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右玉人。青年作家。作品散见于《青年作家》《黄河》《湖南文学》《红岩》《天津文学》《福建文学》《安徽文学》《南方文学》《文艺争鸣》《文艺报》等。

1

你爹要死了。

二爹在电话里把这句话大声喊给我听。我不相信。父亲是我们家族的铁汉，身形高大，背宽腰圆，身体一直无恙，如果死神必须寻找一个宿主，怎么也不可能是他。关于这件事，我无法获知更多细节，二爹那头很快挂掉了电话。我的想象力开始发挥作用，父亲脾气向来暴躁，得罪过不少人，很有可能被人从后面捅了刀子，或者，他在干活时突然从屋顶上掉下来，伤了要命的部位。

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但我与我父亲的关系，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不好也不坏。

就这么简单。

买好回老家的火车票，我试着联系高志。他也在北京，可我们几乎不见面，来北京三年，唯一一次见面是我趁送货之际去火车站接他。从小，我俩身形几乎无异，齐头并进向上生长，突然有一年，仿佛施下一道魔咒，命运之手关闭了我身体内部的生长阀门，逐渐抛给我一副五短三粗的丑陋肉身。这让我自卑和羞愧。这大概也确实成为父亲不喜欢我的主要原因。高志则近乎完美地继承了我们家族身形高大的优良基因，在人群中，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当然他也认出了我。他的目光顺流而下，与我相撞，很快分开。高志说他不想在县城待了，没前途，想出来闯荡闯荡。那是我听他说过最豪壮的一句话。

高志说他也接到了他爸，也就是我二爹的电话，让他赶快回去，口气更硬。然而，电话那头也未说明白，我敢肯定，高志与我一样，并不知道事情详貌。挂断前，高志说他会回去，犹豫了一下，又问我要一起吗？我说我已经买好票了。那头挂掉了。我们这一代的关系显然没有上一辈那么紧密。

2

我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

父亲已在医院，且刚做完手术。他一直隐瞒着病情。他的右膝盖处长出一个瘤子，起初微小似米粒，他并不在乎，及渐大，如松仁，如核桃，且伴有疼痛症状，并严重威胁到正常行走，这才引起他的重视。

正是六月，酷暑难耐，病房里的父亲却盖着被子。床和被子都有点小，一个难以承载他，一个难以覆盖他。他的双脚只能横在病床之外，似乎被抛弃了，多余又不好看。他的袜子上还有几个破洞，更增加了一种残酷性。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走过去想把他的双脚塞回去，让它回到被子里去，与那长长的身体重新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我努力了几次，未果。而他的双腿也一直未能弯曲。父亲站起来形如巨人，躺下来却多余，这是特别让人伤感的地方。

二爹用目光制止我。他，还有我三爹、四爹、五爹，跟我父亲一样，继承了我爷爷高大威武的家族基因，此时此刻，他们正分列于病床两侧，紧紧围绕着他们的大哥，脸上愁云密布。

我则瘦黑矮小，站在他们中间，极不合群。于是我坐下来，坐在床边，离父亲更近一些。

父亲终于睁开眼睛。

二爹说：“大哥，高远回来了。”

父亲没说话，眨巴了一下眼睛。

平时我都是仰望父亲的，现在他那么虚弱，而且在我的目光下一点一点变小，好像很快就要消失掉。我抓住他的右大胳膊，想把他拽回来，阻止事态的恶性发展。尽管隔着病号服，我还是感觉到了父亲的颤抖，不是因为病，而是因为我，准确点说，因为与我的肢体接触。

“怎么回事？”我终于问出口。

父亲极力保持着镇定和沉稳，可他的眼神出卖了他，那里开始泛起潮润的亮光。也只有此刻，我才能看到父亲高大的面具后面另外一些东西。

“没事，”父亲说，“做了个小手术。”

他身上的麻药劲还未完全散去，想坐起来显得极为艰难。我扶着他，他全身开始更剧烈地颤抖，颤抖中有一种要与整个世界一决高下的隐形力量。他的身子终于从被窝里出来，蓝白相间的病号服实在是小，他的胳膊肘还露在外面。他伸出手，努力试探水杯，都这个时候了，还不想麻烦任何人。或者，他还是无法放下那与生俱来的刚硬。我多么希望他能脆弱一些柔软一些，不是以一个父亲的形象，而是以一个需要被人照顾的病人形象。父亲终于握住水杯，细细抿了一下，跟他平时大口饮水完全不搭。父亲喝完水，清清嗓子，声音重新变得浑厚。他突然盯住我，这让我惊出一身冷汗。他严肃的表情让我误以为他要交代后事，传授我关于如何走完此生的道理和秘密。虽然据我了解，那不过是一个切除了瘤子的极小手术，不足以致命。

父亲说：“既然回来了，正好有件事交给你办。”

也许，这才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

二爹突然插了一句：“让高志和高远一块去吧。”二爹大概怕我做不好。

父亲面朝二爹，眼神却落在我脸上：“去把你六爹找回来。”

从小到大，许多事情都是父亲做主，他也乐意为我计划和安排一切，我只有接受或不接受的权利。在他看来，以我这副粗短身躯，想干大事几乎毫无可能，但掌握一门手艺还是可以谋生的。比如理发，修车，开出租车，或者跟着他学盖房子。不管干什么，他总希望我能留在他身边，可我不愿意，我想见识更大的世界。于是我违抗他的意志，从县城跑出来，四处流浪。我干过很多份工作，现在送快递。父亲知道大势已去，再多说无益，但他还是经常用六爹的例子提醒我：不能像你六爹那样，四处乱跑，一辈子也没个着落，更讨不到老婆，孤零零一个人，多可怜啊。

紧接着，二爹就把一个信封递给我，里面有一张照片。我不确定是不是六爹，因为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我爷爷的葬礼上。爷爷死后三天，六爹才回来，跪在棺材前，不穿白衣，亦不痛哭，只是安静地烧纸、磕头，好像我爷爷的死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事实上，我爷爷死时才五十五岁。六爹脸上平静的表情激怒了几个哥哥，二爹首先发威，跟六爹打起来。那年我五岁，许多事记不真切了，我只记得六爹没有还手，任他二哥踢来踢去。后来，六爹终于爬起来，在棺材前重重磕了一个头，走了。此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我把照片放在掌心，照片背面是地址。

“如果他不回来怎么办？”我还不确定能不能把这件事办好，“他不回来，我也没办法。”

父亲说：“你就告诉他，说我快死了，看他回来不回来？”

“绑也要把他绑回来。”二爹说。

这我办不到。我从来不愿意强迫别人。同时我也知道，二爹他们说的是气话。

“过些天就是你生日了。”我正要走出病房，父亲又把我喊住，“我在你这个年纪，早就成家立业了，早就生你了。”

在我有限的印象中，每年我过生日，他都要把这句话重复一遍。而每次他说这句话，我都会想起我那难产而死的母亲。

我嘴上说知道了，腿已经迈出病房。

高志坐在走廊的椅子上，问到底怎么了？我说没啥事，做了个小手术。高志突然很认真地看着我，表情严肃，是不是切了个瘤子？我嗯了一声。是不是长在右膝盖腘窝处？我说是的。紫色的？我又嗯了一声。反问他怎么知道的？高志沉默了，很快说，爷爷当年也长过一个。那时候我只有五岁，怎么能记得？高志又补充，我偷听我爸说的，爷爷那个瘤子也长在右膝盖腘窝处。我恍然大悟，难道是家族遗传？高志说他也不知道，也不敢问，但是有这种可能。我说，既然长了瘤子，割掉就行了。高志说，听说还会长出来，而且长得更快更大。那就再割掉。割掉还会长。似乎陷入了某种恶性循环。

良久，高志问我爷爷死时多大？我说五十五岁。高志又问我爸今年多大？我被一种异常强烈的恐惧击中，如果这是真的，我不敢想象……想象是一只鬼，它一直拖拽着我，一下一下把我拽入死亡的深渊。

高志没搭理我，继续说：“如果我没猜错，你爸今年五十四岁了。”

我嗯了一声。高志说：“哥，你也别多想，我就是猜的，这事听起来也不科学。对吧？”

我想告诉他，有些事很难说清楚。

3

第二天，我就出门了。父亲说时间紧迫，他和几个弟弟都觉得把六爹找回来这件事比他身上的瘤子更重要。

高志没跟我一块去，用他的话说，事情太多走不开。再者，高志说，找六爹这件事，有一个人就够了，再多就是浪费人力资源。二爹不吃这一套，他跟高志在乎的不一样。二爹当着大家的面数落了高志几句。放在以前，高志肯定受不了，觉得这是屈辱。现在则不同，高志的身形一点也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其父，这似乎成了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雄厚资本，由此，他获得了更强大的免疫力。

我则不同。我之所以去，原因有三。一与家族有关，父亲和爷爷身上的瘤子，肯定隐藏着家族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史。二与六爹有关，六爹“漂泊”或者说是“失踪”已经多年，爷爷去世后，他再也没有回来。也许回来过，只是我并未见过。但是，找到六爹是我特别希望看到的结果，或者，它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强烈心愿，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失踪”，有关六爹以及他的事迹正逐渐成为一段传说，他是我们家族活出另一番景象的可能和证明。三与我自己有关。这又紧紧连接着上一条，因为我也渴望“漂泊”甚至“失踪”，所以，我愿意抓住每一次离开的机会。出去寻找六爹，又何尝不是一次“离开”的绝好机会呢？这跟我的身形、家族、事业等都无关，只跟我的渴望和想象有关。

六爹在鹿城，照片背面写的就是这个地址。其实，鹿城距离我们县城并不远，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几个爹爹好像都没有试过去寻找六爹。长兄如父，凭借哥哥的天然身份，他们抱死了一个念头：等他回来。与其说他们高估了作为哥哥的权威，不如说他们低估了六爹，不管高估还是低估，都证明他们并不了解这个最小的弟弟。当然，六爹并没完全与家族断了联系，他留下一个地址。

我先坐汽车一路北上，然后转火车，跌跌撞撞，向西而去。停靠一站，一些人下去，另一些人很快涌上来，好像专门就为塞满那些空的座位。我站在两节车厢的交接处，把六爹的照片拿出来。他正侧身骑在一辆红色的摩托车上，烈日当空，头戴草帽，露齿大笑。更远处是浩瀚无边的沙漠。我想，六爹也许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人。

临近傍晚，火车抵达鹿城，出站后我打了个车，告诉司机地址。出发前，司机跟我反复确认，那个地方拆了，现在是个大型商场。我说没关系。

司机所言不虚，一片崭新的商场巍然耸立，周边还有一些没拆的破旧房屋。看着照片上的地址，我突然觉得这毫无意义。我茫然无措，找人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还是一个失踪了几十年的漂泊者。还好，我似乎擅长找人，这符合我的快递员身份。当然，父亲当初交给我这一使命时，也许并未想到这一点。我先从周边的老房子问起。拿着照片，我向那些上了岁数的人打听一个叫高承的人，他们都说不认识。我就把照片拿到他们眼前，有人特意多看几眼，最终还是摇头而去。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我的肚子叫了一声，应该是饿了。我走进一家面馆，点了一碗刀削面和两颗鸡蛋，顺便拿出照片问面馆老板，他说没见过，又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

一个老人跟我借火，个头还没我高，却并不抬头，而两个手指已经夹好一支烟。我掏出打火机打着，送至他嘴边，他猛吸一口，呛了一下，好像第一次抽。他问我是不是从南面山西来的？我点点头。我问他咋知道的，他笑而不语，反问我来干啥？我说找人。他笑着说，找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穿着一件肥大的灰色宽袍布褂，好像整个人被局促在里面，但他毫不在意。我把照片拿出来，他并不看，而是抖一抖袖子，从袖口处掉出一个红色盒子，稳稳地盖住整只手掌。你猜猜里面有什么？他终于抬起头。见我不语，他又说，放心大胆猜吧，猜中了盒子里的东西归你。老人似乎在等我，缓缓抽完烟扔掉烟头，扭动着脚踩灭。我这才注意到，他穿着一双老式黑布鞋，两根钢管做的假肢插进鞋里，整条裤管空空如也，被穿堂风吹到一侧，像一面飘扬的旗帜。他却纹丝不动，脚下如有神助。

此刻，已有不少人围上来。

我对他盒子里的东西并不感兴趣。我再一次把手中的照片递过去。

他看了一眼，盯住我，却问你相信我吗？大概看出我在犹豫，他又问了一遍。我点点头。他让我先猜。我说盒子里有照片。老人把盒子打开，果真是照片，好多，有黑白的有彩色的，皆为人物。我拿起一张，是个风中奔跑的少年，眉眼颇像老人，再拿一张，是个中年汉子，坐在轮椅上。这些照片不能给你，老人说，是为了让你相信，相信很重要。再猜，老人说，放心大胆地猜，想到什么就猜什么。我说盒子里有巨人。盒子里便出现了一把蒙古刀。再猜。盒子里有矮子。盒子里便出现了一个口琴。我想起了屹立在历史深处的我那遥远又模糊的家族，它犹如一个巨大不可测的深渊凝视着我。我说，盒子里有命运。老人怔了一下，打开盒子，是一只小巧玲珑的灰色麻雀。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叹。我说，我不猜了，我也不会要你的东西。老人笑着说，你猜得蛮好的，不过，你太小心翼翼，还是错过了不少良机。他指了指蒙古刀、口琴和麻雀，说挑一个，送你。周围的人也在鼓动，可老人并不在乎他们的声音。他补充说，你不会白拿的，我要你的刀削面。我挑了尖利闪着寒光的蒙古刀。老人坐下，开始吃面，他吃得很快，目中无人亦无物，吃完站起来就往外走。我追出门去。把他喊住，再一次希望他给我答案。他告诉我，你的选择就是答案。我摸了摸口袋里的蒙古刀，问还能猜一次吗？他说，你对自己的选择不满意？我说我不知道，只想找到我的六爹。老人笑了，张开手掌，那只麻雀飞入黑暗的夜空，然后他吹着口琴走了。

4

我带着蒙古刀走进一家琴行。老板光头，却留着很长的胡子，他除了卖马头琴、鼓、二胡、吉他等，墙上还挂满各式各样的蒙古刀。

我想知道我手里的蒙古刀是不是真的。

老板告诉我这是一把特别好的刀，问我卖不卖？我说不卖。

当然，我最想知道老人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为了验证，我把照片拿出来。老板扫了一眼，说他认识照片中的人。

我不敢相信。

老板说：“差不了，虽然照片看着旧，可他的笑容就这样。”

我问老板他在哪？老板反而有些警惕了，反问我跟照片中的人是什么关系？

我说他是我六爹，叫高承。

老板冷笑一声，“瞎说，你连他名字都没说对。他不叫高承，他叫高兴，高兴的高，高兴的兴。”

我很清楚，我不会记错的，我父亲叫高仁，二爹叫高廉，三爹叫高义，四爹叫高孝，五爹叫高礼。六爹是最小的儿子，我爷爷希望他能承前启后，就给他取名高承。

“我不会记错的。”我再一次强调。

“你这个小伙子，名字而已，何必在意。”老板笑着说，“看在你有照片，而且你和他长得好像差不多，我就告诉你吧。”

第二天下午，在水果批发市场，我终于找到了六爹。他刚从南方赶回来，拉了一整车砂糖橘。我看见他时，他正招呼人卸车。这大概是我第二次看见他，跟第一次比大为不同。当年我五岁，年龄稚嫩，身形矮小，任何人和事映入我眼都显得高大不可及。这种错觉伴随了我的成长，差点朝着我的一生延宕而去，让我误以为六爹和他的那些亲兄弟们一样形如巨人，在我眼中也是用来被仰视的。及至六爹从车上跳下来，立于我眼前，我才发觉，原来他是那么矮小，且极瘦。如果没有血缘这一层关系，人们根本不会把他和那些哥哥们联系起来。他真的跟我个头相当，我的目光向前笔直地伸出去，能十分平稳地落在他眼皮上。

我喊了一声六爹。

“叫我高兴。”他又说，“算了，别在乎这些细节，没啥意思。”

他居然喊了我的小名，一边喊一边还比画：“你很小的时候，大概就这么高，我还抱过你呢。”那口气，好像我们远不止见过两面。

气氛很轻松，我不知道是否与血缘有关。

满车金灿灿的砂糖橘。六爹说，他刚从桂林拉回来的，走了整整三天。突然，他攀爬上车抓下一把，硬塞给我让我吃。我很快吞下一只，好像打翻了蜜，满嘴甜腻。“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心里，只是我还没去看过。当然，我的心思不在这上面，它很快被我的父亲和那庞大的家族占据、覆盖、吞没。我说我爸病了。六爹问什么病？我说我不知道，腿上长了个瘤子，做手术切掉了。六爹不说话。我看着他又说，好像我爷爷那时候就是这样，是不是挺严重？六爹说，事情没有严重不严重，只有发生不发生。我试探着问他回去不回去？六爹说，先回家。

车很快卸空，批发完砂糖橘，已是黄昏。

六爹不知从哪儿搞来一辆摩托车，说载我回家。摩托车一路疾驰，城市越来越远，路灯和车流越来越稀薄。很快就到了郊区的一处院落，大红门上开着一个小门，我还没来得及惊讶，摩托车已穿过小门和狭窄的走廊，稳稳妥妥停在院子里。进屋，地上一炉子，大概冬天用过，一直未搬出去。墙上挂了好几把蒙古刀。说实话，我对六爹的想象不是这样的。

六爹把炉子搬到屋外，塞了胡麻柴、木棍点着，及待火势燃起来，才把黑色的炭块倒进去，炉子很快噼里啪啦响起来。

六爹一边招呼我吃羊肉、牛肉干，喝草原白酒，一边给我讲述他去过的地方。

他去过的地方可真多呀。六爹的重卡几乎走遍了全国大江南北，他把鹿城的煤炭拉到全国各地，有时候也拉牛肉干、土豆粉条、西瓜、鸭梨、苹果、土豆、玉米等，然后把南方的香蕉、绿芒果、甘蔗、榴莲、菠萝等，拉回来批发。有一次，他还从云南拉回一车花苗，整辆重卡被花香浸泡，好几天才散去。早年有一回，他去福建的一个沿海县城，拉了一车鱼，回来后鱼死了一大半，赔了不少钱。他说起这件事时，居然那么开心。作为我爷爷最小的儿子，他从小就饱受哥哥们的管教，他说他能理解，但不接受。他说他从小就想四处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不想一辈子待在县城，像几个哥哥那样过一眼就看到尽头的生活。在福建沿海的那个县城，他坐在海边看海，那是他第一次看海，海风吹，海浪涌，他在石头上安静地呆了一下午。

我好几次想问六爹关于家族的事，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我想，或许六爹早已知晓家族的命运，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宿命，只不过，他选择与哥哥们不一样的方式。或许，他压根儿就不信这些。更或许，他压根儿就不在乎这些。

后来六爹站起来，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夜色浓黑，仿佛要把人吸进去。我问去哪？六爹不说话，已经跨上摩托车。他迷醉的样子，让我很担心他能否驾驶。我说我来试试。我经常开着一辆三轮摩托送货，从一个地点飞到另一个地点。

我跨上摩托车，高度正好。摩托车在夜色中冲出去，很快到了六爹所指的鹿园。盯着高高的围墙，六爹说里面有一群梅花鹿。我说我还没见过鹿，倒是白天看到了马。路灯昏黄，高大的墙面显出几分鬼魅，像一具庞大的身躯。六爹笑着，跳下摩托车，踏入草丛，并喊我一块向高墙走去。我踏着六爹踩出的一条路，走向高墙。靠近后，六爹扒开杂草，墙破了露出一个小洞，六爹顺势走进去。我没看错，六爹确实是走进去的。墙内的六爹冲我喊，快进来。我在犹豫，六爹又喊，怕什么？我说，洞太小。六爹说，别想那么多。此时此刻，我又想起了那个老人，于是我弯下腰。六爹大声说，把你的腰杆挺起来。我说怕磕了头。六爹说没事的。

我挺了挺胸，头发擦着洞顶，我也走了过来。

六爹拿掉我头上的杂草，笑着说，这就对了嘛，这个洞就是为我自己量身打造的。见我一脸吃惊，六爹说是的，在这高墙下，我给自己打了一个洞。打洞干什么？为了出入自如。哦，对了，我还要把关在里面的梅花鹿放出来。

六爹不像说醉话。

我看见月光下的那群梅花鹿，似乎睡着了，没什么精神，在离我们不远的草地上，或立或卧。六爹说，它们不属于这里，你看那只。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观看梅花鹿，我说，好像比网上看到的更疲惫一些。六爹说，不对，既然看，就要看仔细。那只小鹿卧在地上，歪着脑袋，眼睛紧闭，一只角高高立着，另一只角光秃秃的。我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六爹说，它的角被割掉了。我啊了一声。六爹示意我小声，然后慢慢靠过去，嘴里发出呦呦鹿鸣。那只小鹿突然站起来，一点一点朝六爹走来，随着呦呦声渐大渐急切，它跑起来了，姿态优美。同六爹一起，风一般消失在洞口。

回去的路上，我骑着摩托车，六爹抱着小鹿坐在后面。摩托车吐出一阵巨响。黑暗如潮水，被摩托车发出的光束劈开，分列于我和六爹的两侧，又很快在我们身后聚拢。

回去后，六爹把小鹿放入树林。他屋后有一大片广袤的树林，他说他已经放了好多。

5

第二天，六爹决定跟我回去，我没想到如此顺利。但是，关于我父亲的具体情况，他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不问，我也就不便与他多说。或许他都知道，只是不想过多谈及。

久未谋面，六爹见到了他的哥哥们，却很平静，好像昨天刚分开今天又重逢。我父亲他们一直问六爹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怎么不回来看看，六爹只是笑而不答。在高大的他们面前，六爹是那么矮小，格格不入，可他依旧平静。其实，恰恰是这矮小，使他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于六爹而言，这是命运赐予的一个良机。我才看明白。

我父亲很高兴，似乎六爹的归来印证了他的话语和地位的某种稳固和长久，他可以组织众兄弟一起商议家族大事了。其实六爹回来，仅仅是出于某种关心。他一直建议我父亲去更好的医院做检查，他甚至还提到了我，说我可以帮忙打听联系北京的相关医院。“没那么严重。”父亲以此为理由回绝。“再说了，”他又补充，“不想折腾了，太麻烦，即便折腾，也未必管用。”六爹就什么也不再说，坐在父亲床尾，盯着我父亲右腿膝盖处绑着的白色绷带。

虽然六爹不说话，但父亲他们接下来说的话全与六爹有关，好像他终于回来，他们也终于逮住这样一次教育他的机会。由此，我也就知道了更多。

原来，六爹有过一个老婆，是从杀虎口外领回来的。父亲那一辈娶老婆是头等大事，三十多岁还没讨到老婆，很有可能一辈子打光棍。因为没钱娶本地老婆，只能想方设法从外地往回“领”。除了我父亲和二爹、三爹，四爹和五爹的老婆分别是从甘肃和云南领回来的。六爹年龄渐长，他的几个哥哥比他着急多了，他却说出并不是人人都要娶老婆这样的混账话，自然遭到哥哥们一顿数落。后来，六爹终于答应娶老婆，但当他得知她是被骗来的，就又把她送了回去。于是，哥哥们更加猛烈地围攻，他们担心这个最小的弟弟一辈子庸庸碌碌，孤独终老，晚景凄凉。当然，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带着作为哥哥的无能、遗憾和愧疚去见埋在黄土下的我爷爷。而这些话，六爹当然不会放在心上，他一直盯着我父亲的腿，然后往紧掖一掖被子。那是六爹最关心的内容，而他们却并不打算就此展开。

我早就听不下去了，大声说：“为啥要说这些啊，难道不应该说说你的病怎么办？”

父亲愣了一下，很快镇定，“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父亲盯着我又说，“你也不小了，马上就三十了，我在你这个年纪，早就成了家立了业。”父亲又一次强调，使我又想起我的生日。

六爹与我站在同一阵营，或者既然他选择回来，他就要尝试最后的努力。

“我还是觉得应该再去好好检查检查。”六爹看着我的父亲。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变得心平气和，即便面对冲突。

“没多大的事儿，”父亲说，“再说了，我是怕死的人么？”

“我回来不是听你说这些的，”六爹说，“我回来是解决问题的。”

“怎么解决？”二爹、三爹、四爹、五爹一起问，并且同时看向父亲。

“领你们去外面看一看，选择多着呢。”

大家都听到我父亲冷笑了一声，“你要是能留下，说个媳妇，安安稳稳的，就最好了。我们兄弟也能在一起。我也对得起爹娘了。”

六爹不说话，脸上又恢复了平静，站起来走出去。

我也跟了出去。

六爹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我坐在他身边。过了一会，二爹出来，瞧了六爹一眼，又进了病房。又一会，六爹突然问我哪天的生日？我说下周。六爹掏出打火机，啪一下打着，火苗突突向上喷射，绽成一束燃烧的礼花。六爹说，生日快乐。我想，也只有六爹会做出这样的事。六爹说，许个愿吧。打火机肯定发烫了，火苗还在跳跃。我闭着眼睛，许了一个心愿。从小到大，父亲一直记得我的生日，每个生日都提醒我，又长了一岁，又多了一份责任，身上的担子又重了。可他从来没问过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也从来没问过我快乐不快乐。

六爹把打火机放在我手掌上，它炽烈、热情、滚烫，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然后，我看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口琴，放在嘴边吹起来，是那种很简单的生日快乐歌。他却吹得认真，连续吹了三遍。天色暗下去了，楼道里有人走来走去，有一个人拄着拐杖默默地听。六爹吹完，朝我笑笑，“送给你，当生日礼物。”

见我没反应，六爹又说：“不喜欢？”

在我的认知里，只有接受不接受，喜欢和不喜欢，是六爹世界里的词语。

看出我在犹豫，六爹说：“还记得那个琴行吗？我之前住那附近，经常去，买了不少乐器，还有蒙古刀。后来搬家都丢掉了，只留下这把口琴。其实应该再送你一把蒙古刀。”

我说口琴就挺好的。

我没告诉六爹，我已经有了一把货真价实的蒙古刀，它可以为我披荆斩棘，成为我的巨人。

六爹笑笑，“我在你这个年纪，很喜欢烈性的东西，蒙古刀、草原烈酒、冬天的冻河，可现在呢，更喜欢一些柔软的物件。你还年轻，喜欢什么就去追逐什么。”

我嗯了一声，接过口琴，把它和打火机放在同一个口袋。

6

当天夜里，六爹就走了。他们都劝，我知道，没有一个人能留下他。他们大喊大叫，差点又要动手，六爹反而很平静，我知道他不属于任何人。

几周后，父亲回了村，说要给爷爷重新修葺墓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最终想出来的解决之道。高志听从了他爸，答应回县城，凑些钱做小生意。父亲通过二爹，向我转达他的命令：回去。我没听，在北京联系了好几家医院，可劝不动父亲来看病，就像他劝不动我回去一样。

再后来，我四处流浪，开始给别人展示蒙古刀、打火机、口琴之类的魔术表演。对了，我还学会用口琴吹出一些美妙的旋律，那是我曾许下的心愿。

我就靠这个换取人们的笑声和掌声。

我也靠这个养活自己。

父亲打过几次电话。没用，我不回去，他也不出来。

第二年，我父亲就死了。他一直没跟我说，割掉的瘤子又重新长出来，再割掉，就以更加猛烈的密度和大小长出来，好像是对阉割进行疯狂的报复。瘤子越长越大，从右腿遍及全身，而且在瘤子生长的过程中，父亲高大的身体一点一点萎缩，变小，好像蚕食他的生命。直到他再支撑不住，心脏停止跳动，身体渐渐变小，最后化为乌有。

我的心情有些复杂。

按照他大哥的方式，我的二爹两年后也死了。

紧接着是我的三爹、四爹、五爹，他们都躺在病床上，等着给死神开门。而死亡，就像是一个诅咒，一个从来不会缺席的造访者，总是准确又及时地按下门铃，好像在完成一场终究会上演的宿命。

自上次后，我再也没见过六爹，但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每一次他都在不同的地方。他说的那些地方我也去过。

这一年冬天，我们相约，在鹿城相见。

我没想到的是，我再也没见到六爹。

到了鹿城，我走进那处院子，一个女人开了门。她看上去五十多岁，我问她认识高兴不？她说认识。我问她跟高兴啥关系？她说她没有家，一直在外流浪，有一年高兴开车行至松花江，就把她带回来了。我问她高兴去哪了？她开始没说，后来才告诉我，他出事了，拉了一车鸭梨，走到太行山坠崖了。

怎么会这样？

她说，她也觉得很奇怪。他驾驶技术特别好，她一点也不相信他会出事。

后来，我专门去了事发地点，在太行山王屋山连接处，道路狭窄，重卡根本不可能通行。

我的脑子里便产生很多奇怪的想法，六爹从来都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他会不会赶在死亡来临之前先把死亡给解决了，让其失去意义？或者，他想切断宿命的诅咒，为家族的延续留一脉希望？但是，这也未必是他的心意。

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我很肯定。如果我的六爹御风而去，他一定会像一只梅花鹿，或者像一只麻雀那样，飞走了。

许多年过去，我还活着。

我常常想念我的父亲，六爹，还有我的家族。

许多年来，我也一直在路上，靠一把口琴和蒙古刀养活自己。在我漫长而庸碌的一生中，我从来都没做成过什么事情，但是这算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