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原上

故乡岐山县地理上以渭河为界，划分为南北两片。渭河以北的原上拥有周原历史的根基，自然是政治、文化中心。渭河以南的面积只有全县的四分之一，且依秦岭遗脉，山陡原高，虽山清水秀，却偏之一偶，较之渭北当然落后了许多。

我出生于渭河以南的四原，原上平坦处容纳了7个自然村，土地面积是比较大的。原南边是巍峨的秦岭，连绵起伏的峰沟清晰可见，可要到达需半天行程。四原之外还有三原二原，只是没有称一原的地名，也问不到结果。需要说明一下，地名里的“原”，不带“土”字旁，所有的公文、印章都能证明。还有一个铁证，就是我们四原东边的五丈原，无论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都是五丈原，而不是“五丈塬”。

公元234年，年仅54岁的伟人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却没葬于此。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临死前留下遗言“葬汉中定军山”，武侯墓应该在定军山下。诸葛亮被蜀国皇帝刘备封为武侯，元朝初年在五丈原修建了武侯祠，百姓称诸葛亮庙，只是这庙与其他庙宇区别较大，坐南朝北，建在五丈原的最北端。诸葛亮的塑像能看到原下的关中道、渭河，当然还能看到当年与魏国司马懿对峙、作战的北原了。

诸葛亮病逝于农历八月，中秋时节，原上秋意正浓，玉米、高粱成熟待收，秋风四起，寒凉的秋风催促着秋季往肃杀的冬季迈进。元人在武侯祠正殿挂有一匾“五丈巨秋”，对军事巨人诸葛亮具有深远的怀念意义。现“五丈巨秋”牌匾已被“五丈秋风”的新匾取代，书者时任县长，现退休10年有余，是他在位时题写的。问及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曾有过“五丈巨秋”牌匾，印象中一直挂的就是“五丈秋风”。工作人员说是我记错了。好吧，就算是我记错了，可县长题牌匾之前，正殿挂的是何匾？没人说得清。我记得却很清楚，30多年前，我曾与那块匾合过影，对那几个字记忆犹新。况且，我离开家乡不久，我的三舅从一家工厂调到武侯祠文管所任会计，每次回家我都会去武侯祠看望他。只是三舅因病去世已近20年，我回老家翻遍影集，也没找到与武侯祠有关的照片，问了亲戚友人，他们从没关注过牌匾，没办法证实那块牌匾是否存在过。是不是我记错了？在众口一词时，也得怀疑一下自己。

还好，武侯祠尽管经过多次修缮，虽然增加了不少其他的人物塑像，庙宇原来的样貌还在。诸葛亮的塑像算得上文物，还有岳飞手书的《出师表》碑文没有被拆除，可能因为碑文字太多，写起来费工夫，没换成哪个领导的墨宝。以前为保护《出师表》碑文，用木栅栏隔离，人无法抚摸到碑文，现在已看不到木栅栏的影子，谁都可以上去摸一下，碑文已有了裂缝和小部分残缺。

近几年旅游开发势头很猛，已将庙前的原边、原坡、原下变成了工地。听说投资了两亿多人民币，要将庙前的坡崖改成世界最大的瀑布。对，是瀑布，在严重缺水的五丈原边上，建一座人工瀑布。五丈原上13个生产队的土地不让种庄稼了，全部改种鲜花，每亩地补助1000元，仔细算算，种子、化肥、人工，的确比种粮食划算。开发商要在秦岭遗脉开发别墅，在五丈原肥沃的田地中间，开辟了一条南北双向的柏油马路，8个车道宽敞平坦，从原北边的诸葛亮庙直通南边的秦岭。

我外婆家在五丈原上，小时跟着母亲去看外婆，从四原下来，走过漫长的谷底，还得穿过一条并不宽阔的河流，再爬坡上五丈原。五丈原不似四原，原高坡陡，沿着茂密的槐树林里那条弯曲的小路，十七八里路，得走半天才能到达原上，进门刚好赶上外婆做的那顿大米饭，汗水湿透衣衫，全身疲惫不堪却是兴奋的。五丈原东面的原下有条石头河，水源来自秦岭深处，宽阔的河床尽是山里冲下来的石头，可挡不住勤劳的农民，搬石头垒坝，造水田种稻米。有种说法，这些稻田是当年蜀军开垦的，他们吃不惯北方的面食，与魏军对峙的间隙，抽空在原下的石头河边垦荒种稻米。不管怎么说，五丈原一直有白米吃，不像我们四原，属于旱原，经常连吃的水都成问题，是没法种稻米的，白米饭几乎都是在外婆家吃的。我很小的时候外公就去世了，记忆里外婆始终是一头银发，因缠着小脚，一直拄着拐杖，永远是站在屋后流着泪送我们离去的样子，还有那句锥心的告别语“下次来恐怕就见不到我了”。我当兵远走新疆是外婆一生无法抹去的疼痛。每逢诸葛亮庙会，她都拄着拐杖走五六里路，为的是在庙会上见到穿军装的人，打听我的消息。她以为穿军装的人都认识我。老人家去世时我还没有离开新疆，没能为她送行，但那天中午我感知到了。午睡中的我被拍门声惊醒，打开门外面空无一人。后来得到外婆去世的消息，确认就是午睡那天。她老人家是来向我告别的！

如今，我的3个舅舅、1个妗子也已作古。因为五丈原上要建成旅游胜地，坟墓有煞风景，我外公、外婆和3个舅舅的坟墓全被推平，种上了鲜花。那种万亩花海的景象我从没领略过，也无这个心思。

原下是五星村，有近10个自然村吧，建瀑布原下的住户需拆迁，还得征地。我小姨家正好在原下，在拆迁范围，按人口、房屋面积赔付了百万元。不带走一砖一瓦后，在渭河边的龙湖新区买了套3居室，装修好搬进去。按说干净、舒适，该享福了，可听母亲说，没有了土地和院落，我小姨待在家里无事可干，整天以泪洗面，她过不惯这种无聊的楼宇生活。

不久，秦岭别墅事发，环境保护劲风所到之处一律拆除，五丈原也不例外，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先是五丈原瀑布工程叫停，上面指示当地政府一定要恢复原貌。又一次测量、绘图，专家反复论证，已经打进坡道的钢材、水泥等材料，需要大型机械和许多人工，预算拆除费用得800多万元，而且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坡道好办，那些成长了多年的树木，还有板结的黄土梯田，怎么还原？为了应对环保部门，还能节省费用，有位专家突发奇想：从别处挖来黄土，覆盖在现有的钢筋、水泥之上，再造出坡道、梯田。

原上又种了庄稼，玉米、大豆、红薯，在秋风细雨里茁壮成长，田地很快恢复了原先的模样。埋藏外婆、外公以及舅舅、妗子的坟堆却无法还原，随着庄稼的四季轮回更替，祭祀时恐怕很难找到祖坟的准确位置了。

初秋的一个午后，没有秋风，只有阴云。来到五丈原参加活动。我站在诸葛亮庙西侧的原边，望对面的四原，雾霾重重，偶尔看到奄奄一息的红日，脑子里冒出一句柳永的词：“夕阳鸟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择了四字“秋风原上”，慢慢品咂，别有一番滋味。

中途退场的那些人

夜幕似裹尸布，将乡村紧紧包住，夜色趁机把低矮的瓦房、破旧的院落推入黑暗的深渊，将疲累或者无聊的人们过早地赶入休眠。寂静漫长的乡村夜晚，有被噩梦惊醒者，望着屋里屋外的黑暗叹夜色太长，能幸福睡到天明的人却嫌夜晚太短。他们各怀心思，却又安于现状，内心平静地对待世事的变迁，像对待生老病死一样。

离开村庄一年，不，半年或者几个月，你走时还看到蹲在墙根晒暖暖的老人，或者与你羞涩地打招呼的年轻小伙，他们其中的一个，也许是两个因种种方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叫四原的村庄，从这个世界消逝。对村里人来说，死了就是没有了，死亡再正常不过，大多数人对此是麻木的，只觉得每个亡人的死法不同而已。年龄大的老死、病死，人们对此并不惋惜，言谈中毫不避讳，甚至有人说早该死了，活那么久做什么，浪费得很。至于浪费什么，没有人细究。只有意外身亡，并且亡故的是未成人的少年或者青年，才能牵动全村人的神经，被深刻地惋惜着、叹息着。这时谁也不敢胡言乱语，有些人心里认定了这是命数，他们信奉命运的被注定，却又相信这不过是一种巧合。他们把生死这个问题暗暗地平衡着，又祈祷着那种突如其来的不幸不要惊雷似的，在自己或者家人身边平地炸起。没有人肯平静地走向那个惊雷，所以不可预知的命运才使人充满敬畏。

这些年，随着生活条件改善，村里人越来越享受现代化给生活带来的便利。从自行车到摩托车再到汽车，这些代步工具给村里人带来的幸福感是强烈的，但给他们制造的痛苦却远远大于幸福。可谁会顾及这些呢？没人愿意滞步不前，只唯恐落在他人后面。村里人的日子，很多时候不是自己过出来的，而是你追我赶比出来的。痛苦只有降临到谁的头上，谁才知道有多疼。

这么说吧，过上能吃饱肚子的日子没几年，死神已盯上了村里的年轻人。在我的思维里一直驻守着生，死亡似乎与年轻人沾不上边，他们朝气蓬勃，阳光向上，像明媚的春天勃发着各种生机。谁知春天也有恶劣的气候，像倒春寒，将鲜嫩美好的生命无情地打倒？

村人常说，第一批骑摩托车的人，死得差不多了。这不是信口开河的胡言乱语。1980年代初，我离开家乡去新疆当兵第二年，一位与我一起长大的堂哥因摩托车夭亡……不敢想象，当年我的伯父，他失去了儿子是怎么度过那段悲伤如潮的日子。记得我当时还给伯父写过安慰的信，他没回复我。四年后我回家探亲，专门去另外一个乡镇信用社看望伯父。他在信用社当主任，正忙乎着，见我来了便丢下手头的事，与我有个简短的交流，问了几句我在新疆的情况，便三番五次地叮嘱我，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交通安全。伯父并没有提及堂哥，有些伤悲不能轻易翻出来，那些被拼命埋进时间里的情绪，一旦被展露，那痛大概会越发尖锐和绵延吧。那次正赶上了堂哥的周年奠日。记得一大帮人去墓地祭祀，伯父、伯母都没参加，堂姐一个人哭得伤心欲绝。从她的哭腔里我听出，该回来的都回来了——“该回来的”指的是我，而她弟弟永远回不来了。我心里怪难受的。

原来住在我家隔壁的海全叔，他是电工，后来又学会了电焊。有这些实打实的手艺，他在附近的工厂、建筑工地很吃香。他家的日子很快有了起色。海全叔育有一儿一女，家里虽显得拥挤却其乐融融。好日子开了头，他便在庄子的北边申请了一院宅基地，盖起3间大房，日子眼看着奔到全村人家前边去了。可他的儿子却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出了事，骑着自行车去亲戚家，返回的路上被卡车撞翻，当即丧命。这事发生在20多年前，我那时刚好回来探亲，白天黑夜听到隔壁老太太的哭诉。在我的印象里，这是我们村第一个因车祸夭亡的少年，而且亡在外边，非正常死亡，会给家人乃至村子带来霉运，不能进入村里的公坟。在全村人的反对下，海全叔遵照大家的意见将亡儿埋在一个塌陷多年的砖瓦窑原址。在此之前，我只见过老人过世，后辈们悲痛的场面，从未见过少年惨遭不幸。少年的夭亡给父母及爷爷、奶奶带来的痛苦有多么巨大，只有失去孩子的人家才知道那种丧子的彻骨之痛。村里老人、妇女去海全叔家安慰，也说不出多么动人的话语，只能叹着气，默默垂泪。他们一家人不吃不喝，只是哭累了睡，睡醒了接着哭。海全叔从此一蹶不振，对生活失去了所有念想，什么也不愿干，每天去儿子的坟墓前坐着，再无眼泪。枯坐上半天，对谁也不搭理，更不知饥饿、时间。长此以往，家人担心他精神出问题，托人硬拽着他出门去打工。云雾惨淡的日子总是需要一缕阳光的照耀，出门就是海全叔抛却过往不幸、看到阳光的必经之路。慢慢地，时间把悲伤淘洗得轻了，海全叔重操旧业，而且爱钻研和学习，竟然成了电焊高手，不愁没有事做，他家的日子又过得风生水起。可是挣钱再多，在农村没有儿子就等于没有继承人，海全叔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就给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刚开始一家人相处还是很和睦的，久了或多或少总会生出一些隔阂，人往往容易走极端，再好的女婿也赶不上儿子。有了这个心结，何种方式也难以解开，而且心结越积越牢固。后来老两口又生了一胎，却是个女儿，海全叔只好认命。

海全叔遭遇的不幸，传言与他家的宅基地有关。海全叔在这块宅基地盖房子之前，那里一直是庄稼地，麦子、玉米交替种植，从未间断过。地头有棵柿子树，是结小柿子果的那种，树有些年头了，树身水桶一般粗细，枝繁叶茂，尤其是到了秋天，柿子成熟，像挂了一树小灯笼，再黑的夜都能照亮。这么茁壮的一棵树，又是果实累累的柿子树，谁舍得砍伐？海全叔找人与树的主人家协商，不知道出了多少钱，将柿子树买下，留在院内，每年都有不少的果实收获。问题就在这棵柿子树，据老一辈的人讲，柿子树的主人家有过一个童养媳，还没成年便被婆婆折磨致死，埋在了这棵柿子树下。为此，我曾装作无意问过好几个老人，他们说还记得当年那个可怜的童养媳经常挨打的惨叫声。至于死后是怎么给娘家交代的，他们的说法各执一词，但对童养媳埋藏的地方没有任何分歧，都是说那棵柿子树下有冤魂。海全叔的命运遭际与某种迷信是否关联，暂且不论，单听老人们讲述那个可怜的童养媳受虐的惨叫声经常响彻长夜，她瘦弱的身躯驮着与她身形不符的重物出现在村前地头，还有她见到他人迅速躲避的惊恐眼神……太惊悚了，可这是事实，千真万确。

如果类似童养媳的这种惨剧，从他人那里听来还带着些质疑，那么就说个自己经历过的吧。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村里有个曹姓人家，他们夫妻一直不生育，抱养了一个女孩。没想到两三年后，他们竟然生育了，也是个女孩。有了自己的亲生，便对抱养的开始嫌弃。至于他们是怎么对待养女的，村里传言很多，无非打骂体罚，不给吃饱之类。村人的言语里有对养女的同情，更多的是无奈。村人仅仅远远观看而已，别人家的事管不了，说多了也会招人嫌，所以除了言语里流露出一些隐隐的同情之意外，都是事不关己的态度。我亲眼见过这家人是怎么对待养女的。那天下午，人们在棉花地里干活，我们下午一般不上课，去大人干活的地方耍，见到曹姓人家的两个女儿。亲生女儿已会走路，养女负责带她。在经过种植棉花的一个小土坎时，养女先一步过去了，亲生女大哭起来，不远处马上传来大人的呵斥，养女赶紧站住不动，一脸惊慌地候着。亲生女并不因此而止住哭声，她继续号着，像众目睽睽之下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养女只好退回小土坎这边，亲生女这才停止哭叫，慢慢迈过小土坎，才准许姐姐再次过小土坎。那一刻我在想，如果没有大人的言传身教，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有如此举动？不久曹姓人家的养女非正常死亡。大概是有人报了案，法医将养女的尸身搬到生产队的养猪场窑洞里进行尸检。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养猪场外人山人海，没谁敢近前观看，当然也不允许。可尸检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是一件说起来都能让汗毛竖起来的恐怖事件，何况还亲临现场呢！所以那天的场面即使并无人真的亲眼看见养女尸体被法医戴着白手套的手如何拨弄，但想象加上有人刻意渲染，气氛恐怖极了，以致我们后来都不敢从那里路过。

尸检结果证明，曹姓人家的养女伤及内脏，是被殴打致死。曹姓人家的妇人因此被判3年监禁。对于她的罪行，我们小学还开展过一个批判会。从大人们批判的言辞中，才知道她虐待养女的一些细节，让人全身发冷，惊恐不安。多少年了，我还记得那个下午的棉花地里，面对妹妹任性执着的哭声时，养女眼神里自然流露出的那种惊慌和无措。也许只有经历得多了，才能清楚地知道，一个幼儿的哭声并不恐怖，而哭声背后的那份支撑和借由哭声而来的各种责骂、体罚才是真正的恐惧之源。

总以为生命是坚韧的，在各种苦难与折磨面前，以我当时的年龄局限，还无法体会这种死亡的悲凉。我只感到惊恐。原来生命并不都是漫长和无意义，它用另一种形式的呈现来展示生活——比我的想象更尖锐和疼痛，也更残酷和冷漠。

时间似乎能够冲淡一切，其实是面对命运，表现出的无奈，哪怕当时多么悲痛的生离死别，沉浸得再深，也会被时间慢慢消磨，变得不再那么强烈。

这些年我离家近，回去的次数较多，见到早些年失去儿子的海全叔，已看不出当年的丧子之痛，生活也过得如意起来，只是他的头发脱落得厉害，头顶几乎秃了。至于那棵柿子树是否砍伐，我没关注过。

谁也没想到，海全叔儿子的夭亡，是这个村庄少年惨遭不幸的开始。这样说吧，此后10多年间，村子先后有5个年轻人夭亡，其中3个与车辆事故有关。

有个与我一个家族的，该叫他召叔。他命途多舛，从小失去了母亲，兄妹4人，他为长兄，过早地跟在父亲身后撑持起这个家。印象中的召叔从没胖过，皮包骨头的那种瘦，可他有的是力气，饭量也大，是常人的2倍，家里地里的活，他10多岁就拿得起放得下，而且能独当一面。遇到村里谁家过红事白事，给召叔派的总是挑水的力气活。过去我们村子吃的用的全是蓄在地窖的水，就是从很远的山里把水引来，灌进水窖，取水时再一桶一桶地吊上来。我们村过去只有一个水窖，在老住宅那边，有窑洞的半坡，名为窑庄，离后来住宅的原上有些距离，还有一段上坡路，当时挑水是苦差事。可只要把挑水任务交给召叔，不用操心水供不上。如果遇到下雨，他戴顶草帽，挽起裤脚，为省鞋光着脚，一遍又一遍地穿梭于原上与半坡的水窖之间，他从不偷懒耍滑。

召叔成年后，正常娶妻，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妻子总是出走，也不见两口子吵架。为此，我父亲没少去召叔妻子的娘家，说好话、做保证，好说歹说将召叔妻子接回来，没几天又走了。这样折腾了五六年，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召叔坚持不肯分家，妻子对侍候一大家七八口人的吃喝穿用，还要每天坚持上工挣工分不满。我对这个婶子比较了解，她是勤快人，与我母亲一样，每年都排在生产队工分榜前几名，她不惜力气，只是她没能力维持一大家缺粮少食的一日三餐，所以才不断出走回娘家，以缓释这种喘不过气的生活压力。直到召叔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他们终于分家另过，妻子才安心小家庭的日子不再出走。召叔有了第二个儿子，一家4口的小日子确实过得比以前滋润。召叔的好光景一直过到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大儿子去深圳打工，一年后带回来一个安徽女孩，两人在家办了婚礼后又去了深圳。不久大儿媳怀孕了回来，一直到生下儿子，与召叔老两口摩擦不断，不单单是饮食、生活习惯的不同，最主要的还是他们观念不同。无奈之下，分家另起炉灶，还在一个院子里住。带孙子的事召叔两口义不容辞，再大的矛盾在带孙子的事上变得都不重要。两年之后，二儿子成家，不久也有了孩子，召叔两口跟着二儿子一起生活。两个儿子全在外面打工，两个儿媳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手心手背都是肉，召叔老两口夹在中间，有时候闹得不可开交，常见召叔老两口泪水涟涟。两个儿子性格与召叔相似，不善于处理家事，致使家庭矛盾越积越多，终于大儿媳丢下孩子出走，一去不复返，不知是回了安徽老家还是别的地方。大儿子出去找过，没找着，为了孩子他也不能再出去打工，在家窝着火。这下兄弟之间闹起了矛盾。二儿子本来买辆货车，在周围跑运输收入还算不错，为躲避家庭矛盾，想离远点，便开着车去甘肃给一家矿区拉石头，没想到出去才1个多月，突然出车祸客死他乡。走的时候是个大活人，回来时成了枕头大小的骨灰盒里的一捧灰。

召叔的眼神被泪水泡坏了，看人时能认出是谁，但不愿搭话，他的头发稀疏、灰白、杂乱，背也驼了，被日子压得直不起来，但没被命运打垮。我们村的小学撤销，合并到另一个村，距离不近，召叔每天骑着摩托车，接送孙孩们上下学。他有3个孙子、孙女，一个没娘，两个没爹。

如今召叔快70岁了，逢邻居家红白喜事，他不能像小伙子那般干体力活了，主家会将压面条的活交给他，不用多交代，他骑着三轮摩托，保证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热闹的人群里总看不到他，他一个人默默地蹲在角落里抽烟。

我们村街的中段，有户李姓人家，是村子里的独姓，他只有1个儿子2个闺女。儿子是家里的宝贝疙瘩，从小要啥给啥，长大了要摩托车，买了。别人家儿子有的，自己儿子为什么不能有？李家儿子的这个年龄段，大多还没骑摩托车的，一些人在外上学，还有一些人辍学也去了外地打工，还顾不上骑摩托车。李家儿子是不是他这种年龄率先骑摩托车的，没有考证过，只是那几年摩托车经常出事，不少家庭毁在了摩托车上。安全问题大家都懂，但懂是懂在旁观别人毁灭时的庆幸和自信，或者短暂的心有余悸，少有人会因此而放弃摩托车——不仅仅是侥幸，还有表观生活的某种象征，至少表明富有，自带炫耀的光彩。

李家的儿子最终夭亡在摩托车上。

据说，我一个初中同学的儿子，前些年也因骑摩托遇车祸夭亡。还有我的同学、召叔、李姓等人家的儿子……这些年轻的夭亡者，他们在人世间的舞台还没演完自己的人生华章，突然间拉上幕布，迅速退场，留给父母家人惊愕之后的悲伤，旁人只能看到那些表面的哀伤与暗沉，怎能体会到那种锥心蚀骨、寝食难安！

一个小小的村子，出过这么多年轻人骑摩托车夭亡的事故，应该吸取教训了。可据我所知，村里的摩托车数量还在增加，有些家庭条件好的，还不止一辆。

在出过夭亡事故的那些家庭里，不能说谁家最惨，谁最不幸，只能说各有各的悲伤命运吧。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向来是事不关己。村里更甚，葬礼上的欢声笑语在悲伤者面前根本不加掩饰，那种相聚一场不醉不休的场面实在让人难以苟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生死由命。

土地能生长生命需要的食物，同时土地也回收失去生命的躯体。在即将进入我们村庄的大道两旁，竖起的坟堆密麻如林，它们整齐地排布着，像我们村庄的守门人，永远地坚守在那里，望着子孙后代。这个坟场埋葬的基本是老人，其中就有我的奶奶。每次回家，必须经过这个坟场。40多年过去，至今我还能记起奶奶的音容，以及与奶奶埋在这个坟场的部分老人的样貌，他们中有少数人度过了缺吃少穿的年代，终于不再为填饱肚子东奔西跑，过了几天还算安稳的时光，算是不枉来人世一场。更多的像我奶奶一样，一生都处在饥饿、病疼、惊慌之中，从未想过不愁吃穿，住上宽敞明亮的砖瓦房……他们来到人世，似乎是为了受罪，唯一的解脱就是死亡。

村里的亡人越来越多，多到这个坟场埋不下，在曾经的老宅基地窑庄又开辟了一个新坟场。老宅基地曾是我这个年龄乃至40多岁以上同村人的出生地，后来从这里搬迁到平坦的原上居住。不管我们怎么生活，急切或者悠缓，岁月的风雨不紧不慢地把它侵蚀成了与原貌相像的样子，如今我的出生地成为新的坟场了。新坟场埋葬的年轻人占了相当的比例，比如我的堂弟，我们村唯一有过国外工作经历的人，他参与过中国援建非洲工程，他40岁不到，前年夏天在合肥心肌梗死去世，他的骨灰回归到这方泥土之中。还有那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年轻人，种种原因过早地被送到这里。

新坟场开辟出来才10多年，也快没地方了。

温亚军，1967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岐山县，1984年底入伍至今，现供职于北京某部队出版社。著有长篇小说《西风烈》《她们》等7部，小说集《硬雪》《驮水的日子》等20余部，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日、俄、法等文。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首届柳青文学奖以及《小说选刊》《中国作家》《上海文学》等刊物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