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几年的求学生涯中，先后遇到过三位恩师，可谓“三生有幸”了。

第一位恩师是小学班主任陈老师。我本是个性格内向的腼腆少年，平时在学校里少言寡语，就跟没我这个人似的。但陈老师透过她那副高度近视的眼镜，认定我是个尚未开启心智的可塑之才，像园丁一样精心修剪、栽培我这棵幼苗。

针对我胆小害羞、不敢举手发言的弱点，陈老师在课堂上有意识地点我的名，让我回答问题，锻炼我的胆量。我的小作文写得不错，陈老师就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刚开始站在讲台上，感觉就像是站在悬崖峭壁，我的小腿肚子直打哆嗦。经过几次历练，慢慢就把讲台当成自我展示的舞台了。

陈老师还特别善于发现我身上的点滴进步，隔三差五便在班会上表扬我，增强我的自信心。但有一次的表扬却是过了头——当时，我正在课堂上开小差，忽然听到陈老师点我的名，吓了一跳。只听陈老师说：“有些同学的学习成绩总上不去，主要原因是上课不认真听讲，眼睛盯着黑板，心里不定想什么呢。你瞧人家崔君钢同学，听得多入神！”听到这儿，我松了一口气，心想陈老师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呀！

在陈老师的悉心呵护下，我这小苗得以茁壮成长，胳膊上的臂章从一道杠加到两道杠，后来又加到了三道杠。

第二位恩师是中学班主任王老师。我和王老师初次相识还有一段小插曲：王老师是河北平山县人，说话有些口音，刚调来我们学校时，我和几个同学曾模仿她的口音嘲弄过她，气得王老师把我拉到校长那里告了一状。谁知没过多久，王老师就当了我的班主任。我心想，这下完了，等着穿小鞋吧。没想到王老师宽宏大量，不但没给我穿小鞋，还很器重我，特别是在我初中毕业分配时，帮我作出了一个富有远见的选择。

初中毕业那年，我母亲因为身体不好，特别想让我进工厂接她的班，我也想早些参加工作，尽快挣钱补贴家用。可王老师觉得我是块念书的料，主张我继续上学深造。王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虽然现在社会上流传着“读书无用”的论调，但从长远看，还是多读几年书更有利于你的成长进步。为此，王老师还专门上家里做我母亲的工作。母亲觉得王老师讲得有道理，便说：“孩子走哪条路，就听王老师的吧！”这样，我就被选送到了北京市化工局技校学习，为我后来迈进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大门奠定了基础。

第三位恩师是上大学时指导我写毕业论文的朱老师。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开始撰写毕业论文，我选了个冷门学科：胶体化学。据说当时全国从事胶体化学研究的不超过20个人。

朱老师精明干练，她为我设计的实验方案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丝丝入扣，体现出相当高的专业水准，而她那严谨细致的科研态度更是让我肃然起敬。

有个细节我至今难忘：为准确计算液体的表面张力，对玻璃移液管周长的精度要求非常高，实验前要先用金刚砂将管口磨平，在显微镜下检验合格后才能开始实验。这个活儿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然，往往是快磨好的时候，一不小心掉下个肉眼难察的玻璃边儿，导致前功尽弃。两天过去了，其他同学已经把实验做起来了，我却还在磨玻璃管，送到朱老师那里检验几次都没过关。我沮丧地对朱老师说，我是个粗人，干不了这个细活，申请换个课题。朱老师平静地对我说，磨玻璃管其实就是磨你的性子。只有静下心来，把基础打好，才能把实验做好。该换的不是课题，而是你的心态。

重新回到实验室后，我排除杂念，凝心静气，细细研磨，在研磨的沙沙声中体会慢工出细活的道理，第三天终于达标。

论文做得好，朱老师很满意。数年后，我收到朱老师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好久不通音信，不知你近况如何。但你做毕业论文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你工作认真努力，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当时给我很好的印象。我也总想把你做的工作发表出来，也算没有白跟我工作一场。前年得知国际胶体与表面化学第五次论文报告会将在美国召开，赵国玺（注：胶体化学资深教授，朱老师的老师兼老公）有可能参加，我就赶快把你做的实验结果重新加工、补充，写成一篇论文送去待审；另外，赵国玺和我还有一篇。结果两篇都被采用。去年赵国玺赴美在会上做了报告，两篇论文均入选文集出版。通常，会议采用的报告并不一定收入文集，还要看论文质量。我们的论文两关都通过了。今年文集出版，寄来两本，送一本给你，我想这之中既包含着你我的劳动、心血，也包含着我们师生的情谊，更寄托着对你的希望。”

收到朱老师这封信时，正赶上我们单位评审专业技术职称，这篇有我署名的发表在国际会议上的论文刚好派上用场。

后来，我也转战到了教育战线。在工作中，恩师们的身影和教诲常在我脑海浮现，激励着我在培育英才的岗位上，续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