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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说 记忆是否会说谎？沈东是我东渡韩国打工的工友中最柔弱又最具野心的人。我替他抱打不平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密切，而他的聪明才智也让我得以“黑”在韩国淘金。可惜命运无常，沈东的被害成为我最不愿触碰的东渡记忆。不料，十多年后，竟然有人告诉我，沈东还活着…… 东渡记忆 文/封凯明 一 金泰旭从釜山打来电话，告诉我沈东昨天死了，车祸，送医途中就断了气。我说扯淡，让他一边歇着去。他说千真万确。我说还有比这更离谱的吗？这是我听过的最荒谬的事，打死我十回都不信。死而复生，这是科幻电影里才有的桥段！金泰旭一着急说话就磕巴，你能想象一个韩国人磕巴的样子吗？比中国人磕巴好笑十倍。他说是他亲眼所见，车祸就发生在沈东家门口，一辆超速行驶的货车将他撞得血肉横飞，釜山警方已经发布了公告。我让他把公告发给我看。虽然已经过去十六年，但只看了一眼，我就确定公告上的男子真的是沈东！ 我和沈东是1996年在韩语速成班上认识的。我职高毕业以后在唐湾一家饭馆里当跑堂，月薪三百块，管吃管住。饿不死，也没什么前途，干了两年，索然无趣，我决定赴韩研修。乍一听“研修”，像是求学深造，其实就是出国务工。劳务公司吹嘘得天花乱坠，说去韩国一年，抵在唐湾干十年，两年工作期满，至少能挣十万元。这噱头让我们这帮渴望发财的穷光蛋垂涎三尺。即使中介费高得离谱，赴韩研修的人还是挤破头。赴韩之前，劳务公司先组织学习韩语。我和沈东就是在那一期培训班上认识的。他是墨州人，跟我同岁，个子不高，瘦得有点儿弱不禁风。他性格很闷，不太爱说话。我几次跟他搭讪他都不理不睬，所以我对他印象并不好。 尽管来韩国前就知道，到这里来一定是做最辛苦的工作，但来了之后才知道，实际工作比预想的还要艰苦。我们这一批研修生被分到韩国现代旗下的一家配件厂，工厂位于釜山郊区，距离市区一百多里地。我和沈东等八个人在转向节加工车间工作，每天的任务量是一百组，光手套一天就能磨破一副。染着一头黄毛的课长叫黄东先，总是像看贼一样盯着我们，就怕有人偷懒。其实，我们也不会偷懒。工厂鼓励加班，完成核定任务量以后，每多加工一组转向节给一百韩元。为了多挣点儿钱，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二个小时，累得头昏眼花，精疲力竭，回到寝室一句话都不想说。 沈东到了釜山之后，性格更闷，一天到晚连句整话都没有。研修生有专门的公寓，我们这批研修生多，公寓楼住不开，就把我和沈东安排到了单身员工宿舍楼。公寓楼和单身宿舍楼隔得较远，说话够不上，这里能跟我说说话来缓解思乡之苦的只有沈东，可他宁可一个人发呆，也不愿跟我聊天。每次我挑起话题，他最多回我俩象声词。时间一长，憋得我难受，就想找茬儿跟他吵架。他爱干净，我就把臭袜子扔他床上，可他每次都默不作声地捡起来扔到水盆里，屁都不放一个。他爱学习，有空就拿本韩语速成教材“哈塞要”、“思密达”地叫唤。我看不顺眼，骂他二鬼子。他头都不抬，赶紧把朗读改成默念，别说还嘴了，任我怎么骂，他都默不作声，一点儿骨气都没有。他越是忍让，我越是来劲，非得跟他吵一架不可。他喜欢写日记。日记本是从国内带来的，有一个肉火烧那么厚。每次写日记都写到下半夜，灯光晃得我睡不着觉，我一怒之下把他的日记本扔出窗外，并拿好架势，等着跟他吵架。可他还是不跟我吵，默默下楼捡回来，关了灯，钻被窝里拧亮手电筒继续写……斗智斗勇了三个多月，我总算看明白了，他就是个软面团，任你揉搓。我也终于泄了气，懒得再跟他较劲，只当寝室没这个人。 沈东主动跟我说话是半年以后的事，因为我替他出头，把黄毛课长揍了一顿。黄毛课长很坏，瞧不起研修生，还经常辱骂我们。他眼睛小，平时总是眯着，只有骂人的时候才会瞪起来，但也只有黄豆那么大。幸好我韩语学得不好，听不懂他骂啥。只要他瞪起黄豆眼来，我就默默地问候他家所有女性。研修生当中就数沈东长得最矮，也数他挨骂最多。沈东是懂韩语的，完全可以骂回去，但他不敢。看来知识再多，也撑不起软骨头。黄毛不光骂人，还喜欢动手。打人的时候，五官都向鼻子靠拢，嘴唇撅着，眼睛瞪着，眉毛和耳朵竖着，活像一只猴子。他左手薅住沈东的头发，右手紧贴着沈东的脸，随着嘴里“阿西八”的节奏快速抽打。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沈东被扇耳光，一点儿都不躲，干挨。他的隐忍让我都觉得窝囊。要是黄毛敢打我，我一定会让他好看，但黄毛不敢朝我下手，他只欺负沈东。沈东每次挨完揍，都躲到厕所里哭鼻子。 别看黄毛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在部长面前也是孙子，被训个狗血淋头还得点头哈腰。那一次，他被部长当众训斥，心里憋屈，出去喝点儿酒回来就拿沈东撒气。沈东就像个瘪茄子，任打任骂，一声不吭。我和几个研修生看不下去，但想想还是算了，我们是来挣钱的，不是来展示中国功夫的。再说，沈东跟我们也无交情。我跟他一个寝室都不替他出头，别人就更不会了。就当我准备继续工作的时候，我听到黄毛嘴里发出了“猪”和“中国”两个词。虽然韩语学得不好，但这俩词我还是听得懂的。我终于忍无可忍，走过去问沈东，黄毛是不是骂我们中国人是猪。他不吱声。我又大声问了一遍，他才点头。我顿时火冒三丈。黄毛怎么欺负我们都行，但就是不能侮辱我们的祖国。我们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但挣钱也不能没有底线。我怒火中烧，用半生不熟的韩语骂黄毛是王八蛋。在国内突击韩语的时候，别的没记住，骂人的话倒是认真学了两句，以备不时之需。 黄毛估计没被中国人骂过，像野狗一样龇起獠牙，踮起脚尖想扇我耳光。他以为我像沈东那么好欺负。我不惯他的毛病，干脆利落地掐住他的脖子，别说我的脸，连我的肩膀他都够不着。他打不着我，就气急败坏地飞脚踢我。我没躲过去，挨了两脚。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不客气，左右开弓，结结实实扇了他两耳光，他的嘴角就出血了。他连吆喝带比画地一顿叫唤，指挥韩国员工打我，但没人肯帮他。别看韩国人平时嚣张跋扈，动起真格来，个个胆小怕事。再说黄毛人品很差，平时连同胞都欺负，自然也不受他们待见。见没人理他，他又扯着嗓子喊保安。保安闻声赶来，凶神恶煞地把我带到警卫室。到了警卫室，黄毛又嚣张了，叫嚣着把我送到警察局。不过他没得逞，部长把这事压了下来。虽然没闹到警察局，但我知道被开除是免不了的了。韩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尊卑的国家，晚辈见了长辈，下属见了上司，学弟见了学长，都得鞠躬问好。所以我殴打了上司，开除是最起码的惩戒。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当然，国是不能回的，钱还没挣到呢。 但出人意料的是，我并没有被开除。这得感谢沈东，是他联合厂里的研修生一起去找社长谈判，控诉黄毛的所作所为。这回，他学的韩语总算是派上了用场。最终，我留下，黄毛被开除了。简直就是惊天大逆转。原来，黄毛手脚不干净，黑企业的钱，部长早就看他不顺眼，趁机把证据在社长面前一亮，他就被开除了。黄毛被开除后，回乡下租了条船出海打渔。据说，这是他祖上的营生。 我和沈东从此成了朋友。我对他说，晚上不用钻被窝写日记了，开着灯就行。沈东有心，送了一个眼罩给我。从此，他写他的日记，我睡我的大觉，互不干扰。 二 其实，我们挣到的钱远没有劳务公司吹嘘的那么高。我第一个月的工资连加班费一起也就合人民币三千多块。虽然跟我们工作不熟练有关，后来熟练了，工资也不过四千块。我们省吃俭用，每月也就能存下三千块。这些钱得按月寄回家还债，当初交给劳务公司的中介费都是从亲戚朋友家借的。 沈东心细，把每天的开支都写在日记里。我偷看过他的日记，清楚地记着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哪里。真替他累得慌。沈东很节俭，最大的开支是每月给一个叫胡萍的女孩子寄三百块钱，寄到吴州市胡家镇中学。我猜胡萍可能是一名中学老师，是他的相好。我问他有没有胡老师的照片，让我开开眼。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偷看他日记的事就此暴露。 自那以后，他每天出门之前都要把日记本藏起来，但寝室就这么大点儿地方，藏哪儿我都能找到。不是我喜欢窥探他的隐私，而是看着方方正正的汉字我心里踏实。 到了第二年，沈东终于不用煞费苦心地藏日记本了，因为他改用韩语写日记，而我一行字也看不懂。为了学好韩语，他还报了夜校，只一年多就学得有模有样，让我佩服不已。同样出来打工，人家钱没少挣，还比我们多掌握一项技能。让我吃惊的还在后头，他竟然对工厂的流水线提出了革新建议，还因此得到了五十万韩元的奖励。因为这事，韩国工人对我们研修生高看了一眼。看来每个民族都尊重努力和自强的人。 两年的工作签证很快就要到期了，除去中介费，满打满算也就攒了四五万元的样子。平均下来，一年也就挣了两万多。这两年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唐湾的月工资都涨到了七八百元。相比之下，我们在韩国累死累活就挣这俩钱回去实在是不甘心。性子烈一点儿的，就跟劳务公司闹，要求免费续签。劳务公司很鸡贼，让每人再交两万元才肯答应。不少人算算账，觉得合适，就交了钱。我既不甘心回国，又不想交两万元血汗钱，便问沈东的意见，到底选哪一个合适。没想到他两样都不选，他有个更大胆的想法——“黑”下来。我被他的胆量吓一跳。而他显然是“蓄谋已久”，说已经找好了接收的工厂，我俩都可以过去。我有些担心，万一被警察逮住，不但要关小黑屋，还得被遣返，永远不能再来韩国了。他让我放心，说新房东会帮我们打掩护，只不过房租略贵一点儿。我就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黑”在韩国期间，我一共换了三次工作，都是沈东帮我找的。他俨然成了我的主心骨，有他在，我心里就感觉踏实。我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幸亏当初没跟他干架。我们一起又“黑”了四年多，因为有房东的掩护，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这四年来，我基本不往家里汇款了，原因有三：第一，我们是“黑户”，汇款得找同胞帮忙，麻烦；第二，汇款要交手续费，累积下来也不是小数目，够打好几回牙祭；第三，钱寄回家不保险，因为家里有个好吃懒做的弟弟，正是谈婚论嫁的年纪，保不齐这些钱就被父母挪用给他当彩礼了，到时候想要都要不回来。不过，沈东还是一如既往地给胡萍寄钱，金额从每月三百元涨到了五百元。这期间胡萍的工作发生过变动，从胡家镇中学调到了吴州一中。我和沈东亲密无间，几乎无话不谈，但他从来不提胡萍的事。他越是不提，我越是好奇，想方设法地打听。有一次他心情不好，拉着我出去喝酒。他酒量浅，三下五除二就被我灌醉了。喝醉了话多，他竟莫名其妙地跟我说起他老家的一条河。 墨州城外有条墨河，是古淮河的支流，发源于墨山北麓，全长五百多公里，由东往西流经两省八市，最终在江苏燕尾港汇入黄海。沈东自小在河边长大，对墨河感情很深，如数家珍般地跟我讲墨河的故事，从历史典故到民间传说，从名胜遗迹到自然风光，从无忧无虑的童年讲到赴韩研修，唠唠叨叨说了半宿，听得我索然无味，眼皮直打架。他原本是个惜字如命的人，想不到竟是这般啰唆。就当我要昏昏睡去的时候，他突然冒出一句，说墨河里每年都会捞出几具尸体。平地一个惊雷，震得我睡意全无，忙问为什么。他说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自杀，有的是意外，有的是被谋杀。我感觉其中有故事，还想继续听，他却趴在桌上睡着了，怎么晃都晃不醒。我捶胸顿足，后悔灌他灌得太狠。事后想来，我觉得他不会无端说起这条河，指不定跟胡萍有关。难道胡萍家里有人掉河里了？是意外、自杀，还是谋杀？我不得而知，因为沈东酒醒之后，压根就不承认说过这事。 2003年春天，沈东要回国，问我是不是一起回去。我说你功成名就回去跟胡老师完婚，我回去干吗？沈东让我一边去，说正经的。说正经的我也不回去。我当时在釜山箱包厂工作，负责管理从中国和东南亚来的研修生，大小算个头目，工作轻松，薪水也不低，比国内的钱好挣。而且，当时还有个可喜的苗头，房东的小女儿时不时地对我暗送秋波，撩得我春心荡漾，我琢磨着万一成了赘婿，那这四年交的房租可就赚回来了。 沈东铁了心要回国，回国不是为了结婚，而是要开一家劳务公司。那些年出国热，中介费好赚，但沈东绝对不会赚黑心钱，这点我信。我虽然舍不得他走，但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羽毛太鲜亮了。沈东就是那只鸟，羽翼丰满了，总要展翅高飞的。我问他怎么回去，毕竟我们是“黑”下来的，不能光明正大地乘船或者坐飞机回去，况且带着这么一大笔钱也是过不了海关的。他说偷渡，然后提到了一个人——朱鹏。 我对朱鹏有点儿印象，研修生年会时曾在一起吃过饭，他是最早“黑”在韩国的研修生之一。沈东说他八面玲珑，各方各面都吃得开，当初我们能留下，就是他帮的忙。既然能让我们留下，自然也能把我们送走。不少“黑”下来的人，都是他送回国的。沈东还说，在研修生较多的城市里，都有像朱鹏这样呼风唤雨的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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