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与情绪一样，都有“路径”可循。

人这一生，不管走到哪里，最终能够记住哪个地方，一定是有某种特殊原因。这种原因，有时候很微妙，甚至有些琐细。比如一种食物、一个场景、一件偶然的事、一个或几个人，都极有可能让你产生持久的记忆和联系。就我自己而言，这些年，一去再去、去得最多的地方大概就是南京了。南京朋友多，也贴心，有合适活动大多会发邀请。只要时间许可，我大概率也会到场。南京离芜湖近，顺道回趟家，这是客观动力之一。此外，某种程度上，南京在我的记忆里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也是我第一次公开承认。记忆是信息的处理机。打开我的这台记忆机器，人生中的许多“第一次”都与南京有关。

我这一生，第一次拥有一件类似于礼服的成衣，是九岁，生产厂家就是南京小红花儿童服装厂。

父亲年轻时是个极细心的人，因家中有小孩，每次出差，总会带回来一些当地特产，偶尔是玩具，大多是零食。比如从合肥回来，会带回麻饼以及烘糕，这两样都是合肥从前最典型的糖食。麻饼的做法不难，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生产，但只有合肥的麻饼叫“合肥大麻饼”。个头敦实，布满冰糖粒，咬起来嘎嘣脆响，这两个特点，使合肥大麻饼在食物并不那么充裕和丰富的年代脱颖而出。今天，由于营养过剩等原因，低糖控糖成为养生重要话题，韩国甚至发布糖使用超标的处罚条例。其实，糖既是人体发育的需要，也是调节情绪的良药，吃糖食能让人快乐、放松。我对糖食的爱好由来已久，童年的口味伴随一生。就在前两天，我的案头还摆着一碟糖油成分都高的烘糕，它的甜香让我无法抵抗。

其他零食如高粱饴、香蕉等，也都是七八岁时父亲到山东、广州等地出差带回的礼物。记得第一次吃香蕉，因为稀罕，一根香蕉居然吃了很久很久。彼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各地食品市场慢慢活跃起来，但南国的水果依然鲜能出现在长江沿岸。其他生活用品同样如此。应该也是从广州回来，父亲给母亲和我带回一打长筒袜。长筒袜以及“一打”这种计算方法，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算是开了“洋荤”。

南京挨得近，父亲当然更是经常去，而且每次回来都有礼物。九岁那年春天，父亲从南京回来，带回一个专属于我的大礼盒。父亲很兴奋，完全不在意那件叠得很洋气的衣服花了他将近半个月的工资。给九岁的孩子买这么贵的衣服，要搁以往，母亲肯定会有异议。但奇怪的是，母亲似乎也很兴奋。九岁也许是个特殊的年龄，父母都是小知识分子，对于仪式，有他们自己的理解。但我那时确实太小，一点不懂父母的心意，当然也不会欣赏这件衣服的好。今天回想起来，客观地说，那件衣服实在是太漂亮了，即便放在今天，也很不普通。颜色是淡粉色——也叫水粉色，款式是西装和风衣的结合体，面料既挺括又有弹性，洋气的西装驳领，左右两个斜插外翻口袋上各缝了一枚闪亮的银扣。衣领内侧的商标上写着“南京小红花儿童服装厂”，千真万确，我记得是这一行字。后来也有人纠正我说，不对，应该是“南京小红花儿童服装商店”。这让我困惑。南京小红花儿童服装商店确实存在，就在南京新街口，是上世纪中后期儿童服装界的“网红”之一，现在大概早就没了。但我一直信任一个九岁儿童的记忆。南京小红花儿童服装厂与南京小红花儿童服装商店是不是隶属于同一家企业？可以找机会求证一下这个问题。总而言之，那件淡粉色的成衣像彩球一样突然砸下来。

父亲毕竟是男性，对于服装尺码不熟悉，也许是应母亲的要求，买回来的这件童装尺寸是一百四十公分。今天的孩子们营养供给跟得上，发育早。在当时，一百四十公分，大概是十二三岁孩子的衣服尺寸。九岁的我，瘦、弱、矮、小，身高最多也就一米出头。于是，从九岁那年开始，每年春秋两季，这件衣服都要拿出来穿一段时间。一开始当长风衣穿，慢慢地，穿成了一件大外套，再后来成了小西装。小学毕业了，在穿，初中二年级了，还在穿。喜新厌旧真是人的本性，小孩子丝毫不例外。通常，一件棉质的衣服，穿着穿着，不消一两年褪色或破了，就有理由换新衣服。对小孩子来说，这就是盼头。我的这件小礼服也不知是什么材质做的，似乎总也穿不坏。这件原本洋气漂亮的童装成了我的噩梦。终于，干坏事的胆子大起来，周日穿着这件衣服外出郊游时，偷偷地用火柴在右下摆烧了一个黑色小洞，回家后告诉母亲被树枝剐破了。母亲似乎看了一眼，说，好吧，不穿了。从此，我再也没见过那件小礼服。

“南京小红花儿童服装厂”这一行字，也被记忆收藏了。多年以后，提起这件事，母亲居然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第一次长途远行，同样与南京有关。

1987年，十七岁的我从南京浦口站出发，远赴兰州读书。那年高考，志愿是“盲填”：根据标准答案估分，然后填志愿。我在家中排行老二，老二们都有“离心”和“反骨”，我也难免。记得当时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离家越远越好”。于是，在提前调档这一栏填上“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这是要当兵，在重点院校这一栏填上“兰州大学”——这是要去大西北。普通院校，以及大专、中专——当时还有这两级，一概没填，丝毫不留退路。这当然是离经叛道之举。分数出来后，按我当时的成绩，北京大学上不了，北京师范大学绰绰有余。结果，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是军校，因为身高不够，没录。被兰大录取，我很开心。但祖母和母亲都极不高兴。祖母一辈子跑得最远的地方大概就是上海，过了长江，只要往北，在她嘴里都是“侉子”。我去兰州上大学，在她看来无异于充军发配。祖母逢人提起就流眼泪。母亲因为我的自作主张，直到我上火车，都不肯跟我说话。按照她的愿望，我的第一志愿应该填“南京金陵女子学院营养系”，南京是母亲的大本营。后来了解到这个学院和这个专业那年确实恢复招生，校址在今天的南京师范大学里。

兰州即便在今天，也还是远方。母亲虽然生气，还是与父亲一起，在那年9月，把送我到南京浦口，送上开往兰州的187次列车。空间是被时间改变的，我一直有这个感受。通高铁后，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空间距离被极大地缩短。但绿皮车时代，南京也是远方，从芜湖到南京也要将近四个小时，从南京到兰州则要走整整36个小时。当时贯通东西交通的主动脉陇海线，起点是兰州，终点是连云港。187次列车从南京浦口出发，往兰州去，首先向北，途径蚌埠，走到徐州，并入陇海线后一路向西。这一路各种地形地貌都要经历，越往西，越复杂多样，穿山越岭，隧道极多。1987年，大学开学前一周，陇海线宝鸡站附近，油罐车在隧道里爆炸。整个陇海线瘫痪了三天左右。交通运力本来就不够，积压下的乘客加上高校开学大量学生返校，导致每辆西行的列车都严重超载。当时的交通部门安全底线低，旅客不限数。以187次为例，从南京出发时已经连站人的地方都很局促，沿途，各站还是不断大批量地涌上乘客，以致整个车厢人贴人，连晃动一下都不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此后四年，每年寒暑两季，这是雷打不动的行程。浦口老站的傍晚以及南京的凌晨，由此成为我曾经最熟悉的时间和空间。

当年在浦口火车站来来回回时，并不了解它曾经的历史。比如孙中山的灵柩曾经在此短暂停放并由此进城，安放在中山陵。比如朱自清在散文《背景》里写的父亲艰难翻越的月台，就是我脚下的月台。比如1949年陈毅、邓小平等由此进入南京城，中国历史从此改朝换代。许多资料显示，当年我上学时热闹繁华的浦口火车站曾在1968年停办客运，直到1985年，也就是我上大学的前两年，才又部分恢复。这就是说，我上学那四年，浦口火车站的客运正处在恢复期。可惜，数年后，此站客运再次彻底关停。2013年，浦口火车站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年，作为文物以及风景，它的名气似乎越来越大。

当年上学时，父亲还有专车，从家中走的时候，往往由那辆老桑塔纳先送到浦口。时间还早，父亲会在浦口火车站附近街巷走来走去，最后挑好一家馆子，坐下来，点上一桌菜。不管饿不饿，一定要在上火车之前让我好好地吃一顿，这是父亲的仪式。父亲的这种特殊心情，我这些年，特别是在自己的孩子远行读书后，倒是越来越能理解了。吃完饭，送上车。大概是晚上七点四十分左右，列车开动。每次从浦口出发的时候，都是夜灯初上。所以记忆中的这座始建于清末的“英范儿”老火车站，是灯光中的火车站，也是小贩们的火车站。老式的路灯，还有摊贩活动板车上挂着的汽灯，影影绰绰，形成了我对火车站起初的印象。梧桐树密密匝匝，再炎热的夏季，这里似乎都能找到荫凉地。商铺很多，倒不显凌乱，主要是没有嘈杂恶俗的高音喇叭。城市大概跟人一样，见过世面与没见过世面，表现终究不太一样。浦口火车站现在以英式建筑整体性保护完好出名，当时没太留意，毕竟芜湖开埠早，传教士以及外国商人进城后，修建的医院以及其他一些建筑似乎也有类似风格。

咣当咣当走整整36个小时，列车到兰州。在这36个小时的咣当声中，透过车窗玻璃，向外，我看到了许多地图上的名字。青春年少时期，过目不忘，走一趟，沿途的地名都一一复刻在脑海里。进入河南后，郑州是第一大站，停留最久，偶尔会在这里换车头。荥阳、巩义、偃师似乎都停，然后大一点的站是洛阳。渑池、三门峡过后，很快就进入陕西境内，潼关、西安、咸阳、宝鸡、天水、陇西……对了，三门峡过后，还有一站叫“渭南”。或许是因为渭水的原因，我对这个地名印象深刻。若干年后在北京认识一个朋友，一说是渭南人，顿生熟悉感和好感。第一次在火车上看到司马迁《史记》里秦赵会盟的古地名“渑池”，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欣喜，大概就是理性知识和感性经验碰撞的感受。

每次放假从兰州回家，搭乘188次列车，到达浦口的时间是凌晨五点左右。所以，很多年以来，我一直不能忘记的是凌晨的南京城。

坐了一天两夜的火车，刚下车的时候，脚都肿了。出站，路边的早点铺已经支起来两三家，馄饨、面条、五香蛋以及油锅里现炸的油条、糍粑，都是久违了的熟悉的滋味。不知道是一夜没睡，还是起床起得太早的缘故，也可能就是南京人本身性格如此，印象中，火车站的摊贩干活利落，桌面碗筷擦得干干净净，话不多，也不使劲拉客。当然也不需要拉客。这个时间点下车的旅客，要想进城，必须还得等一个小时才有早班轮渡。拖着行李，是不是拉杆箱已经不大记得了，随便找个小马扎或者长条凳坐下来。这一个小时，正好是坐下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闲闲地喝碗粥、吃根油条的时间。不远处，环卫工人已经干完活，准备收工了。摊主远远地问一句“吃什么”，不卷舌，是地道的南京话。南京话，与其周边的苏锡常都不同，属于“官话”，好懂。摊主是夫妇俩，女人负责记账、端碗，男人负责炸和煮等技术活。我一般只喝一碗白粥，再加一个五香蛋，在火车上憋得太久，胃口不好。

认真地回想一下，我这一生，17岁以后，但凡去远一点的地方，比如读书、工作，都是先到南京，从南京坐火车、搭飞机，到兰州或北京。北京到芜湖通高铁是近两年才有的事，不通高铁的时候，每次回芜湖，我也都会先搭高铁到南京南站，然后站内转车到芜湖。南京成为我回家或远行的“交通枢纽”。也因此，这些年对南京南站越来越熟悉，站内转车时，顺便在二楼坐下来，吃碗想念很久的鸭血汤或牛肉粉丝汤。

南京人的口味跟芜湖人比较接近。南京菜也叫金陵菜，是不那么纯粹的淮扬菜。北京有家馆子叫“南京大排档”，既好吃，又实惠，许多像我这样的在京安徽人也是粉丝，非常火。我每次去，都要点一道菜，这就是“金陵烤鸭”。金陵烤鸭也叫红鸭子，是这家馆子在大众点评上排在第一位的招牌菜。南京属于“下江”，出产水鸭子，为此发明出各种吃法，盐水卤鸭、烤鸭、糯米八宝鸭，等等，风味多样，各有千秋。前几年，网络上有段子笑称“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从南京离开”，虽是笑话，由此可见鸭子在南京人食谱中占有重要地位。相传北京烤鸭也是由南京传入北京，是14世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方之后的事。北京虽贵为六百多年都城，但没有自己的本土菜系，流传至今，最著名的无非是铜锅涮肉和松木烤鸭。铜锅和松木都是前置定语，究其本源，就是涮肉和烤鸭。明太祖朱元璋酷爱吃鸭子，“日食烤鸭一只”，上有所好下有所效，南京城里烤鸭业于是一时为盛。朱棣迁都北京后，年少时养成的口味难改，包括烤鸭在内的一些南方饮食也由此被带进北京城。

北京烤鸭界有两大传统老字号，一是全聚德，一是便宜坊。嘉靖年间，在菜市口米氏胡同挂牌开业的老“便宜坊”，据说当时在布幌招牌上还写了一行小字，叫“金陵烤鸭”。由此可见，便宜坊出山，还借用了“金陵烤鸭”的名声。

芜湖和南京地理位置相似，属于吴头楚尾，物产近似，吃的东西差不多。芜湖人也爱吃鸭子。端午的餐桌上一定要摆上红烧鸭子，这叫“见红”。入伏后，要喝老鸭汤以败火。小的时候，听得耳朵都起茧的一句话是“鸭子是凉性，多吃无碍”。这是民间生活经验智慧的体现，多少有点道理。芜湖、南京这一带人喜欢吃鸭子，就好比生活在水边的人爱吃鱼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土地上大量产出的东西，成为食物的来源，慢慢形成饮食的习惯。长江下游河道纵横，家鸭、野鸭到处都是。印象中，鸭子比鸡皮实、好养，不费太多人力和财力。早晨放到水里，晚上上岸，腆着肚子，自个儿揺着小尾巴就回来了。鸭子究竟有多少种，我不太清楚。我只认识两种。一种是麻鸭，这种鸭不好看，像人群里的麻脸女人，但生长期长，肉质瓷实，好吃。还有一种鸭子叫“百日红”，顾名思义，一百天就可以生蛋。从投入产出来说，养“百日红”当然比养麻鸭更合算。“百日红”也不难吃，但讲究的芜湖人养“百日红”，通常只为吃蛋，若论吃鸭肉，“百日红”比麻鸭差远了。这就好比一年两熟的稻米与一年一熟的稻米之间的差别，道理是一样的。

南京在坊间被称为“徽京”，有戏谑的成分，但南京确实与安徽人关系密切。芜湖人对南京人的情感很复杂，是既爱又妒，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爱是因为许多亲朋挚爱可能都在南京，妒是因为芜湖是商业城市，市民味重，在芜湖人的心里，大概只有同为商业城市的上海才是芜湖的榜样。市民出身的芜湖人，不大欣赏南京人的旧都作派，嫌弃他们“死性”。体现在生活中，哪怕是吃鸭子的时候，芜湖人也会半带不屑地说：“南京板鸭哪有什么好吃的？还不如我们冰冻街王老奶做的卤鸭有味道。”我把这种心理理解为嫉妒。南京毕竟是大城市，在南京面前，芜湖像个小弟，心里不服气，实际生活中却还要仰人鼻息。

设想，当年高考，若是顺应了母亲的安排，直接去南京读书，此后的人生大致应该是留南京工作、嫁人、生子、在南京和芜湖之间来回走动，像每一个今天生活在南京的芜湖人一样。南京既是远方，又近在眼前，是我当年竭力摆脱的对象。谁又能料到，我这样一个叛逆者，仅仅过了几年，考研时居然一门心思只想报考南京大学中文系。分数倒是考够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被调剂到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当然不错，但未能在南京上学，始终是我这一生的遗憾。这大概就是人生的轨迹。走过去，回头看，才发现有那么多的必然存在。

刘琼，艺术学博士，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现居北京。著有《聂耳：匆匆却永恒》《通往查济的路上》《花间词外》《格桑花姿姿势势》《徽州道上》等著作。曾获《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雨花》文学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中国报人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