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楼下五〇一的人家如此安静，静得像只是几个影子在生活。人数有好一阵我没搞清过，两老两大一小，后来是两小，再后来是三小。最后加进的一小是个男婴，女主人含糊地说是妹妹的孩子——彼时二胎政策尚未放开。政策放开后，女主人不再说是妹妹的孩子，公开了这个儿子的身份。

这家人起先话少，见了邻居笑一下，不说什么，很谨慎的样子。他们是后来搬进的住户，从某个地级市来省城买了这套房，大女儿上小学了，上到二年级中途休学，去了一家传统文化中心上国学。女孩在楼梯见了人总要斯文地鞠个躬：阿姨好，奶奶好，爷爷好。那阵子，我父母住在我这儿，我妈对女孩的懂事赞扬不已，体会到传统文化的力量，动员我也送儿子去学国学。

女孩还学琴，越弹越好，可以弹理查德·克莱德曼的一些曲子，比如《致爱丽丝》，虽通俗但听上去颇悦耳。除了晚上的这点琴声，这户人家几乎就无什么动静了，像中年早逝的香港女歌手阿桑的那首歌，《一直很安静》。

我家里，好像正为了显出与这户人家的相反而特意住在他们楼上的，总是大音量，高分贝。父亲以一条从戎二十几年的军人的大喉咙讲话，母亲身体不好，但嗓门也不低，特别是和父亲意见不一时，分贝更不低。我平时声音小，但在饭桌边也不由自主大起来，为了紧紧围绕在以父亲的嗓门为主导的周围，只好大起来。

不仅是吃饭，还有其他时段此起彼伏的各种声音。母亲打电话的声音，电视连续剧声，夜里咳嗽声，父亲早上催我儿子乎乎起床上学的声音，“快点，要迟到了！”每天早上，他匆匆推开乎乎的卧室门，不管是否还来得及，他总要大声催促，就像一名雷厉风行的老军人催促一名新兵蛋子。

二

乎乎八岁的暑假，我们去加拿大旅行。姐姐在温哥华的UBC大学访学一年，租了一套校园内的公寓。校园位于温哥华市郊，周边是绵延的海岸线与沙滩。虽然这幢公寓住着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人，但全都像做过消音处理。整幢楼安静得似可以听见几百米外的海浪。

公寓大厅、电梯、走廊、一楼的室内泳池，包括公寓外的洁净马路，都没有什么人声。只有风吹过树梢，以及更远处一些的大海的声音隐约传入耳膜。

姐姐每天出门前对她的女儿和乎乎叮嘱，“小点声！”——曾有邻居因为和女友吵架被投诉，但久别重逢的快乐让两个孩子总忍不住以“闹”来表达亲密。

突然间，声音成了让人提心吊胆的东西。也许是邻居的被投诉让姐姐留下了阴影，她常向孩子比出“嘘”的手势，提醒他们控制音量。我们尽量不去太高雅的环境，而去吃人气高的希腊餐厅、日本料理和中华火锅店，因为人气高意味着孩子们可以自由些说话，不用悄无声息。

一周后，我们飞往纽约开始一段短途旅行。飞机上，前排的金发父母带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我想这一夜他们可怎么对付？婴儿却完全不闹，中途小小地哭了几声，稍哄下便止住，—直到下机前，他都很安静。难道他装了“防闹”芯片？此前的异域飞行中，也有着若干次相同的经历——并不吵闹的婴孩，只是巧合么？又或者，这出自“小声说话”的文化基因的遗传？

一位旅居国外的女士也说到类似现象，她说，根据她的观察，其中秘诀其实简单却不易做到，正如二战时英国政府的宣传口号——“Keep Calm and Carry On”（保持冷静，继续前行）。有些老外父母其实也累，也烦，也会生气，却总能及时控制情绪，保持冷静。她女友的同事，一位有三个孩子的老外父亲就常用“很好，一切都好”来自我催眠：“我很好，孩子们也很好，一切都好，没有任何问题！”

嗓音洪亮在中国历来是种美德。孩子一出世，嗓门是否亮，可以此衡量孩子将来有无出息。凡豪杰好汉无不有把大嗓：关羽声如巨钟，赵云的嗓门能把树叶震得乱晃，张飞更是了得，“当阳桥头一声吼”，不但吼得长江水倒流，还愣把曹操的一名战将夏侯杰生生吓死。

而作为美德的反面——从文化追溯来说，中国古代时，人们认为小声或窃窃私语不是件好事，尤其在公众场合，包括客栈酒肆，这会让陌生人有种不安全感，谁知道那些私语在说什么，万一是商量谋财害命呢？所以，大声代表光明正大，理直者必气壮，声音喻示一个人的磊落与能量——这样的约定俗成派生出各种大声，大声又漫漶出各种噪声，譬如餐馆的喧闹、邻居的装修、深夜窗外的施工等等。

因为方便孩子上学，我住在市中心的一个小区，对这些“大声”再熟悉不过。有次凌晨四五点，窗外传来可怕的装卸建筑垃圾声，轰隆、哗啦、砰啷……寂静的清晨被这声音切割得四分五裂。忍无可忍，打110报警。“公共区域的嘈音不属于受理范围，我最多向有关环境部门反映，四十八小时内处理。”对方冷冰冰地说。

四十八小时？还有几个钟头，天就要亮了，孩子要上学，大人要上班。这令人抓狂的动静惊天动地。

这一刻，我真希望像电影《寂静之地》中那样，有一种神秘力量，能够立即制止窗外野蛮的声响——在电影中，世界被神秘力量入侵的第八十九天，纽约州北边的一座小镇一片萧瑟。空旷的街道，令人绝望的死寂，主人公一家出场，没有台词，没有对话，没有声响，他们沉默地踏着沿途细沙行走。

在这个寂静之地，任何声音都能招来死亡。于是，看电视的妈妈开启了静音，一家人愁容满面地用手语对话。甚至，怀孕的妈妈一人躺在浴缸里分娩时，表情扭曲，疼得几近昏厥，也不敢发出任何声响。因为按“追逐声音而来的神秘怪物”的设定，寂静是安全，是保护，任何一点声音都会成为死亡讯号。

当然这只是电影，现实中，巨大噪声正不管不顾，以与文明死磕的姿态回响着。譬如高铁上，每次乘坐都能碰到开着公放刷剧的乘客，如在无人之境般笃定。最近一次乘坐，和刷剧声同时响着的还有邻座女子高亢的打电话声，她向朋友吐槽自己的不走运，吐槽了几站还没吐完——她充满怨气的声音，也许正是构成这不走运的一部分？如果她肯把音量放低的话，会不会更走运一点？

“鸣噪自纷纷”，我突然惊觉自己是否也发出过类似聒噪，一定是有的吧，虽然方式和场合不同。可能在电话一头，或小茶馆、友人家客厅之类，想起有次和一位并不适合谈心者说了半天，像只是为了怕冷场，说到后来近似自语。边说边觉得不能再说了，一边却仍喋喋不休，像不由自主地被某种古怪力量所掣制，十分吊诡。

借由“不冷场”的由头，“说”成了一种倾泄。正如高铁上这个向朋友吐槽的女人。说的欲望一旦漫漶，语言便成为一种鸣噪。潜伏在“说”的欲望背后的，是一些未消化的情绪的残余，它们存留体内，时不时冒出，以批评他人的方式对自我发起攻击——那个我们并不喜欢的“自我”，在说中膨胀。而让这个“自我”缩小的方式就是停止说，让其在沉默中自我修正。

三

加拿大之行过去了一半，我们和姐姐以及她的朋友三家人乘游轮去维多利亚。

在网上订了一家颇有历史的酒店，斜对面就是以喝地道英式下午茶著称的女皇饭店，也是维多利亚最古老的饭店，红色砖墙爬满常青藤，我们打算次日去喝个下午茶。

入住酒店，墙壁张悬油画，布置典雅，电梯是双层门的古老升降机式，酒店内弥漫咖啡的温暖香气。次日在一楼侧厅早餐，有两对夫妇已在安静用餐——静，也是这家酒店最重要的装饰，它附着在锃亮的餐具、皮质沙发、油画、植物与每一寸空气上。

改变了去喝下午茶的计划，酒店的静提醒了我们，三个孩子不一定能达到室内安静的要求，没准会对“地道英式”造成干扰。还是去海边，去绿地，去租辆马车在维多利亚广场兜上一大圈吧。就餐则选择了唐人街，这也是加拿大最古老的一条唐人街。找了一家潮汕腊卤店，老板是对中年夫妻，广东人，从维多利亚大学毕业后没找到理想工作，开了这家小店，生意还行。

饭毕，我们和老板夫妻聊天，孩子们凑在一起叽叽喳喳玩游戏。店外阳光正好。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对的选择，不论是一顿美味的中式午餐，还是异域中一次母语的聊天，都令人放松。

语言是交流，是辨认，是归属，人类依赖语言如同依赖空气。“说”带给人以慰藉，乃至疗愈。陌生人之间的邂逅言说，因着即将天各一方，充满语言被挑选后的善意。人们语气温和，在分手前尽量为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亲人之间的言说呢，却因为缺乏边界，不分你我，语言常会产生歧化反应。

生活教会我的重要一课是，你不知道别人内心经历了什么，所以，不要随便出手纠正。

尤其当那个“别人”是亲人的时候，保持不越界显得特别艰难。

不要评判。不要说服。不要改造。

如果你爱他（她），希望他（她）好，唯一能做的是默默陪伴。

在爱中所有的语言都显得太聒噪了。

陪伴，意味着忍受那些你不赞同的东西——这也是亲情比一般的人际需要更多付出的原因。

好友写的一段话。我们在一次聚会中聊到父母与家庭，聊到家庭中纠绊太深的关系，聊到过多的“说”令关系带来的磨损与变形……亲密关系中的“说”有时不是分享与分担，而是控制与破坏。

有位群友说，因为家里习惯大声说话，导致他长大后没办法小声说话，一旦小声说话就会变成呵气一般，“所以我一直都没办法说悄悄话”，他有些懊恼，问大家如何学会小声说话。另位群友回复，“不带感情，自然小声”。

让人莞尔。可谁说这个回复不无几分道理？联结过分紧密的关系中，声音中容易带了各种强烈情绪。当保持边界，声调回到原本的位置。

不仅是亲人，一旦关系密切，常伴随分贝的增大和语言的口无遮拦——就像要用口无遮拦来确认这份密切。结果就是，像往玻璃杯中注入过烫的水，杯子裂了。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发声学，更决定着人与世界的关系。

四

温哥华，上午十点左右，孩子们去社区的短期夏令营班游泳了。出公寓楼，信步朝海的方向走去。七月阳光有着春日的温煦，马路洁净，左边的矮楼多是白色，主妇在台阶旁晾晒。右边的树林草地突然蹿过几只小松鼠，消失在木亭长椅的方向。顺着那片草地再往右走，是一片生活区。花园，两个用日语交谈的女人，婴孩，秋千，木栅栏，童话般的尖屋顶，找一张长椅坐下，时间如云朵流过，又绕回。

只有一些自然的声响。那些尘世的声音：家常、争吵、情话、汇报、宣讲、辩驳……都消失在空气中。人的世界退场，世界回到自然之中。

到海边。仍然很静，只有轻柔的波涛声，一切都像微风悄声的耳语。人的念想仿佛也静止了。不念过往，不思将来，天地般渺渺。几年后读到在美国的友人王远的一首诗，就像海边的那一刻：

这一天我无处可去

互联网太吵

大自然太安静

软弱平庸的耳朵

受不了成捆成捆的声音

也受不了

大片大片的寂静

在海边，正是这样“大片大片的寂静”，海水泛着雾光……

寂静久了，又会想回到人的世界，看见孩子们的笑脸，听见他们的声音。

孩子们游泳回来，饭菜端上餐桌，伴随声音的此起彼伏。

“先洗手再吃！”

“快点上桌，别再玩游戏了！”

“不闹了，好好吃饭。”

“吃一块三文鱼好吗，就一块。不吃？算了。”

所有声音都回来了，“给外公打个电话，喂，听得清吗，喂！”

这样的热闹，操心，牵扯……这是家的声音，让人有些晕头胀脑，但同时，也如绳缆，把人从虚无中一次次拉回——总有那么些时候，一些灰色声音在耳际回荡，如海妖吸引水手的夜半歌声，蛊惑人滑向幽暗的渊薮。同时另一种声音响起，尘世的声音，它们对抗飘渺危险的歌声，将人锚定，赋予人维系正常生活的意志与力量。这些声音既是磨损，也是建设。当有一天，孩子大了，这声音会消失，分散——孩子们有了自己的家，会把这些声音带到他们自己的家中，而这个家，会重归安静。回忆的声音随暮色缓缓升起。

五

对楼五〇二有一对夫妻，大概三十左右的女主人常在开着的窗前讲电话，断续的方言，快而热络。她一只眼睛有点斜视，烫齐肩的栗黄卷发，某个角度看，离漂亮只有一公分。她似乎在经营一家网店，常在驿站取件时碰见她寄快递。她丈夫大她一些，身板敦实，急性子，爱抽烟，经过之处散发着浓重烟味。他们没有孩子，常在晚上甚至凌晨争吵，声音剖开夜的寂静扩散开来，吼声与歇斯底里的尖叫交织在一起，仿佛整个小区都卷入这场战斗中。

另一种同样折磨人的声音是——小区外马路边，一张歪斜小桌，年复一年的午后牌局。这一带做营生的男人，锁店、干洗店、水果店的小老板，午后顾客稀少时，便围住桌边，一嚷几个钟点，一些小钱来来去去，刺激如新。在牌局中，占主导的是一副急躁粗粝的男声，像个重要螺帽，稳固着这个牌局。有时喧闹会突然停止几秒，像他们被什么集体扼住咽喉，那是出牌前的一瞬。陡然，喧闹重新响起，以更肆意的空虚泼洒开来。

这个声音在夏天又增添了夜晚档，不是打牌，是就着啤酒议论时事。几个男人以响彻街道的嗓门争论，为时局操碎了心。

五〇二的声音是何时转换的？听说女人偶然查出重疾，住院，化疗。过去的吵架声消失了。女人出院后在家休养，男人负责采购，拎着大包小袋回来。初夏来临，他们养了条白色卷毛狗，傍晚时分，他们去附近公园遛狗，并肩走着，不说话，看上去温馨又从容。

一年后的夏天来时，女人又入院了，听说是复发。这次她没再出院，几月后病逝。听门卫说，她病逝前夜，大概有预感，让男人回来取她最喜欢的一套衣服。有邻居碰见男人，眼睛红红的，胡子拉碴。也许，他后悔之前和她吵过的所有架。那晚，那几个小老板仍在桌边为时局争论不休。

我楼下，那个当年学国学的女孩已上高中，个子比她母亲还高，不再见人鞠躬问好。她的母亲，生了三个孩子的精瘦女人，度过了对省城和小区的生疏期后，与几位女邻居热络建交，逢上便絮叨一番。原来她是个话多的人。她家的动静比过去大多了，弹琴声、连串响亮的喷嚏声、为小儿子播放的国学碟声……

我家倒安静下来。父母早搬回他们自己的房子，乎乎上中学了。有时我一人在家，泡壶茶，享受陈年普洱般的静。静久了，出去转一圈，糕点店、菜场、快递点，市声涌动，像从半空回到人间。

想起一位四川的美食博主写的，“到街窄巷陋的海鲜鬼市，一脚跨进灯火通明的鼎沸人浪。摊档上的吆喝声、电动马达的突突声、火舌舔锅的嘶嘶声、长勺敲打锅沿的哐哐声、腾挪煤气罐的轱辘声交织到一起，让人发肤筋骨逐段逐节活络开来，毫无疏离感地融进这幅市井卷册。”

这位短发的美食博主是位文笔不错的姑娘，穿双球鞋到处走，每年冬天去深山收购岩蜜和山货，在货车后厢跟几吨香料待在一起，听外面旷野的呼啸风声——也许正是听惯了旷野的风声，才会对市声如此敏感。

六

乎乎在桌前总是戴着耳机，他听说唱、嘻哈、摇滚，有时他邀我听一支他认为“酷炸了”的歌，循环播放，陶醉于中。他跟着哼唱，自带拍子和节奏，唱得兴起比划几下Rap手势。

我承认，即使想努力表现得与时俱进，我还是投入不了。想起有次坐动车，坐在我身边的姑娘一直戴耳机听音乐，声音大到我可免费分享。电子摇滚透过耳机泄出，澎湃的荷尔蒙。车程中，她一直没挪窝地在听。她是个壮实的姑娘，短裙，长筒黑丝袜，球鞋，挎包上别着各种徽章。荷尔蒙正流经她人生里最湍急的一段水域，非喧嚣持续的伴奏才可匹配其汹涌。这就是青春啊，不折不扣。

人过中年的我正向暮岁而去，听流行歌越来越少——我曾是名积极的流行歌爱好者，把每月学会几首新歌作为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不觉间，流行音乐淡出了视听，音箱里流出的多是纯音乐，钢琴或大提琴。我甚至开始听起了配音——乔榛、丁建华、刘广宁，《追捕》《吉卜赛女郎》《远山的呼唤》《佐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译制片里，这些潇洒迷人至极的声音为我推开了一扇外国文艺之门。

从流行音乐转向纯音乐，就如从各种饮料转向了茶。一小把茶叶在杯中舒展，释放出植物清远的味道。好音乐也是这样清远。有次在草原，傍晚听马头琴，只是两根弦，却拉出无比辽阔的低回婉转。琴声如诉，琴师哈斯把一切遭逢都拉进了琴声中，故而如此动人。他的现任妻子是蒙语歌手，会唱几乎所有与草原有关的歌曲，悠扬的长调尾音一如风吹过草原。歌声和马头琴是他们生活最日常的部分，就像奶茶，哈斯说，只要有哪里不适，喝杯热奶茶下去，人立时就舒坦了。

音乐，正应是日常的一部分，还有自然之声，它们是对生活的镀亮。

过滤掉那些刺耳的、廉价的、无效的、扰人的分贝，理想人间的声音应当是细水长流，温存平和，是中低音部，而不是充塞着叫喊、说教、争执、哭泣与口号的高亢音区。

疫情时期的春天，每天清晨，家里窗外会响起一串鸟叫，啁啾鸣啭，十分悦耳。或许是楼顶的植物把它们吸引来的，这些鸟鸣持续到初夏来临。连串的鸟鸣萃取了宁静，告诉人们——那些聒噪喧哗，那些嘈嘈杂杂，终会消逝。留下的，会是鸟鸣这样的恒常之声。它们和好音乐一样，都有一种持久的回归力量。

前几日，一位朋友聊起，她母亲临终时，一直看着窗外，说听见了鸟叫，“真好听”，老人喃喃地说。但当时窗外并没有鸟，正是赣北寒冬。朋友是想说，人在告别时可能会出现幻听吧。然而，那来自虚空中的鸟鸣声，我想确是来接引老人的，她是个命途坎坷的坚强女人，在各种失去与背叛中度过了磨难的一生。鸟犹如命运之神，了解她全副的甘苦。老人听到的那声鸟鸣，是与命运的和解么？最后一刻，鸟鸣代替了一切本该有的怨声，送老人离去。

每个最终与命运和解的人，离去时，是否都能听见那么悦耳的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