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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见：一九八二年生于广东陆丰，现居深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刊选载；出版长篇小说《六歌》《出花园记》《骨盐》，出版小说集《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等六部。曾获《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广东省短篇小说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奖项。 玉照 文/陈再见 一 我在房价还是三千多的时候，就回去买了一套房子。县城的房产一般没有小户型，基本是一百平起步，我买的是一百五十平，也就中等水平，算过得去。接着，在房介的怂恿下，我又在楼下买了一间小商铺。商铺要贵些，几乎花掉了我所有的积蓄。我的妻子是一个性格柔弱、勤俭持家的女人，思想自然也比较保守，她是反对我那么做的，说我简直有些莫名其妙。事实上，身边不少亲朋好友获悉我的情况后，还骂我是神经病呢，好端端的，在深圳做着餐饮，怎么突然跑回老家买房买铺？人往高处走，我却在最需要往上爬的时候，走了回头路。 妻子的反对也不是很坚决，黏黏糊糊的，听我说起后，知道已是既成事实，便在收拾碗筷时嘀咕几句，情绪自然不好，但也没制造出多大的声响。家里大小事情从来就不是她说了算，要是往常，我能开口跟她提起，她还得表现出一种被尊重的喜悦。有情绪，一是事情足够大，毕竟是买房置业，二来是我们就那么点钱，平时就靠它们攒在银行账户里壮壮胆。这下好了，胆子没了，换成十几线小县城的房产，能有什么用，就像乡下的穷亲戚，关键时刻靠不上。说实话，我也有些后悔，后悔的不是买了房，而是买了一个更不顶用的商铺，妻子的嘀咕，针对的也是那间鸟不拉屎的铺面。作为住所，偏一点无所谓，去城区就一脚油门的事情。铺面最需要人气，何况它还面向汽车穿梭的国道，再过去是轰鸣作响的钢筋厂和土石方。我去看时，除了接待我的房介，几乎没见一个行走的路人，一股荒郊野岭的气息扑面而来；可我就像中了美人计、上了贼船一般身不由己，该签字时签字，该画押时画押，该交款时交款。 “是你做的事，你不要后悔就行。”这是妻子的话，几乎也是她的口头禅。 后来，具体是几年后，二〇二〇年，大家都知道，疫情暴发了。刚开始，我还心存侥幸，以为就跟上次一样，闹过几个月，夏天一到，事情就会悄然过去。谁知，愈演愈烈，我们在深圳的餐馆每天都在亏本。我预感到不妙，这玩意儿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就是说，我们的生意得砸在这上面。事实证明，我的忧虑是对的，没过多久，我就撑不下去了，经营十多年的海鲜店宣布倒闭。我记得那会儿，餐馆所在的街道还属于管控区，别说是店铺转让，想把里面的冰箱雪柜和桌椅低价贱卖，都找不到人愿意上门。街上一个人也没有，除了那些完全认不出模样的身穿防护服的“大白”。我把卷帘门一锁，回头把钥匙还给房东。房东不是本地人，是潮汕那边的，来深圳做二房东之前，他在老家经营过一家鱼胶店，因为一批赤嘴鳘鱼鳔没晒好，直接亏死。我和房东的关系还不错，十几年的交往，早成了朋友，我的妻子肠胃不好，需要吃鱼胶，他能帮我买到最靓最便宜的三等货。 房东说：“铺面我原封不动，等疫情过后，你要是还来深圳，随时找我。” 我一回到县城，就把房东的话忘得一干二净。疫情对小城市的影响不大，人们该干吗还干吗，甚至街上都不见几个戴口罩的。我们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回来的人，一开始还紧张兮兮，后来就啥都不管了，每天在手机上看新闻，感觉跟自己十分遥远。 妻子不再提及我贸然买房的事，像是我能预知外面的世界会发生什么，早早就做好了撤退的准备，比起那些无路可退，或一步到位撤回乡下的人们，我们一家可真是幸运。一百多平的房子，精装修，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起出租屋，可真好太多。客厅有那么大，房间也有那么大，就连厕所也有那么大，每次冲凉，我都怕冻着。至于那间商铺，暂时只能空着，小区周边还没热闹起来，一到夜里除了轰然驶过的长途货车，剩下就是死寂。倒是小区后的福山上有一座花岗岩造的妈祖石像，山下是一家隐身起来的寺庙，名字很奇怪，叫锣贡山慧光寺，白天不见楼宇，只在路口竖了指引牌，也不是寺庙专用，边上还有供电局，再边上则是荒草掩盖的驾校。无论是供电局还是驾校，白天闹哄哄，到了晚上都很安静。这时候，寺庙的梵音便跳了出来，盖过所有声响弥漫在小区上空，瓮声瓮气，像是隔了一层湖水，以至于，我有一种借住在寺庙里的错觉。妻子的心态比我好多了，她说有妈祖保佑，疫情肯定不会来到东海城，她操的心果然跟我不一样。那些日子，我最担忧的是，我能在小城干些什么，全家人才不会饿死。 我在县城没什么熟人，是有些很远的亲戚，听说混得还可以，当个小官，或赚了点小钱，毕竟不熟，平时没联系，连个电话号码都没有，就算有电话，我也不好意思打，人家保不准会问：“你怎么回来啦？”一时就不太好解释。干脆什么人也不联系，没亲戚没朋友，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住下来，感觉还蛮特别，唯一的弊端，就是不怎么出门。不出门不是不识路，县城能有多大，横竖几条街，基本就把该有的东西都串起来了。再说我也不是没来过，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感觉县城是一个大城市，走在街上，脸上的表情都是僵硬的，紧张啊，像是街上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喊住你：“喂，你谁啊？来这里做什么？”现如今，那种战战兢兢的感觉肯定不会有，骨子里却还是一样，有些怕生，像小时候跟着老妈回娘家，踏出巷子都觉得是一件需要鼓起勇气的事情。 二 有一个地方，我倒是常去，就是离我家不远的玉照公园，主要是去跑步，绕着椭圆形的公园跑三圈，刚好五公里，符合我平时的运动量。爱上跑步是因为无聊，回来后才养成的习惯，之前开门做生意，忙得伸一下懒腰都不利索。要说纯粹为了跑步，小区也有简单的跑道，我宁愿走远一点，在妻子看来，有些多此一举。她那时已经先我一步找到事做，在金碣路一家新开张的茶餐厅当服务员。对她来说可谓专业对口，没干多久，给人的感觉就是茶餐厅离开她都不行，对我说话的语气开始有了嘲讽的意味，当然不是故意的，说我去玉照公园跑步是不是还能看女人。这话不假，每天傍晚，跑步的人确实不少，自然有不少女人。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总觉得小城的人即便有空闲也只会看电视刷视频，再有就是打打牌摸摸麻将，老一点的则喜欢围聚在人民桥桥头煞有介事地研究从山上挖回来的珍稀绿植。 玉照公园位于城东，是城里唯一的公园，从高处看，其实是一块置于河流中间的小岛，更像是河水冲积起来的一块飞地。穿城而过的螺河，在城东突然停顿下来，分出岔道，绕着小岛，再汇聚一处，缓流而下。起初，人们只能隔着水看岛上的树木和栖鸟，过岛的石桥是开发公园时修建的，公园的大门正好对准繁华的马街尾，省道从门口过，拐个弯再越过螺河上的人民桥，与北边的国道衔接。所以，来县城的人大多会在玉照公园下车，那些客车也习惯把不怎么熟悉路的外来人甩落在公园门口，主要是好找，寻亲戚找朋友，提前在电话里约好，就在门口等着。很长一段时间，那些乡下来的人，包括年轻时的我，对玉照公园的印象更多是一个到达的车站。地上的呕吐物，散发着难闻的酸臭味，都是晕车的家伙送给县城的“见面礼”。公园门口建有巨大的牌坊，花岗岩，或大理石，还有两尊石狮子，透着一股吓唬人的威严。我第一次来时是否也在玉照公园下的车？想必是的，有点记不起来了。不过，困扰我的是公园的名字，估计是某位外出乡贤的名字，县城就喜欢这样，有钱人回来建个什么，就用有钱人的名字命名，如国道边上的林启恩纪念学校。玉照如果是个人名，故意把姓隐去，倒体现出了不一样的品位。我喜欢“玉照”二字，虽然不明所以。当我每个礼拜都要去两三趟时，玉照公园其实已经替代了整个县城在我心目中的存在。 曲形的石桥下是墨绿色的河水，总有几个年轻人靠在石栏柱上垂钓。公园里除了树木还算茂盛，其余早已凋零，那些废弃多年的娱乐设施——旋转木马、铁轨火车、蹦蹦床和碰碰车——以及一看就知道曾经火热过的神奇宫和历险城，都破败在葳蕤的林木之间，厚厚的锈迹和灰尘，以及蔓长的青藤，像极了一部纪录片里的场景。人为的颓败和自然的繁茂形成对照，在我看来却有一种孤芳自赏的美感。确实，除了我，没有一个来跑步的人会去在意那些废弃的物件。他们遇到一棵开满粉色花朵的木棉树，会停下来，举起手机拍照，把一树的栖鸟惊飞。公园里那些种类繁杂的树木明显不是这块地常见的物种，比如高耸的椰树和南洋衫，而菜棕和海桐树也不应该生长在这里，最多的是洋紫荆和凤凰木，一到开花时节，肯定十分好看。至于跑道边上，则到处是龙头竹和花朵像是一个个小红灯笼的朱缨花。我特意拍了一张作为微信头像，妻子都怀疑我是不是有了艳遇。 每跑完一圈，我会找个地方坐会儿，抽口烟，看那些大汗淋漓的跑者从眼前过去。他们当中有一些年轻的女人，喜欢戴上耳机，头巾护腕什么的一应俱全；不像上了年纪的，唯独在腰间别个小扩音机，跑哪儿歌声跟到哪儿，公园里的热闹劲几乎也全靠它们带动。 为了消除不必要的误会（我的妻子其实不小气，她只是觉得我们都搬回大半年了，是应该找点正事做，别搞得好像在备战马拉松），我在周末会邀女儿和妻子一起，到玉照公园走走。女儿在红星小学读五年级，每天都得打公园边上过，隔着一片河水，在跨河而过的国道上侧目望去，看不出那是一处公园，倒像是一个长满树木的小岛。女儿回来后，心里多少有些落差，成绩是没什么影响，情绪却一直不怎么好，最大的表现是，除了学校，她不愿意再去见识任何一个多余的场所。对此我不担心，孩子嘛，时间久了，慢慢就能习惯。当她知道玉照公园就是每天从路上看得见的小岛，顿时来了兴致；看样子不像是对一个公园感兴趣，是天天路过却不知道那是一个公园，这事让她感到诡异。诡异的东西当然得尽早揭开面纱。我的妻子却几番推托，终于有一次她心情大好，不知道是刚拿了奖金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竟主动说要出去走走。她没说要去玉照公园，但我知道她的意思。 一个人去过无数次，公园还是别人的公园，一旦带上家人，感觉就变了，竟有了一种身为主人的错觉，主动为她们带路，俨然大户人家引客入门的家丁，还得故意避开那些荒凉废弃的场所，去看美好的花草和树丛，言语中的美化更是少不了。女儿却被大门紧闭的历险城吸引，试图去打开上锁的铁门，锁头长满了锈迹，仍然坚固，轻易推不开。如果硬要撬开，似乎也没人会上前阻扰我们。这是荒废之地，就像一个人还活着，身体里的某些器官却已经腐烂。自然是可有可无的“器官”。它曾经——刚开张那会儿，一定很热闹，小城里那些喜欢冒险的人都愿意来尝试新事物，尤其是那些正在热恋、即将恋爱的人们。我仿佛对此心存印象，亲眼见过，甚至还体验过那些廉价而稚嫩的惊险。 女儿声称在门缝里看到了残缺的手臂，还带着虚拟的血。她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有些兴奋。我没敢把门撬开，一把锁也不仅是一把锁那么简单，老旧的门一旦推开，可能一切都会变样。至少在女儿看来，就没那么刺激了。我们最终在公园一侧的河边找到还能消费的项目，花二十块钱，坐上一艘卡通船，到河里划一圈。我第一次知道，至少是半年来第一次发现那些偶尔漂荡在河面上的船只还可以乘坐。妻子笑着说我轻车熟路，像是曾经带过别人荡舟河中，就连那个隐秘如狗洞的售票窗口，我也是一眼就看见了。整个墨绿色的河面上就浮着我们一家人，水下，谁也不知道有多深。我回头看那几个站在曲形石桥上垂钓的年轻人，他们也拿异样的眼神看我们，仿佛是我们的划动，惊走了即将上钩的鱼。人在水上看岸边，和人在岸上看水面，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次我敢确定，这晃晃荡荡的卡通船，我曾经也是坐过的。妻子说得没错，只是时间要更为久远。 三 任何一个理智的男人，都不太可能主动和妻子说起初恋，更何况，那个差点湮没在时光尘埃里的爱情故事，因为螺河水的晃动洗刷，开始露出清楚的面目，就像女儿走进公园后，再次从国道望见“小岛”，就再也没有任何神秘可言了。公园的世俗和败落，就像相机如实之刻画，替代了她脑海里的想象。 那究竟算不算爱情？多年来，也是我捉摸不定的事情。说它是我年轻时一个不大不小的伤痛，则很肯定。那时我在老家教书，教三年级的语文和数学，可能还教过四年级的思想品德。我非正编（那会儿一个正编的教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代课老师。正式的老师选择停薪留职，宁愿去城里卖奶茶，于是空出了不少位置。我们那些临阵逃脱的高中生便纷纷顶上，一个月几百块钱，学校能赚不少差额，校长自然乐意。那是很短暂的一段岁月，有一两年，作为特殊的体验，留在我记忆的印痕，却像是一个老教师的模样。后来，我被教办清退，继续在村里混，一时找不到事做，还学会了像社会人那样到处喝酒谈人生，遇到一些陌生的人（大多是朋友的朋友，来历不明的女孩），被问起正在做什么时，我还是习惯性地说在教书。 我和阿絮，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 那是一个很不像样的酒局，我们几个伙伴正在镇上的冷饮店喝两块钱一瓶的金威，实在有些无聊。我的堂弟枪仔咬着烟说，家里来了亲戚，是个城里的女孩，叫阿絮，要不叫她一起来喝酒，她酒量可以，一个人可以喝掉五瓶。 事实证明，阿絮确实能喝，还十分能说。那晚，她喝了差不多八瓶金威，跟我们说了一晚上发生在城里的故事。我也是第一次和城里来的人认识，还是个活泼的女孩，心里便像是搁进了一个易碎的瓷器，神情紧绷地提溜着，生怕落地即碎。尤其我介绍自己是老师时，枪仔竟然心照不宣地没有揭穿；后来，它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借口。 我不知道当初鬼迷心窍，选择回来买房，是不是还跟阿絮有关，我都不确定她是不是还住在县城。这自然是不能说的秘密。有一天，我跑完步在一片芦竹附近休息，转头看竹节上有人用刀子刻在上面的字：郑茂涵爱陈雅纯。字迹干枯，过了不少年月。我突然心头一紧。我闲来无事，竟然还思虑起，他们最后有没有在一起？如果已经结婚，他们会不会来看一看，当年刻下的誓言；如果没能在一起，偷偷回来看的，应该是那个叫郑茂涵的男人吧。这么一想，我还真有些小感慨，看眼前的事物，突然也变了情绪。我试图联系枪仔，装作若无其事，旁敲侧击，问阿絮是不是还在东海城。不过，我跟枪仔多年没联系，手机里找出他的号码，发现还是那一串数字，十有八九已经易主。 从玉照公园划完船后，我开始有打听阿絮的想法。要说想法有多强烈，也谈不上，只是心里有了芽头，像干涸多时的种子沐到了雨露。至于为什么要打听初恋女友，出发点则单纯得如同寻亲。——我是这么想的，这至少也算是平静生活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澜。同时，也是时来运转，随着小区不断有业主入住，周边的环境变得热闹起来，不少商铺陆续装修开张，挂上了崭新的招牌。我名下的铺面也成功地租了出去，钱是不多，作为一笔收入，能维持我们一家三口的花销。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去玉照公园跑步也频繁了，以前一个礼拜两三次，尽量避开周末，因为人多，后来增加周末，还乐意看到人多的样子，更愿意去直视那一张张红扑扑、汗淋淋的脸，甚至想在那里看到阿絮眉头那颗隐秘的红色肉痣。 二十年前，我的堂弟枪仔给我捎来口信，说阿絮的家人来电，如果我真的想娶她，得亲自去她家一趟。在此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失去的准备，心里当然是痛苦的。我能有什么办法，阿絮最后一次来找我时，就坦言，她的家人不会同意，他们可不想把女儿嫁给一个无业青年（拍拖半年，阿絮知道我骗了她，也骗了她的家人）。他们还说，就算真的是老师，也不行，老师算什么，能有什么出息，下了课还得去马街蹬三轮。后来回头看，我们相恋那半年，真是热烈而疯狂，发展之迅速，枪仔都感觉不可思议。堂叔家里有一部座机，阿絮总是半夜打电话，枪仔彻夜难眠，守在电话机旁，稍有响动，便立马抓起来接听。第二天，枪仔再把阿絮的话如实转告我。每隔一个月，阿絮会偷偷跑来和我见一面，她家人察觉到反常，才开始注意她。那种偷吃禁果的感觉还蛮刺激，半年时间，我们几乎游遍了周边的山山水水。那时我有一辆二手的黑色小嘉陵，阿絮很享受地搂着我的腰，在海滩和山路间颠簸，她说有一种“天若有情”的感觉。那部电影我也看过，还不止一遍，结局很悲惨。 阿絮托枪仔给我口信时，她已经被家人锁起来了。可以说（我猜测是那样的），之所以要我去她家，想必是她誓死抗争的结果。我自然没有理由退缩。不过二十岁不到的我，确实觉得事情有些闹大了。我希望枪仔能陪我走一趟。他有些为难，却没有拒绝。这么多年，我一直疏于和枪仔联系，确实不应该；他当年陪我到一趟县城，可不是闹着玩，哪怕那是他家的亲戚。中巴车一路走走停停，上客落客，我的肠胃早已翻滚多时，一股酸腐的气味在喉头涌上吞下。 忘了我们是在哪儿下的车。十有八九是玉照公园，那会儿我对一个公园提不起任何兴趣。只记得我们沿着广汕公路走了好长一段路，枪仔在前面带路，他知道阿絮家就在国道边上，林启恩纪念中学对面那一片民居，具体是哪条巷子哪家门号，他也说不上来，只能看着办。我们路过一座石桥，桥下流水潺潺，两边河堤是石砌的台阶，延伸而下，有妇人蹲在台阶上舀水浣洗。 往事突然变得这么清晰，让我倍感屈辱。当时却只是有点尴尬。首先是两手空空，总不能空手去吧，那显然不合适，对我来说，等于是见对方家长。我们不知道买什么合适，兜里的钱也不多，盘桓几番，终于决定走进一家水果店，在西瓜和哈密瓜之间，我选择了贵一些的哈密瓜。好吧，作为一个懵懂的小青年，我承认事情只能做到这一步，招致羞辱，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就比如，如果以后有个愣愣的男孩也提着一个哈密瓜来我家说要娶我女儿做老婆，我保不准还会动手。 搬回东海城后，我要是有心，肯定还能在那片居民楼里找到阿絮家的门楼。她家门口种有茂盛的富贵竹和三角梅，不算多么有钱的人家，家境却也足够殷实，她父亲如若不是在政府单位里做点什么，就是关系活泛，可能还做点什么小生意。她家后来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用一个成语说就是“家道中落”，据说是因为涉毒。我是听枪仔说的，不知道真假，有可能是为了安抚我怀恨于心的情绪。我当然不可能对阿絮的家人有好印象。只是，阿絮还有一个哥哥，我对她哥哥印象还不差。至少那天我们登门拜访，她哥哥是唯一跟我说话的人，哪怕只是说了一声“喝茶”。 我无法复原当时的场景，仿佛心里还扎着一根刺，稍一触碰就会剧痛。多少年，我不敢回想，不知如何替一个被爱情击垮的少年分担，只能远远地可怜他，让他自生自灭。当时他就坐在她家的木质沙发上，整个人像是被悬吊起来，半抬着屁股，脚趾也立着；感觉身体里的每个器官都是一副被提溜起来的样子，像是一只只死去的乖鱼（河豚）被渔夫开膛破肚、用麻绳串捆成炮仗的模样，吊挂在门梁之上。他想过说点什么，试图表现自己曾经也是能站在讲台的人，没用，没人理他，一家人逮住枪仔发难，话里的刺头却一根根直射向他。半小时。不知道那半小时是怎么过的。枪仔还算机灵，准备带他撤。临走，阿絮才从楼梯上下来，她红着眼睛，把他送到门口。他知道那是诀别，心中并不悲伤，相反，只想早点逃脱。阿絮迅疾把一样东西塞进他的衣袋，他不敢当面验证。待走出巷子，来到大路上，车声轰鸣，他才悄然把袋里的东西拿出来，发现是一张折叠成爱心状的一百元…… 记忆自此中断，至于我们怎么离开县城，还去了什么地方，我后来怎么也想不起来。我猜，人的记忆系统也是有情绪的，当人处于大悲、濒临崩溃的状态，记忆出于自保，像是烧水壶的过热保护，小动物丢弃身体的某个部位换取逃生的机会，我的记忆在那一刻也选择了“死机”。往后我故意和枪仔保持距离，失去联系，很大程度，也是如此。 …… 精彩全文请见《青年文学》2023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