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冬天，我到北大荒不久，第一次去富锦县城。那是离我们生产队最近的县城，大约有一百多里地。县城，不像我们生产队那样荒僻，也不像北京那样繁华，它很嘈杂，寒冬的风雪，并没有阻挡人来人往的脚步。中午时分，我走进一家小饭馆，准备吃点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饭馆，刚掀开棉门帘，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浓雾一样包裹着我，眼前只是一片模糊的影子，人声鼎沸，热浪一样滚来，把我吞没。

点了碗面，坐在饭桌前等候，等了许久，面也未上来。我想喝点儿开水，暖和暖和，看见屋中央立着一个汽油桶改造的大火炉，炉里烧着松木柈子，炉上坐着一个“呲呲”冒着热气的水壶，便走到柜台前，向服务员讨要个碗好去倒水。服务员指指前面的水池，我走过去，看见水池里放着好多大白瓷碗，便顺手拿起一个，看见里面有水，把水倒净，转身刚要走，一个反穿着羊皮袄的壮汉走到我的身旁，厉声问我：你怎么把我的酒倒了？我有些莫名其妙，怎么会是酒？壮汉不容分说、毫不留情地非要我赔他的酒。我和他争辩起来，壮汉不依不饶，一时闹得声响很大，众人的目光落在我们的身上。

这时候，另一个壮汉走了过来，拉开了这个壮汉，说道：你没听这娃子说话，一口京片子，肯定是刚来的知青？生牤子，不懂行！说着，他从水池里拿起一个空碗，走到柜台前，买了一碗酒，送到那个壮汉的面前。然后，他走到我的身边，对我说：你刚来不懂咱们这疙瘩喝酒，都是泡在这水池里温酒，你摸摸，这水是热的。你肯定是把他碗里的酒当成水泼了！我谢了他，他摆摆手，转身回到座位，接着喝他的酒去了。

1992年的夏天，我在巴黎的戴高乐机场转机去巴塞罗那，采访那一届的奥运会。戴高乐机场非常大，转机的候机大厅很远，时间紧张，穿过拥挤的人群，我拼命地往前赶路，走出了一身汗。

忽然一眼看见坐在椅子上的一位中年女人手里拿着邮票，是一枚小连张，好多张邮票连在一起。那时候，我集邮，知道好多国家都在出这届奥运会的纪念邮票。尽管时间紧张，还是忍不住地停下来，用拙劣的英语问她：您这是奥运会的纪念邮票吗？她点点头。我又问她：在哪儿能买到这邮票？她向前指指，然后摇摇头，摆了摆手势，我猜大概意思是离着有些远，或者是这里地形复杂，你难找到。

一定看到了我脸上露出有些失望又有些渴望的表情，她微微一笑，从手里小连张撕下两张邮票，递给了我。我赶忙掏钱要给她，她连连摆手。我谢过她，她又冲我摆手，让我赶紧赶路。

去年秋天，我和老伴去潭柘寺，看那里的千年银杏古树。我们已经好多年没去那里了。银杏树一片金黄，每片叶子都被阳光镀上了一层碎金子似的，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也闪动着千年沧桑岁月的回忆。两株银杏树周围都是人，都在兴致勃勃和银杏树合影留念。在北京，有银杏古树的地方很多，但这里大概奏响北京秋天最盛大的华彩乐章。

我和老伴相互拍照。不知什么时候，一个陌生的年轻姑娘走到我的身边，微微笑着，对我说：我光看见您二老互相照了，我给您二位照张合影吧！

我望了望姑娘，个子高高的，面容清秀，忽然心里很有些感动。我和老伴外出游玩，相互照的都只是单人照片，从来没有一个陌生人走过来，好心地问我们要不要照一张合影。只有这位姑娘，第一次为我们照了张合影。我们身后的银杏树那样金黄，面前她的身影那样漂亮，那样亲切。

无论55年前替我赔了一碗酒的壮汉，还是31年前送我两枚奥运会纪念邮票的巴黎妇女，或是去年那位善解人意为我和老伴照相的年轻姑娘，其实，和我都只是萍水相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接触更多的是亲人、熟人和有种种关系往来的人。萍水相逢的人，不过是擦肩而过，你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们。比起前者，萍水相逢，显得更细微，更琐碎，更微不足道，如同轻风吹过水面，只荡漾起一丝丝涟漪，然后消逝得无影无踪。但就是这样细微琐碎而微不足道的萍水相逢，让我久久难忘，感动的恰恰是这样细微琐碎和微不足道。他们让我感受到已经越发凉薄的人世间的良善和美好，还是那样顽固地蕴含在人心深处，常会在萍水相逢中不经意流淌，湿润我们业已干涸的心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