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英

我姐姐曾说，我们兄妹三人，哥哥杨宪益追求的是“自由”、她要的是“平等”、我要的是“博爱”。杨宪益要“自由”，因为小时被家里宠着等于也是被管着，好多事都由不得他。说我“博爱”，不知她是怎么琢磨的，也不知该当好话还是坏话，反正她的意思是指我爱交朋友，容易跟人走得近，女的、男的一大堆。至于说她要争“平等”，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是庶出，在大家庭里受歧视，要争的是和正室所出的被一样看待，平起平坐。基督教的“人人平等”，还有马列的“阶级平等”那些，都是后来接受的教育。

其实我比她更接受人人平等这一条。我从小比较懵懂，对正出庶出不敏感，也没觉得因此被苛待，要说不平等，母亲对我比对我哥我姐严厉得多，倒是我感觉最明显的。我也不太在意上等人、下等人之类的界限。从小到老，周围的人都说我“没架子”，我一直是自卑的，哪来的“架子”？在天津时，虽说被当作小姐，但我从小就爱在仆人那儿玩，还吃他们的东西，母亲因此就说我“贱”。她自己是穷苦出身，对下人也特别能同情，但上下的规矩还是有的。解放后讲平等，没有“下人”“仆人”这些词了，帮佣的一般被称作“保姆”“阿姨”。我的晚辈很长时间都喊我“小阿姨”的（就是“小姨”的意思），自从母亲知道“阿姨”也指保姆之后，在家里就不让这么喊了。

在旧式生活里，佣人都是“下人”，女佣人，年轻的叫“丫头”，当面是直呼其名，比如“来凤”“来喜”；年纪大的叫“老妈子”，当面叫“张妈”“陈妈”。记不起把帮着照顾孩子、照管家务的妇女叫作保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反正我自己家里开始用保姆时，已经没有“丫头”“老妈子”这一套了，——似乎那也是和大家庭生活联在一起的，到四十年代，至少在城市里，都已经是小家庭。

我的小家庭生活应该从在昆明结婚时开始，但在1946年到南京以前，一直没用过保姆。到南京后保姆是非找不可了，因为我哥在国立编译馆给我找了事做，得有人带孩子。我们找的这个保姆是安徽含山人，叫王秀英，在南京帮佣也有段时间了。她是结过婚的，老家有丈夫——一般人家也不会放年轻姑娘到大城市来讨生活。这保姆有个相好的，当时这样的情况很普遍，据说男的里面，很多是干理发店这一行的。每个星期天，她都会去和相好的会面，也不避讳。有次会面回来，耳朵上多了一副金耳环，她很得意，炫耀说是那男的给她的。

爱炫耀的毛病害了她。她去菜场买菜，说不晓得买什么好，要赵瑞蕻跟她一起去。她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别人觉得主人对她好，而且主人一副书生模样，看着体面。赵瑞蕻就傻乎乎地跟了她去，在菜场东张西望，两眼一抹黑。保姆回老家也戴着金耳环，说是主家给的，后来在家里人的逼问下说出了实情。那个时候的乡村哪能容这个？她被毒打了一顿，而后就被卖到山里去了。我知道这些，都是她小姑子告诉我的：她回老家是回去看看，说好的还要来。现在她来不了了，她小姑子来顶替她。我问小姑子，你哥嫂怎么让你来了？起初她还不怎么说，后来时间一长，她和我熟了，就一五一十都告诉我了。

马嫂与大王姨

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怎么称呼王秀英的了。毕竟她在我们家时间不长。做得长的是五十年代初到我们家的马嫂——那时候似乎称“阿姨”还不普遍。“马”是夫姓，她姓鲍，叫鲍雪松。她的经历，说起来也是个故事。

她的老家在苏北，按1949年以后的成份划分，应该是地主之类。她夫家也是地主——大地主。两家的亲事是早就订下的，她比丈夫要大三岁。正赶上日本鬼子侵略，兵荒马乱的，两家商议后，她早早就进了门。那时他丈夫才十六七岁，还在上高中，什么也不懂。马嫂跟我说，后来有了孩子，他自己就还是大孩子而已，不像她丈夫，倒更像她弟弟。有天他放学回来，买了包饼干给刚断奶的小孩吃，她还想，他有点懂事了，知道喜欢孩子了。谁知没多久就出事了。

他们那一片是新四军与日伪交界的地方，丈夫的哥哥参加了新四军。有天日本人得了消息来抓人，他哥哥不在，他被当作他哥给抓走，弄死了。马家在当地待不下去，整个家族都逃难到了南京，住在成贤街那一带，有个大杂院，后来就叫“马家大院”。丈夫死时，马嫂才二十来岁，年纪轻轻守寡，马家看她，或是她看自己，都已是马家的人，她没想过改嫁，只想着把小孩抚养大。

马家到了南京，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却要各自去讨活路。马嫂因为娘家就是大户，做姑娘时是念过书的，初中毕业，在当时的女性里也算有文化了，但是一个女性，在南京要找到像样的工作，哪有那么容易？不得已，她就摆起了烟摊。后来经人介绍，她到我们家做了保姆。那时我们住在板仓新村，房子挺大，她女儿马珮莹也过来一起住。

那是解放初期，我挺兴奋的，“天亮了”嘛。抗美援朝时捐钱捐物，我不仅自己捐，也动员马嫂捐。她手里有七个大洋，是过去在马家分得的，最难的时候也没舍得用，我就给她出主意：捐到报社去，让马珮莹写一封信一起寄去，也是一种锻炼嘛。马嫂因为自己的遭遇，特别恨日本鬼子，日本是“帝国主义”，美国也是“帝国主义”嘛，她就很积极。马珮莹在信里写了父亲的惨死和对日本鬼子的仇恨。结果这事《新华日报》报道了，马珮莹的信也登了出来，当作是劳动人民觉悟高的一个例证——连保姆都积极捐献，小学生都懂得保家卫国的道理。

马珮莹在学校里受表扬，马嫂也觉得挺光荣的。谁知“文革”时这事又被掀出来，这一回成了坏事了。造反派斗她，地主成份嘛，因为登过报，容易翻出旧事，顺着捐的七个大洋，追问她手里究竟还有多少，她说，就是七块，全捐了。造反派不信，说她一定有隐瞒。所以街道上斗她斗得很厉害。

那时马嫂已经不在我们家做了。她离开我们家，说起来也有意思，有一个原因，是她和大王姨的矛盾。大王姨就是我说过的来凤（在天津时母亲的丫头）丈夫王庆祥的结发妻子。来凤和她相处得挺好，姐妹相称。解放后问题来了，新社会一夫一妻才合法，他们这户口怎么报呢？后来就把大王姨的户口落到了我们家。

1956年到1957年赵瑞蕻和我受高教部委派在东德教书，带着赵蘅、赵苏一块去的，赵苡因为已在读中学，留在了国内。那一年，大王姨就住在陶谷新村我们家，和马嫂一块儿带赵苡。两个保姆带一个小孩，听起来挺阔气，其实不是，我是没有多少主仆意识的，大王姨可以算半个亲戚，陶谷新村房子大，她住过来也是帮着照应点，再说户口也在这边。

我们家原来是马嫂管家的，钱都交给她，她有文化嘛，账一笔一笔的，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大王姨在时谁当家就说不清了。大王姨和我家早就认识，而且看到过杨家当年的排场的，总以为她才知道该怎么做，马嫂也没法跟王姨说，只有写信告诉我，说家里的事情不好弄。

等我们从东德回来，马嫂就离开了，说王姨加上她们母女都在我家，我们的负担太重了。离开以后我们一直有来往，有心事也说出来，我真的觉得我们和亲姐妹差不多。她离开我们家后学过打字，还学过裁缝，我把缝纫机送给了她，不过她觉得不能做一辈子裁缝，最后还是选择在街道小厂里做折书页的活。

她能干、肯干，又有文化，过一阵就成了组长，生活也还过得去，一直到“文革”。她的地主出身被揭出来，斗个不休。在家里她和女婿关系不好，女婿是无锡的，工人出身，省歌舞团的，和马珮莹有两个孩子。后来发现是同性恋。马嫂不能接受，这些事她都跟我说，我能怎么说？只能劝她，看在孩子的份上，忍着吧。那女婿对她也很不好，家里什么事都让她做，又让她睡在厨房里，她一气之下就住到妹妹那儿去了。她妹夫是肉联厂的书记，家里条件是不错的。大概是八几年，她生病住院，误诊，稀里糊涂就过去了。说起来，她这一辈子，真是不容易。

周阿姨

马嫂后面，周阿姨是“文革”中到我们家的。她念过小学，是个基督徒。当时我“靠边”，要去句容农场；赵瑞蕻在溧阳那边，虽然不算“靠边”，回家比较自由，但也常常不在家。赵苏还小，赵苡的小孩小春又放在我这边，家里实在要有人照应，地理系的王颖就给我介绍了周阿姨。

周阿姨帮过我们家一个大忙。当时造反派抄家，我们那栋楼有好几家都被抄了。有天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们不知从哪听来的，说我们很有钱，是资产阶级。好些人家，保姆也被挑唆着起来“革命”，陈瘦竹、陈嘉家的保姆就都造反了，有她们里应外合，抄家只有抄得更彻底。周阿姨没站在造反派一边，她为我们说话，她把抄家的人拦在门口，跟他们说：他家哪有钱？什么都没有！——他们有钱没钱，我还不知道？！

造反派还是进了家门，翻箱倒柜的，衣服什么的翻得一地。在柜子里找到了一个子弹壳，是赵苏从哪儿拣来的，他们像发现了罪证似的，问是怎么回事，周阿姨劈手夺过了就往口袋里一揣，说是小孩玩的。如果造反派拿去，又有得折腾了，追查是少不了的。

她还帮我递过信。那一阵我在南师虽然被批，但因不是大人物，管得还不算紧。有一天我回家，晚上去看《龙江颂》。这事被造反派知道了，他们很气愤：被批的人，还能让她那么逍遥？就派人把我抓回南师，关在北楼里（原来越南留学生住的地方）。赵苏懂事了，骑自行车给我送馒头。我感冒发烧，吃不下，晚上房间里好多蚊子，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周阿姨来，我悄悄写了个纸条夹在馒头里，让她带回去交给南大中文系的包忠文，让他转告赵瑞蕻，我要被发配到句容农场去了，不然下落都不知嘛。周阿姨帮我送到了。

这些事都是有点风险的。幸亏造反派不知她是基督徒，要是知道，又不知会是怎么样。我知道，是因她告诉过我，平时说话也会说到“上帝”。有一次她说头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上帝了，上帝对她说拿人东西是有罪的，而后就把一只锅盖还给我，是铁锅上木头做的那种，她拿回家去了。她说不该拿，向我认错。其实她顺走的东西不止这一样，那一阵家里家外都乱，她对我们家不错，把小春照看得很好，我也就不说破了。只是不知“上帝”怎么特别托梦跟她说到锅盖。

后来南大闹血吸虫病，大家都去检查，查出她有。再加上有一次她丈夫喝醉了酒跑来闹，说赵瑞蕻和她关系不正常，话说得很难听。赵瑞蕻有时会从溧阳回来住几天，我在句容，这不就孤男寡女了吗？还有一条，赵瑞蕻跟在她后面去过菜场，这其实是他好的地方，不大在乎什么主人、佣人的。

当然是没那回事，可她丈夫是不可理喻的。我跟周阿姨说不能用她了，她很生气，说我对你们家那么忠心，怎么说辞我就要辞？气不过，她又到南师、南大去告我，说我欺压劳动人民。南师那边直接把她批了一通，说杨苡对你那么好，怎么可以那么说？！南大这边是包忠文接待的她，说了一通和稀泥的话：不做就不做嘛，劳动人民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最后她还是走了。以后她和我们家还有联系，来看过我，小春是她带大的，她对我们家还是有感情的，我也念她的好。

*本篇为杨苡先生口述，余斌先生笔录整理而成。

杨苡（1919—2023），原名杨静如，出生于天津，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西南联大外文系、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曾任职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著有《青青者忆》《雪泥集》等，译有《呼啸山庄》《天真与经验之歌》《兄妹译诗》（与杨宪益合集）等书。所译《呼啸山庄》系最流行的中译本之一。2019年获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2022年获柔刚诗歌奖“特别荣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