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勇，1998年生，贵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2022级硕士研究生。曾在《十月少年文学》《长江丛刊》等刊物发表作品。

周庄记游

由《周庄水韵》而生发的关于周庄的想象，今天终于走了一遍。在想象与现实中独游，古镇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微妙，宛若一首并非全然合辙的诗歌，总在某个拐角忽地涌现另一番景象。

大约中午才起床的，醒来推窗，阳光明媚，就打算出游。转了三趟车，拐了许多小巷，目光游离于那些白墙黛瓦之间时，偶见一位老人蹒跚而过，消失在与我相左的巷口。脚印恰始残留些记忆，一阵风就从瓦缝袭来，卷走那些悠然的目光。再用新的目光追寻逝去的自我，则听见一阵孩童的欢声笑语，消失在目光的尽头。

又空巷。

而后渐闻人声水声迭起，过了小桥，古镇的入口赫然在目。

天光占领了整个大地的时候，则大地全是烈阳。从宽阔的入口进入古镇，左右可见许多小店，有供应茶水的，有摆卖布料的，大都寻常可见，不过是处在古镇之中，借了古镇的光，做了古朴的样子。

初见周庄，心中是有些失落的。读《周庄水韵》，看江南古镇的绘画，总觉得它该如水墨一般，清静、淡雅，每每使人陶然忘机，心旷神怡。但当我真正见了它，却有些后悔作出出游的决定，也有些后悔相信作家和画家的笔墨了。

从入口直行，见一墙，右转，而后左转，能够看到一面更大的墙。墙上有展示周庄生活的浮雕，其后是一条小河，小船摇曳，在树影中款款向前。如果摒弃周遭的喧嚣，只留船桨划水声，间或传来头顶鸟鸣声，合上船头妇人擦汗的举动，乘船人欠着身子指向河岸，小船晃晃悠悠地钻进桥洞，两岸是行人，是看船的人，是轻摇蒲扇的白发人……

想来是带着美妙的。

沿河而南，有周庄博物馆、周庄博物馆文创和一两家餐饮住宿的店，过店东折，上小桥，再于炎炎烈日中左右观望，也实在不能感动于它。

而后又穿越了许多巷子，在一家店里吃了午饭，带着对苏州饮食一贯的嫌恶继续向前。在所谓“砖瓦窑”的地方看了些砖，也看了瓦，但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瓦窑。儿时常听父亲说，家中的瓦全是祖父烧制的。

“哪儿烧的嘞？”我问。

“瓦窑。”

“怎么烧的嘞？”我又问。

“不晓得。”

父亲晓得祖父在瓦窑烧瓦，也晓得瓦窑在一处罗姓人家的屋边，却没有见过瓦窑，当然不晓得烧瓦的工艺。这多少有些遗憾，毕竟对于挚爱“怀古”的我来说，亲见瓦窑是极其诱惑的。然而那罗姓人家的屋边只剩一堆黄土，不见半点瓦窑的踪迹。十多年的夙愿在今日得以实现，也算是极大的补偿了。

我仿佛产生了别样的兴味，有别于印证关于周庄的想象的兴味。

从“砖瓦窑”出来，正要穿过小巷，却被一家玩具店给勾住了。那老板只管拿着一个飞天的小玩具叫卖，让我买一个回家，给孩子玩儿。我自然不快，我原是打算给自己买的。刚要走，转身之际，却看见一只木蜻蜓，小嘴尖在一小棍上，身体悬空，却总摇晃不落。那摇曳的姿势也过于逼真了些，将我也动摇得无法自已。

于是我买了。

我拿着它，兴味又叠了一层。

小时候，在蜻蜓纷飞的时节，我和二哥总会砍一根竹竿，再找一枝篾条，将篾条弯成椭圆形，两端并拢插入竹竿的小口中，而后将那椭圆篾圈裹满蛛网，走到蜻蜓点水或嬉戏处：一挥，蜻蜓跑了；一挥，蜻蜓得了。

早已不再网蜻蜓，却买一羽木蜻蜓，想来也可笑。

买了木蜻蜓，游玩的兴致也大大增加，索性不计路线，信步漫游。过了许多人群喧哗的地方，许多冒着食物香味与臭味的地方，许多有小孩在河边打闹的地方。一个小女孩儿坐在河边，独自折她的纸飞机，人来人往，她也径自做着那一件事。不知道最终有没有折好，有没有沿河飞到空中，飞到某位游人的头顶，或者没入水中呢？

到沈厅约下午四点，既累且热，就拖沓脚步，在那里逗留了许久。沈厅即沈万三之后所建豪宅，七进五门，房屋一百有余，足见规模。不过到底是江南居所，房梁相对低矮，不见恢宏，略显精致。其中有许多书画，虽年代尚浅，也是大家手笔。吴冠中、杨明义、陈逸飞、邵文君等人画作在列，引得一些戴眼镜着衬衫的老人观赏，而我也跟着他们，瞎看。

杨明义的木版画《小巷深处》怕是最负盛名的。画中是一位妇人牵着一个孩子在小巷深处的情景。我自然不懂画，但当我凝视着它，仿佛那妇人正回头看我，目光穿过狭长而深幽的小巷，像水一样涌来，大水。我不知道那小巷尽头是否光明，我想，它大约是苍白的。除了《小巷深处》，墙上也陈列着诸如《周庄春雨》《周庄细雨》等水墨画，平淡中有灵动。

这些画中，有两幅取材相同题名类似的画作，一是邵文君的《周庄双桥》，一是陈逸飞的《双桥》。《双桥》很有名，是一幅色彩浓艳的油画。《周庄双桥》则是一幅水墨画，随意点染，画中有诗。自上而下，可望白云悠悠，嘉树四合，双桥比肩，女子独立。桥下荷叶点点，涟漪半回。另有戏水白鹅于其间，使得整幅画鲜活起来。

看了画，走到一处古戏台，囊中羞涩，郁郁折返。而后又串了些巷子，过了些石桥，见了些景色，擦了几回汗。

至舍月已出。

袱子

袱子一年烧两次，在家。一是大年，一是月半。

腊月三十是小年，正月十四过大年。

三十晚上的火，十四晚上的亮。这是习俗，腊月三十炉火要旺，十四晚上得亮房。小时候的正月十四，一到黄昏，我就立马抓了香烛纸钱，跟着四个堂哥、五个堂姐，上坟去。他们的脚比年纪大，我得撵着屁股跑。正月里，漫山都是冷，鼻子都快冻硬了，我还在跑。脑袋刚下这边坡，屁股就到对面山上了。到坟前，他们烧香烛、撕纸钱、放鞭炮，我都一动不动，只在最后满脸神气地抢着作揖，然后离开。我那时不爱捡鞭炮，以为那是小孩子的玩意儿——其实自己也不过五六岁。我爱看的是木匠干活：一大根木头，比人还大，怎么就被那白胡子老木匠做成了门，还把墙给堵上了呢？我可以看一整天，除了吃饭。

上完坟，回家就日落。天黑了，人齐了，就要嗑瓜子、耍扑克牌。一大家人围着火炉子，你一对二，我两个王，打得噼噼啪啪、嘻嘻哈哈。牌是姚记，五颜六色的回形针，在桌上飞来飞去，只打快乐，不打钱。一家人里，唯独我不上桌，倒不是习惯好，心里痒着呢，只是父亲脸一拉，谁敢动？只好坐在一边看。但也不是傻看着，围着转一圈，心中就有数了，谁会赢，谁会输，好像都被自己掌握着。看着纸牌扑进堂子，气就提上了喉咙，生怕别人出错了，乱了自己的打算。牌出对了，就舒一口气；错了，哎呀——要叹一口有声调的长长的气。

后来就亮房，抢着去。我家和隔壁三伯家是连通的木架子房，拢共十间屋子。我从头跑到尾，哗——灯线一拉，全亮了。

正月十四的袱子写“上元”。上元本是元宵节，但家乡的年总是过两天，可能怕十四闲得慌，就分了一份差事过去。于是十五吃汤圆，十四烧袱子。我是跟祖父学的写袱子。正月的炉火还很旺，三脚炉上，哗哗的柴块，一点儿也不吝啬。烧柴灰大，轰——柴块下去了，灰就上来了。头发、衣服、鼻子、眼睛，免不了遭殃。但一般都会有个铝制的大蒸锅，灰还没有腾上来，咚——锅就像五指山似的压上去，稳稳当当。锅里是猪脚炖萝卜，很香。祖父六十多，我六岁多，都摇摇晃晃地写袱子。他不专门教我，只是说：“写得好，就给你根猪尾巴。”

于是我学会了写袱子。

我的毛笔字是跟大伯学的。写得很不好，十几年来一直不好，原因显而易见：拿墙当宣纸。东一笔，西一笔，字没写好，墙花了。我大伯是当地有名的道士（当然不是道观里的道士），写得一手漂亮字，本队办酒全靠他——写人情簿子。他爱看我练字，但每次一看，又会摇摇头，说：“算了吧。”

我想，这也凑一个原因。

但我好歹用那狗刨似的毛笔字写了袱子：上元之期虔具信袱……

七月十五是月半，但我们家七月十四烧袱子——那是祖父的生辰。祖父教会我写袱子后，很快离世了。他死前已经病哑，我跑进去看他，他只是躺在床上，看着我，不停地动、不停地叫，却没说出一个字。最后的日子里，他大小便失禁，像命不顾人，被子、床单全是，整个屋里都是臭的。我站在屋里，看着气息奄奄的祖父；父亲进进出出，打水，擦洗，翻个身，再洗……

祖父终究干干净净地走了。

三个儿子，只有父亲送了他最后一程。我那时对于死亡没有任何感受，只莫名在祖父的长明灯旁守了半夜。

祖父去世后，七月半的袱子就改到了十四。火炉子换成了四脚，大蒸锅已换成了不锈钢。我和父亲围在火边，他写底包，我跟着写：中元之期虔具信袱……

一直写到现在。

初中毕业前，袱子还是自己做的。买几刀草纸，一刀白纸，净了手，草纸凿成钱，封上白，就成了。不管糙不糙，讲的是心意。刚做的袱子是全白，得一字一句写：××之期虔具信袱……故……孝……

写完，背面要画一个大大的繁体的“封”。

我常常是把那一个“封”画得十分精细，拉、提、转、钩，专心致志。七月天热，等我画完几十封袱子，手都汗软了。我直直地拿起袱子，看着那一个个“封”字，不禁洋洋自得起来，就像第一次逃学那样。

上大学后，我不太愿意写袱子了。我妈以为我懒，就说：“都印好的，就填几个空。”

她显然怨我。

看着她逐渐苍老的脸，我感到内疚，又勉强写。想想之所以不愿写，大概是现在的袱子都由机器制作，大体印好，只留几个空，祭奠祖先的人只需几笔就能填完吧。

快了，也淡了。

这就算了。

就连背面那大大的繁体的“封”，竟也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