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七岁那年，本村初级小学解散，我和几个小伙伴转到由两个生产大队合办的“完小”，离家七八里路。

那是另一片天地了。告别开裆裤，告别初级小学严厉的陈老师（她也去“完小”，继续带一二年级，跟我们“分道扬镳”），这些都不在话下。令我怦然心动，甚至每天盼着上学的，乃是这所“完小”相当堂皇，比初级小学不知大了多少倍！

新学校坐落在“大圩埂”朝南的内侧，从高高的圩埂望下去，首先看到的是用作“操场”的一大片空地。那里曾举办过好几次激动人心的小型运动会，四五位学兄学姐脱颖而出，被选拔去参加全公社运动会。当他们胜利凯旋，回到学校时，每个人都身穿前胸后背印有毛主席语录“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运动服，在校长大会上接受表彰。嚯，别提多神气了！站在台下、开裆裤刚被缝合的我自惭形秽，又羡慕不已。

什么时候我也能穿上那么漂亮的全套运动服呢？后来的事实证明，漂亮运动服常有，同龄人中杰出运动员们美好的神采不常有。那可真是白驹过隙，一去不复返。

操场东西两头各有一个篮球架，始终被身强力壮的运动尖子们把持。我连全校仅有的一只篮球的边都没摸过。但每次看着日夜耸立的篮球架，心中仍然会生出对于“本校”的自豪感。北边紧靠“圩埂脚”，是练习跳远的沙坑和一座单杠的架子。不用说，也是专属运动健将们的圣地，吾辈“小鬼”只能趁人不备，偷偷去“lie”（玩）一下。

环绕操场，是学校的曲尺形主体建筑。曲尺较长的一边是大门朝北的七八间教室，较短的一边与之垂直，是大门朝东的三四间专属校长与老师们的“办公室”，格局与布置自然跟教室两样，但究竟细节如何，我也说不出子丑寅卯。在这所“完小”待了两年多，只有每学期开学报名注册的时候，或是被教语文的班主任章老师派去拿粉笔时才进去过几次。平时涉足“办公室”重地，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需要接受教师面对面的训斥。

顺便说一下，我写这一系列回忆童年和少年的文章，之所以给许多常见词汇或短句打引号，绝非为了增加篇幅以赚取更多稿费，而是为了说明这些习见的词汇，当时都是初次听到、初次学到、在记忆中格外鲜明的“新词”“新说法”。在成长的不同阶段，这些新词或新说法不啻一盏盏明灯，尽管时过境迁，新词或新说法之“新”渐次被敉平，泯然成为再也引不起我们特别兴趣的日常语言了。

走进教室，如果仔细观察，倒也并非乏善可陈。尽管课桌只是一块块长条木板搁在两三个土墩子上，一不小心就会推翻在地，但坐凳是现成的，不必再从家里扛进扛出了。

其次是来了不少上海和外乡口音、衣着光鲜的“知青”老师。从高年级同学那里经常能听到关于这些老师的趣闻。但我毕竟年纪小，对教师们的那些趣闻兴趣不大。何况他们总是走马灯般在各大队“完小”轮岗，相处时间既短，年深日久，也就印象模糊了。

更加吸引我的，还是同学中那些出色人物。

最厉害的叫“王参谋”。虽然“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但这个“参谋”能用双手倒立行走，如履平地，并且随心所欲变换躯干和两腿姿势。如果高兴，他可以绕操场“倒走”一圈，最后头上脚下恢复常态，面不改色心不跳。

有几个男生不服气，但不管他们如何卖力，也达不到王参谋的境界，姿势非常难看。

另一位让我钦佩且羡慕的男生，是我的同桌。名字叫不出来了。他能用圆珠笔写一手漂亮的行书（姑且就算行书吧）。他写得真是潇洒流利极了，整个班级独一份，经常受到班主任章老师的表扬。

章老师四十岁左右年纪，虽说是民办教师，但全身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乌黑的头发“自然卷”，从头顶中间分开，周边修剪得很短。脸部长而窄，清瘦精悍。双目炯炯，不苟言笑。他教我们语文，原本重视软笔书法，但这需要家长备好全套毛笔、墨水盒与白纸，大多数同学无此条件，因此马马虎虎几回“描红”之后，比陈老师更严格的章老师也不得不宣布放弃，改弦更张，叫我们练习硬笔书法了。

硬笔书法最好用钢笔，这又并非每个同学都能置办。只能退而求其次，用更便宜的圆珠笔写字，教材却是《庞中华钢笔字帖》。

我的同桌就这样以钢笔之法灵活运用圆珠笔，“以钢驭圆”，独占鳌头。我曾努力向他看齐，但总是差一大截。问他可有诀窍，他说只要静下心来，慢慢写就是了。但我总是静不下心，也永远不肯慢慢写，直到如今写起字来，仍旧歪歪斜斜。

或许能够静下心来慢慢写字，本身就是一种天赋，跟王参谋的“倒走”异曲同工吧。同班数十人，能“倒走”、能用圆珠笔写一手漂亮的行书的，也只有王参谋和我的同桌而已。

这样一想，我也就心安理得了。

2

章老师的严厉并不限于要我们把字写端正，更要我们认真听他讲解课文。若发现有同学开小差，“注意力不集中”，将会给予各种管教。轻则大声训斥，重则抽耳光、拧耳朵。他的名言是：“小学生的耳朵就是用来认真听课的，否则长耳朵干吗？”

放眼全校，我们这个班课堂秩序最好。上课铃一响，同学们个个正襟危坐，整个教室鸦雀无声。校长每次巡视，都会对章老师投来嘉许的目光。

然而总有例外。再严厉的老师也不能完全抹煞孩子们的“玩性”。老师越严厉，越有可能刺激个别“玩性重”的同学产生逆反心理。

有一次课文是高玉宝的《换了人间》。章老师正讲到吃紧处，突然从我的前排传出麻雀的尖锐叫声！座位稍远的同学忍不住东张西望，寻找叫声的源头。大概因为直觉到人类的无声的关注吧，那只麻雀一个劲地叫唤起来，课堂秩序顿时大乱。

麻雀主人胡晓东也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个坐胡晓东周围的同学吓得魂不附体。章老师脸色铁青，丢下手中的课本和粉笔，健步走到胡晓东身边，大喝一声，勒令他交出麻雀。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胡晓东居然死抱着书包，抗命不遵。盛怒之下，章老师将胡晓东连同他怀里的书包直接“抱”到讲台上，用力撕开书包的纽扣，一只麻雀立刻“吱吱喳喳”飞了出来，在教室上空盘旋半圈，夺窗而去。

大家的视线从消逝的麻雀回到讲台，胡晓东仍然不肯放弃书包，跟章老师展开了紧张而滑稽的拉锯战。书包里还有别的秘密。很快章老师控制了局面，将书包兜底一翻，内容全在讲台上了。倒空的书包则被章老师随手仍在一旁，“弃若敝履”。

麻雀之类的小宠物自然没有，但大大小小的石子，瓦片，用木头制作的陀螺，抽打陀螺的一截连着绳索的木棒，用小树丫改成的“弹弓”，不应该为学生所拥有的几只粉笔，甚至前几天章老师“不慎遗失”的黑板刷子，都赫然展览在讲台上。用几天前我们刚学会的成语来形容，真是“触目惊心”！

章老师当场宣布，东西全部没收，上缴校长办公室。但胡晓东伸出双手，跟章老师对抢起来。这就彻底惹恼了章老师，他一把抓住胡晓东的耳朵用力拧，一直拧到胡晓东慢慢滑下讲台的另一侧，蹲在地上，发出几声轻微的唉哼。

不记得那天上午语文课是如何结束的，只记得课后胡晓东捂着耳朵，哭哭啼啼，挎着瘪塌塌的书包回家去了。第二天来学校，他那只耳朵就被纱布包扎得严严实实。据说耳轮撕开一道裂口，缝了几针。陪同胡晓东来学校的是他大哥，直接冲进教室，要跟章老师“算账”。章老师毫不示弱，卷起袖管，准备大干一场。幸亏被闻讯赶来的校长和另外几位男老师劝开，否则章老师要吃大亏，因为不久之后传出小道消息，说胡晓东的大哥不是别人，正是王参谋的师傅，“会武功”，三拳四脚，能放倒五六名壮汉。

多年后我回乡探亲，这位民间武功大师已经为某开发商组建了保安队。他和高足王参谋不直接出面，只在背后“顾问”。我已步入中年，两鬓染霜，王参谋及其师傅却十分年轻，几乎与当年无异。莫非他们不仅“会武功”，还有长生不老之术？

3

拧耳朵的事当然不会经常发生，章老师的严厉主要表现在课堂提问环节。一堂课下来，他起码要叫起五六位同学“回答问题”。如果回答得不清楚、不利索，就会狠狠加以申斥，因为这说明你没有“专心致志，聚精会神”。这八个大字，章老师用粉笔花体写在黑板顶端，与正对着黑板的教室后墙上另外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相映成趣。

绝大多数同学挨训，低头不语，很快也就蒙混过去。但邻居“学庆你”的大哥“建平你”在这方面特别脆弱，每次都会咧嘴而哭。后来甚至发展到不等章老师训斥，只要被点到名字，站起来就哭，鼻涕眼泪一大把，弄得章老师也不好对付，渐渐就懒得提问他了。

或许见我面黄肌瘦，样子又傻乎乎，经不起杀伤力巨大的提问吧，章老师起初很少拿正眼看我，因此上语文课，我一向很放松。但或许恰恰因为很放松，反而容易理解篇章结构啊、段落大意啊、遣词造句啊诸如此类的奥妙了。虽然后来我样子依旧傻乎乎，但或许不知不觉之间便流露出胸有成竹、跃跃欲试的神情了。

这岂能逃过章老师锐利的双眼？于是试探性地，我也获得了被提问的殊荣。

可能早就心里不服，又憋了很久，技痒难耐，几乎从一开始我就都能对答如流，而且声音响亮，哪像现在这样在大学课堂上气若游丝，每学期都要请求学生们的原谅！

章老师并无任何惊讶或赞赏的表示，只是不动声色，让我坐下。不过后来我被提问的频率就明显增大了，而且往往就在“建平你”之流连连卡壳乃至嚎啕大哭之后。

我曾经因此认定自己比“建平你”聪明，其实不然。“建平你”是活跃分子，根正苗红，经常出入校长办公室，担任升旗、领广播体操、出黑板报等重要工作，还定期牵头组织同学开展“三句半”“样板戏”等文娱活动。他还是学校运动队正在培养的新一批“种子选手”，加上在男女同学中交游甚广，长袖善舞，难免精力分散。或许他觉得自己被上上下下如此器重，不同凡品，偏偏在课堂提问环节露出短板，因此就难免委屈而沮丧吧。相反我这个“小鬼”长久被遗忘在角落，旁观者清，眼看章老师对“建平你”循循善诱，答案早已呼之欲出，他还不能“茅塞顿开”，我自然就暗暗产生智力上的优越感。这就好比儿女中最早出世的老大，长辈们宝贝得不行，寄予厚望，但也因此“压力山大”，往往很难出息。倒是接踵而至的老二老三，因为大人对小孩的新鲜劲和关注度锐减，反而野蛮生长，轻松自在，因此某些方面超过老大，也并非没有可能。

这涉及教育规律或教育心理学，还是让专业人士去研究吧。且说我在课堂上如此“出风头”，很快就遭到“报应”。打那以后，本村“鬼头”们的家庭作业都由我承包了，而且“时间紧，任务重”，经常就在上课铃敲响之前短短十几分钟，“建平你”和另外几个“鬼头”才勒令我必须迅速完成他们积累一整天的作业。苦哉！

4

“建平你”见到章老师，如同老鼠见了猫，但只要章老师一离开教室，他立马就神气活现，尽显“鬼头”风采了。

他很喜欢跟班里一位白净壮硕的女生打闹。通常是将该女生的双手交叉卷在背后，做成“喷气式”，还在后背心轻轻打上一拳，令对方似乎疼痛难忍，不停地柔声叫唤。一会儿又颠倒过来，由该女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建平你”似乎也是疼痛难忍，但他不是柔声叫唤，而是大声呼喊了。这种游戏每天总要做八九十次，仅限于他们两人之间，不许他人参与。

但我对此并无多大兴趣，只觉得烦，奉命为“建平你”之流完成家庭作业时，姑且赏鉴一下这种无聊的打闹而已。

班里突然又来了一位漂亮女生。

比起白净壮硕的女生，这位新来的娇小玲珑。她不仅漂亮，且气质不凡。我们当时自然不明白何谓“气质”，但见她沉默寡言，一副拒人千里之外、凛然不可冒犯的架势，再加上穿着讲究，透着一股富贵气，也就令我们感到非同一般。全校学生集中在操场做广播体操，只要有她在，一定鹤立鸡群，艳压群芳。

没过几天，她的特殊身份就被证实。原来是新上任的公社书记的千金，刚从“县上”小学转来我们“完小”。然而芳名保密，消息灵通人士束手无策。善于跟女生自来熟的“建平你”也不敢造次，只能站在远处，默默行注目礼。

但没过多久，校长便在章老师陪同下，一脸严肃地来到我们班，当众宣读该女生上缴的一封“骚扰”她的“鸿雁传书”（都是第一次从校长口中学到新词）。

信的开头很别致——

新来的同学你好！

接下去写了些什么，已全然忘却，只记得最后署名也很特别——

还没能跟你说过话的同学建平你。

如果你认为“建平你”从此一蹶不振，那就大错特错。校长亲自抓“整顿歪风邪气”的工作，头尾搞了两星期，“建平你”确乎收敛了不少。但事情一过，他立即就跟没事人似的我行我素。神秘女生固然不敢再骚扰，但作为活跃分子，他还是一如既往忙于各项事务，包括继续逼迫我为他做作业，继续跟白净壮硕女打闹，继续害怕章老师提问。等等等等。

5

“鬼头”们都到了“慕少艾”年龄，像“建平你”那样热衷于男女打闹的却并不多。“建平你”本人也志不在此，他更喜欢跟本村另一鬼头“小虎子”制定某些重大决策。比如放学之后，预备跟哪个自然村的“鬼头”和“小鬼”们“大干一场”。听说谁家盖房子到了“上梁”的阶段，如何指派那家的“小鬼”弄些糖果来“犒劳犒劳大家”。他和“小虎子”还跟其他自然村的“鬼头”订立君子协定，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各自管辖本村“小鬼”。

全校一百多号学生，就这样在校长和老师们的眼皮底下，被各村“鬼头”悄无声息地被不同帮派瓜分。平时“小鬼”们可以跨越帮派的界线，自由交往。一旦有事，必须迅速集结，听候本村“鬼头”的调遣。

为迎接即将召开的春季运动会，学校要改建厕所，运来一大堆红砖，就卸在篮球架后面的空地上。“建平你”和“小虎子”很快发明了一种玩法：将一块红砖架在平行排列的另外两块之上，中间留空隙，然后在悬空架起的那块红砖的中间猛击一掌，十有八九便能劈成两半。他们两个手起砖裂，砍瓜切菜一般，转眼劈断了一百多块。

早就有其他自然村的“鬼头”看在眼里，密令本村“小鬼”汇报给章老师。章老师赶来，二话不说，揪住我们村这两位“鬼头”的耳朵一路小跑，押到校长室。

校长一筹莫展。砖头是大队从设在江边的砖窑厂运来，仔细核算过，改建厕所已经足够，学校没有理由要求追加哪怕一块砖。怎么办？还是章老师拍板：让这两位胆大包天的“鬼头”回家，叫他们的家长来赔偿，向大队砖窑厂如数购买一百多块红砖。

你以为这就难倒“建国你”“小虎子”了？No！当天傍晚放学路上，他俩迅速召集本村（包括我在内）五六名“小鬼”，宣布一项重要决议：明天清晨上课前，全体赶到学校，先偷出学校仅有的一辆板车，再去江边砖窑厂偷运红砖。

异想天开！荒唐透顶！我们都觉得办不到。但两位“鬼头”足智多谋，指挥若定，经过大半天斗智斗勇，居然带领我们完成了这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天怎样偷车，怎样推着老旧不堪的平板车，沿着崎岖的乡间小路，从学校跌跌撞撞抵达位于长江边上的大队砖窑厂，又怎样神出鬼没，蚂蚁搬山似的偷来一百多块红砖，顺着原路摇摇晃晃折回，经过多少次“侧翻”，多少次车轮卡在凹陷处不能前进，最后翻过“大圩埂”，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砖头堆放在原地点——要讲清楚整件事的细节，实在超出我的能力之外。跟学校生活平行的这次“放牛滩”的经历，就让它以语言所不能呈现的模糊状态，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吧。

等到“建平你”“小兔子”向章老师汇报，一百多块红砖当然都成了他们父母花钱买来的。章老师深信不疑，只是再次对他俩训斥一番，就算结账了。筋疲力尽、浑身臭汗、伤痕累累的我们几个“小鬼”，目睹这一幕惊心动魄的骗局，两个“鬼头”之胆大包天、欺下瞒上、镇定自若，固然令我们惊诧莫名，但章老师平日的明察秋毫与师道尊严，从此也在我们心目中打了不少折扣。

郜元宝，1966年生，安徽铜陵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拯救大地》《在语言的地图上》《鲁迅六讲》《说话的精神》《惘然集》等专著和论文随笔杂集。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