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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终究写了顾水如先生两个败局。” “倘无败局，何来国手。” 一 在枫泾，沿着河走。河的东边是一道长廊，上有黑色屋瓦，旁有廊柱。正有小雨，长廊对过，枕河的人家，檐头都湿了。一位姑娘从窗口探身出来，用手试了试雨，便把窗户关上了。 长廊之下，便是许多小吃店。粽子在锅里，水噗噗地跳，飘着香，那是箬叶包裹，本地酱油渍过的。本地的米和本地猪肉混合的乡土气味，同时刺激嗅觉和味觉。浓浓的茴香味飘来，那里便有茶叶蛋和豆腐干。米粉和豆沙混杂的香气里尝得到甜味，那是梅花糕和海棠糕。 我想象，一百多年前，一九〇八年的春天，顾水如也走过沿河长廊。那时枫泾，一镇分属两个县，镇子南面，是浙江嘉善，镇北是江苏松江。 春天的鹅毛细雨，不分吴越，甘霖普降。他刚刚十六岁，哥哥在前面领着，后面有人为他挑着铺盖。他穿着土布的青色长衫，脑后拖着一根辫子。臂弯处，夹着一把黄色的油布伞。那时的枫泾古镇，沿河两边没有这许多吃食摊子。偶见一小店，兄长便买了两包状元糕，说是路上垫饥。 快船就在桥下。哥哥先进的船篷，又反身接过行李，让顾水如走过跳板。 船载重三吨。三四个摇橹的，辫子盘在头上，都说绍兴话。老成的那个见人都上了船，便抽去了跳板，用一根粗大的竹竿撑着河岸上的花岗岩埠头，船便到了河浜的中间。那是双橹船。顺水，船轻便地朝北边开去。 河岸是野草和野花，河边有小小的吴越界碑，不经意间，船过越，入吴。 “唔呶喔哩远哉。” 那是说，我的家远了……“唔呶喔哩”，今天刻在枫泾迎客门上。 我站在枫泾的一座桥上。枫树何在？泾水长流。字正腔圆读过不远处饭店旗幡上这四个字。我称不上顾水如的乡亲，不过都是江南人，知道这一带的口音来自何处。老妻在桥堍边上，和卖红菱的农妇闲聊。大妈拿出了一枚小小的工具，为我们剥着菱壳。她篮子里的水红菱，又称为“苏州红”。 近三千年前桥下的流水，曾经见证了春秋吴越残酷的兵戈相争。此间土地，为吴、越轮流所有，终于在东汉末年暂归于孙权的东吴，自此，大江南便连成一片。 桥下绿色的河流不宽，却是悠长的历史。一八〇〇年前，流水曾经承载了数队搬家的船只，从吴县过来，向东而去，船上是顾氏和陆氏两支豪族。 他们是上海最早的移民。 在这荒芜的河流纵横之地，出现了“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的豪强庄园。 在东吴为官，怎能不会围棋呢？ 公元二一四年，吴尚书令顾雍的长子顾劭在豫章太守任上去世。顾雍正召集下属聚会，豫章有送信人到，没有他儿子的书信。顾雍当时正在下围棋，虽然神态不变，可是心里已明白。他强忍悲痛，“以爪掐掌，血流沾褥”（《世说新语·雅量第六》）。 以顾雍为代表的顾姓一支居于亭林，被称作“亭林顾氏”。顾雍早年还当过娄县令。 公元二三六年，孙权北征，使吴将陆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陆逊遣部下韩扁给孙权送信，韩扁返回时，被魏军巡逻的士兵抓获。诸葛瑾闻后，心中甚惧，给陆逊写信，陆逊未予回答，只是让人种菜点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吴书·陆逊传》）。 陆逊率幼子移家于华亭，因擒关羽立功，封为华亭侯，第二年晋封娄侯，即以亭侯升为县侯。 江南的围棋，就随着他们的船，到了昨天的娄县，今天的松江一带。 顾水如与哥哥在橹声中，随着航船摇晃，他们或许并不在意，自己是不是顾雍家族的后代。 清末的上海，渐成江南文化的重心，想要有作为的商贾政客、文人雅士，都沿着一江春水，向东流向上海。顾水如兄弟沿着文化的流动趋势，带着江南文化来到上海，便是奔着日本围棋而去，与海外文化交会。 仿佛听见已经在上海棋界小露头角的哥哥对顾水如说：“在枫泾，倷拿棋盘画在蚊帐上，夜夜张大仔眼睛，拿布店的那个老太公赢了，毕竟是在枫泾这一小地方，勿算稀奇。” “阿哥，连倷也着不过唔。” “阿哥领倷去上海的茶馆店，倷先看看。枫泾格朗相着的是古棋，上海格里，已经有了日本棋。” “陈子仙和周小松在枫泾住过……” 哥哥只是笑了笑。他拍了拍弟弟瘦小的肩膀，知道水如有才，志向比他要大。 顾水如看着船外的流水。航船朝北，经过两三条称为“泾”的小河，折头朝东，就是黄浦江了。未及过午，松江绿的麦苗和黄的菜花就悄然远去了。 二 广东路上那个茶馆叫“文明雅集”。 哥哥渊如前几年就到了上海，在文明雅集结交了一些棋友。这茶馆是外来游码头的棋手落脚首选之地。渊如带来弟弟，两只眼睛放着渴望光芒的乡下孩子顾水如。这个被称为“小顾”的少年，棋子厉害，很快就引起了人们注意。 在茶馆里赏识他的是王彦青、范楚卿、吴祥麐，他们堪称是提携顾水如的前辈。 走出茶馆，欣赏他的人，就不一般了。 “当民国初年游沪，年甫弱冠，而弈棋已甚知名，时他人棋路尚沿旧习，而顾君独研究日谱，开风气之先……”这是赵公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旧报纸上找到的一段文字，那时的名棋手陶审安居于浦东，在《新闻报》上写围棋，笔名为“东篱居士”。当年与陶先生在一起切磋棋艺的是张澹如和王子晏。顾水如经常出没于张宅，获得张澹如的指点。 顾水如到上海不久就遇到了狄楚青，《时报》的掌门人，他便去了望平街。 狄楚青是一位学者，晚清举人。他又是康有为的弟子，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便在那里留学。 他也是围棋爱好者，慧眼识顾。顾水如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后，便在《时报》馆做过一段。《时报》馆围棋爱好者甚多，顾水如将他们一一击败。于是该报特辟“围棋”专栏，由顾水如任编辑，登载棋局、棋话以及死活题，每月工资二十五大洋。 狄楚青还办了一个出版社，那就是有正书局。这个出版社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那是因为，许多日本棋谱，最早就是他们用新式的机器印制出版的。清末民初，《时报》馆有两扇门，右边的门上写着“时报馆”，左边的门上写着“有正书局”。小个子顾水如，从左边的有正书局出来，又进了右边《时报》馆的门。是《时报》的作者，也可以是有正书局的读者。 小顾剪去辫子后，因狄楚青的介绍，去了张元济的《时事新报》。那张报纸也在望平街上，以副刊出名。以后顾水如去了天津、北京，都曾经为报纸编写过围棋文章。 在我当记者的时候，曾经在《申报》和《新闻报》的旧楼里上过班。山东中路，也就是往昔的望平街，仅剩下《解放日报》一家报纸。 《时报》的那栋楼距离申、新两家报馆仅仅百米，那座标志性的宝塔，解放后还雄踞福州路口二十多年。数家报馆，集聚于一街，望平街便是他们共同的大本营。 现代新闻的巨擘，无意中和民国围棋翘楚，有一段奇妙的缘分？ 疫情前后，多次去过图书馆，终于在《时报》读到了署名“水如”的一篇稿件。那是对老棋手丁礼民的感谢。丁礼民提供了他与清朝最后一位围棋大师周小松的棋谱。 小心翼翼将这篇稿件拍下来的时候，便想起，丁礼民对局记录原稿，用小楷写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其后人捐赠给上海棋院。这一局棋，可以看作是中国古棋的最后影子，而丁礼民，在七十四岁出战日本棋手高部道平，且有胜绩，自是站立在新旧棋法分界线上的人物。 谁见过辛亥前后的望平街？ 每每走过山东中路，便会想起望平街。上世纪初的老报人早已不在。唯排字房，世纪末的空气中依旧有着世纪初的气息。 偶然几次因为围棋和奥运会坐夜班，呼啦呼啦吃完大排面，便听那些上世纪四十年代过来的排字工说闲话。点了一根香烟，呼一口，烟头红光幽微，随着烟雾飘散，望平街的许多轶事，也便在夜半的食堂流传。过往的社会新闻，今是昨非，老工人司空见惯。报社间竞争的恩恩怨怨，离开排字房也很遥远。他们说的是工人一族眼中的细碎生活。 印报车间墙边有一台涂满黄油的印报机，便是《申报》时代的老货，尚可开机，以备不时之需。某某报社一台机器，坏了，几个外国“铜匠”都修不好，被一个中国工人修好了……史量才某日见到楼梯特别干净，便吩咐账房唤来那清洁工，特地发一个红包。史量才用过的办公桌，现在谁谁在用着，只是台灯换了。当年杨乃武放了出来，便在《申报》老楼里当过一阵编辑…… 文化名人包天笑当年供职《时报》，他给出了一张时间表： 在报馆里编新闻，于每日的时间，很有关系。 编要闻，时间最晚，因为要等北京的专电到来。那种专电，往往要到十二点钟以后，甚而至于到午夜两三点钟送到，也说不定。为什么这样迟呢？原来那时的电报是分几等的，如一等电、二等电是官电，民间不许通行；三等、四等电，方是民电，又称为急电，我们所打的乃是四等电…… 本埠新闻的编辑，比较要早得多，大概到下午九点钟的时候，访稿全都来了，编本埠新闻的到十点钟就没事了。 编外埠新闻的，更要早一点，从前还没有快信、航邮，下午五点钟以后，邮差不再送信了，把当日所到的信，评定它的轻重与缓急，发清了稿子（有的须要修正一下），就没有你的事了。 这一时间表，似乎数十年不变。 放下书，望着图书馆的天花板，想象着顾水如的少年模样。 在零零落落的照片里，见过《时报》的一张信笺，没有格子，只有数道红色的竖线。那时的稿笺也是这样？ 顾水如很工整地用毛笔写完稿件，画完棋谱，交给版面编辑而转排字房。 排字房的下午，弥漫着干燥金属的味道。最忙碌的是铸字工人。他们将铅锭和旧铅字化成银色液体，倒入模子，机器喀啦喀啦响着，铅字接连不断吐了出来。排字房有字架，便是铅字的墙，上面都是字的蜂窝。排字工人手中有一只无盖的木盒，小顾的稿件在木盒里排成了方方正正的信息。和别的稿件相比，小顾的稿件中有棋谱，在铅字墙上，有一区域是特别的蜂窝。棋盘是一个一个铅字拼成的，格子和棋子都很小。因有数字，铸模特别精细。排字工手势熟练，往墙上一摸，便可得到。排字房迅疾将这信息拷贝在纸上送回，小顾便校对自己的文章，用毛笔蘸了红墨水，圈圈点点，交给版面编辑。那位戴瓜皮帽的编辑，就是包天笑？他用两根手指，推了推圆形的玳瑁眼镜，凑近纸样，用蝇头小楷，一一在文章上注明字数、作者、标题。 初排的版样进了排字房，便有老师傅对照修改稿，用镊子将错字一个一个钳了出来，换上新字，口中不免对学徒工骂骂咧咧。从排字房出来，小顾的“围棋栏”已经嵌在第十五版密密麻麻的竖排文字中，有了左邻右舍，挤挤挨挨，初成模样。 天渐暗。小顾回到家里，与哥哥一起，在灯下读日本棋谱。 临近午夜是排字房最忙碌的时候。最重要的时效新闻往往这个时候到达。编辑的办公室灯火通明。 《时报》总主笔陈景韩的桌子上，已经有了预拼的版面，还有电报传来的北京专电，本地的截稿新闻。他的办公桌像是一张蜘蛛网的中心，他便是那只大蜘蛛，每一根蛛丝的抖动，他立刻就能感觉到。他读过所有的版面，用他特别的笔墨，稍稍修改几个字，润色标题。包括小顾的围棋栏。 报纸全部排好，拼成版子，将要开印的时候，还要仔细看一遍有无错误。陈景韩就是深夜最迟的那个编辑，他住在报社。 望平街上赶早市的，是在赶辛苦报人后半夜的下班时间。有小贩卸下担子，用柴爿点亮了小小的灶头，便候在楼下，时不时喊一声：“馄饨！”等待二三楼阳台上露出一张隔夜的脸，放下一只篮子和几只角子。黄包车已然排开在街头，车夫一顶旧帽，挡住黯淡的路灯，坐在车座上，打着盹，等候熟悉的编辑来拍拍肩膀。 早上五点，曙色初露，大马路上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望平街一时沸腾。报贩来了，在各家报社印刷厂的门口等候，拿到报纸，立马在地上分夹。围着报贩的是报童，他们的衣服上都有补丁，最贫困的小孩，穿的布鞋前卖“生姜”，后露“鸭蛋”。喧闹一阵，抽身出来，各自将报纸放入报袋，便飞跑上了街。他们跑向苏州河上的桥头、十六铺码头、有轨电车站、城隍庙…… 早晨，顾水如和哥哥吃着泡饭。筷子夹着冒着热气的松脆油条，在红酱油中一蘸，便是上海人的佳肴。他们看报纸。他在早餐的稻米油酱香味中，闻到了类似乡下煤油灯的气味，那是新鲜的油墨和新闻纸味道的混合。 我按住胸口，不敢过分激动。我在图书馆看到这张一百多年前的报纸，已经做成了电子版。没有报纸的气味，唯存一百年前的气息。 《时报》是一张给文人看的报纸，当大量的信息如河水一样漫过读者眼帘的时候，围棋仅是非常细小的一脉。围棋还没有正式比赛，散散落落的信息，构不成影响社会的新闻。彼时的顾水如，应该没有坐过夜班，也没有进入新闻采访序列。况且在无意间，顾水如和数位中国新闻文化界前驱擦肩而过。 如无意外，中国现代报纸上有了围棋，自他开始。少年的顾水如无疑是我们这些被冠以“围棋记者”新闻人的前辈。 三 这是重庆中路上，一条威严的弄堂，名曰“渔阳里”。疫情期间，铁门锁着。 正探头对着弄堂发愣，一位中年女同志便问：“老先生找谁？” 我说：“顾水如。” “他是做什么的？” “下棋的。” “住在几号？我是居委的，可以帮你。” “不知道啊。再说，他早就搬走了。” 她歪头想了想，“不记得有过一个下棋的姓顾。你自己找吧。从淮海路康绥公寓的大门可以走过来。” 这样的回答，能够想象。我翻过《卢湾区志》，那里没有顾水如。 渔阳里是我非常熟悉的弄堂。早先，我家所在的和合坊和康绥公寓、渔阳里，都只有一墙之隔。 一九五八年，“钢铁元帅”升帐的时候，这里三条弄堂铁门和围墙统统拆去，以邻为壑的旧日子彻底革除。 和合坊的小孩在夏日的上午，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官兵捉强盗”。毫无顾忌地奔跑，穿过和合坊后弄堂“炼钢炉”的青烟，绕过用来支援农民伯伯的泔水缸，躲在康绥公寓和渔阳里相间的那个碧绿的小球藻池子后面——这也是家庭妇女支援生产建设的场所之一。康绥公寓、渔阳里的大人，都是斯文人，见到和合坊满身是汗的小人，便有些张皇。他们的女儿戴着鲜艳的蝴蝶结，穿着泡泡纱衬衣，系着丝绸红领巾的漂亮女孩，狠狠地说，报告老师去，都是野蛮小鬼…… 康绥公寓的窗是钢制的，出来的大人西装革履。渔阳里房子的门窗都是木质的，走在弄堂里的男女便多是一副中式打扮。我们躲在小球藻池子边上时，想起那里曾经有一个针灸诊所。似乎是一位穿着中装的名医。他的病人坐在天井里，也有几只竹制的躺椅，已经放在弄堂里。男病人居多，一根根银色的针扎在那里。有一个三轮车夫坐在自己的车上，膝盖边扎着针，流着血，细细地蜿蜒到了小腿肚子。这让我们这些小孩看着惧怕。 阿五头便说起，诊所曾经在淮海路贴过纸头的。那张巴掌大的黄色纸，用蜡纸油印着：“针灸”。 “官兵”蜂涌而来，在小球藻池边，捉住了“强盗”。“官兵”和“强盗”合为一群，探讨淮海路上梧桐树和电线杆上贴着的纸片：书法、中国画、篆刻、俄语、会话、集邮、誊印……纸片都有对应的文化实体，都有周边弄堂里一间特别的客堂间，散落在民间的自由职业者，在弄堂里从事文化活动。很多孩子都不上幼儿园，马路对面弄堂里有私立幼儿园，在客堂间。也有弄堂小学，客堂间里上课。之后客堂间里还有公共食堂、街道工厂。 顾水如重返沪上，先在和合坊租下三层楼，有了三间正房、两个亭子间、一个厨房、一个阳台和一个天井。他在此创办了上海弈社。二楼三楼住人，一楼客堂间便用来下棋。下的多是指导棋。一年后顾水如相中了高雅古朴的渔阳里，也是三层楼，不过他将客堂间和二楼都给了弈社，自家住在三楼。顾水如一个人忙不过来，青年过旭初和过惕生兄弟，还有一位拜师于顾水如的少年宋温善，便都住在弈社，帮着他张罗。过氏兄弟在这上海弄堂中，殷勤向弈社主人询问棋道，日渐成为棋坛不可忽略的国手。 黑色的前门经常开着，门外有一方小牌：“上海弈社”。顾水如家的客堂间已经载入中国围棋史。家人挽着菜篮，牵着小孩从后门进出。 顾水如来到渔阳里时，已经四十一岁。 在上海五载，他棋艺日渐精深，眼界渐开。读到日本高部道平的让子棋谱，知北京棋界豪杰众多，便有心赴京以棋会友。一九一四年起，他与高部道平对弈百盘。一九一七年，他有心东渡日本，以棋会友。在日本学棋不到两载，因母有疾，方赶回枫泾，旋又去了北京，俨然已成段祺瑞眼中“不可多得之天才”。 顾水如重返沪上，在一九三三年。这十九年的漂泊，属于那个年代。想要在围棋上有所建树的中国棋手，在棋上总是挫折要比胜利多。 读到了几局顾水如当年的棋谱，时下浏览量最多的，是一九一九年秋在北京，顾水如受让三子，负于日本当年围棋第一人本因坊秀哉的一局棋。 那一局棋一步步走来，顾水如的黑棋似乎不错，第八十、八十二手，咄咄逼人，几乎瞄准右上的一条大龙。不过此处可有一处变化，秀哉看到了，他便佯装败退，暗中设伏。一路追杀的顾水如红了眼，便也粗疏。当秀哉不动声色，走出绝妙手筋之后，白棋便“羸形暗去春泉长”，大龙摇头摆尾脱离了险境，留给顾水如一个难堪。 顾水如便成为当代某些围棋爱好者们的嘲笑对象。 我想他在输棋当时，必然要比任何人更为辛酸，眼含热泪，心有不甘。长夜里，无形的棋局一直悬在天花板上。这不是他第一次让子棋输给秀哉，只是输得太难看，太轻易。 年轻人并不知道，那一年，秀哉在北京上海展现棋艺，中国其他棋手都要被让四子。顾水如在日本学棋时，秀哉让他也是四子。仅仅过去一年，顾水如就升到了受让三子。 而且他们更不知道，也就是在秀哉这一次访华棋战中，顾水如在另外一局棋中真的吃了天才秀哉一块不小的棋。 四十五岁的日本老师，正在棋艺无双、恣势奔放的最好年华，遇上了二十七岁棋艺蒸蒸日上的中国学生。是一次教学，还是一次考试？ 让三子而一胜一负，恰好是中日间真正差距的度量。秀哉根据这一局棋，认可顾水如为四段棋手。秀哉曾经说过中国高手的水平最高不过二段。赵之云先生曾经回忆，这一局赢棋，顾水如铭记在心，多次提起。在赵公的《早期中日围棋交流》中，特地以此局棋谱留下了顾老的成就，但并无详细的解说。 不说，也是一种无言的说。赵公的父母都是历史研究者，赵之云与人云亦云的流俗，距离甚远。他知道，无论花费多少笔墨，今天的年轻人绝对不愿相信，这就是百年前中国最好的棋。 在渔阳里，顾水如经常会去淮海路的西头陪伴段祺瑞。段祺瑞受蒋介石邀请，“南下颐养”。顾水如也是因他才回到上海。 《段祺瑞传》简要评述： 段祺瑞掌权时一直走日本路线，但在民族存亡时刻，他终于没有做汉奸，而是接受了蒋介石邀请，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爱国举动。 《段祺瑞传》正文找不到“围棋”两字，尾声却有此几句： 段祺瑞在上海居住期间，每日除下一局围棋外，大部分时间都静坐诵经或阅读旧书。 细读段祺瑞的围棋逸事是在上海图书馆，新冠刚刚平息，周围是此起彼伏的咳嗽声。那本书为《围棋国手顾水如》，作者是顾水如家乡人，自然有非常多的家人回忆。 出图书馆门，往东不几步就是淮海中路一四八七弄，上海新村，一条建设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弄堂，今天还不失时尚的高级公寓。那里曾经是霞飞路一四八七号，有草地十余亩，有几栋可作为公馆的建筑。 段祺瑞晚年住在那里，每天早饭后都要下一局棋。 以往人们对于段祺瑞下棋的印象，来自吴清源的回忆录《天外有天》。书里写，顾水如带了少年吴清源赴段府每周日早上的棋会，结果不谙世事的吴清源，赢了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以至于所有棋手都饿着肚子没有吃到美味的早餐。还写，段祺瑞一次有事召回在外地的儿子，谈话之前先下一局棋。结果，儿子把老子赢了。段祺瑞大发雷霆，立马打发儿子打道回府。 字里行间，不苟言笑的段祺瑞凛然如冰霜。 顾水如当然还见到了段祺瑞晚年儒雅如静水的另外一面。 在《围棋国手顾水如》一书中，有心的作者，记录了段祺瑞曾经去参加顾水如母亲的丧礼。 一九三六年春，顾水如的母亲去世，段祺瑞亲自来枫泾吊唁，时曾轰动整个枫泾镇。顾水如的家离枫泾火车站不远，约二三里路程，枫泾南镇镇长姚天星，嘉善县区公所区长张莘根，枫泾北镇镇长王福春，松江县枫泾区公所区长叶景秋等闻讯赶来，陪同顾水如到枫泾火车站迎接。段祺瑞身穿黑色长袍，手拄拐杖下来，在家人陪同下，和大家一一招呼后，便询问顾水如丧事准备得怎样。水如一一回答。……他已经出现年老体衰、行走不便的老态，此行实属不易。……临走还送上二百块大洋给顾水如。 一次次和段祺瑞下棋，见老段健康每况愈下，坐在回家的黄包车上，顾水如必默默无言。车夫小跑着经过霞飞路，转弯，回渔阳里，走进上海弈社。面对家人，面对过惕生等，他也会沉默一段。 一九三六年的深秋，段祺瑞因胃部又一次大出血，被送入宏恩医院。那家医院的医生曾经于两年前挽救过段祺瑞的生命。这一次回天乏术。 南京国民政府决议进行国葬，灵柩由铁路，自上海至北平。声势浩大的扶柩北上之行，在专列上的除了亲戚，多为海上闻人。顾水如也在车上。专列一路呼啸北上，顾水如见同行者都很陌生，便顾自回想自上海北上去北京之旅。以枫泾的名产“丁蹄”为晋见之礼，不料段祺瑞不吃肉，于是丁蹄被周围人分享，段祺瑞看顾水如下棋。他不久便出入于段府。执政府瓦解，段祺瑞下野，顾水如随着他去了天津，最后又来到上海。二十多年，一位国内一流的棋手，追随一位围棋爱好者，所为何来？ 陶菊隐先生当时有言：“我国围棋高手自段合肥一暝不视之后，惶惶然有曙后孤星之感。”又专指顾水如而言，“颇有知己难逢之感”。 不敢说一位棋手和一位政治家之间会有多么深厚的友谊。但相信这两人，都在乎对方。“在乎”也可以是一种很本能的情感，用围棋联系着。在段祺瑞，佛经是他空远的慰藉，围棋是他日常的寄托。他或许不会和顾水如谈谈战场和政坛，却能够倾听顾水如指点棋盘，叙谈棋理。 一九三四年，吴清源曾经和挚友木谷实来沪访问段祺瑞。两人弈棋，其中一局，吴小败。段祺瑞自然知道，这是吴清源对他知遇之恩的回报。堂堂大棋士，已经不是当年的冒失少年。这一年，蒋介石邀请段祺瑞去庐山避暑，顾水如是随行者之一。段祺瑞向蒋介石进言，希望召回吴清源，以便发展中国围棋。也只有顾水如才明白，段祺瑞内心仍旧希望见到古老的国技复兴。 段祺瑞在乎他，或许是因为他去了日本，又回到了中国。 战火骤然降临。顾水如舍不得他的上海弈社，滞留在上海。 一九三七年，日军攻入上海。 便有一位“大人物”来渔阳里找顾水如。绝无意外，和段府过从甚密的顾水如，早就被人盯上了。《围棋国手顾水如》有此叙述： 当时，大汉奸梁鸿志到顾水如家拜访。梁是一个棋迷，和顾水如相识多年，是段门老友，以前私交棋谊都不错。这次拜访，名为叙旧，实是拉人下水，说请顾水如出任伪政权官职（一说是陪侵华日军头面人物下棋）。顾水如以只善黑白，不知政治为由，予以拒绝。后来，梁又来了几次，日本人还带着黄包车两车食品既威逼又利诱，结果顾水如请一位德国医生开了一张“严重贫血，不能外出”的证明，坚决拒绝。梁知道个中原因，他游说不成，便恼羞成怒，下令关闭了上海弈社…… 顾水如也在这一年的冬天，把家搬到了襄阳路上。 不久就得到了消息，曾经住在渔阳里顾家的少年才俊宋温善，与家人西迁，行船于三峡，江流甚急，宋少年在危崖之上加入背纤队伍，失足掉下深渊，年仅十八岁。 噩耗传来，顾水如想起宋温善曾发豪言，要战胜吴清源，便好几天默默无言。 见到顾水如自书的一首七言诗。并未留下书写的日期，小心考证后，方知应该是“二战”时期的作品。 一九四二年十月，顾水如的老友濑越宪作先生率弟子井上一郎、桥本宇太郎、吴清源等赴上海、南京访问。 在吴清源的回忆录中说到过，井上一郎很早就应征入伍，随军驻扎在中蒙边境诺门罕。一九三九年，苏联和日本俱陈兵于此，大战一触即发。井上因病，被遣送回日本。不久朱可夫率领的苏军一举击败日寇。死里逃生的井上，随濑越宪作来到上海，百感交集。他和顾水如一起下过棋，将返日本，又希望获得顾水如的手迹作纪念。 他们是旧友，在顾水如游学日本时，相交于棋坛。此刻，顾水如必推敲再三，方援笔书之： 藏机守默自通神， 妙技而今海外珍， 壁垒森严警急劫， 岂知身是局中人。 前两句自然是在写围棋，后两句呢？可以理解为下了一局紧张激烈的棋，两人下得忘我，都已“坐隐”。有没有弦外之音？顾水如在诗后的文字中，说到了唐朝、清朝，我国、东瀛。再读“岂知身是局中人”，便可从棋盘边上站起，换一个空间再读。 自本因坊秀哉去世后，濑越宪作无可置疑成为日本围棋界的精神领袖。向濑越宪作的学生赠诗，便是曲折地向日本的棋手们传递情感。读此诗时，便会想顾水如落笔时，当仁不让的身份是中国的“国手”。 中日围棋重新正式对局，要到十八年后，在陈毅元帅和松村谦三先生的努力下方始实现。一九六〇年濑越宪作率日本围棋代表团打破坚冰访问中国，濑越宪作已经七十一岁，和六十八岁的顾水如握手言欢，手谈一局不计胜负的棋。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濑越宪作率二十九位著名棋手联名发表呼吁书，号召日本数百万围棋爱好者参加要求恢复日中邦交三千万人签名运动。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和杉内雅男等举足轻重的大腕。十二月二十二日，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崎世民率领部分职业棋手直接走上东京街头，在闹市区征集签名。九段梶原武雄背着大喇叭，摇着旗子，宣传日中友好……他是一九六四年访华的日本围棋代表团团长。中国棋院前院长华以刚记得梶原武雄曾经说过：“我到过中国，在战壕中朝天放枪。” 可惜，这一切井上一郎都没有见到。“二战”后不久，他便因病去世了。 我流连在渔阳里的那个下午，弄堂里无人。大门宽阔，涂着黑漆，门框上有二维码。我的行走缓慢而拖沓，寂静之中，听得到空洞的脚步声。 那时的围棋很久没有走出那个不大的圈子，并未真正光顾如我们这里的弄堂，特别是和合坊这样的旧式石库门。那些奔跑的孩子，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还不知道出后弄堂往东拐，就是品芳茶楼，出前弄堂往西拐，走不远就是襄阳公园茶室，围棋离开孩子们不远。 不过，即使数上十遍，他们的零用钱，也不够找一位启蒙先生。 小孩子下的是斗兽棋，初小生下的是军棋，高小生以上，便将爸爸们一枚枚酒盅大的象棋搬出来，闹哄哄聚集了一大帮人，像是在吵架一样，争论象棋文化第一章第一节：红先还是黑先。真正会下象棋的，如汤家大毛，远远瞟一眼，便伸出两个指头摇摇，顾自走出弄堂，去找人借棋谱读了。 在和合坊红色的墙壁上，读得到报纸。很多老人围在铁丝编成的报夹前，读连载小说。偶然一天，我在人缝中挤进报栏，读到一则顾老的学生陈祖德战胜日本九段的消息。我便在自家斗室翻遍角角落落，终于在大橱底下的抽屉里，找到一副散落的玻璃围棋子，又找到一张父亲用鸭嘴笔画出的棋盘，摆在弄堂里，找人下五子棋。观战的有一位中年人，他曾经是校长，又喜欢孩子，在弄堂中闲走几步，看看人们下棋打牌。他只说了句“是围棋啊”。他应该是知道围棋的，不过我们并没有拜他为师，那时的孩子都很警觉，他是“右派”啊！ 那时候大多数学校并没有围棋课，也没有围棋兴趣小组，当然不知道顾水如曾经住在隔壁的弄堂里，更不知道后来读书的学校里，那位个子不高但气度不凡的物理老师，竟然是一位围棋高手——朱福源，一九六二年新中国首次评选的专业三段棋手。他教高二，可惜我们高一将要读完，便“文革”了…… 那时弄堂里的孩子，一次次错过了围棋。 忽然听到蟋蟀响亮的鸣叫。我不信今天的弄堂里还有养蟋蟀的孩子。似乎蟋蟀声就是从顾水如家里传出来的，唯行家的虫子振翅，才有金玉之声。 在上海沦陷的日子里，顾水如养蟋蟀、放风筝、驯鸽子。很少有人知道，顾水如在天津还养过一匹名曰“良友”的马。顾家的蟋蟀不是老克勒捂在棉袄里的鸣虫，而是善斗的大将。“良友”也不是拖着破车的驽马，而是获过奖的赛驹。 四 顾水如还是搬出了渔阳里。早先顾水如顶下那栋房子，恐怕已经是倾囊所出了。上海弈社关闭之后，顾水如虽在另外的棋社任甲等指导，毕竟不是稳定的收入。 解放前后，顾水如课棋为生，在襄阳公园印刷了棋票，每张两角。与顾水如下一局棋，需要十张棋票。 解放后，陈毅感慨老棋手没有社会地位，便嘱咐将其中优秀者招入文史馆。顾水如因其声望，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他前半生都在盼望的时刻到来了，可惜，此刻他已只剩余热了。 值得流连的是黄陂路三○四号，这里的场地记忆，可还原上世纪上海围棋的惊人起飞。我在此盘桓久久，是因为很长时间知道顾水如，仅仅因为他曾经是吴清源和陈祖德的老师。 真正老上海人说起这一片建筑，不在大剧院，而在租界的跑马厅。新上海人民兴建了人民大道，大道将跑马场中分为二。大道北边是人民公园，大道南面是人民广场。当年为跑马厅留下了钟楼建筑、厅堂和水泥台阶的看台。靠近台阶的南边，成为体育宫。 顾水如的学生陈祖德在《超越自我》里，说到他一九五九年一月去体育宫报到，参加集训。 一进门，就看见一个好大好大的看台。我得走到这个看台的最高处，才能找到围棋集训队的那间屋。对于十四岁的我来说，这个看台有着那么一种了不起的、神秘的意味。我一级级地向上走着，好像总也走不到头似的。没有想到，从此我便在人生的阶梯上开始了那没有尽头的攀登…… 北边的钟楼建筑，依旧巍然。午休时间，陈祖德就去上海图书馆读书。 一九九二年，我也曾经一步一步走上台阶，为了写《黑白之道》，采访《围棋》杂志的编辑曹志林和赵之云。那时候，编辑部与上海击剑队同在一个屋檐下。见到那些英俊的青年剑客，双手放在背后，从阶梯的最下方，作“蛙跳”，一直跳到最上一级，再跑下来，从第一级重新开始。周而复始，也是“没有尽头”。 那时的《围棋》杂志，和击剑队仅一墙之隔，剑与剑的撞击声，声声入耳。也听得到教练严厉的吼声和队员击中的欢呼。 我取出了录音机。那时，谈论的主题是世纪之交中国人的围棋观。没有细谈顾水如，是一大遗憾。 如今我站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和大剧院前的那条小路上，抬头望天，看台已经是一道看不见的天际线。晴空，有白云。天上一只鸽子飞来，那是顾水如的鸽子？一只风筝扶摇直上，那是顾水如的风筝？ 也无鸽子，也无风筝。我想听到云上的声音，那是顾水如在讲棋，特别是为孩子讲棋。 在北京，为了讲棋给天才吴泉听，顾水如雇了马车，特地把刚满十岁的孩子接到自己家中。有一天，孩子的母亲也坐着马车赶来，说希望吴泉有一个“字”。正好顾先生的哥哥也在，便说“泉水是清的”，顾先生说，“泉水是源远流长的”。吴家妈妈拍手称好，人们便以“吴清源”称呼吴泉。在襄阳公园，陈祖德父亲的棋友“周文王”特地带了七岁的陈祖德，在公园茶室外显眼处，专等顾水如过来，和陈祖德下了一局让七子的棋。“周文王”便隐没在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里，听顾水如讲棋…… 云中出现一人，怀抱古琴。赵之云从《围棋》杂志的那间旧屋中翩翩走来，用竹壳热水瓶为我泡了一杯宣统御赐的古茶，自己也泡了一杯，我们便走到看台最高处，坐在台阶上。 “他的理论师法日本，但是他对日本棋法从不迷信，年轻时，便敢于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曾经质疑过日本当时屈指可数的高手铃木为次郎和野泽竹朝棋中的某些着法，而且刊登在日本《棋道》杂志上。想想吧，当时中国棋界积弱已久，顾水如竟敢怀疑遥遥领先的日本棋手…… “我年轻时听过他讲棋，他对围棋的认识，是辩证、积极、科学的，他绝不是食谱不化的学究，围棋观当胜人一筹，故在围棋理论上，探得真髓。” 在那种大砍大杀的古老棋风面前，顾水如源自日本的棋理，自然会让人深思。每每讲出周围人未知的道理，四周鸦雀无声。他必稍稍停顿，左顾右盼，目光炯炯。 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围棋训练班在看台侧面背后的三○四。顾水如是高级班的教练。那里当年也是围棋爱好者的乐园，有时候顾水如也会出来，和爱好者们下让子棋。 那时候高级班的学员有华以刚、邱鑫和曹志林。家住得最近的是华以刚，他是第一个报到的。邱鑫住得稍远，报到晚一些，曹志林住得更远，他来的时候，顾水如已经开课，他自报家门，请求顾老收下一个热诚的少年爱好者。顾老对下棋的孩子一向喜爱，便破格收下。华以刚小曹志林两岁，可又是顾老最早的学生，常常认曹志林为“师弟”。曹志林便报以憨笑。 疫情期间，给曹志林打电话，想从他那里听到顾水如讲棋的声音。 他告诉我，某日，顾水如突然和一位还年轻的业余棋手争吵起来，喉咙蛮粗。原因无非是因为在一个局部中，是先填一子还是先接一下。顾水如不肯退让的原因是，他已经将其中的道理再三解说，而且在棋盘上摆了变化图证明，为什么还要争？而那位业余棋手却以为，不是你顾老说错了就是错了，我难道不能说说自己的道理吗？ 两人都气呼呼地离开了棋盘。唯有少年曹志林走了过去，默默记住了这个形状，自己研究了次序。两种下法，差距仅在毫厘之间。 你得佩服曹志林对于形状的超级记忆力。电话中，七十五岁的曹志林说最近用人工智能软件，研究了十五岁时记住的形状。人工智能判定，顾水如的下法更为合理。 我以为故事背后还有我所不知道的顾老面貌，便念着下一次再给他打电话。可惜，之后再也不是他亲自接电话了，过了不到两周，便得到他因感染新冠去世的噩耗…… 一连几个夜里，面前出现的都是曹兄的面容。有一天，又在推敲这个细节，突然想到他说过，由这一着棋，便可知他是职业棋手。他仿佛在责备我，对于棋艺，你是真的浅薄，能够辨出毫厘之差，只有真正的高手才做得到…… 要听华以刚重现顾老讲棋的声音，便要走到南京路上。上海体育俱乐部，这是“西侨体育会”的旧址，十层楼高的西式建筑。 一九六二年，上海棋社获通知，六城市少年儿童围棋比赛金秋将在北京举行。于是暑假便召集小棋手，在俱乐部强化集训。顾水如和林勉担任教练，顾老是主要老师。 有一次电梯故障，七十岁的顾老一步一顿上了五楼，不住喘气，连声说“老了，老了”。 华以刚回忆说，孩子们刚刚下完的棋，他便复盘讲解。顾水如自然是复盘的高手，华以刚那时只有十三岁，听得津津有味，今天回忆起来便是：“收获很大，有每天都在进步的感觉……” 赵之云还在云间，他说：“顾老自是负有时誉的代表人物，他才气横溢，棋理清晰，自有不少令人钦佩的长处，但是他最明显的短处是并不善于与同辈棋手平等相处。他出名早，名气大，资历深，留过学，捧场的人也多，棋艺当然是第一流的。他便有很强的优越感，小觑同道……” 陈祖德也曾经说过，顾先生认为，在中国，即使再高明的棋手，包括刘棣怀先生，都不能和他相提并论。 在和爱好者下指导棋时，顾先生经常这么问：“刘大将让你几子？”对方如答三子，则顾先生必然要他放上四子；对方如说四子，则顾先生无疑会让他放上五子。……顾先生是个个性很强的人，他处处要高人一头，也是不奇怪的。 讲棋精湛的顾老和清高孤傲的顾老，本是同一个顾老。那种清高孤傲，是行走于民国江湖之中护身的无形硬壳。 一九四九年深秋，陈毅曾经去襄阳公园，询问棋迷，谁是上海最好的棋手，棋迷回答“名声最大的是顾水如，下棋刚猛的是刘棣怀”。陈毅和顾老便有了围棋交往。下棋时，少有深入的谈话。三言两语，便感受到博览群书通晓诗文儒将的阵阵清风。陈毅调到北京之后，某日回沪，便招顾水如去。陈毅问，办一个业余围棋学校，你来当校长好不好…… 与陈毅下棋，顾水如身上的孤傲一点点褪去，诚恳一点点滋长。 疫情过去，终于在图书馆读到可以品味他的讲棋风格的文字：《围棋对局解说》。 这是一本特殊的教材。五位民国大棋士，为写书，特地下了八盘棋，现身说法，启发希望把棋下好的读者。这是一九五七年老棋手面对读者的诚恳，他们弯下腰，比量着当年读者的水平。那些言语，即使没有段位的爱好者，读来也毫不吃力。字里行间有着有教无类的真诚、诲人不倦之恳切。 书中顾水如的对局，一输一赢。 当然要细读他输给刘棣怀刘大将的那一盘，看看强强之间如何对话。有十幅行进中的棋谱，每一幅棋图，便有一长段两人的自评。棋手间的手谈，由文字化为面向五千棋迷的笔谈。每一着棋，有多少选择，每个选择会有怎样的形状变化，对于局部如何，对于大局如何，两人都侃侃而谈。 在自评中，读到了两句话： 白棋76一着，可能是本局失败的首要因素。 154至166，大块虽勉强逃出，然形势已非……本局至此，胜负已决，结果负四子半，已属于幸运。 下棋是一种艺术，讲棋又是另一种艺术。下棋者，必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心甘情愿被孤独笼罩。讲棋者不然，唯坦坦荡荡，将自己和棋手都化作透明的玻璃人，方可细致展开人们看不到的内心谋略和决策。现在，顾水如坦承败局，等于他用高超的讲棋艺术，在批判反省自己曾经自负的对弈艺术。他的内心必然纠结过，又舒展开来，以新社会人的姿态面对败局。这里当然有着老年棋手告别一线的辛酸。不过，这难道不是他十七岁起，在报纸上编辑围棋栏目的继续？ 再望天空。赵之云褪下蓝色的布套，便见古琴的真容。起手弹奏，竟是《高山流水》。 琴音还在缭绕，云间已然没有了赵公。我手中捧着的，也不是那杯浓得近乎墨汁的古茶，而是陈祖德和赵之云三十多年前写的书，以及顾老的棋谱。 顾水如的经历，令他逃不过一片火红的年代。 没有“戴高帽”，没有重量级的批斗会。不过老棋手的挂念还在围棋。尽管他已经退休，可是听到到处锣鼓敲响，见到街头红旗飘飘，棋社里无人下棋，便很惨然。那等于说，老棋手为之毕生奋斗的竞技围棋已经没有价值。 顾水如的工资已经被扣发，寄钱补贴家用的儿子在北京遽然去世。某天，他拿着工作证走进银行，卖出了妻子的耳环、戒指和木鱼，计合纯金十四点九七克，获四十五元四角一分，可暂济窘迫的家用。 一九六七年，那些寒冷的冬夜，跑马厅的屋宇里，他和一班老棋手都参加了学习班，睡在水泥地上。他们如几枚记载在精彩棋谱上的棋子，曾占领要津，威风凛凛，现在被扔回棋盒，便什么都不是。 顾水如与刘棣怀和王幼宸睡在一起，这才彻底地相濡以沫。这里本不是居室，高敞而无暖气。家人心疼他们，送来厚厚的被子，衰老的身体便隔绝了水泥地的冰凉。那些老人，担忧晚上的起夜。黑洞洞的，古稀之人一脚踩空，便会摔倒。七十六岁的顾水如研究出一个奇妙的“手筋”，家里送来的炒麦粉，吞下便会吸收胃部的水分，可坚持到早晨不起夜。于是推荐给身边的老友。鼾声此起彼落，直到天亮。 他们并不知道，革命高潮之后，便是文化的真空。 他们的学生在工厂、在农场又拿起了棋子。或许是为了打发庸常日子，却让围棋不可思议地回归民间。 曾经接过幼时玩伴刻好的蜡纸和纸张，印完大批判传单，便来制作粗糙的油印本：歌本、象棋、围棋和桥牌。和合坊里，流传过最简单的围棋死活题。在教室里，在宿舍里，在弄堂里，下棋的人渐多。胳膊上还箍着红袖章，手指却在棋盘上点目。三○四棋室的棋迷已经星散，暗地里却依旧在下棋。棋迷间的友谊，随着纸做的折叠棋盘，跟随少年棋友上山下乡。 一九七三年，围棋恢复。“七君子”为首，国家队重新集合，便分南北两路，一路表演一路讲棋。蹉跎十年，围棋并不蹉跎，却是生聚十年，教训十年。 围棋一恢复，突然冒出了一支现成的教练队伍，民间的围棋又推进了竞技围棋…… 一九八六年四月，上海体育俱乐部的门口曾经围着很多看热闹的人。中日围棋擂台赛有两场比赛在此举行。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那时需要仰望的中日围棋名人。查检旧文，藤泽秀行和聂卫平等超级棋手当年的形象都在眼前： 三楼图书室，安静异常，周围满是书和杂志，中间一副围棋。散散落落坐着的，是中日高段位的大师，绝无激战气氛。瘦削的藤泽秀行剃着短短的平头，戴副花镜，整个身子仿佛埋在椅子里，有时漫不经心浏览报纸，有时抬起下巴眯眼一扫棋枰。聂卫平呢，好像永远在思考，他一手握空拳支着硕大的脑袋，另一只手嚓啦啦在棋盒里拨弄着棋子。他不苟言笑，不时与藤泽先生交换一下眼色。……藤泽先生默默不语，突然他苍老的手指夹着一枚黑子，高高举起，“啪”一下投到某点上，于是大家全会意地笑起来，“哦，是这样？”棋子复又捋去，只让聂卫平默默地对着棋盘。 隔壁的休息室里，又是一种氛围： 几乎全是老同志，白发苍颜，拄拐杖的，戴助听器的。你瞧，那面一位老者，凝神端视棋盘，不时微微颔首，你似曾相识，搜索记忆，他曾是一位经常在电视上出现的领导。……从新四军起就相熟，不必客气，指手画脚有之，脸红耳赤有之。一位老作家竟然起座绕了一个大圈，走到大棋盘前比画一番，这才心满意足回来坐下。 他当然就是《红日》的作者吴强，新四军老战士。 偶有几名稚童，一语不出，端坐一隅，那必是俱乐部围棋班的小将了。 十岁的常昊也在其中，常昊是弄堂里出来的孩子。 二楼大厅是大盘讲棋现场，一场棋那时需要讲好几个小时。我们那时还住在弄堂里，我的女儿比常昊小两岁，也在上海体育俱乐部学棋。我女儿和她俱乐部的同伴，都在大厅听棋。这里还有全上海的教练，这一局棋，不久就会出现在各区少年班的大棋盘上。 弄堂里的报栏，上午有解放文汇，下午有晚报。凡有棋赛，报栏前总有很多人。某个夜晚，我从报社骑自行车回家，路上穿过不少弄堂。见到某条弄堂中，幽暗的路灯下，报栏前还有两个孩子在看报，手电筒的光芒聚成了一个圆，罩在一篇新闻上，聂卫平在擂台赛上又下一城。 围棋和新闻、和孩子，奇迹般在弄堂会合，如看不见的毛毛雨，滋润着人们渴望胜利的心。 可惜，顾水如没有见到这一幕。 五 终于和朋友一起去了松江的古仓城遗址。 顾水如是从河滨大楼搬到此地的。一九五四年，因陈毅的倡议，老棋手们得到了很好的安排。顾水如从襄阳路新乐路旧居，搬进河滨大楼宽敞的房间。他享受了教授级别的高级知识分子待遇。 一九七〇年，陈祖德从北京回来，拜访了老师。那时，顾老已经从学习班回家。 我跨进那老式的电梯，在那长长的、有些阴森的走廊上快步走着。我的心在呼唤着：顾先生，顾先生！我推开了顾先生家的那扇门，他那宽敞的房间里，有十来个小孩围在一张桌子旁，顾先生被这群小孩包围在其中。这些小孩都才十多岁，活泼可爱。而顾先生呢，已是一副老态，他直到七十岁时头发还是乌黑的，如今却全成了银白色，连眉毛也白了，以前的精悍一去不复返了。 这是陈祖德最后一次走进河滨大楼，最后一次见到老师顾水如。一年后，顾先生搬出河滨大楼。叶落归根，顾老原先是奔着枫泾老宅去的，不过，那里已经有人住着。西行之路，终于在距离枫泾近四十公里的松江古仓城停了下来，他住进向阳新村。 这一带早就要拆迁，新房子有一些已经造就。有展览馆，也有展示区，更为未来的游客预备了一座不小的咖啡馆。残存的旧屋，挂着清朝建筑的牌子，内里已经破败不堪。一些老人背着手，在街上走着。问他们是否知道顾水如，都说不知道。一条小弄里，有一位守着竹器农具摊子的中年男子。问他，他说：“我印象中有迭个人，不过房子拆掉了。”他用手指指大仓桥堍一带。那里的新房子已经很有规模。 朋友喊我，说是工地外的围墙上，写的字、画的图很有意思。 字是告诉来此的人，松江这一带本有土话： 有一种喜欢叫“相信” 有一种厉害叫“结棍” 有一种认可叫“来三” 有一种干脆叫“一记头” 有一种急躁叫“投五投六” 有一种乱七八糟叫“一天世界” 有一种稀里糊涂叫“神知无知” 有一种迟缓叫“木知木觉” 有一种过去叫“老里八早” 有一个语气词叫“格么” 再看壁画，画的都是街上曾经有过的店铺： 鼎新鸡粥店、黎明日夜商店、群磬药店、仓桥理发店、城西剧场、城西打铁店、益民点心店…… 很感激那些涂白墙壁、写字画画的年轻人。当他们看到这里将要改变，便恋恋不舍留下了曾经数十年不变的日常，为游客，也为自己。 便也可想象，顾水如用枫泾话和松江人聊天。在鸡粥店喝着鸡粥，他“相信”松江的大米。在益民点心店呼呼吹着烫嘴的锅贴，他也“相信”枫泾猪的鲜肉。他理过发，板寸式样，在隔壁的打铁声中，回想“老里八早”拖着辫子的童年…… 枫泾的茶馆，三点半摸黑生火，四点，水噗噗滚了，便开门迎客。这一带已经没有了茶馆。顾水如邂逅了一群爱好者，在三里路外一条旧街找到一个可以手谈的茶馆。那些爱好者与顾老，有让三四子的差距。他们眼中，顾水如即使老了，下棋还是“结棍”的，讲棋还是“来三”的。顾水如便也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将竞技围棋还原成为市井乡野的游戏。 如此，顾水如视古仓城老街为家乡，受伤的心，被乡音和乡情温暖。 可惜，这样的日子，仅仅持续了五十天。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搬来，六月十九日，顾水如因患肺气肿去世。三天之前，他还在和爱好者下棋。 我站上了大仓桥。 河不宽，是活水，此河在唐朝便有了记载。此桥形制在明朝就有，至今依旧能够辨出古老的石板顽强地嵌在桥中。 想象一位瘦小的老人曾经站在这里，俯身看着河水，手抚桥栏。 曾经用水流做比方，讨论中国和日本的围棋交往。棋如长流之水。谁的棋好，谁就在上游。棋不如者，若其志仅在守成，可静待上游的水流过来。然真正的大棋士，便逆流而上，班门弄斧，先学后创，早晚要见识上游风光。 逝者如斯。水在流，谁在逆流而上？ 与棋友编完上海现当代围棋史，我们感动了：二十世纪之初，中国大约有不到十位棋手，启程追赶相当强大的日本，那里有少年的顾水如，而且他走得最远，一直取经到了日本。民国半个世纪，战争、灾害不断，曲曲折折，仅赶上了日本大约两枚子。一直坚持到解放的，棋界还剩下约十名中坚棋手。此十人已经不是过去的十人，花甲棋士顾水如仍在其中。 陈祖德曾经描写过顾水如的眼睛。 他那突出的脑门下面的一双大大的眼睛才是他的不平凡之处。天下大眼睛有的是，但像他那样有神的却为数不多，他的眼睛是明亮的、机灵的、深邃的、具有洞察力的、富有经验的、闪烁着智慧的。 谁要是看到顾先生的眼睛，便会感到此人不凡，决不可等闲视之。谁要是已经和顾先生熟悉了，那更会在他的炯炯有神的眼神下对他肃然起敬。 我接触围棋太晚，不曾见识顾老这一双大眼睛。 一九八八年，在北京首届应氏杯的赛场采访，我见到了年过八旬的过惕生。他垂垂老矣，穿着一件旧中山装，独自一人坐在观战室距离棋盘几米的地方。人们走过，都尊敬地点头致意。他是聂卫平的老师。聂卫平是这一场世界比赛最引人瞩目的中国棋手。 偶然，老人站起来，慢慢踱到年轻棋手的背后，一看棋盘上陌生新鲜的形状，昏花老眼，立时放出光来。想起“小过”曾经在渔阳里顾水如故宅住过多年，顾老指点过他，那种眼神，莫不是当年传道的见证？ 一年后，他去世。民国棋手眼里的光，便成为留给当代棋手的遗产。 我的手抚摸着桥栏，希望在桥栏上感受顾老的手温。 远处驶来一条清理河道的木船。船上一农人，用两根竹竿，搅动河里的水草浮萍，夹到船上。河水悠悠，载着船缓缓过了大仓桥。 农人摇着橹，回头，看了我一眼。再回头，又看了我一眼。我意识到在桥上站着的仅我一人，痴呆呆的老头，又不像是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