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轩，1952年生，山西原平人。197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历任山大中文系教师、《山西文学》月刊社编辑、主编，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院一级作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1978年开始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评论研究，著有长篇传记《赵树理传》（合作），评论集《生命的河流》《边缘的求索》《地域文化与文学走向》，专著《乡村小说的世纪沉浮》《马烽小说艺术论》，散文随笔集《蓝色的音乐》等十多种。专著《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有多篇作品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

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艰难历程

——高沐鸿的小说创作及其他

段崇轩

现当代文学史的一种“典型”作家

在百余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涌现过许许多多优秀的、杰出的作家。他们有的堪称现实派型，有的可叫现代派，有的是为综合派。有的专事创作，是较纯粹的作家；有的学术、创作兼顾，是学者化作家；有的从政、写作“两不误”，是官员型作家。文学思想与创作方法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千差万别、变幻莫测的人生和文学命运。横跨现当代文学的“五四”新文学作家高沐鸿，就是一位文学家与革命家一身二任，并经历了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痛苦蜕变的代表性作家。在“五四”一代作家中，多少人力图跨越现实与现代这道“门槛”而未果，有的止步、有的退隐、有的搁笔，而高沐鸿却完成了“鲤鱼跃门”，尽管撞得伤痕累累。他是老一代作家中的又一种“典型”。

1949年任山西省文联主任时期的高沐鸿先生

老一代革命家、人民日报重要创始人张磐石评价说：“高沐鸿同志是一位有影响的老作家，也是一位早期革命活动家。”文艺理论家、原山西省文联主席郑笃尊称道：“老高是开创山西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也可以说是山西新文艺战线上的一代宗师。”高沐鸿的人生与文学生涯，可以划分成四个时期。求学与探索时期。他1901年出生于山西武乡县城内一个富裕之家。家里种地收租、跑运输，有着优渥的读书经济条件。1918年他以出色成绩考入太原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课余到“晋华书社”借阅《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浅说》《俄国革命纪实》等书籍，开阔了思想视野，打下了理论基础。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古城太原也掀起了反帝反封建浪潮，他同众多进步同学，加入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在新文化、新文学的感召下，他与同校的张友渔、张磐石等文学青年，组织了“共进学社”，创办了《共鸣》杂志。宣传科学与民主，批判黑暗社会现实。这一时期，他阅读了鲁迅、茅盾主编的文学杂志，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等，“五四”新文学在他心里深深扎根。1922年他在山西《教育杂志》发表了一批作品，有诗歌《新诗集》、小说《梦里的爱》、评论《文学略谈》等，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和潜力。1923年毕业后，分配到太原师范附属小学当教师。狂飙文学时期。1924年8月，高长虹邀集高沐鸿、段复生及二弟高歌等六人，在太原成立“平民艺术团”，9月《狂飙》月刊在太原创刊，高沐鸿题写刊名，成为狂飙社核心成员。高长虹未等刊物出版就去了北京，《狂飙》第二、三期合刊11月出版，由高沐鸿编辑、发行。1925年由鲁迅主编的《莽原》创刊，高长虹协助编辑，约高沐鸿撰稿。高沐鸿从1925到1926年，在《莽原》以高成均、劣者笔名，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共17篇，有多篇如《力的缺乏》《城头》等排在首篇位置，可见鲁迅对高沐鸿作品的看重。1928年高沐鸿在高长虹的多次邀请下，离开太原前往上海，与高长虹、柯仲平、高歌等编辑《狂飙》周刊，出版狂飙丛书，为文学社做出了重要贡献。从1924到1928年五年间，高沐鸿在教学、编辑、社会活动之余，创作了大量作品，出版了诗集《天河》《夜风》，小说《红日》《狭的囚笼》等，成为他创作上的高峰，现代主义文学思想与方法，也成为他的坚定追求。

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1929年春，高沐鸿因病回到山西武乡老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抗战开始。从此时到1949年的18年间，高沐鸿全身心投入革命战争和农村斗争中，在文化、文艺战线做出了创造性工作。1933年他再次回到武乡，与本县进步青年创办《武乡周报》，宣传革命。同年，武乡地下共产党组织在高宅秘密成立。1936年在北京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由同乡常芝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接受中共山西省委派遣，与徐子荣、王玉堂等到晋东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同年8月，出任榆社县抗日县长。1939年，根据地“文化教育界救国总会”成立，高沐鸿被选为主任兼驻会秘书，创办《文化哨》油印刊物，同年还担任《黄河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创刊《文化动员》杂志。1941年改任太北文联主任，创办并主编《文艺杂志》，同时参加抗战宣传、农村运动。1949年7月，率太行文艺代表团，赴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全国文联委员。这一时期，由于工作、环境等原因，他的创作数量不多，而在小说上有几部厚重作品，一步一步实现了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深刻转型。尽管转型并不彻底、纯熟，但已然是难能可贵了。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东山王》，中篇小说《美满家庭》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高沐鸿在山西省第一次文代会上，当选首届文联主任，领导全省文艺家建设山西文艺事业。1950年又调任山西省政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转任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工作。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的多篇文章受到批判，被错划为右派。1966年“文革”开始，他于1970年全家“下放”武乡县，1978年他的冤案彻底平反。1979年在山西省政协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省政协副主席。1980年8月25日，因病去世，享年80岁。这一时期的30年，他的人生命运曲折艰难。在并不宽松的环境中，他依然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追溯战争历史的诗歌；还有一些具有反思性的文学评论；小说创作有二部作品，写于上世纪60年代前后，自传体小说《福福的动植园》，中篇小说《年轻的伴侣》。从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尽管他竭尽全力追踪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但根深蒂固的现代主义文学依然影响、制约着他，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矛盾中交织，在交融中对峙。

山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了一批出色的作家，他们承传“五四”文学精神，更多汲纳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那一时期创作了文学的奇迹。但随着新文学向“左翼”文学、向抗战文学的转移，他们的创作就难以为继了。譬如高长虹，二十年代创作了一批现代小说，三十年代之后就中断了小说创作；譬如高歌，二十年代是“最先锋”的小说家，三十年代之后告别文学，毅然辍笔。譬如赵树理，他三十年代前后创作的小说沿袭的也是现代小说的路子，他用十多年的时间一边在民间流浪，一边探索通俗化、大众化文学，才终于在四十年代的根据地获得成功。高沐鸿效仿的是赵树理的路子，同样取得了可喜成就，但却没有进入自由之境。

高沐鸿是文学上的全才，诗歌、散文随笔、文学评论、小说，均有一定建树。但最突出的是诗歌、小说。他的散文随笔有二十多篇，重要作品有《寄友》《烟火之气》《略话往事》《随军杂记》等；文学评论近四十篇，代表作品有《序〈前线上〉》《论到中国的“民族精神”》《学习鲁迅先生》《几个问题的我见》等。他是以诗歌著称的，早期的《天河》《夜风》《湖上曲》等长诗，表现了年轻一代的反抗、理想，揭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腐败。后期（建国后）的《太行吟》《寄茶歌》《黄河一澄清》等，回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史风云，具有史诗的品格。曲润海评价说：“他的诗总是感情真挚，饱满，热烈，奔放，形成他的诗风的主要特点。” 他在小说创作上成果丰硕，短篇小说有《梦里的爱》《老人生涯》《网罗》等15篇，中篇小说有《狭的囚笼》《东山王》等5部，长篇小说有《红日》《少年先锋》，此外还有已经散失的《遗毒记》，共3部，总计23部（篇）。诗歌总字数折合约45万字，小说总字数54万字。1987年武乡县成立编委会，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高沐鸿诗文集》（上下），总字数126万字，尚有许多作品没有找到，有些作品未能收入。

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与创作方法，是他整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种体现。高沐鸿的文学思想与创作理念是复杂的、矛盾的、发展的，走过了一条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的不平坦历程。高沐鸿作为狂飙社的核心成员，高长虹、高歌的文学思想，对他有着直接的影响；他的文学思想也在影响着高氏兄弟。他们并没有系统的、准确的理论阐释，但在他们的创作以及零散的言论中，体现了共同的、相近的文学思想与创作追求。18世纪中后期在德国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成为高长虹以及狂飙社成员效仿的文学“样板”，前者主张“自由”“个性解放”，歌颂“天才”“创造”，表达人类内心感情的冲突和奋进精神等，成为狂飙社成员的思想和文学宗旨。歌德、席勒是他们崇拜的代表作家。此时正在译介、流行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等西方现代创作方法，也契合了狂飙社成员的艺术追求。在2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中，狂飙社的文学思想与创作理念，显得更加新潮、激进。鲁迅的人生与文学思想，对高沐鸿有着深刻而永久的影响。现在还没有史料证实高沐鸿与鲁迅有实际交往，但他们心灵是相通的。从1936年到1956年，高沐鸿写过4篇关于鲁迅的评论：《鲁迅先生逝世了》《学习鲁迅先生》《鲁迅的教训仍然是今天的教训》《从鲁迅先生想到》，他从“发掘老中国的痈疽”“向旧势力的坚韧斗争”“中国的镜子”等多种角度，对鲁迅作了至高的评价。上世纪30年代之后，他进入革命根据地，担任宣传文化以及文学方面的领导，他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文学创作上率先垂范，向革命现实主义转型，向通俗化、大众化迈进。他在1946年的一次谈话中，谈到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时说：“我们应该‘替’老百姓说话，替老百姓写文章。”“我们还应该‘教’老百姓说话，教老百姓写文章。”“我们更应该‘学’老百姓说话写文章。”“我们也应该‘为’老百姓说话写文章。”他还深入论述了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据说，赵树理同志在通俗化这一工作上，曾经下过二十年的工夫，这该是真实的。” 从文学思想与理论上讲，高沐鸿已经谙熟了革命现实主义，但在具体创作上，则要困难得多。

1924年与高长虹等创办《狂飙》月刊，刊头为高沐鸿所题

董大中评价道：高沐鸿“无论是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担负太行文联的领导工作，还是建国初期担任山西省文联主任，他在组织、推动山西省的文学创作上，都曾付出很大的心血，是不言自明，无需多说的。” 从30年代主持《山西日报》“前线上”专刊、《太原日报》“开展”副刊，创办《文化哨》《文化动员》，到40年代创办《华北文化》《文艺杂志》，到50年代创刊《山西文艺》，他精心办刊，扶植新人，甘做人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作家，形成了山西文学开放、质朴、厚重的文学精神与传统。

在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中

袁可嘉在谈到西方现代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时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继欧洲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而进入的。1915 年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中笼统地介绍了西方象征主义文学，这是目前所知我国较早涉及现代主义的文字。自此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在长达七十五年的历史中，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评论，时起时伏，大体上可以分成五个阶段，形成过三次高潮，即‘五四’前后，30、40年代和80年代。这种起伏变化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是与中国革命的进程相联系的。”

狂飙社作家的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兴起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期。如高沐鸿是1922年，高长虹是1921年，高歌是1924年。而兴盛于20年代中后期。此时已是“五四”落潮期。效法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整个“五四”时代的一股强大潮流，但在取法现代主义文学的同时，很多作家也汲纳了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形成一种“拿来”“兼容”的状态。譬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都是如此。现代主义文学方法，有一种自身局限和缺陷，借用其他方法可以适当校正和避免。由西方引进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共同构成了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冲击、改变着中国古典主义文学传统，实现了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的变革与转型。

从封闭的山西走到北京、上海的狂飙社年轻作家，却勇敢地选择了最新潮的现代主义文学，譬如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未来主义等。他们并不拒绝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却有点看不上这些相对落后的文学方法，更愿意取法最新潮的文学方法。这是他们的大胆，也是他们的盲目。1927年高歌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小说集《清晨起来》，他在封底的“广告”中称：“世界的文艺潮流，已脱去陈腐罗曼主义与写实主义，渐渐从象征主义走到表现主义了。我国的文艺运动，尚不出于罗曼与写实两道。即近日轰传的唯美主义，也不过罗曼主义之一支流。‘狂飙’的文艺态度，本在打破一切流派，而直造艺术之堂奥。其所辟途径，且有侵越象征、表现之势。” 这段不被学界关注的论说，恰好集中表达了狂飙社作家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态度，对现代主义中的表现方法、象征方法的推崇。1930年，狂飙社人去社散，高沐鸿回到山西，在《山西日报》副刊“前线上”发表文章，说：“所有的世界艺术的新潮，举两个例来看吧：如德国的表现派，和新噪的世界的新写实主义。”“表现派吗，那是个精神的佛界，但显着极度的现代的混乱，深入而幻化，离平常的现实很远。”“新写实主义呢？……它的规律，看去崭然异于过去艺术的；不过是‘集团的’一个观念。” 从这番话里，可以窥见高沐鸿对表现主义的青睐和反思，对新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的鄙薄还有苛求。

上世纪20年代，在现代主义文学的潮流中，高沐鸿在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上勤奋耕耘，收获丰硕。在小说文体上，他并没有着意研究，也不过多顾及，只是兴之所至，涂染成篇，写成什么算什么。如1925年他给《莽原》撰稿，有诗歌、散文、散文诗、小说，有些散文有情节有人物，完全可以归到小说中。譬如《守门人的小史》《败退之下》等。当时没有标注文体，后来编辑《高沐鸿诗文集》时，一并放在散文中。这样的作品有七八篇之多。文体的模糊、混杂，是“五四”时代的独特文学现象。

1926年在鲁迅主编的《莽原》杂志上发表多篇作品

高沐鸿这一时期的中篇、长篇小说，以更宏大的社会背景，更丰富的人物形象，更成熟的现代方法与手法，展示了自己在小说创作上的才华和潜力。“五四”文学时期，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不仅在文体特征上较为模糊，在文体的篇幅上也无定规。高沐鸿的短篇小说，字数在一二千到一万多字之间，中篇小说在二万到五万多字左右，长篇小说在九万到十多万字上下。这并非定数，但大抵如此。

1941年在太行文联主编的《文艺杂志》

中篇小说《狭的囚笼》，是最贴近高沐鸿的个人生活和情感思想的作品。作家如是说：作品“主要写的是，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青年人在十字路口彷徨徘徊，充满着个人的忧郁苦闷。” 这是一部由32封信组成的书简体小说，其中写信人“我”是一位教师、艺术家，收信人是朋友“飞泉”。用写信的方式，可以淋漓尽致地表达作者的生活、行为特别是情感、心理、内心独白、意识流等，这是表现主义的广阔平台。小说表达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学校和世俗环境中的苦闷、压抑、孤独。他同满足于世俗生活的芸芸众生们隔膜、对峙，他渴望拿到稿酬，带着女朋友华，或投奔呼唤他的C（高长虹），或远走异地。在小说中，学校课堂、生活环境，既是具体的、也是想象的，就像昏暗、污浊、狭窄的“囚笼”。“囚笼”成为一种象征，禁锢人的生存、精神的笼子。小说呈现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无数青年的一种沉重、躁动的精神状态。

长篇小说《红日》，描述了15位激进青年，有组织有预谋地在全国多个城市，实行爆炸事件的故事情节，起承转合，曲折惊险。这些青年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反对、憎恨腐败的社会和堕落的人类，决心毁掉现存世界，建设新的世界。他们愿意为这样崇高的使命赴死、献身。表现主义文学认为，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单个的、个性的人物，而应该是观念的、抽象的人物，如此才能抵达人的本质特征。因此《红日》里的人物，用字母代替。B是主角“我”，C是高长虹，Z是欧洲留学归来带回制造炸药技术的阎宗临。还有P、K、W、M等。小说最后，革命暴动成功，多个城市爆炸，升起红日般的火团。另一位狂飙社作家高歌，也写过一部题材类似的小说：《高老师》，写这位老师暗中制造炸药，与工人们密谋在多个城市炮制爆炸事件，但他在实施任务之前不幸去世。两位作家都写暴力事件，反映了他们思想观念的相同，或相互影响。其实这样的故事纯粹是虚构的。高长虹虽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但他一直远离政治，他不会允许狂飙社同仁去干这样的事情，高沐鸿、高歌也是“纸上谈兵”。正如董大中所说：“这部小说是高沐鸿以狂飙社成员为原型虚构出来的一个革命故事。”

长篇小说《少年先锋》，同样写的是青年的暴力革命故事。作品写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少年”“战士”，阅读革命书籍，反抗黑暗社会，从社会底层奔赴大城市，找到“少年革命党”组织，他们暗中聚集二三十位少年，在领袖的号召组织下，在众多城市发起暴动，攻击警察局、占领军事据点，但在1928年一次与警察的战斗中，少年头部中弹负伤，被送到医院治疗，与战友、领袖失掉联系。他孤身一人，漂泊在城市、乡村，回到故乡与老家，又与亲人决裂，最后在县城、旧友那里，找到了革命的力量、火种。故事并不复杂，在少年战士的疗伤、潜逃、寻找中，细腻、从容地表现了他的勇敢、执着、坚定的性格，和他悲凉、复杂、痛苦的精神世界。表现主义方法运用得纯熟自如。这一人物是有原型的，是高沐鸿故乡的一位革命朋友，是历史学家李零的父亲李逸三。李零在《读〈少年先锋〉》一文中说：“《少年先锋》内容主要是写1927年底到1928年初我父亲生活经历的一个小片段。1927年，我父亲在黄埔军校的武汉分校学习。‘四一二’之后，他参加军官教导团，平息夏斗寅叛变，然后驰援南昌。南昌起义后，又长驱千里，赶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结果在战斗中负伤。小说所述，就是他从广州逃到上海，又从上海回到家乡的经历。”小说刻画了一位少年战士，从个人主义、盲目革命，走向理性自觉、底层大众的人生与精神历程。《红日》与《少年先锋》，是高沐鸿早期创作的代表作。

1931年北平震东印书馆出版的长篇小说《少年先锋》

在现代主义文学道路上，已然卓有成就的高沐鸿，进入30年代，不仅人生命运发生了重要转折，文学创作也遇到了空前挑战。文学上的转型，也许比人生的换位更为困难。

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上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高沐鸿辗转在武乡、太原、北京、晋东南等地区，从事各种各样的革命活动：重建基层组织、担任抗日县长、当选文教总会主任、担任区文联主任，创办、主编多种政治、文艺报纸、刊物…… 他是革命家，又是文学家，革命与文学是他生命的两块基石。他的社会角色转换了，他的文学创作也要转型。在新的革命、战争环境中，他要弃旧图新，创造出新的革命文学来。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绝不只是一字之别。现代主义文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精英知识分子文学，是表现知识分子、为了知识分子的；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是人民大众的文学、为民众服务的文学。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与手法，是多种多样、复杂精微的，属于知识分子欣赏的阳春白雪；而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手段，质朴单纯、通俗易懂，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下里巴人。这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学，在根据地和解放区，自然需要的是“经世致用”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1953年，高沐鸿写过一篇《自传》，审视了自己的人生与文学历程，说：“在我三十岁以后，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思想上才又截然进入一个整顿时期。……在艺术上也逐渐走上现实主义道路，但作品极少。”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创作不多，有“遵命”性的文学评论数篇，主要体现在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创作上。而小说最能反映一个作家文学思想与创作方法的变化。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高沐鸿有过一段城市漂泊经历。他说：“我的职业环境是在国民党新旧官僚面前混饭吃”。1936年入党后，他受党组织安排打入山西某官僚的组织内，了解上层动向。后来还以牺盟会的名义，担任阎锡山理论委员会委员，秘密进行救亡宣传工作。此外在担任抗日县长之时，与旧政权中的官员也多有交往。这些人生经历，使他了解、熟悉了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情况与动向，以及不少旧官僚官吏的生活与心理状况。他的现实主义小说，首先从这个领域开掘，创作了多篇揭露性、批判性的短中长篇小说。《赵书记长》描述抗战初期，革命根据地武乡县的严峻形势，各种人物的行动与心理，刻画了一个旧县党部的书记长赵子亻英的形象。书记长类似于后来的秘书长，职位并不高。抗战前赵书记长手中有权，生吃白拿；抗战后社会大乱，权力旁落，他惧怕日军、国军，堕落成汉奸、特务，揭示了一个旧官吏的蜕变轨迹。《网罗》同样描写武乡县，抗战前后盘根错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一个官官相护的利益集团网罗。这是作者对一个县的社会人际关系的洞察与揭示。在这张网罗上，作家突出塑造了一个财政局长卫韶卿的形象。这位财政局长不仅掌握着官家的权力，还开着自家的当铺。他财大气粗，盘剥穷人，为富不仁。在抗日斗争中，投日反共，还把局长位置让给姑表兄弟。这是一个贪婪、霸道、反动的旧政权官吏形象。《黑熊》描绘了武乡东山一带，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刻画了一个长得像黑熊，性格狡猾、凶狠的恶霸地主萧抚卿的形象。《东山王》是这类小说中的力作。作家在更广大的时空上，描述了战争的势态：日军长驱直入，晋绥军节节溃退。八路军在晋东南开辟根据地，边区政府领导农民开展土地斗争。国民党与日军相互勾结，众多汉奸出现。根据地军民与日军、伪军、地主、汉奸，作着残酷而复杂的斗争。就在这样的情势下，作家塑造了一个独特的国民党的县长形象：时兆庆。他是阎锡山的当红县长、得力干将，但在日军兵临城下之时，就席卷钱财弃城而逃，回到故乡武乡摇身变为开明绅士。他恨八路军、恨穷人，认为是他们夺走了自己的地位、财富。他宣传中日同族同宗，两个民族应该携手合作。他的观点具有极大的蒙蔽性、欺骗性。他伪装好人、善人，蒙哄了干部群众，选他为边区临参会议员。成为参议员又为他造谣破坏、玩弄美人计，成立所谓的新民会，创造了条件。就这样一个贪腐官员，在风云变幻的抗日战争中，成为投敌卖国的汉奸特务。这一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作家警示人们，一定要注意那些佯装善良、见风使舵的旧官吏，警惕他们欺骗民众，混入内部，进行破坏颠覆活动。《山西抗战文学史》中评价说：“时兆庆是作者集中笔墨刻画的人物形象，通过生动的心理和行动描写，个性化语言，对这个阎锡山官吏的阴险卑劣行径作了成功的刻划。这个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艺术概括性。”

高沐鸿1940年创作长篇小说《遗毒记》，发表在晋东南文总主办的《文化动员》杂志，可惜这份杂志早已散失，久觅未得。1941年时任中央北方局文委委员兼宣传科长的李伯钊，在《敌后文艺运动概括》中评价说：“那是一部新的官场现形记。一般的写作技巧着实老练，他刻画出了抗战现实中的‘新型’官僚——吃磨擦饭、发国难财，‘救亡专家’的丑态。尽情暴露了抗战的黑暗面。这是我在抗战后敌人后方见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1951年与山西文艺界同仁合影

如上所述高沐鸿这五部短中长篇小说，最主要的特点，是在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创造了一个旧官僚官吏的人物画廊：赵子亻英、卫韶卿、萧抚卿、时兆庆等。他们的形象是逼真的、扎实的，具有丰富的社会和艺术价值。这是高沐鸿对抗战文学的独特贡献。当然这些人物也存在着个性较模糊、共性有雷同的不足。此时同在晋东南根据地的赵树理，在他一系列小说中，塑造了众多普通农民、基层干部的形象。与高沐鸿塑造的县级旧官吏形象，形成一种互补。各有特色、价值，谁也代替不了谁。值得注意的是，高沐鸿的这类小说，还具有更多“五四”新小说特点，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可以读出鲁迅、沙汀小说的味道。在表现形式与叙事语言上，残留着现代主义的印痕。与根据地、解放区所要求的革命现实主义，还有一定距离。

陈思和说道：“自战争开始，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形成了两种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和抗战以来的战争文化传统。……它们有时是以互相补充或者比较一致的方式、有时则以互相冲突以致取代的方式来影响当代文学，这就构成了当代文学的种种特点及其辩证发展的过程。”这里所谓战争文化传统，就是不断建构形成的革命现实主义模式。现实主义是个宏大、无边的概念，有写实现实主义、有批判现实主义，有革命现实主义、有“两结合”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等等。如果说高沐鸿《东山王》等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美满家庭》《土地的吵架》就是革命现实主义的。在这两部中篇小说中，作家完成了文学立场、创作方法的转型，迈上了通俗化、大众化之道。

《美满家庭》以武乡县新庄李福九一家的致富和变迁为焦点，展示了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农村家庭的深刻变化。作家把根据地的“美满家庭”分为三种类型：翻身的破落户、发达中的小康之家、白手起家的新人家。小说写的是发达中的小康之家。作家没有写农村的重大事件与斗争，而是把笔墨聚焦农村的日常生活、劳动生产、人际交往，特别是解放了的农民蓬勃的发家愿望与发家行动上。但却折射出根据地农村全景式面貌，如抗战中的反扫荡斗争、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村里的征兵工作、妇女解放、出粮救灾等；还有村干部的整风工作，一些干部的脱离群众、做官摆威风等现象，农民身上的流氓性、对农村工作的影响等等。作家完全写的是“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1943年华北书店出版发行的中篇小说《美满家庭》

新庄的李家是个富裕之家，种80亩土地，雇2个长工，有4个劳力。当家人李福九尚在壮年，精通农活，治家有方，发家心切。又有全村观念，对乡亲、村庄颇有感情，乐善好施。是一位勤劳、精悍、善良、忠厚的传统庄稼人形象。村长李贵书是作品主人公，是李家长子。他有文化、好读书、勤思考，对社会发展和农村形势，有着清醒的判断与认识，相信农村的集体化道路。他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耐心做各种农民哪怕是地主的思想工作，勇于批评村委会干部工作和思想上的错误。他能妥善处理家庭和工作的关系，早上在自家劳动，上下午在村里工作。他遭受丧妻之痛，但不急于再婚，耐心地寻找着理想的爱人。是一位思想成熟、工作出色、性格沉稳的基层村干部形象。在叙事形式与语言上，注重故事情节，着力人物刻画，活用农民语言，颇有通俗化、大众化特征。这使读者不难想到赵树理建国后的《三里湾》，故事构架、人物设置、表现方法，多有相似之处，而《美满家庭》早诞生了十几年。

《土地的吵架》是作家计划创作的长篇小说《青黄交接的时代》中的第一二章，近二万字，可惜未能完成全书。作品描述了革命解放区暖泉村，在土地改革中的丈量土地。因农民意见强烈，争论不休，复丈土地展开的故事情节，揭示了丈量土地的敏感性、复杂性。这个地方土地零碎不平，好坏不均，丈量的方法、标准，丈地人的良知、技术，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而地主的背后活动，干部的立场感情，又直接关系到土改的公正、公平。小说真实地写出了土改初期，工作与运动的困难性、严峻性。因为是长篇小说开头的二章，出场人物众多，如村干部李仲玉、李二朴、李多官，农民疤老四，地主王东莱等；而民事主任赵志诚，听信地主的一面之词，在丈地中站在地主一边，揭示了干部队伍的不纯与问题。小说在表现方法上，追求写实、白描，突出人物的行动、心理，吸取农民活的语言、词汇，体现了作家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上的自觉。这又让读者容易想到赵树理的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同样写的是农村土改中的丈量土地，但比高沐鸿这部小说早出现三年。赵树理、高沐鸿都是革命根据地的作家，都是太行山的儿子。

1956年火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十二月之歌》

现实与现代的矛盾、交融

在高沐鸿的革命与文学生涯中，既秉承着“五四”现代文化、现代文学的传统，也实践着革命现实主义文化、文学的精神，二者并行着、矛盾着、交汇着，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困惑、新变，也给他的思想、精神带来了三次困境、危机。

第一次是在晋东南革命根据地的1944至1945年，文联与报社等五个单位的联合整风，整风的范围包括教条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文学中的洋八股作风。高沐鸿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自觉地做了检查。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说：“荒煤同志，说我的文章闷一些。他同意黑丁同志的说法：写得不明确。也可以说不明朗。他说，这种地方，正有点仿佛于过去一般小资产阶级性的作品，在下死劲的‘发掘什么灵魂’之类的样子。这样办法是已经过时了，而我的作品上却仍然有蝉蜕。”还有“整个作品”的“晦涩和空虚”的风格和情调。不难发现整风整出的“个人主义”“洋八股作风”“小资产阶级性”“晦涩和空虚”等，正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带来的某种局限和缺点。激进的整风难免“泼脏水把孩子也泼出去”。第二次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此前他写过多篇文章，如《追根》《〈火花〉发刊词》《几个问题的我见》《从鲁迅先生想到》，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倡导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干预生活、艺术独创…… 这些思想言论，是符合毛泽东《讲话》精神、主流意识形态的。但也隐含着现代文化、文学的影子。激进的、敏感的作家、评论家们，其中有他过去的战友、同事、学生，群起而猛批，认为他有严重的个人主义，“一味标新立异”“一味逞硬骨头”“唯我独尊”“有极严重的唯资格论”。认为他是“反动的文艺思想”加上“灰色的文艺创作”。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的尺度，文章发表在《火花》杂志。作家连做四次检查，最终戴上右派帽子，降职省图书馆副馆长。第三次是1966年“文革”，高沐鸿虽然罹患胃癌，但也不能不遵令带着妻子儿女回武乡县城“插队”，身边虽有父老乡亲，有古典名著，但他看不到社会、生活的前途，看不到文化、文学的希望。

198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回春室诗钞》

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上，高沐鸿从进入革命根据地伊始，就想脱胎换骨，或者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融合，或者像赵树理一样走通俗化、大众化之路。但现实与现代化很难水乳交融，有时甚而此消彼长。譬如《赵书记长》《网罗》四篇揭露性小说，他本意是想写出根据地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复杂性，批判国民党、阎锡山旧官吏的无能、腐败、反动，但却与抗日根据地倡导的小说，似乎隔着一层，更像新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它们是站在知识分子角度写出的，作品中的主角都是官吏、地主、恶霸之类。语言也是书面的、冗长的欧化语言。这样的作品农民读者是不会喜欢的。《美满家庭》《土地的吵架》，作者是站在农村和农民立场上去写的，故事、人物、语言等有了通俗化、大众化特点。但在思想和艺术探索上，依然有过去写作的痕迹，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新中国成立后，高沐鸿感到难以把握当下的时代脉搏，写出革命与建设需要的那种作品。他只写出两部作品，一部是长篇小说《福福传》中的第一章《福福的动植园》，创作于1962年，发表在《火花》同年第8期。另一部是中篇小说《年轻的伴侣》，写成后没有发表，一直到1980年去世前，才把遗稿托付家人，十年后才收入《高沐鸿诗文集》中出版，从作品内容和语言上可以判断写于1960年前后。两部小说前部写的是童年时光，后部写的是建国初的农村生活，在写法上兼容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艺术上有新的开拓。

《福福的动植园》写了“我”七岁时的童年生活，在一个荒芜而阔大的废园里玩耍的情景。福福生在一个富裕人家，不大贪玩，但又喜欢玩耍。他跟着同胞哥哥禄禄，本家哥哥芳芳，跑过又深又窄的胡同，来到一处荒凉、神秘的废园。禄禄哥哥最会爬树，在枣树上摘下大把带红的枣儿，给他很多颗。在一片茂盛的花草地，他用枣儿砸蝴蝶，砸出草丛中捉蝈蝈的芳芳哥哥，他用红枣换到一个大蝈蝈，却不小心跑掉了，芳芳哥哥又帮他找回来。他跑过孩子们正在摘果实的桑葚树，捡紫红的果实吃，又冲向远处的小山包，慈祥的段姨姥在门口呼唤他…… 小说写了故乡的古老、幽深，福福对它的谙熟、热爱，童年的单纯、快乐、美好，本家小弟兄们的亲热、仁义。作家运用了工笔细描的现实主义方法，但又借鉴了如诗如画的浪漫主义手法，而在写胡同的砖墙、花草的葳蕤、捉蝴蝶找蝈蝈的细节上，又俨然使用了自然主义技巧，呈现出一种现代小说的独特风姿。

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强调大写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塑造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创造大众化、民族化艺术风格，成为“一体化”的文学模式。高沐鸿的《福福的动植园》，则创造了一方文学的“桃花源”，折射了他在童年寻找诗意和慰藉的心理趋向，这自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作品发表后也无反响。

创作《年轻的伴侣》时，作家把他的艺术目光转向了建国初的农村历史中，背景是解放战争结束后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但他没有像绝大多数作家那样，去写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而是写了一个质朴而美好的爱情故事。在革命老区，随着国家《婚姻法》的实施，那种陈腐的买卖包办婚姻逐渐消失，自由自主的爱情日益盛行。女子的地位空前提高，过去门当户对的择偶标准，变成了看男方是否是“三好”（劳动好、工作好、学习好）、“三员”（党员、团员、中苏友协会员），是否“当干部”“求进步”。择偶标准的变化折射了时代的巨大进步，自由爱情婚姻的生根开花。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中，村长李来水与积极分子刘月梅相爱了。李来水原有妻子，但志趣不同而离异；刘月梅当过童养媳，经过三次斗争终于获得自由。两位从小就熟悉的男女青年，在上夜校识字读书、参加会议讨论工作、勇敢见面互诉衷肠中，产生了纯朴而炽热的爱情。在村干部与村民的帮助下，举行了婚礼。婚后二人相扶相帮，成为模范夫妻。时代在改变着青年，青年在创造着时代。两位青年有着较鲜明的性格。李来水真诚踏实、热忱豁达，虑事周全、工作有方。既有传统农民品格，又有解放区干部风范。刘月梅性格沉静、办事果敢，勇敢走出悲剧婚姻，又大胆走向自由爱情，成为积极进取的妇女干部。还有进步中的刘月梅父亲，村支书马六子，妇联主任兰香姐，都写得扎实、鲜活。

《年轻的伴侣》是一篇成熟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两位年轻人的爱情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在叙事形式与语言上，注重静态情景描写、心理活动，讲究语言的严谨、雅致，又有现代主义韵味。是一篇以现实主义为主体，多种创作方法与手法有机融合的艺术佳作。也许作家意识到，这样的小说与时代不吻合，因此束之高阁十几年，让后人去处置。

高沐鸿是一位诗人，这里且摘录他晚年两首诗，作为本文的结尾。《有一个闸门我再不打开》：“有一个闸门我还未打开:/我心头是一座大水库——汪洋的内海。/它深藏着我的无限的——辛酸的眼泪，/慷慨的情怀，/失去的青春，/中断的欢快; /更有那无数战侣流下的斑斑血迹，/与一个孤魂寂寞的永存的遗爱……”《自悼》：“我死后我的歌声，/将化为风和雨，/流水与大气，/虫声与鸟鸣，/白云与彩霞，/作为无尽的天地的一枝一叶。”前篇流露的是作家的自省、隐痛；后篇道出的是作家的看破、参悟。

1992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高沐鸿文集》

注释：

(1)张磐石：《序》，《高沐鸿诗文集》（上），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郑笃：引自《高沐鸿诗文集》（下），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26页。

(3)曲润海：《时代变迁的踪迹——读高沐鸿的诗》，《高沐鸿诗文集》（下），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20页。

(4)高沐鸿：《记在北方大学文艺研究室的谈话》，l946年12月《文艺杂志》第2卷第4期。

(5)董大中：《狂飙社纪事》，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90页。

(6)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7)高歌：《清晨起来》，上海泰东图书局1927年版，封底。

(8)高沐鸿：《我们心目中新兴艺术生命的两个支柱》，《高沐鸿诗文集》（上），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05页。

(9)曹平安：《狂飙社及其它》，《汾水》1980年第12期。

(10)董大中：《狂飙社纪事》，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87页。

(11)李零：《回家》，三晋出版社2015年，第66页。

(12)高沐鸿：《自传》，《山西文史资料》1985年第1辑。

(13)屈毓秀等：《山西抗战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1988年版，第372页。

(14)李伯钊：《敌后文艺运动概括》，《中国文化》1941年第3卷第2期。

(15)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6)高沐鸿：《记与荒煤同志等谈话》，《高沐鸿诗文集》（上），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