，人们乐于和他交往也不足为奇。当天我还有课程报告没完成，但碍于生日不好推辞，仍然到了场。推开餐馆大门，赫然一派万花筒的气象：来客形色各异，或端着酒杯，或举自助餐盘，在大厅里旋转流动。其中绝大多数悉心打扮过一番，夹杂两三个故意蓬头垢面的，凑在一起，如百种宝石切面熠熠生辉。只是不知为何，我手心洇出汗水，这沉浸式的热闹诱我不安。 我忍着轻微的头痛，独自喝下几杯威士忌，接着在大厅角落的麂皮沙发上昏昏入睡。待我再次醒来，满堂客人几乎散尽，几声咳嗽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激起回音。水晶吊灯熄了，一对鹊形台灯在远处幽幽擎起，光焰下聚拢了一桌人。我看一眼表，凌晨三点多，一边朝他们走去。 “明磊，你快帮我看看，这副牌还能不能跟？”罗家祯招呼我。他的外套丢在一边，只穿一件印满棕榈树的衬衫，正反复搓着手里的牌。 我凑近看，桌上铺着一摞牌叠，正中央摊着四张公牌，正要发第五张。那阵子，留学生间盛行打德克萨斯扑克，罗家祯出入实验室之余，消遣精力都花在牌桌上。由于生活费紧缺，我从不参与赌博性质的活动，但有时旁观作陪，慢慢也懂了规则。当时，罗家祯手握一对Q，属于较大的对子，运气好再翻一张Q，还能博个Fullhouse。 “试试也无妨。”我说。 罗家祯望我一眼，又狐疑地转向坐在他上家的一个女孩。那女孩恰也盯着他，喜色满面，伸手敲了敲罗家祯面前的筹码，催促道，“快点，忸忸怩怩还玩什么德扑，你看人家都困了。” 我这才好意思打量那女孩——原来是她。我们早在上海同乡会聚餐时见过，接连几次，她和几个活跃分子谈笑成一片，始终没机会同她说话。这天她穿一件连身长裙，粉白柔缎垂至腰部被褶皱收起，往下则钉满流行一时的羽片，仿佛她是一只渐趋蜕变的孔雀。尽管衣料不乏重工痕迹，她看上去却异常轻盈。 罗家祯向她介绍我，“Lou，这是人口学的孙明磊，我好朋友……” “我们见过的。”Lou打断他，“你不要扯其他的，抓紧时间，再打几把我要回去了。” 听到罗家祯说“Fall”弃牌时，Lou瞬间大失所望。一圈下来，Lou悻悻地把外面零碎的筹码拾到身边。刚才她已凑成了一副小同花顺，本想趁机猛赚一笔，谁料众人似看破她的牌面，都没有跟注。 庄家又发了几次牌，我不禁观察起Lou来。只要摸的牌不合心意，她便会在第一轮把牌丢弃。但凡她留下的牌，要么和公牌凑成了对子，要么有别的胜算。大家摸清了她的路数，这样打下来，输也输不多，赢也赢不大。打了几轮，她自觉无趣，蓦地摔下手里的牌。 “不玩了。”Lou撇嘴说，“我这个人最单纯，什么东西都写在脸上，打牌也要被你们欺负。”话虽如此，她并无不悦，离桌时笑盈盈四面环视。待她站直，我发现她骨架娇小，或许因为比例协调的缘故，远观时没有察觉这一点。 Lou当然算不得单纯，这是罗家祯后来告诉我们的。她极富交际手段，尽管她常年把“要嫁一个法国富豪”挂在嘴上，依然有许多条件不符的男孩向她示好，前赴后继。我们的同学之中，姜兴华曾为她着迷过一段日子。于是，想方设法约她独处，从送Lanvin的成衣到VCA的珠宝，礼物悉数成为女神的祭品，最终不过是月下散步时挽了手臂。因为虚耗太久而无进展，姜兴华只好转投别的罗曼蒂克支线。Lou倒也大度，两人尚且以好友身份相处，待他反而比暧昧时更热情一些。根据种种迹象，我们推测，Lou的父亲是在法国经商的华侨，现阶段恐怕正逢商战失利，所以把Lou安置在郊外躲避。然而，落难公主仍胜于贫女，她的生存状态松散优越，既未读书，也无须工作，整天周旋于一场场约会之间。为了消磨时间，她频繁盛装出入各种读书会、社团，甚至把全国各地的同乡会参加了个遍。 等我们下一次在上海同乡会碰面时，Lou主动和我打了招呼。已至十一月下旬，凉意狡黠地贴近发肤，以威逼毛孔战栗收缩为乐，到夜晚尤为放肆。Lou披一件大V领的黑衬衫，露出峭立的锁骨，好像浑然不觉寒冷。 “明磊，我今天和朋友去第五区看望那位老嬷嬷了，所以来得晚。你们快要结束了，是吧？”Lou极为自然地迎上来，似一位熟识已久的朋友。 “什么老嬷嬷？”我摸不着头脑。 “你不知道吗，就是那个……”Lou大笑，眉眼轻微上挑，如同一个神秘而张狂的斯芬克斯，“巴黎圣母院！” “我刚来时去过一次，可惜那次走得匆忙，没上最著名的钟楼。”我赔笑说。 “你这个人真奇怪，他们说你不爱出门，一天到晚锁在宿舍里看书。”Lou斜睨我一眼。 “不是的。”我连忙解释，“我得自己赚生活费。平时闷在宿舍，是为了给报刊写专栏。如果长期没约稿，就只能接一点翻译的活儿。翻译比较麻烦，吃力不讨好，但总比没有好。要是时间充沛的话，我也想到处玩。” 意识到自己过于较真，我猛地收了口。再往下说，无非让Lou更轻视我。想至此，我的脸不由得发烫，那丛寄宿在精神苞片深处的暗火又一次烧上来。 与其他人不同，以我的家境，留学本属天方夜谭。母亲体弱，四十二岁那年，一场开腹手术削尽了她生命力的余枝，此后她便缓慢穿行于许多张病危通知之间。过去母亲在梅林食品厂包糖，我高中毕业时，母亲想让我顶替她工作。我也应允，但高中班主任反复家访劝阻，父母总算松口让我升学。于是，我在复旦大学念了四年图书馆管理专业，留校未成，被分配到国家计生委任文职。有一年适逢中法交流，单位派我给一位法国老太太当翻译。临别时，那位率性、痴迷浓油赤酱式菜肴，并能随手采撷各种玩笑的老太太——法国外交部部长的夫人，突然建议由她举荐我去巴黎十二大留学。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勉强够交学费，生活费需自己想办法。为免父母担忧，我只说校方承担所有费用，私下则自己寻觅兼职。 “不要紧的，我也喜欢看书。”Lou或许被我身上的情绪怔住了，语调随之滑落，不再像平日那般明快、激扬。我不知该说什么，静在那里，她就自顾自地讲下去。“他们都不懂，所以我只跟你说。明磊，我这个法语名字，大半是因为喜欢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才取的。Lou是他献诗最多的情人，‘露，我深深的痛楚；露，我破碎的心’。” 人群浮泛而去，夜的触须盘萦于四周。沿一条湿润的小径，我们走向露天公园。这个季节，绿植多处于昏睡状态，稀疏草籽在暗光中轻轻翻跃。中央喷泉没有开，一座女神雕塑倚立在寂静之中——我们猜测那是维纳斯或克劳瑞斯，此刻，她跋涉过藏青色的纱翳，高举手臂以重葺人间荒原。 在Féroce酒馆，我们简单吃了晚餐。两杯苹果白兰地入口，我们都放松许多。Lou滔滔不绝地谈论阿波利奈尔，他早年的流亡与参战，他的图画诗如何受中国水墨画的启发，他和毕加索之间脆弱的友谊。顺着她的兴致，我说自己也曾被《米拉波桥》打动。不是因为“为了欢乐我们总是吃尽苦头”或者“爱情离去如逝水长流”，实际上甚至和爱情无关；诗中另外存在一种永恒而置若罔闻的目光——米拉波桥下塞纳河在流，不变的方向、速率，对世间万种幻化浑然不觉。他一度承受爱情之苦，但如今他已懂得，真正的痛苦在于与永恒之间的落差，这种领悟使我们自身的意义无处依附。 Lou眯着眼睛，露出一种并不充分却很柔和的笑。她像在思索我的解读，又像早已明白，因而不过是在容忍我的激进。我注意到，她沉默的时候何其异样，与平时判若两人。嘈杂亮起来，混合调酒、冲水的声音。广播里一曲终了，衔接一个爵士版本的La java bleue。良久，Lou才再次开口。 “那么，国内现在流行读什么呢？” “上次回家是前年，已经不知道了。”我讪笑，鲜少回国是因机票昂贵的缘故。 又说到上一回是为奶奶病故，连夜订票回家。大殓仪式前两日，父亲高血压住院，诸多操持不得不落到我身上。我在待人方面一贯笨拙，外加时差也未倒回来，因而错漏百出，事倍功半。葬礼的最后环节是由我跟去火葬场，从火化的灰烬中挑出遗骨。春节刚过，我身穿学生时代买的旧羽绒服，远远望着熔炉里红得发亮的流焰。由于太过疲倦，一时只是失神，对死亡也无所感觉。然而，当我从火葬场走出来，刚准备点一支烟，忽然瞥见一场大雪正纷纷扬扬地从天而降。一种青灰的光罩着天空，使之看上去心事重重。雪倒落得自在轻逸，久之更为细密，宛如被吹散的一蓬蓬云絮。说不上来什么原因，回国的那几天，即便最焦灼之际，或悲戚四啼的葬礼中，我都不曾落过泪，却在那一刻倾囊而出…… “我知道了！”Lou原本瞪着我，这时双眼一转，轻快的笑意又上涌。“大概是在一个瞬间发现，其实自己还是属于那个环境的？” “不全是，我说不清。”我思忖说，“更多是因为在鸡飞狗跳、近乎崩溃的境遇之中，竟然还会有那样一场雪。” “真没想到，原来明磊是个浪漫主义者。” Lou奸笑起来，配一种玩笑性的不怀好意。或许因为已喝不少酒，她整个人变得很剔透。灯光随机照射在她脸上，细碎闪烁，她不时眯起眼，仿佛随时可能从昏暗中消失。 “不是这样。我当时那种感受，生活优越的人是很难明白的。”我忽觉难过。 往后的两周，为了赶一篇10万字的小说翻译，我几乎没出门。每天伏于桌前，靠三四杯咖啡抵御困乏。累则断断续续小睡，久之便多少有些日夜颠倒。其间，罗家祯来看望过我一次，大呼脏乱，戏称下次要从实验室偷个紫外线消毒仪来。我们点了比萨外卖，房间里满是烤芝士的气味。一边吃，一边讨论圣诞假期计划。他新换了女友，与他同专业的卫苇，届时两人准备自驾去枫丹白露。我说我还有论文要写，多半就在公寓。 不久后的一日，我小憩醒来，只见窗外正下着大雪。下午四点不到，天色已露昏沉疲态。地面积起簌簌白翳，沿路长凳被浸湿，沁出比往日更深的木纹。我打开电视，新闻里也在播报巴黎初雪的景象，城郊地区雪势尤其壮观。我坐在沙发上，懒于动弹，很快咖啡也冷了。 就在这时，我忽然收到Lou发来的消息。 她说：明磊，我明白了。 欧元与美元汇率持平，大约是在二〇〇四年。当时，父亲把我留学期间攒的一万欧元换成美元，指望等美元再涨时收益。谁料美元从此一蹶不振，欧元反而一路上升。有一些年，父亲总为此事懊恼。一生之中犯过那么多错，晚年混沌起来，把命运承载过的诸多失去之苦都映射在外汇赌局之中。 好在那一年，经济已不再是家中的主要负担。二〇〇二年初冬，第四十一届世博会定在上海举办。翌年，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成立，向全国统招工作人员。因精通英法双语，我考入世博局的研究中心，负责《注册报告》的编写和统稿。事业渐趋顺遂，除了深处忙碌的暗劲，大致也算得上体面。又从单位渠道买入低价房，每月薪酬冲抵完贷款，尚有一部分可补贴父母。 多少出乎我意料的是，回国后，我与罗家祯的关系比往日更热络。他和卫苇结婚多年，有两三回传出怀孕的喜讯，均落空告终。有一次，他私下告诉我，这和卫苇在放射实验室工作有关。他打着手势，反像在宽慰我。他说，明磊，这是没有办法的，对吗？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得到，他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我笑笑称是，读书时我便隐约察觉，罗家祯看似不务正业，实际上对人生有独到见地，比其他人都看得远。 罗家祯常组织我们聚会，陆续又结识一些朋友。有些也是十二大的学生，过去我总躲在闭塞的屏障后，同乡会活动参加得少，如今反倒和大家往来频繁。早些时候尚且年轻，三五好友到处宴饮寻乐，不知岁月几何。反复多次，逐渐领会酒后的真挚不过是一场基于错觉的表演——不是刻意想表演什么，归根结底，这些致幻剂无法与人生的有限性抗衡。意识到这一点，酒也变得无味。此后，麻将与牌局轮流交替，我们两周一聚。卫苇流产后，鲜少在朋友间露面。偶尔牌局设在他们家里，她才同我们闲聊上几句。她的脾气也改变许多，显得温柔、平静，好像世上不会有任何事再令她震惊。她身上曾有一些激烈而神秘的成分，现在被时间蒸馏去了。 我们上一回喝得烂醉，还是在我的婚礼上。新娘是一位翻译家的女儿，她父亲与我就职于同一栋楼，偶然契机，便把我介绍给了他女儿。妻子的年龄和我相近，性急中杂几分侠义，尽管家境悬殊也愿意下嫁。我们的婚宴设在上海浦东柏悦酒店，妻子娇小，不肯穿高跟鞋，我低头则看见她梳得硕大的发髻，上面随意旋入一把米色花粒，被流光涤得莹亮。我感到恍惚。囫囵敬着酒，到罗家祯一桌已近尾声，其他宾客纷纷离了场。 罗家祯自己带来几瓶干红，此时都喝得见底。他试着站起来，一个趔趄，卫苇连忙伸手扶他。我见状把酒杯暂置桌上，搭手引他入座，但他又一次站起来。 “明磊，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罗家祯勉强瞪大眼睛，反复念叨这一句。 “那么你下次打麻将让让我，我也好高兴一下。”我照例开玩笑说。 “不是的，明磊。你还记得刚回国的时候吗，你跟我说，上海变得认不出了，你们老南市被黄浦区吞并，周围拆得一塌糊涂；以前同学都聊不来了，对着父母也不知道说什么。你说你在巴黎也是，没有归属感，就像个客人。出去走了一圈，发现哪里都没有你的位置。”罗家祯望着我，那股罕见的认真使同桌的其余人沉默下来。他继续说，“现在好了，你有自己的家庭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我一时语塞，只让卫苇阻止他再喝酒。倒是妻子很感动，柔顺地挽着我的手臂，一边忙不迭向罗家祯夫妇道谢。 那天罗家祯说了许多话，赖在桌边不愿回去。我们都说他醉了，他矢口否认。婚礼结束以后，我和几个朋友送他们夫妇上出租车，他几乎是被塞进车门的。临别时，他神志不清地和我挥手道别。他说，明磊，如果现在是一九九四年就好了。 一个多月后，我们在麻将桌上重逢。朋友们不由得哄闹，明磊，又没出国蜜月，怎么人都不见了？我解释说，最近单位事情多，国际展览局要求我们在十月一日前把注册报告送到巴黎，时间紧迫。罗家祯抽着万宝路，专注地叠着手里的麻将牌。这些年他胖了不少，对异性似乎也失去了心思，但依旧注重细节，举止潇洒。我对罗家祯说，现在听到“巴黎”这个地名，好像已经很远了。自从你上次提过后，我一直在反思那些城市和我的关系。罗家祯摆摆手，面露狡黠的笑意，说他记不清了，反问我他在婚礼上到底说过些什么。我们想起他酒后失态的场面，都大笑起来。 我们顺势谈起一些昔日旧交。丁浩对家里的实业不感兴趣，自顾自投资起互联网公司来。有段时间，他每天在MSN上呼唤我们去广州度假，发一些数码相机精心拍摄的茶点，有一天突然替换为他双胞胎儿子的照片。原来住罗家祯隔壁的小马，回国后在北方一所高校教书，月薪不过两千，每年靠翻译法国电影节的字幕来增添盈余，不时还得问家里要钱。我们又说到Lou，大家都与她了无联系。有人推测说，她结婚迄今快六年了，照法律已经是个法国人了。 我们久未言语，手中麻将噼啪作响。窗微微推开一道，幽暗的光在大路上空漫开，仿佛此前落日吐出的一丝橙红被路灯汲取，经稀释、摇匀，反刍于无边的黑夜。在光线几乎无法触及的底部，青草费力地衍开躯体，野露淌落，草尖闪着光。我想起多年前的一次除夕，因未能回国，便去一户朋友家守岁。他们租在协和广场附近的一条小巷里，房子的天花板很高，窗外渗进的光使房间具有一种末日氛围。那时我正忧虑回国后的工作问题，有一瞬间，只希望能摸到世界的某个按钮，按下以便中断一切。 不知打了多久，输赢未决。罗家祯忽然轻声说，其实我们到哪里都是客人，我知道的。这个我早就想通了，兄弟。 …… （节选，全文见《十月》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