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疫情，在纽约上班的女儿裘莉匆匆飞回圣路易斯，在家里上网办公。她毕竟是美国出生的孩子，嘴上说要保持社交距离，没过几天就驱车去森林公园跑步了。回来跟我说，她特地还转到“美国祖母”摩娜的老房子前去看了看，神情中带一丝淡淡的感伤。摩娜和她丈夫贾瓦士去世后，把他们在Teasdale路口的房子捐给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物是人非，站在曾那样熟悉的房子前，现在却无法再走进去，也听不到她读诗的声音了。

于是一回家，裘莉就要我找出摩娜题词给她的那本诗选。岁月如梭，摩娜去世已近二十年了。午后的阳光像印象派绘画那样泼下光点，法式窗子外有微风拂过，还有一两声鸟叫。我们一起捧着Firefall集子读了起来，其中有一首是摩娜为庆祝裘莉出生写的，《给朱利亚·李·裘》。

裘莉说，这本诗集总在她脑海里唤起童年岁月中一些美好的时光，如在摩娜家，她从不怕生，只顾着楼上楼下追逐那两只猫，兴高采烈；如摩娜时不时给她做的西式糕点、为她买的儿童书和玩具；尤其到十二月初，她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等“美国祖母”每年要送的圣诞礼物。那时没有网购，摩娜都根据传统的邮购礼品目录精心挑选圣诞礼物，要给裘莉不断带来新的惊喜。玩具、衣服等都挑遍了，有一次送了随身行李箱。说来也奇怪，在我们后来拥有的行李箱中，这是质量最好，使用得最频繁的，也让裘莉从小就培养出了对旅行的兴趣。多年后，裘莉大学毕业，成了“全球沙发旅游者”（即通过网络搜寻愿意提供沙发或床的志愿者，作为组织成员，也要向其他的沙发旅游者提供类似的方便和帮助），在欧洲的街头依然拖着这箱子。可惜，再买这牌子的行李箱，质量却不如先前了。

对我，摩娜不仅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更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八八年，我作为福特访问学者来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之后又获另一笔奖金，去了纽约州的“雅都”(Yaddo)写作中心，在据说是索尔·贝娄曾住过的一栋小木屋里，“闭关”写作几星期。“雅都”中心的主任知道我在圣路易斯，建议我回去后一定要去认识摩娜。回到圣路易斯，我还真拨了她的电话号码。

摩娜·凡丹（一九二一——二〇〇四）是美国第一位女桂冠诗人。她擅长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捕捉、发掘诗意。作为新格律主义的领军人物，在她漫长的诗歌创作生涯中，摩娜获得了包括普利策奖在内的所有诗歌文学大奖。我在出国前读过她的诗，但对她的其他方面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那些日子里，我刚到美国，一切都在摸索中，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不认识几个人，也没什么人认识我。虽说是毛遂自荐地试着给她通电话，内心颇有些忐忑不安。像摩娜这样成名已久的诗人，根本可以不用理我。出乎意外，摩娜和她丈夫贾瓦士热情地邀请我过去，在她家里喝下午茶、聊天。整个下午我们都聊得兴致勃勃。这以后，我成了摩娜家的常客，谈美国诗歌、中国诗歌、翻译中的诗歌……

稍后，妻子莉君在次年年底也来了美国，摩娜更常常邀我们去她家做客。她还特意让贾瓦士驾车，一路带我们去看圣路易斯的红叶；带我们去圣路易斯的中国餐馆，在异乡第一次尝到了广式早茶；也带我们去救世军旧货店，说她自己从来不买名牌衣服；贾瓦士也在那里用他的老年证为我买书，说这样花不了几个钱。上世纪八十年代来美的中国留学生，经济上大多拮据，读书之外，还得打工补贴家用，甚至还要汇钱到国内去。摩娜和贾瓦士这样说、这样做，无疑是体谅我们的实际情况，尽力给我们帮助。莉君怀孕后，摩娜自己更频频下厨，说是要为莉君增加营养……

贾瓦士退休前曾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英语系主任，在他和摩娜的共同推荐下，我得以跨系修英语系的创意写作课。我也时不时把自己的作业交给她批改。

我更记得摩娜与我几次有关诗歌与文学的长谈。

最早的一次，是谈在美国怎样用英文继续写作的困惑。当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来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读诗，我兴冲冲地去听了，但听懂的还不到三分之一。这对我冲击确实相当大。摩娜却只是淡淡地说，布罗茨基读英文有很重的俄国口音，即使她自己在场也不可能全听懂。摩娜转而鼓励我，说我用英文写的诗不乏中国古典诗与西方现代派诗的感性融合，要我坚持沿着这条路写下去。

接着有一次，在我交给她的作业中，有首题为“木樨路桥”的诗是用英诗格律体写的，她谈了我怎样用英文写诗的另一个方面。在她看来，英语母语的诗人都很难驾驭格律体，让一个非英语母语的人这样来写，难免事倍功半，画虎不成反类犬。纵然她自己是新格律主义的执牛耳者，她反而要我更注意自由体诗歌内在的、有机的音乐性。

还有一次，是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英语系教创意写作的费格尔教授退休之际。费格尔教授也是成名的诗人，却因为美国诗歌不景气，出版社倒闭，再也出版不了自己的诗，索性退休了（我在一首诗中写到，退休时，他把那张特制的写字桌送给了我，在加长的桌面上，我还真写了不少诗）。摩娜与我谈起此事，忧心忡忡地说，贾瓦士在华盛顿大学任英语系主任，家里有稳定的经济支柱，使她能安心写自己的诗。我的情况却不一样，以后还要保证裘莉能受良好的教育。美国私立大学仅学费一年就得四五万美金，我必须要考虑这些现实因素。毕竟，在美国很少有人能靠写诗养家糊口，她建议我不妨作些其他方面的尝试。“美国祖母”对中国孙女的心意可谓溢于言表。

也许还真是一啄一饮，莫非前定吧。摩娜写诗之余，喜欢读侦探小说，我们去她家时，都会把她在公共图书馆借的书带过去，或还掉。还书之前，我自己也会读一本两本。一来二去，我自己也有点迷上了这一文类，不久也像摩娜建议的那样，“些作其他方面的尝试”，开始写侦探小说……

女儿在一旁，用英文开始朗读摩娜为她的诞生而写的那首诗——

给朱利亚·李·裘

在期待着你来临的十天前，我们

用鱼虾杂烩浓汤招待你的父母亲，

（在鲤鱼碗的汤中，木耳暗暗游——

对你文化传统的致敬！）还有茶、柠檬饼。

前一天清早，响起了电话铃声，

“意外！现在产房里。羊水已破了。

我想孩子也要喝杂烩汤，要快点出生，

可还需一天时间，现在你与莉莉说吧。”

“不太好。痛。”你母亲在本地的

外语补习班里学英语，进步快得惊人。

（你的诗人父亲，庞德和艾略特的译者，

先来到此地，在异国的声音中投入诗行。）

高挑、苗条、可爱、年轻，她让我们

带她去选购减价的衣服、先前未有过的

项链和耳环。[“打扮好了，(那么年轻)

她问我， ‘为什么不写爱情、写莉莉？’”]

她怀孕了，离家那么远，她的母亲

无法获得签证，无人在身边帮忙，

除了你父亲。他把 “雅都” 和课程

都放下，全力去跨过出奇陡峭的门槛。

无尽头的白天和夜晚，我们的“女儿”

生产着，在她把身子转过来的陌生、

难以想象、残酷的土地上，相信

能把你带进爱情的国家，充满温馨。

只能是你父母亲两人。没有基因

让我们走近。但友情的电话让我听见，

当分娩课程所教给他们的一切都证明

不是那么一回事，你父亲一遍遍对你喊，

“来到这生命的花园，石头的路径

经过怒放着光荣与宁静的花朵，

斑驳着精神美好追求的光与影，

远离死神黑暗田野中的摧残。

来吧，来到爱情的悲喜剧中，

为每一个身体、灵魂所重新写的

杰作，它的眼泪和笑声其实相近，

像地狱与天堂，像兄长与爱人。

“来到我的心、我的诗。来到这世界。

接受林子为你呈现的巨大花束、

欢乐的耀眼托盘，接受钻石项链的

挥霍闪烁，你的礼物来自天空。

来吧，我的女儿，最亲爱的陌生人，

在我和你母亲身上找到那把我们

融合在一起的比喻，来到充满需求的心，

来到需要你火焰的未来、活生生的艺术。”

你慢慢来了，在敞开的门口，多清晰。

有两个小时，你父亲已看到了你的黑发，

“出不来。他们说，也许是孩子

太大了。现在他们只能对莉莉动手术。”

“别担心。”“你不担心？”我们的女孩

那么勇敢，尽管恐惧、疲惫、陌生、疼痛，

把自我奉献得更多。“从第一刻起，孩子就多么

美丽，裘。这对莉莉是最好的，医生们懂。”

“这么多黑头发！看上去真像个女孩！

可莉莉身上插这么多管子！”当你母亲

躺着，因为麻醉和疲惫而呕吐、恶心，

我们找车库拍卖；我也跟随年轻的母亲们，

去太多的美国商家挑选一件件婴孩衣服。

我们用香槟和茶为你祝酒，一起与你父亲

低语着透过育婴室窗子看“马槽”中的你，

（“你是祖母？”“希望是！”）“不担心了。

但很奇怪，我不能相信这一切真发生了，是真的

（莉莉相信，始终要孩子，虽然医生们说，

不要拖太久）从破了的羊水中出来，这个

让我捧在手臂中漂亮的黑发女儿？”

裘莉接着问到摩娜诗中的一些背景细节，这些其实都是非虚构的。那天莉君刚进医院产房，我陪着她。当时没有手机，但产房的床头柜上有一个电话，摩娜要我随时跟她通电话报告莉君分娩的过程，这首诗中的一部分就是根据我在产房中与摩娜打电话交谈的内容写成的。诗是摩娜通过回忆、经历和想象中的一幕幕组合而成。她，还有我、莉君，以及正来到这世界的裘莉之间展开了或想象、或真实的对话。在诗里，摩娜显然把莉君称作是她女儿，“你”则是裘莉。诗里还描述了分娩前后的情景，都是生活中切身的经历：如为了给莉君在产前增加营养，摩娜特意做她拿手的鱼虾杂烩浓汤，盛在鲤鱼花纹的中国汤碗里；“云的耳朵”其实就是白木耳，写成Cloud Ears,平添了陌生化的效果；如她带我和莉君去买减价商品；如因为莉君怀孕的缘故，我从“雅都”写作中心提前赶回；如莉君生产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从诗的第八节起的四节，都以“来到”“来吧”开始，乍看上去是我对女儿的呼唤，其实是摩娜的，把激情的抒情戏剧性地拔高了。

摩娜上了年纪，第一天夜里未能来医院（也可能是要赶这首诗）。可第二天摩娜与贾瓦士一起赶到了产房，为孩子的诞生献上了香槟、鲜花以及上面这首诗。

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摩娜对我英文写作的鼓励、对裘莉未来教育的忧虑，是怎样影响到我后来开始写侦探小说。虽然小说的主人公陈探长在办案之余依然写诗，用摩娜开玩笑的话来说，在我的那些谋杀案中，诗歌往往成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倒也许是前不见古人的。因此，摩娜在我“陈探长系列”的第一本小说封底上写了短书评，为我的英文诗选写了序，也为我的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写了评论。

小说出版后，有不少欧洲的出版社跟着签了合同，我因此频频要去欧洲各国宣传、签售。二〇〇四年，我经出版社的安排，去德国、奥地利的多个城市“打书”。行前诸事纷沓，都没顾上去摩娜处辞行，只觉得一个月就可以回来了。在德国，旅途中经过的城市，明显看得出东西德之间的区别。原属东德的地区，显然都破败一些，或至少是缺乏维修。不少建筑的窗玻璃都掉了，远远看过去，像在眨眼，但与此同时，每一扇窗子似乎都在讲着自己的故事，经过的其他人都无法理解。透过车窗望出去，听列车播音员说，下一站是一个叫哈勒的小城。不知怎地，我想到了摩娜，心中泛起一阵难以解释的不安。

深夜无眠，我起床写下了一首小诗。

回到美国，却获悉摩娜·凡丹去世的噩耗，就在我德国“打书”期间，她离开了我们。

我取出那首在旅途中写的诗，稍稍修改了一下，在标题下加上摩娜的生卒年——

旅 途

给摩娜·凡丹1921—2004

在列车窗外，

沿铁轨，一栋栋老建筑的

破窗子都像在讲一个个故事，

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不是讲故事者，

也不是听众，

只是经过那里，

充满了无知，

也充满了好奇。

那一根根高压线

划出傍晚神秘的音符。

只是经过那里，

接着——“下一站是哈勒!”

后来，我把这首诗放在“陈探长探案”系列第三本小说的最前面，把《双城案》这本小说献给了摩娜。

算起来，摩娜去世的日子应该就是列车驶近哈勒小城的那一天。

在疫情中，再次读这首写给摩娜的诗，又有了很不同的感受。或许，我们只是过客，但“没有人是一座岛屿，/ 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是大海的一部分。”或许，摩娜只是“经过那里”，但她留下的足迹却改变了裘莉、莉君和我。

（多年后，在她和贾瓦士都去世后，我还意外地接到一个律师的通知，说摩娜两口子很早就立下遗嘱，为裘莉留下了一笔教育基金。尽管有了陈探长小说系列的稿费，裘莉已进了艾略特家属所创立的私立学校。）

我想到了摩娜为我写的最后一段话，那是为我中译英诗歌集子写的一段评论——

裘小龙具有非同一般的资格来翻译这些诗歌：当他还是一个中国公民时，他因为他的诗歌创作以及对艾略特与其他英美诗人的翻译而获奖；稍后，当他成了美国公民时，又因为他的英文诗歌和小说获奖。在我看来，这部集子中翻译的《长干行》足以媲美埃兹拉·庞德那首确应享有盛名，却译得不那么忠实的《河商的妻子》。这些译诗无论在语言或比喻上都有一种清澈度，也有微妙的节奏。裘小龙更有一个诗人的第六感，知道在需要时（偶尔）怎样用一个不那么直接而更令人联想的词，使一行诗得以升华。我们因此得以免于一些早期中国诗歌翻译的平淡无味。这是一本内容丰富的翻译诗集，来自我们重要的“重要的陌生人”——中国，更是爱情诗歌中备受欢迎的新篇章。

又一次我淹没在自责与惶恐中。倘若没有摩娜对我的教诲和影响，我的写作生涯可能再也继续不下去，只是，我的诗歌写作却打了折扣，未能像摩娜所希望的那样，沿着诗的道路一直走下去。思之愧然、泫然、怅然——“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

摩娜这篇评论中有一个特别的词，“重要的陌生人(Significant Stranger)——中国”。“重要的陌生人”在英文中通常有一层互文性的解读，出典是说兄弟们一出生就分了开来，过了二十五年才得以相聚。在这里，与中国放在一起，是多么发人深思的处理，尤其是一些人只在浅薄的意义上讲“陌生人”的今天。

裘莉突然在身边说，“我想美国祖母了。”

窗外，一只蓝鸫鸟在午后的阳光中掠过，翅膀上仿佛还闪着记忆的梦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