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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高邮段被人们称为上河。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常一个人骑车过老淮江公路沿上河北去界首古镇。公路在京杭大运河的东堤上延绵，是一条可以上溯到秦朝的古老道路。公路沿线东去数百里内，便是以小城高邮引首的里下河平原。骑行这段往返百公里的路程，是地理上的穿越，也是城市心理中的探幽。

新的公路特别是高速、高铁到来后，运河边的旧路被时间所隔膜，两岸遮天蔽日的树林下倒成为骑行者的乐地。上河之畔的旧地，就像是城市书架上的一本旧书。它还值得一直被我们翻阅和铭记——上河风物如味道、风俗、掌故及至一草一木，是任何高速与高效都改变不了的坚硬事实和一往情深。

高邮城北上骑行三十五公里就似乎回到秦朝。界首古镇与宝兴县相邻，以子婴河为界限。东去据说入海的子婴河，是小城高邮地理上北部的界限，也是历史上城市源头的某个界限。高邮，因秦王嬴政在此“筑高台、置邮亭”而名，子婴河乃因子婴在此兴水利而名。所以到了这里，便抵达了当年滨海驰道上的秦朝。但事实上，到了界首古镇的南北大街，明清风情已经是现实遗存的极限。可如果那些修旧如旧的街道显得不够真诚，至少在街边两块钱吃三块闻名遐迩的界首茶，还是能解除一些口舌和心理上的疑虑的。

茶干并不是什么稀奇的食物，甚至都不要太多的解释。长江下游十二圩、当涂采石和界首茶干被称为“三大香干”。豆腐干成为香干乃因为酱，酱是江南的科学也是深情。湿润的江南需要酱汁的浸入才能久贮食物，成就了传说一样顽固地道的味水。界首茶干制作的工艺有二十道，其中有十三道事关酱水。茶干的形状犹如银币，如同国漆一样黑里带红，红中发亮，就像下河老人深沉的肤色。外表满是蒲包纵横交错、细密有致的纹路，也让其留下了草木的纹理和清辉。茶干味道扎实老道，加之中药“莳萝”的特别参与，成就了特别的食物意境。

江北的高邮小城认定淮南也在江南，仍与扬州一样在文化心理上拥有某种细腻温婉的气质。桌上见到茶干，常是用细腻的刀工切丝以高汤大煮，或者切丁与芫荽凉拌，是典型的细作之食。粗鄙如我辈，骑行数十公里腹中空空，却觉得拈之大嚼才吃得快活。城里的桌上也多有这种原块煮食的做法，比之那些精致的细作痛快十二分。界首茶干以陈西楼与袁氏最出名。我认识袁氏茶干主人袁大胡子，他还是个善行草书的书家。颇有些见识的他，大概为了茶干的名分和市场，给我讲起了民间的传说。这里的人们坚信是乾隆皇帝下江南到界首的时候，在龙舟上闻到茶干的异香而离舟登岸，寻访到了这口似乎皇家也难得的吃食。说乾隆不禁一口气连吃了二十多块，还谕旨地方每年进贡万块以供享用。这种传说有一种特效，就是让人在品尝的时候，有一种“代入感”——好像你也能吃出一种古意和威严。

且说皇帝因为一口小食而登岸流连，人们的善意看来还是富有创造性的。但这个传说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皇帝的威风从京城吹到江南，远望的人们愿意自己脚下的土地沾染点贵气也并不过分。在历史正经的记忆中，康熙乾隆二帝确实多次抵达高邮。如后世州志有载：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驻跸界首，派人测量运河水位，清水潭、九里等处水位，命速修高邮隔湖石堤和运河东堤。石头和历史固然是坚硬的，但善变的传说也未必完全不可靠。百姓朴素地利用皇帝的“人设”来兜售自己的生计，也算是一种朴素而可爱的智慧。细想这岂不也是今天请“网红”或“县长”带货的套路根源。皇帝登了码头上岸的严肃历史，为人们的生计留下点可以戏说的由头流落民间，就像是平凡的茶干在意蕴深长的酱汁里炮制出风味——至少今天茶干还扎扎实实地在古法中带着古韵。

界首大码头并不大——是岸边人觉得很大，就像里下河的人们坚定地认为所有的河流都通向东海。过去码头边好些人们拎着篮子卖东西，除了茶干还有茶鸡蛋或瓜子，都是消遣的吃食。初夏时还有卖栀子花的，它的香味和其蓬勃的枝头一样热闹。人们买了花在鼻子边猛嗅，有些人过后就扔进上河水里，有些忘记在衣兜里成为花干，记忆就像花香一样久久不散——就像今天记忆里不散去的码头上热闹的场景。

大码头在镇西的上河两岸隔水相望。任何先进的车辆也解决不了隔河千里远的事实。只是大码头的热闹已经成为“据老人们讲”的“听说”。我喜欢坐在岸边等待船来的时间。车和我一起在疲惫时的顷刻等待，让人心里充满了安宁。我本也可以原路返回，但除非雨天才仓促而返。通过码头边的等待，见到上河黄昏下的“半江瑟瑟半江红”，那是绝对值得的遇见。

界首大码头上的机帆船，就像是那傲慢的船工一样悠然，一切按照他们自己的节奏来往两岸之间。待渡是一种无奈的对抗，也是一种诗意的盼望。从城里骑车而来如我，常被匆匆行色的人们眼里的不解所包围。我知道他们心里一定在想：这些城里人到底是无聊些什么，要骑车几十公里来等一条渡船？其实，我只能算是在城里生活的人。我也并非总是无所事事。而正是因为繁忙过度得来的无助，我们更渴望无聊等待中的停顿。大码头向南三十五公里外的生活，比起这里人们的简朴与无奈，其实充满着更多的疑惑和无助。正如上河之畔不断生长的城市，对于千百年来按部就班流淌的河水，在快与慢、多与少、旧与新的对峙与纠结中，人们还是没有找到最标准或妥当的答案。

船家脸上的酱红，有些与夕阳一色的意思，也让人怀疑那是不是中午残留的粗暴酒意。反正他和船都是这个样子，一辈子在东西两岸来回，任何人奈何不了他们。船帮挂着粗厚的旧车轮胎，撞击着坚硬的岸边。除了登上西去的渡船，我已经等不到卖花的老人。有些人现在赶去城里卖花，还带着湖上新长的莲蓬。这些他们眼里的平素之物，在三十五公里之外的城市，价格不菲且颇受欢迎。

三千里运河流到界首大码头停顿一下，成全了等待的人们来来往往。上岸后便忘记了轻易就可以被忘记的经过，包括那晴天不曾或缺的夕阳无限。我便登上了荒烟漫草的西岸往南，朝着出发的地方逶迤而去。此岸西去是浩瀚的高邮湖承接着喜人的暮色。大运河流到高邮，成就了河湖相连的壮阔景致。大河之畔的东西对峙很有意味，一面是炊烟袅袅的人间，一面是人迹罕至的天然。它们其实都是古老的，只不过一面是古韵新姿，一面是故道旧意。今天，善意的人们修饰了原来的路数，用先进的材料改观了老路，可是终究没有让西岸边静卧的渔村变得年轻。旧道换新颜之后，渔村的人被突然改变的速度弄得乱了心思。他们弃舟登岸，放弃了原来渔舟唱晚的日子。这些在湖上被认为诗情画意的日子，由东岸“渔民上岸工程”的好意所改变。最后留下“依依墟里烟”的屋舍，供陌生人来体验“渔家乐”的趣味。只是这些趣味已经是被资本定义的、被经营划定的、被城市享有的，却偏偏已经和渔家生活不再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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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便的骑行将渔村抛在身后，再往前是彻底的野地，草木都显得无比陌生。骑行在这样的静谧之路上，孤独但并不会恐惧。遮天蔽日的树木间偶然掉下来的细碎光线，就像是历史深处的小故事一样别有滋味。

离界首大码头往前十数公里，河流在马棚小镇打了个弯，就像一篇文章点了个顿号。马棚湾边岸上卧着一头铁水牛，目光炯炯地望着南来北往的一切。我曾见这尊镇水铁牛被安放在纪念馆里，可是经年累月锈迹斑斑毫无精神。后来人们将它送回老家，它又立刻精神焕发起来——盼望回家看来是万物生灵共同拥有的情绪。民间说马棚湾铁牛为刘伯温所铸，这当然也是善意的演绎。铁牛上自有铭文明示：惟金尅木蛟龙藏，惟土制水龟蛇降。铸犀伏镇奠维扬，永除昏垫报吾皇。辛巳午日铸。

马棚湾铁牛乃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所铸。康乾视察运河一线水情，命河工总督张鹏翮铸造了“九牛二虎一只鸡”镇水。“九牛”为九头水牛，“二虎”乃两条壁虎，“一只鸡”是一只公鸡。马棚湾铁牛是其中一尊见证了水患无情，今天它的饱经沧桑，被不知轻重的后人如我说成了古韵诗意。

马棚湾及其所临清水潭一地水患频仍，水是破坏也是一种建设，这里也是传说、诗文以及风物茂盛生长之地。此地还有一点“著名”，乃是吴三桂祖籍地——其祖上因养马之事在高邮生活过。吴三桂卫籍辽东广宁前屯卫中后所，后又转战西南称王云南，又或后世还有贵州黔东南藏着“高邮村”虚实难辨的传说。

我妄自揣摩他无论走到哪里，有一种密码定是生命里长持的，那就是风物所养育的口味。有一年，我在云南某县的路边，见过大堆的慈姑待售。那一刻我立刻想到了自己家乡的马棚湾大慈姑。为水患所苦的运河以及东去的平原在此处弯急水深，梅雨和秋汛常让稻米难有收成，当地人便靠水吃水种养慈姑荸荠。“马棚大慈姑”是远近闻名的土产风物。吴三桂在云南平西王府里不知道有没有吃到过慈姑？又有没有因此想到家乡马棚湾的味水？一个人的口味隐秘而顽固，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同样从高邮到云南的汪曾祺，最后定居北京却还一直记得这种寓意着苦痛和不安的味道。他在北京的菜场看到这种家乡常见的风物，这样说道：北京的慈姑卖得很贵，价钱和“洞子货”(温室所产)的西红柿、野鸡脖韭菜差不多。我很想喝一碗咸菜慈姑汤。我想念家乡的雪。

上河之畔的儿女们都是带着家乡的风物与滋味从码头出发的。他们不管所去何方都顽固地暗记故乡的风土。马棚湾也有一处码头，不过是一叶扁舟的小渡口。这里的摆渡并不需要等待，岸边的人们只要扯着嗓子喊一声方言土语，老渡工就像隐士一样出没在横亘于时光的波涛里。有一次，我的车子赌气一样瘪了后胎，就慌张地朝对面叫喊：“过河噢，过河噢……”于是渡船就如约漂泊而来。从西岸到东堤的西墩渡口，就像是从虚无游走到了现实。舍船靠岸便见草木丰美的清水潭，水乡的风物大抵“窝藏”在此地的水土之中，这些都是颇有些口碑的万物生长。听说早年生活困苦的时候，祖辈们曾经从这里贩了茨菇，去里下河平原东沿线的盐城兜售——很多年后我去那里读书时，有老人问到我的老家后，淡淡地说一句：“哦，你们那边马棚是产大慈姑的。”

但今天我们坐的船，除了过河的需要，其他已然空无一物。人站的船在水里一漾，波浪就像有了穿梭时光的力量，把古往今来都模糊得让人觉得失真——多少年来有多少上河的子孙，是靠水上的漂泊把乡愁与风味带到他乡的呢？

1078年秋日，才子秦观从运河北上。看着家乡风光渐远，他不问日夜地逆流而去，北上寻找自己想见的世界。他把古邗沟边的一切都装在行囊里：“霜落邗沟积水清，寒星无数傍船明。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此时家乡的儿女情长和他心里想见的人比起来，似乎又不再那么重要。他学着李白的豪情，一声“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就像是船老大的吆喝，决绝地直往运河北去的徐州奔去。在这位高邮人看来，这次“追星”之旅甚至比科考还重要。

此时的苏轼正春风得意。他在徐州治水得法，内心的豪情加上工作的快意，一时眼里满是舒畅。秦观作《黄楼赋》奉上，坡仙自然十分高兴，连声称赞这位高邮人有“屈、宋之才”。秦观还带着运河畔“菰蒲深处”的风物到了徐州，并用诗写了一份礼单《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诗人就是有这样的本事，能够在平俗的事物上看到深情。并不需要太多的修辞，正如古道西风瘦马的几个名词放在一起，万物竟然有了惊人的意趣：

鲜鲫经年渍醹醁，团脐紫蟹脂填腹。后春莼茁滑于酥，先社姜芽肥胜肉。凫卵累累何足道，饤饾盘飧亦时欲。淮南风俗事瓶罂，方法相传为旨蓄。鱼鱐蜃醢荐笾豆，山蔌溪毛例蒙录。辄送行庖当击鲜，泽居备礼无麋鹿。

这份礼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土特产”，秦观是以方言写高邮风物。莼、姜、鱼、蟹点在题目中就说明了，“法鱼”是风干的鱼，“糟蟹”即是醉蟹。又有“先社姜芽”乃秋社前采的子姜。“凫卵”，当然是天下闻名的高邮鸭蛋。凫本指野鸭，而趋之若鹜的“鹜”才是驯养的鸭子——这两种鸭子今天仍然游走在上河之畔的日常里。秦观的诗用方言写土产，押仄声韵，和这些土产一样新鲜而充满了欢快的情绪。方言是一种很有魔力的东西，用土语写自己家乡的土产，可见这位高邮人的自信。带着上河之畔所产风物的秦观，一定也是带着“江淮官话”的家乡口音。不知他见到坡仙的时候，是不是规避这种土产的口音，而努力让眉山的苏东坡能听懂呢？

但无论上河边的方言如何晦涩难懂，高邮的麻鸭肯定听得懂那唤鸭子的土话。我的父亲是个“鸭二代”，他如今依旧在平原的村落里，用祖传的声音唤他的鸭子们：“咦啧啧啧，咦啧啧啧……”当过兵的他脾气暴躁，但对那些鲁莽的鸭子尤是耐心。清晨起来，看见鸭舍里满地散落的“青皮”，他会唱起那《数鸭蛋》的小调：一只鸭子一张嘴哪，两只那个眼睛两条腿，走起路来两边摆哪，扑通那个一声跳下水。呱呱，咦啧啧来，咦啧啧来，呱来呱去来戏水哪，咦啧啧来，咦啧啧来。

这些歌声在今世或者后代，一定是用“非遗”定义的小调，在父辈看来不过是与高邮麻鸭交流的劳动之歌而已。上河之畔的清水潭孕育了这些“凫”或“鹜”的后代，让生活像“红沙油”蛋黄一样富得流油，也让日子像“鲜细嫩”的蛋白一样有滋有味。清水潭边的马棚人陆高中祖祖辈辈在此放鸭为生，他竟把“野鸭放飞”演练成一个节目，群鸭听到他的号令飞翔盘旋在大河之畔。不过他用的口令更为先进，乃是小喇叭录制的电子音乐《十五的月亮》，鸭子也与时俱进听懂了这些号令。马棚湾的风物并非浪得虚名，高邮的鸭蛋也早就名满天下。袁枚在《随园食单·小菜单》“腌蛋”条讲：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

大河浇灌了鱼米之乡，也滋长了人们的自信。于是风物成为表达自信和情义的一种物事。生活之中大多数时候对风物是充满善意的——恰如一个人如果只能说方言，人们会愿意包容他的质朴与土气。同样道理，一个人拿出自家的土产来，虽然总是不值几个钱的，却让人觉得充满诚挚和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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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大河之畔的野地继续南行，城市渐渐进入了视野——现代化早就是运河城市的新主题。但就像车载代替了步行，生活的前行和流水的变化一直是善变的主题。城市已然高楼林立，他们仍是历史事实的承载和缔造者——城市一直在产生着生动的内容和情绪。如今，大河之畔的高邮小城，如果说算是“小有名气”的话，除了“鸭生双黄”之外，似乎总有与汪曾祺绕不开的话题——他与故乡的风物是互相成就的。

我停伫在一段民国二十三年修筑而成的石工面前。九十年前的那场水灾，似乎还在翻滚着暴躁而伤感的波浪。从马棚湾而来的路上，想着汪曾祺游走他乡对慈姑之类种种风物的怀念，也会时时想到那场依旧听得到悲情风浪声的水灾。汪曾祺之所以对慈姑有特别的记忆，是因为这种平凡的风物寓意着一个夏天的苦楚与艰难。慈姑某种层度上成为一种意象和寄托，而不仅只是风物本身。一九三一年水患爆发的时候，汪曾祺才十一岁。他日后回忆道：“我小时候对慈姑实在没有好感。这东西有一种苦味。民国二十年，我们家乡闹大水，各种作物减产，只有慈姑却丰收。那一年我吃了很多慈姑，而且是不去慈姑的嘴子的，真难吃。我十九岁离乡，辗转漂流，三四十年没有吃到慈姑，并不想……”

汪曾祺说不想，只是不想因此再提起那场灾难。或者不想再让苦水久矣的运河小城，再因为水患而附带某种作物的丰收。这场灾难留下太多的记忆，顽强得像运河的石工一样，附着在地理表层和人心深处。今天，当明清运河成为干涸的故道，新开运河的涛声之畔，仍能看到那民国二十三年修成的石工。一九三一年夏天江淮特大水爆发后，运河的伤口引起了国人甚至世界的关注。林德伯格夫妇的飞机在灾难的上空，留下满目苍夷的记录。而后，一场自救与互救的故事在运河边发生。匿名的林隐士毁家纾难以求修复运河大堤，美国人何伯奎举家在运河边参与修复工程，退隐的王叔相将军指挥十数万民工以工代赈，运河的伤口才被人们的善意和坚毅修复。

石头寓意的坚定是和民心一样坚硬的，不然“忘却”这个词早就将一切都捐弃到荒烟蔓草之中。运河承载的丰赡事实，有辉煌的表达，有荒淫的道统，有阴谋的杀戮，有心机的运筹，有经营的利益，这些组成令人内心震动的过往，却又依然被风吹雨打而去——吴王夫差、隋炀帝广、康乾二帝，他们借以实证功勋与过错的一切其实都已消失。

唯有流水民心坚如磐石地生长在南来北去的上河之畔。

运河流到这个被称为上河的地方，像石工一样坚强的物事多矣。他们被隐藏或者重见天日，不过是某种具体的方式，在历史深处守护和生长着无数的事实。运河流淌至此，在明清故道的西堤，又遗有唐元和年间宰相、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为调节运河水位所建的平津堰。如今，这段仅存百米的古石堰，就像是《旧唐书》中的十数汉字一样面无表情：淮南节度使李吉甫虑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筑堤，名曰“平津堰”。

但历史深处上河一直在流淌与奔波，在人心和文字中表达着自己的腾挪跌宕。否则，一代一代人远离了这里，为什么还会记得这河边已经消失的物与事，以及消失的波涛与歌声呢？这些也许并不像我想得那么重要，只是我一个人的自说自话。重要的还是大河之畔的生活，那些被河水浇灌和养育的日常——最后让人想起这场大水的，也许就是几颗马棚大茨菇与大咸菜同烧的苦涩汤水。咸菜茨菇汤是上河之畔的锅碗瓢盆里，最为普通常见的食物。对于慈姑，父亲曾告诉我一件往事：荒年的时候除夕没有汤圆，他的母亲便把慈姑削皮煮食，借此替代汤圆应付时节。白水慈姑苦实难以下咽，实在让人没有好感。上河岸边的人还有一喻，说人夯笨便称之为“大慈姑”，发愣的被叫作“慈姑愣”。大咸菜是入冬的时候青菜腌制而成的，与茨菇切片同炒或者烧汤，不过是为了抵挡雨雪天气里日子的青黄不接。当因为大水茨菇丰收，菜蔬却紧俏无寻的时候，咸菜茨菇汤则成了救命的吃食。后来这碗汤水被定为“汪氏家宴”的保留菜品，还用专门的羹汤器具分餐，实在是有些洋气而不得法的举动。这样日常的汤菜，应该用大碗装起来，呼啦啦地喝下去，才有过日子的样子——而汪曾祺对此菜实在没有任何好感，因为早年吃够了。

今天我们眼下的日常，对于历史留下的记忆好像都显得不够“段位”。就像我们今天笔下没有力量，总是用“温暖”这样俗套的词语糊弄自己和别人。但温暖无有罪过，比如船坞对于河湖而言便是温暖之地。高邮湖与大运河平行南下，被岸边人称为“西湖”与“上河”。引接河湖的船坞装着民生多艰的生活。盼望在水里寻找营生的人们，加上沿湖几省县市漂泊而来的流浪者，齐聚在这个叫作万家塘的船坞——这里藏着因生活所迫而成的独特滋味。

漂泊的炊烟中虽然夹杂着南蛮北侉的口音，但是船坞就像是河湖之神的膀弯，收容了被叫作“渔花子”的倔强面孔。靠水吃水的渔民，因为“十网倒有九网空”的现实，历来是暴躁和倔强的。这也并非什么祖传的恶劣，所有的贫困都会挤压出独特个性。他们不像上河东岸的人们耕种土地或者经营心思，他们只是靠天收地“取鱼”。他们的倔强也并非一无是处，就像他们自有秘诀的烹饪方式，将这大水之中若隐若现的慷慨调理得有滋有味。

湖鲜是大河之畔的炊烟中生长出来的滋味。渔家善治小鱼，并非追求“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境界，是因为大的渔获都交给了城市里体面的生活。他们船尾的锅箱中有独家的味道——河水煮河鱼，自有原汤化原食的妙境。吃河湖之鲜，最要在摇晃的船上。陶醉的人是水里摇晃的鱼，也好像鱼仍在味觉里游动。渔民们也学耕地的农民按照节刻取鱼烹调，就像是按照时令获取菜蔬。正月的虎头鲨，二月的季花鱼，三月的菜花鳖，四月的清明螺，五月的翘嘴鲌，六月的鳊鱼，七月的昂刺，八月的杂鱼，九月的鲫鱼，十月的螃蟹，冬月鲢鱼头，十二月的青鱼尾——这些都是渔民们在船尾漂泊的厨房中研究出来的“鱼味指南”。

渔民上岸之后，鱼家人把船系在了河畔。漂泊的船成了稳固的家，由是专门做起了“湖中鲜”的生意。他们与在湖上逐浪相比，变得温驯和自在，一桌湖鲜能让人品尝到水里最生动的滋味。有两道湖鲜最为不可省略——一是鱼杂，二是杂鱼。鱼杂是大鱼的下水，好比是东北的乱炖；杂鱼是鱼获的边角料，有“一锅端”的别名。有一次在渔民船上，见掀起锅盖的时候，上有一条昂刺鱼傲然挺立——渔民把昂刺鱼脊背插在锅盖下，让它们在湖水的蒸汽里飞翔，就像是渔船曾经在河湖的水汽中盘旋。

后来船坞萎缩了，像人年长后苍老的胃，容不下太多的食物或营生。骑车经过的时候，偶然见到路边有打渔归来的人们，那些鱼像谷子被堆在地上待价而沽。拾上十来条回去煮上，仍有湖水骄傲的鲜味——当某种生活方式在河畔貌似失效或者消亡的时候，它们又一定会在记忆的深处清晰而又蓬勃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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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河与城市相望的地方，再往南十数里便是他乡。

除了买鱼，我还时常在连接东西两岸的桥上伫立张望，尔后离开西岸回到现实——如今上河有很多桥在不断地生长。一路来往的身形疲惫，让人不禁停留在即将黑透的暮色中休憩，就像那些依旧南来北往的船一样，面无表情却思绪万千。运河里的船就像移动的村庄，格外地清晰和热闹——它们在我的眼睛里甚至比必须要归去的城市还动人。

船是上河行走的鞋子。来来往往的船，让运河在水土之外的时间里也一直游动。上河之水推动着船舶的南来北往，而船让水的流动显得具体而生机盎然。就这样，水流中产生了无比强烈而丰赡的情绪。就像是水里的鱼，隐秘而又活跃。每一条船都是有故乡的，就像每一个人都有故乡。船还和人一样把故乡背在行囊里，最后船和人本身也成为了故乡。很多人要感谢这些漂泊的船舶，它们把很多孩子变成了游子。他们从码头上出发，去各处去兜售自己的乡愁。兜售乡愁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一个人总是惦记着自己的家，一定不会可恨到哪里去。

船上的炊烟是移动的，船队就是一个漂泊的村庄。他们自有村长，有平民，也偶有外来者造访，有些船队还有自己的学堂。他们于太阳升起来之后，在土地和时间被不断推后的河流中，凝望着国旗虔诚地歌唱。不知道他们的书本是哪里的标准，也不知他们的老师是不是兼职的先生。这些孩子从小就学习到与众不同的本事，那就是在漂泊里依旧安然自得。这些本事比书本上的硬核知识与艰深理论更有大用。

船是有神性的，它们能通天。它们游走在人间与天界的接口处，当然也包容了不少平俗的传说。远近的人们大概都知道：高邮人黑屁股。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似乎已经成为定论。《镜花缘》中林洋之这么讲：“高邮人绰号叫作‘黑尻’，妹夫细细摹拟黑尻形状，就知俺猜得不错了。”多九公诧异道：“怎么高邮人的‘黑尻’，他们外国也都晓得？却也奇怪！”

“黑尻”即是黑屁股之意。高邮人对此多不以为意——我们当然都不是黑屁股。黑屁股指的是一种救生船。这种船专在大风大浪的湖水中救人、救船，因为船尾涂成黑色，所以叫作黑屁股。这话说的是船，不是人——也许人们也想把上河里的船当成人。

镇国寺塔也是运河里的船。必须要提这座塔的名字，就像我每次经过都会遥望她的矗立，她是三千里运河中的唯一。天下的塔也多矣，并非陈从周说她是“南方的大雁塔”就高人一等。她的特别只因为是运河河心表达唐风浩荡的一座砖塔。她以七级浮屠的禅思站立在运河中，又永远停泊在唐代的意境里。一个人带着故乡走累了，看到别人的故乡满目葱茏，于是便把他乡作故乡，留在了上河之畔了此终身。很多时候想去研究一下，传说里这位“唐僖宗的弟弟”到底有没有证据？后来觉得我的这种索隐意识有些愚蠢。人们用传说将镇国寺塔的前世今生说得有古韵、诗化或禅意，何苦还非要去琢磨什么“如何得来”，其实“得又能如何”呢？唐僖宗的弟弟无心政事云游四方——大概他从长安往东南来，遇见运河之后便沿水南下，这是一条简省诗情的道路。走到运河此地城池边，他动了凡心，也有了禅意，就生了定性，便请自己的皇帝哥哥助其在此建塔筑庙。塔本为五层方塔，形制是故乡长安带来的样子。日后这位被称为“举直禅师”的“皇帝的弟弟”便圆寂于此。宝塔此后或毁或修或增终成如今模样。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运河拓宽，镇国寺塔本在拆除之列。运河边走出去的总理亲自过问，最后决定让道保塔——他是上河北去不远的淮安人，他是不是在某次南下时也见过大河中的这座唐塔，大运河是不是也会常常勾起他的乡愁？

镇国寺塔对运河与城市都很重要，不仅是因为她怀揣乡愁和禅意。塔和运河一样联系和养育着古往今来以及南下北上的一切。运河是实体的，也是虚幻的——流水不过是聚散无常的城池，没有一处水流会是刚才的样子。运河里的故乡是饱含着伤情的，因为她们从来没有一种具体的样子。塔虽是停泊的船只，她也是人间与天界、真实与虚空、昨天和未来的连接点，更是一种坚决的阻绝——七级浮屠里乡情已经不再有那时、彼岸与斯人的温暖。

天边残余最后一抹亮色，我赶紧用力挣脱镇国寺脚下河流中的意境，从此岸奔回灯火通明的现实。好在一切还都存在，在聚散、来往、虚实之间存在，如流水、光影、念想一样存在——如此，上河就永远不会断流，上河之畔永远生机勃勃，古往今来的事实如村落、遗存和草木，及至传说、风味和诗情，都在流水的默默无言中不朽——也正是上河之畔虚实相生的风物在生长和失去中，孕育和滋润了一方水土的血脉，它是历史的命脉，是地方的命运，也是我们可以十分骄傲的命数。

周荣池，1983年生于江苏高邮。中国作协会员。高邮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李光荣当村官》《李光荣下乡记》，散文集《草木故园》《村庄的真相》《一个人的平原》等十多部，曾获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散文奖、三毛散文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