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江南逢李龟年》时，杜甫绝对想不到，这是他写下的最后一首七绝。也绝对想不到，他存留在这世间的光阴，已计日可数。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诗中的江南风景，具体指公元770年的长沙城内外、橘子洲和岳麓山风光。

史上普遍的看法是，杜甫七绝，以此诗压轴。它道尽了世运的治乱，年华的盛衰，身世的浮沉，以及悲凉凄恻的人生况味。诗虽短，但意深长，短短二十八个字所蕴涵的内容，可媲美白居易的《琵琶行》。

歧王是唐玄宗的弟弟，崔家是响当当的门阀士族。两人繁频出入王公贵族豪宅，可见也不是一般角色。确实，上推四十年，年轻的李龟年和杜甫完全可以称作两京的流量明星。

那个时候的李龟年，说是盛唐第一歌手也不为过。他不但喉嗓清亮动人，还精通音律填词，会多种乐器。唐代戏子，虽没有现代娱乐明星那般受关注，但李龟年和他两个弟弟都是御用艺术家，唐玄宗宴会压轴节目的主角。李龟年主唱，李彭年主舞，李鹤年奏乐，三兄弟各显其能，将宴会气氛推至高潮，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和掌声中，国泰民安的盛唐气象，就这样给烘托出来了。

既然连皇帝都在捧李龟年兄弟，两京的门阀士族自然趋之若鹜，没有李氏兄弟到场的宴会，仿佛就低几个档次。李龟年兄弟一年四季忙着在长安和洛阳跑场子。他们以歌舞为业，积攒了大量钱财，在东都洛阳建宅造楼。据说其豪奢程度超过了很多公侯府第。这对现代娱乐明星来说不算什么。但在古代，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古代戏子跟妓女同类，能靠技艺养家糊口就很不错了。即便积攒了一些钱财，也是藏着掖着，生怕因地位与财富的悬距，带来无法预料的灾祸。

李龟年兄弟能在权贵遍地的洛阳购地建宅，炫的不单是财富，也是地位与名望。就是说，我即便只是一个戏子，也不怕门阀贵族以势压人，栽赃陷害，巧取豪夺。因为大家都知道，给他家站台的是谁。

杜甫从小生活在洛阳，虽算不上诗坛一哥，但也声名在外。“七龄思亦壮，开口咏凤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

只要读了这些诗句，就知道年轻的杜甫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早慧聪敏，心高气傲，博学多才，诗酒逍遥，纵横洛阳诗坛，年轻一辈难逢敌手，实在是“豪横”得很。

而且，杜甫的身世也不错。“城南韦杜，离天尺五”，这是洛阳城曾经流传的谚语，说是韦家和杜家高不可攀，都要顶破天了。足见两家的门楣有多显赫。杜甫的爷爷杜审言逝世后，杜家虽已被排除在门阀士族之外，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洛阳城只要说是姓杜的，又有谁敢小瞧了？尽管从小寄养在姑妈家，但杜甫从来就没有客居篱下的感觉，仿佛整个洛阳都是他的主场，只要他登高一呼，世家子弟都会纷纷响应。

然而谁能料到，鲜花着锦的国运，说衰颓就衰颓了，一场安史之乱，唐玄宗连自己的宠妃都保护不了，被人活活逼死，自己也莫名其妙被推到了太上皇的位子，唐肃宗将他束之高阁，差一点都回不了长安。

盛世才是戏子的天堂，乱世则绝对是地狱。这时候，李龟年哪还有什么靠山，只能任人宰割。叛军占了他的豪宅，把他一脚踢出门外。外面只有断壁残垣，尸盈于道，诗酒茶会已成了不可触及的梦境。李龟年失去了谋生的土壤，一身才艺换不来一个铜板。而两都物价又接连暴涨，李龟年只能离开这个伤心之地，流落四方。

锦衣玉食的生活，使得杜甫从小缺乏忧患意识。年轻时的他，对国家和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以为唐朝永远都会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样的太平盛世；以为“诗名在手，天下我有”，自己完全能够成为一个掌控时代的风云人物。

所以，尽管记忆力超群，他也从没认真准备科考，而是同洛阳门阀子弟一样，选择走举荐之路。然而他差强人意的身世、不拘小节的品性和极为低能的处世手段，让他在干谒的路上走了十几年，竟一无所获。

转辗几十年，昔日两位少年翩跹客，竟又在江南的长沙古城相逢了。实在是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或许每个读者的脑海里，都闪烁过一帧他们相见时的画面吧？

是抱头号啕大哭，还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是捶胸顿足，骂天咒地，还是参透世道命运后的平静？是又哭又笑，喝得酩酊大醉，还是相逢一笑，轻抿茶茗，心平气和话平生？真让人浮想联翩呀。

说来好笑，从小到大，我一直将这首诗当爱情诗在读。不单是我，很多初中生在心仪之人的毕业留言册里，会这样写道：“但愿还能相逢在江南的落花时节。”一点幽窕情思，就这样半露半收在这雅致而朦胧的词句里。

事实上，如果不知作者是谁，也就不知此诗的背景，这时，将诗中情意解读成少男少女的纯美感情，也未尝不可：“呀，当初我躲在珠帘后面，看你白衣胜雪，听你歌喉婉转，人竟像得了癔症似的，当即就蒙圈了。之后，你的身影便深深烙在了我心中，而那副清婉的音嗓，则一直在我耳边萦绕，久久不逝。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追逐你的身影，收集与你有关的消息。但没多久，你就销声匿迹了，我只能在魂里梦里与你相逢。没想到辗转来到江南，我竟遇见你了，又是在这般美好时节，绿意弥漫，落英缤纷。上天待我，真是不薄呢。”

什么潦倒啦，悲惨啦，离恨啦，愁怨啦，单从这二十八字来看，根本就品读不出来。历代诗评家似乎有些想当然了？

蛋的鲜美，是品出来的，跟鸡生蛋的艰辛并没有直接关联。同样的道理，诗歌必须得靠文字本身的张力去魅惑人的心灵，而不能要求读者借助作者的身世和时代背景来完成阅读理解。比如《登高》与《将进酒》，文字里的激荡风雷和饱满情绪，一下子就能传递给读者，根本不用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用知道写作背景。

那么杜甫的这首诗，真有诗评家们说的那样情绪激荡、愁恨交织吗？我看不见得。杜甫不是一个含蓄内敛的人，他的感情很外放，怨恨、穷愁、疾苦、悲忧，他都直抒胸臆。因为诗中有过多的啼哭，王夫之等人都明确表示不甚喜欢。如果杜甫真想在这首诗里表达哀怨悲愤的情绪，那么第三句绝对不会是写景，而应该是这样的：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艰难苦恨繁霜鬓”，落花时节又逢君。

把他《登高》的句子搬过来，这才能呈现出诗评家所说的家国沉浮与命运坎坷的况味来。而承接转合的第三句，既然是说长沙城的晚春风光，说明当时杜甫的心境，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般糟糕。

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内心是祥和的，有一种参透生死的从容与宁静。功名利禄，人生沉浮，他已如云烟般看淡。乱世人还在，就已经很好了，再无别的奢求。素履所往，惟烂漫春光而已。与辛弃疾的“而今识得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大致类同。经历了百般磨难，反而豁然开朗，诸事从容，现在与君共此良辰美景，便是满足。

公元770年春天的这般美好心情，杜甫还在多首诗中呈现过，其中以诗歌《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表现最为显著：

江上人家桃树枝，春寒细雨出疏篱。

影遭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

吹花困癫傍舟楫，水光风力俱相怯。

赤憎轻薄遮入怀，珍重分明不来接。

湿久飞迟半日高，萦沙惹草细于毛。

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劳。

这首饱含情色意绪的诗歌，很难想象是一个五十八岁的糟老头子写的。从人生经历来看，一年零九个月的旅湘生活，应该是杜甫生命中的最低谷。用“老病愁穷”四字来概括，尤为恰当。然而这个春天，杜甫为什么会活得这样平和、自在、充实、轻灵呢？

且看诗意：舟横湘江，忽遇风雨，乱红飘飞，一瓣入怀，刹那间杜甫迷蒙了双眼，漫天都是桃红色的意象。于是提笔作诗，别样的意绪，梦幻般弥漫全篇，像白日里与一位佳人，共赴了一回云雨。

好在诗末，老先生清醒了，“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劳”：逐花吸蕊虽好，但情爱未必不是一种牵绊，狂蜂浪蝶疲于奔命，一生忙碌，反倒是冷眼旁观的蜻蜓，逍遥自在，百劳无扰。呵，杜甫这是在嫌弃妻小拖累了自己吗？

若是饥寒交迫，定做不出如此意绪的诗歌来。那么公元770年的春季，究竟是谁让杜甫衣食无忧，心态平和，活得那般从容而轻灵呢？

是岳麓山。具体来说，是岳麓山蓬勃旺盛的草木！

二

这样，就要说到第三首诗了，《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

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

五月寒风冷佛骨，六时天乐朝香炉。

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

……

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

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

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颙免兴孤。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

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

现代不少学者将这首诗当作杜甫弃儒入佛的证据及转折点。说是仕途无望，命运多蹇，飘零湖湘，杜甫便有了皈依佛门之念，要结庐麓山，伴居古寺，了此余生。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诗里面就有这样的内容啊。不但如此，这也是杜甫最长的佛诗，把岳麓山比作仙境，把麓山道林二寺比作神仙居所。里面的和尚，有一个算一个，都被夸成了沧海明珠。并说，自己若能居于此地，功名富贵都不去追逐了。

在历代所有赞美麓山寺庙的诗歌中，杜甫这首当拔头筹。看得出来，他不是在应酬敷衍，而是发自肺腑。满心的欢喜与满腔的激情，时隔千余年，仍能从字里行间传递给读者。

但是，从此以往，杜甫真能割舍儒学，心甘情愿成为释家弟子吗？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上无论杜甫混得多糟糕，只要他走出家门，触景生情，随口一吟，一腔儒式忧患，就会喷涌而出，这是一种已根植在他血脉里的情感呀。九十余首旅湘诗中，忧国忧民的句子仍比比皆是：“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恋阙劳肝肺，抡材愧杞楠”……

儒家理念已深入脑髓，尧舜梦想从未动摇，这种人岂会轻易改弦更张？很多学者说，杜甫从小就有向佛之心，不少诗中都涉及佛语禅意。可这有什么奇怪的？杜甫的姑妈本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杜甫从小伴她左右，对佛经的理解，自然要比一般人深些。何况在唐代，佛学氛围最为浓郁，文人墨客若不懂几句偈语禅言，就显得没文化似的。就像现代的学生，时不时要炫几句英语一样。

最初我弄不明白，杜甫为什么会这么高兴，里面竟雀跃着《归去来兮辞》的欣悦。那欢快的氛围像是要溢出来一般，感觉他捡了宝似的。难道两寺和尚真允许他结庐麓山了？

还有，既然是写寺庙，杜甫为何又要扯到橘洲田地的肥沃，潭州民风的淳古？这不是把主题冲淡了、把结构弄乱了？此诗的思维逻辑，究竟是怎样的呢？

何况，细心的读者应该能发觉，“傍此烟霞茅可诛”与“依止老宿亦未晚”，两句诗表达的虽是同一个意思，但“结庐”的地方并不相同，一个在岳麓山，一个在长沙城。很显然，他这么说，只为夸赞两个地方很不错罢了。就像客人参观了主人的豪宅，会不由自主感叹一句：“哎呀，我都不想回家了。”

后来才知道，杜甫献诗，意在采药，根本没有结庐麓山的想法。唐代佛教大兴，寺院林立，整个岳麓山以及周边田地，几乎全是寺产。杜甫真想采药山中，还非得经过麓山和尚允许不可。这才是这首诗歌诞生的真正原因啊。

原来，从干谒长安开始，杜甫过的就是一种“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生活。而这项辨药制药技能，来自早年他与李白一起炼丹时的经验积累，“未就丹砂愧葛洪”，加上杜甫年轻时走遍万水千山，博闻强记，辨物识性，理论与实践结合得相当好。

后来到了四川，杜甫不但采卖药材，还带着一家老小亲自栽培。“药条药甲润青青，色过棕亭入草亭。苗满空山惭取誉，根居隙地怯成形。”及至长沙，卖药竟成了杜甫一家最主要的生活来源。“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

杜甫忐忑不安地询问麓山和尚的意见，和尚上报给了住持。住持听说想来山上采药的是一位落魄诗人，心中一软，就答应了下来。这下子一家人的生活有着落了！杜甫听了，顿时欢呼雀跃，挥笔写下这首长诗。诗中欢快的因子，像阳光下的彩色泡泡，四处飘荡。而采药人的身份也在诗中时隐时现。

“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沧海珠”一般与“昆山玉”相配，杜甫不止一次如此搭配：“盈把那须沧海珠，入怀本倚昆山玉。”在这里，他却用“雪山草”与之相对。雪山草生长在祁连山风蚀的岩石下，是一味珍贵药材，与雪莲、蚕缀合称为祁连山“岁寒三友”，都是药中精品。杜甫中年侍奉唐肃宗时，就在祁连山脚下，应是见过这种草药的。

把一山草木比作“雪山草”，这是采药人的职业心理。很显然，采药这项营生，对儒生来说，并不光彩，在杜甫的一千余首诗中，很少提及。但这种职业心理，无论杜甫怎么遮掩，总会下意识地流露出来。采药人发现麓山植物种类繁多，花艳叶肥、枝壮根老，几乎全部可以入药，并且品质极佳，现在又得了和尚的应允，能不激动得忘乎所以？几乎想都没想，就把药当作了诗中意象。

“暮年且喜经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经行”是一个佛学名词，必须知道这个词，才会明白这句诗的意思。修行者为提高对身体的明觉度和摄受力，锻炼心念对身体的控制，旋回往返于一定之地，叫作“经行”。比如近段时间，我每天走路上下班，也可以雅称为“经行”。

一家老少的生活都还没着落，杜甫会为了佛门修行，不停往返于岳麓山与长沙城吗？当然不会。在这里杜甫巧妙化用此词，既让和尚看着舒服，又掩饰了自己的尴尬行为。迎着春日的暖阳，来回穿梭于两地之间，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明觉度，而是去“佛家林园”采撷草药呀。此词的妙用，既表现了杜甫对佛经的熟悉程度，又彰显出杜甫不错的生活智慧。一个“喜”字，一个“近”字，把老头子的心思写活了：谋生之地如此之近，来来回回，好省脚力，老夫我欢喜死了哎。

“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之前看着颇有疑问的诗句，现在也解释得通了。桃源可借指湖南，意思是世易时移，湖湘百姓不可能永远都像生活在桃花源里。可橘洲并不能借指三湘。橘洲太小，又没有特别的典故，上句与下句对仗，实在有点虎头蛇尾。

现在明白了，采药人无非是看中了橘洲肥沃的田地，想租赁几亩做药圃罢了。前一句写众生，后一句写自己。典型的老杜思维，一点违和感都没有。这句诗可以这么理解：只要橘洲还有膏腴地，不管世事如何变化，我都有信心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继而我也就明白了，在一首佛诗中，老杜的思维为什么会来一个三级跳，要去奉承州官？他这是在为卖药长沙做铺垫呢。日后若遇上讹诈之徒，也可求助州官不是？提前写几句赞美诗，多少能在州官那里留个印象。

杜甫、李白、韩愈、白居易等唐代诗人，特别喜欢写长诗，东拉西扯，枝蔓横生。若解读不了诗歌的背景，你根本无法明白诗人究竟要表达什么主旨，哪怕翻译成现代文，一样莫名其妙。就比如这首诗，只有知道这是采药人的感谢之词后，你才能跳过诗歌的明面意思，抵达诗人真实而曲折的内心世界。

什么“久为野客寻幽惯”啦，“一重一掩吾肺腑”啦，“山鸟山花吾友于”啦，“物色分留与老夫”啦，都是山中采药时真情实感的流露。天天采药山中，呼吸麓山的新鲜空气，整个山林仿佛化作了杜甫的肺腑，所有的花草鸟虫，杜甫都看得跟兄弟一样亲。时日一久，杜甫也习惯了这种幽静的林野生活。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写于公元769年晚春，而这年秋天，杜甫在《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韵》中有句“空里愁书字，山中疾采薇”，说明他对采药的熟练程度已超过了写诗。

“采薇”本有典故，意指隐逸。杜甫当然可以把采药行为说成是归隐生活的一种。但一个“疾”字，却透露出了他疲于谋生的状态。也是这个字，说明了他对这项工作的得心应手，以及全神贯注。从侧面也可以看出他的病体正逐渐康复。若非如此，他也“疾”不起来，也没有精神和意念去写那样的桃花诗。

“空里愁书字”。因为关注度的转移，杜甫承认对诗歌的操控，不再像以前那么娴熟，即使有暇，也会因生疏而犯愁，提笔迟迟不能落墨。从公元768年冬天进入湖南，到770年秋天病逝汩罗，杜甫九十余首旅湘诗，大多数写于行舟途中。从公元769年春天到公元770年春天，这一年，杜甫几乎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繁重的体力劳动上去了。他带着一家人采药卖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三

羁留长沙的杜甫，算是痛定思痛，大彻大悟。这辈子，他仿佛一直在过一种依靠别人的生活：靠国家、靠君王、靠门阀、靠权贵、靠亲友、靠粉丝。然而，通通都靠不住。既然这样，那谁也不去靠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可惜这份感悟，来得终究是迟了一些。如果早年没有靠、等、要的思想作祟，凭杜甫超绝的才华与超群的记忆，考个进士，一定会像宋之问、王维他们那样手到擒来，也不至于“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蹉跎长安十几年，过着被人嫌弃的干谒生活。安史之乱，对杜甫来说，其实是一个翻身的契机，可因为早年没有平台让他修炼政治智慧和治世能力，现在纵使沧海横流，杜甫也显不出英雄本色。

进入政坛没多久，就被贬去华州，这对杜甫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对自己的性情和智商开始有了怀疑，认为自己不适合高段位的朝堂生活。他心灰意冷，带着妻小四处流落，过着投亲靠友的准摆烂生活。一家人饥肠辘辘，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在陕西奉先县时，家里还有人丁十口，到湖南就只剩妻子杨氏、小女杜凤和次子杜宗武了。

更要命的是，杜甫好像命犯孤煞，其殃及池鱼的速度，一次比一次狠，一次比一次快。在好友严武与高适的帮助下，他在成都建了浣花溪草堂，又做了严武的属官。日子虽然清贫，但还算安稳。不料莫名其妙，严武和高适竟先后辞世。高适已年过六旬，且不管他。而严武才四十岁，且长得健壮结实，高大威猛，横槊纵马，迅疾如风。这样的人，居然会暴病而亡，真是奇了怪了。之后，杜甫再去投奔江陵李之芳。数月不到，李之芳又去世了。简直是靠山山倒，靠水水枯。

要不要去湖南，杜甫犹豫了很久。从公安出发，船已顺着长江漂了很远，他内心仍在纠结挣扎，不知将目的地定在何方。“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远适无前期。出门转眄已陈迹，药饵扶吾随所之。”颇有些从流飘荡、任意西东的意味。

故交韦之晋在衡阳做刺史，舅父崔伟在郴州做录事参军。投奔他们，看起来不错。可舅父虽有血缘之亲，但官职低微，自己挈妻携子而去，只怕他难以承负。何况母亲早逝，早年与舅父也没啥交集。

韦之晋职位很高，除衡州刺史外，还兼任检校秘书监、御史大夫、湖南安抚使，自己一家子投靠过去，应该不至于成为累赘。只是年少时的那份情意，还留在彼此的心底吗？

两年前，韦之晋应该是口头邀请过杜甫。那时杜甫正怀病流落夔州，韦之晋从四川赴任湖南，两人匆匆见了一面。“贡喜音容间，冯招病疾缠”。意思是说，你的音容笑貌，泄露了你出仕的喜悦，当时你想招揽我这样一个跟冯唐一样老的家伙，无奈我疾病缠身，无法随行。这样才有杜甫在当时的赠别诗中，建议韦之晋礼贤下士，招揽湖湘英才，“还将徐孺子，处处待高人”。

韦之晋赴湘后，就再没有书信去邀请杜甫了，或许在湖南已招到了好帮手吧？杜甫求仁得仁，可心里却不好了，因为接下来他更不知道该归往何方。杜甫的更多亲友在江淮一带为官，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茫然无措地将船拐进岳州，或许只想去看看洞庭湖吧？

那天，阴云密布，雨似下未下，杜甫登上岳阳楼最高处，极目四望，苍穹如盖，长空灰暗。想着天宽地迥，自己竟无容身之所，不由悲从中来，又是一场大哭，然后写下《登岳阳楼》：

夕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是杜甫最好的五律之一。在所有描写洞庭湖的诗文中，除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可与之媲美外，其他皆不能并论。这首诗囊天括地，信息量极大，思绪纵横激荡，情感浓烈饱满。以平和心境开始，以失控情绪结束。融情于景，以景触情，将家国命运与个人身世紧密结合在一起，营造了一个巨大的悲伤场域。

只要触及此诗，人们就会被这个场域给吸引，忍不住心伤欲裂，泪水泫然，仿佛参加了一个特别奇怪的追思会，既无法确定人数，也无法确定身影，只是心中隐约有感，自己正处于一种“千红同哭、万艳同悲”的怪诞氛围中。其中“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之句，既点出了作者举目无亲的凄凉境地，又写出了作者孤独无依的愁苦内心。江淮太远，盘缠不够，病体难支，他不得不逆水向南，寻求韦刺史的庇佑。

犹犹豫豫抵达衡州，发现韦之晋已调任潭州刺史。一家人只好折返潭州，也就是长沙。但离长沙还远，韦之晋竟又暴病而亡。命犯孤煞的魔咒，似乎又被验证了。得知噩耗，杜甫呕血恸哭，写下长诗《哭韦大夫之晋》。

郴州虽有舅父，杜甫却再不想去“祸害”他了。何况，他再无盘缠腾挪，一家子人实在走不动了。可是入驻长沙，靠什么维生呢？杜甫心中一点底都没有，直到清明节那天到来。

“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这句诗是说清明节那天长沙人外出踏青的盛况。杜甫跟着踏青的队伍，来到岳麓山，一下子就找到了谋生的法子。

一水之隔，丛林郁郁，木草青青，藤蔓缠绕，品类繁多的植物让人目不暇接。仔细辨认，几乎每一种植物都可入药。寻常病痛，百步之内，就可找全配药。这真是一处谋生宝地啊。有了这个地方，他完全可以凭技术让一家人衣食无忧，或许还可以积攒盘资，在有生之年重返故乡。

彻底抹去投靠亲友的心思后，杜甫在长沙小西门外的湘江边，租了一幢吊脚楼，自名为“江阁”，离现在的杜甫江阁不到五百米。那只是几间歪歪趔趔的木屋，跟如今飞檐翘角、金碧辉煌的大阁楼完全无法相比。可它的地理优势明显，除涨水期外，平时挖回的草木，搬下船，就可以放在沙滩上晾晒。待晒干轧碎，直接储存在江堤斜坡围成的地下室内，一点都不占地方。

这一年，杜甫的日子过得舒缓而充实。若有诗友僧侣来访，杜甫便会购些米酒回来，与他们相酌于阁楼露台。面对涟涟湘水，青青麓山，把国恨家愁当作下酒佐料，平静咽下。彼此只说一些“天气真好，江南真美，风物宜人，长沙宜居”之类的闲话，最多是互相酬唱一番，动笔写几首抒发友情的诗歌。至于那些沉重话题，都选择自动回避。有什么好说的呢？“戎马关山北”，太遥远了，除一腔孤愤外，又能做什么呢？不如不说的好。

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放下后，跟普通老百姓一样，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杜甫的心灵安静多了，情绪也不再易怒易爆，胸腔里那种拉锯般的自卑与自傲，也消失不见了。现在，他心中有一份微不可察的尊严，以及一份从未有过的踏实。

撇开儒生的身份，种药、采药、制药、卖药，把农、工、商的生活都尝试一番。杜甫惊讶地发现，其中不止有苟且与琐碎，还有发自内心无法抑制的快乐。这份快乐跟劳动与汗水有关，高高在上的儒士，若不亲身体验，根本无法领会。

劳动锻炼人，也改造人。脚踩实地的杜甫，了解了社会运行的奥秘后，很可能会通彻治世之道，这时若再有人像四川严武那样招揽他，说不定他真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呢。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安史之乱虽未波及长沙，但此时此刻，整个国家充斥着骄兵悍将，杀地方长官取而代之竟成了一种常态。偏偏皇帝还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安史之乱后的地方政权，时不时就处于失控状态，藩镇割据现象越发严重了。被杜甫夸为“乐国”的长沙，也像一个火药桶。“正是江南好风景”，落纸的墨痕还没凝干，湖南兵马使藏玠就起兵谋反了。一时狼烟四起，哀鸿遍野。杜甫一家人不得不逃离长沙，再次选择耻辱投亲。

他们投奔的，正是舅父崔伟。无奈途中被洪水所困，在耒水呆了近十天，又饿又病，不得不折返。过长沙不入，顺流直奔岳州。至汨罗已是深秋，杜甫写罢《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在病饿中撒手人寰，时年五十九岁。

杜甫死后没多久，其妻杨氏同样因病饿去世，年仅四十九岁。其儿女至死都未能走出湖南。四十余年后，其孙杜嗣业以流浪乞讨为生，凑足盘缠，将爷爷的墓棺迁至洛阳偃师。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中似箭的归心，曾感染过一代又一代读者。但真实的情况却是，此诗写后足足过了半个世纪，诗人才实现心中愿景。但却是枯骨返乡，魂归故里。哪还有什么“青春作伴”？

感谢岳麓山，让迷惘了一辈子的杜甫，活出了真我状态。并依靠岳麓山繁茂的草木，过了一段美好生活。这一年，他差不多忘记了自己诗人的身份，全心全意投入到丈夫与父亲角色的扮演中，并且相当成功。而这些，不但对这个家很重要，对杜甫缺陷人格的完善也很重要。

后世称杜甫为“诗圣”。这个圣，不仅是齐天大圣的“圣”，认同他的才华；更是儒家圣贤的“圣”，肯定他的品格。

立功立言立德，杜甫三不沾，却能以圣贤称之，是因为他另有一立，他立心了。无论处境有多糟糕，杜甫以诗明志，始终抱有一颗仁爱之心，儒家宗旨已成为他头脑里根深蒂固的信念，这正是杜甫能成为圣贤的真实原因。

谢宗玉，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在《人民文学》《当代》《收获》《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400多万字。著有《田垅上的婴儿》《遍地药香》《涂满阳光的村事》等16部文学专著。获各类文学奖1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