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汀是预约了很久的一次旅程。今年上半年，终于成行。

过汀江，赴长汀，虽然预谋已久，但付诸行动，却是匆忙间的决定。

去年一整年不曾出京，不走动的时光，可以安静地生活，我开始热爱这种节奏。没想到，一过癸卯年春节，疫情好转，大家好像突然都加速转动起来，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动。跟着动的结果是，迅速被“三阳”。去长汀，“二阳”刚好。“二阳”虽不及“一阳”来得痛苦，但对心肺功能的伤害还是很大。刚刚从高烧中平稳下来，浑身乏力，突然，我这个一向外强中干的人，就有了人生苦短之感，于是，启程，南下。

人与人交往讲究缘分，有的人可能认识了几十年，也不曾有过一次深谈。人与地方的关系也讲究缘分。忘了是什么时候开始对长汀感兴趣，但近年来愿望变得强烈起来，确实是因为一些来自长汀的朋友。一直生活在长汀的基层写作者小董是其中之一。小董是我办副刊时的一个作者，起初是由一位文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介绍而来，说是他在家乡的学生，同时转来她的一篇小文章。老实说，对托关系介绍来的作者，我都不大信任。看完文章，印象有点改变，是千字以内的短文，不算特别出色，还有点拘谨，但文字基础还行，有一点生活底子。写客家古法熬糖，人、技艺、感受，都能清晰地描述出来。当时版上恰好需要一篇短文当配稿，于是改了改，刊发出来。大概是受到鼓励，很快来了第二篇、第三篇。出于情面，已经发了一篇，对前辈算有了交代，通常不会再予理睬。只是没想到，这个作者短时间内有了大进步，文章灵动、松弛多了。就这样，从培养基层作者的角度，把小董作为一个作者保留下来。小董对客家风俗的描写有细节，情感也饱满。认识小董之后，才知道小董的父亲是当地地方志办公室的干部，曾在长汀中学任教，是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的中学老师。谢教授是老朋友，这才了解，从他的故乡美溪村，沿着汀江，到长汀县城大约需要两个多小时左右车程。这也才明白谢有顺的微信名为什么叫“谢长汀”。

但我与小董只是编读之交，始终未曾谋面。五月长汀之行，似乎是了结一个夙愿。

长汀位于赣闵交界之地，坐飞机到龙岩冠豕山机场，向西驱车两个小时即到。或者坐飞机到赣州黄金机场，驱车向南，两个半小时车程。两条路线沿途都郁郁葱葱，负氧离子高，是典型的“绿肺”。沿着山路朝平展的地方走，四面环山中最宽阔的地方，便是县城所在。薄雾轻笼山林，溪水静流，到达县城之前，一路几乎人烟罕见。这倒是始料未及。

一个地方著不著名，都是相对具体的人群而言。比如长汀，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近现代史比较感兴趣的人，一定会对这个曾被称为“红色小上海”的闽西小城有深刻印象，“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红色小上海”是对红四军入闽后把长汀作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以及中央红军的后勤保障中心、后方基地后的形象描述。长汀之所以能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与其所处的区域位置以及生产方式有关。位于赣闵交界、武夷山南段、汀江水畔的长汀，全境山环水绕，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加上无霜期长，水源充沛，森林覆盖率高达百分之七十，物产相对丰足，具备成为周边物资集散中心的条件。因此，盛唐以来，长汀都是州、郡、路、府治所在。

文化积淀深厚，加上历朝历代保护得当，眼前的长汀古城，尚有“唐城”和“宋城”之貌。民风也有古意。

一个地区的文化形态，说到底，与居住人群的结构关系密切。长汀古称汀州，号称世界“客家首府”。此前，在我的有限认知里，一直以为江西赣州才是客家大本营—那也是多年前一次旅行留下的印象。大概是上世纪末，跟随部门前辈到赣州出差，走了好几个县，大余、信丰、瑞金、宁都、龙南，等等，最后从定南返回赣州。定南是赣州最南的县，也是江西的最南端。定南往南，是粤北。瑞金往东，就是长汀。沿途都是当地宣传部门接待。进房间，第一眼就看到一摞书籍，其中一本只有薄薄二十来页，是客家菜谱的图文展示。从此，“客家”两字便成为我的一个关注点。

客家是因战乱等原因南下赣、闽、粤等地的中原汉人。客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应是东晋、唐宋和明清这几个阶段，其中唐宋时期比较突出。客居他乡大不易，艰苦的生存环境形成了客家人勤劳、坚韧、热忱、开放的性格。为了防御外敌，出于安全等因素考量，客家有族居、山居等特点。兴盛于明清的客家围屋是客家人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居住形态，除此之外，分布在各地的客家大多沿用中原民房建筑特点，在语言、饮食等方面也延续中原汉人习惯，重礼、重教、重文，同时结合实际条件，选择性地接受和融入客居地的风俗习惯。这一点，到长汀的当天，便有深切感受。

从长汀县城车行二十公里，停在海拔七百米的山顶上。下车，眼前是丁屋岭，被群山环抱，“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迅速地脑补了一下陶渊明的这些词句。还真应景。丁屋岭是一个自然村，也是古城镇最边远的行政村丁黄村的主体部分。村西边就是红军长征的起点—瑞金。长征时，丁屋岭这个小山村里走出了七十四名红军。山腰上的房屋挂着牌，上面写着某某年红军在此开会等等。站在稍高一点的山坡往下看，古树参天，遮天蔽日，与从山谷里长上来的瓦屋檐顶，形成对比鲜明的绿与黑色块。如果沿着缓坡慢慢下到谷底，进入村里，顺着方塘、溪流和主街往前走，路上碰到的村民，老的少的都在干活，山里人不会偷懒。

在万物互联的今天，这个坐落在山坳间的古村落，仿佛还停留在“魏晋”时空，基本上还保存着农耕时代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村舍都是明式建筑，规模大，形制完整，是明代丁姓祖先由江西等地迁入后修建成型。以两层楼房为主，颜色素朴，曲线细巧，充分展现了明代审美趣味。就外立面来看，都就地取材，以黄土、木料和石块为主。屋顶是小片黑瓦，码盖有致，犹如鱼鳞龙甲。墙是木墙，也有黄土夯墙，有砌得结实的墙裙。墙裙和路面都采用石料，路面是大块岩石，墙裙是齐整严实的碎石，结实、美观。

广场是村里的文化地标。乾隆年间的古井，与祠堂上悬挂的“耕读为本、忠孝传家”祖训、红军长征时期的海报标语并立在同一空间。这天，广场前的老戏台正在演黄梅戏。这是我见到的一个最玲珑剔透的小戏台，主体是木结构，墙裙也用石料垒砌，舞台是长方形，旁边延伸出一个小乐池，有椅靠，可容五六人置放琴具。有台有幕，几位穿扮整齐的男女演员咿咿呀呀地唱着折子戏。台小，文戏尚可，武戏估计是耍不开。班底是汀州泗都黄梅戏团。在闽西这样一个偏僻的山区，发源于长江沿岸的黄梅戏尚能组团，有点出乎意料。广场上，坐在条凳上的观众目不转睛，看得认真。打听了一下，剧团在村里已经演了两整天了，这场是第三天的最后一场。剧团收费不高，每天三场，才收四千元。费用由村民分摊，每人十元钱，账目一五一十，用纸写好，清清楚楚地贴在戏台对面的墙上。

祠堂、戏台、小庙等古典社会最重要的精神文化场所，与主街上正在营业着的消费场所理发店、打铁铺、油坊、裁缝店、饭馆等，一应俱全，从方方面面满足了村民们的日常需求。

主街是宽可容六人并行的石头路，路中间半敞开，下面是一条蜿蜒流动的溪水。这条上面行路、下面流水的主街，是交通要道，也是村里的主要商业市街。溪水清澈，有村民在淘洗蔬菜。看溪水的宽度，应该也能部分地承担排泄山洪雨水的功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种构建，与徽州民居天井里常见的流水明渠应是同理同工。这既属于景观规划，也属于功能设置，顺应天时地利，凝结着人类生产生活的经验和智慧。

2018年，丁黄村入选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古田军号》《绝命后卫师》等影视剧曾来此取景。

从现代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丁屋岭古村落的完整保存，是时间的奇迹，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交通不便利的地方，信息传播相对慢，面貌变化通常也没那么快。这也是整个长汀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古意盎然的村落的缘故，比如美溪村。美溪村是另一种世外桃源，在美溪村村头，看到了古老遒劲的千年老樟树。人们出出进进，现代信息进来了，传统生活秩序还能维持下去。这就不是地理交通因素起作用了，是文化习俗在起作用。长汀古城里长达三千多米的古城墙和数十座城门，历经各朝各代，还能保持大致面貌，也有赖于长汀人对文化习俗的世代坚持。

这就是文化传统的力量。传统也好，传承也好，人都是其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最稳固、最持久的力量。

长汀古城像一个生动立体的现实标本，唤醒了公众对它的关注和记忆。许多人到长汀，都是来看它的雕龙画凤和斗拱飞檐。我到长汀，其实内心还有一个隐在目的。

当年参观贵州息烽集中营，讲解员曾提到，瞿秋白被杀前，一句遗言让刽子手发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位被鲁迅先生引为同怀的书生革命家、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五年在长汀被捕并在罗汉岭被杀。这一冷知识，熟悉中共党史的人也应有所了解。当年囚禁瞿秋白的房屋以及斗方院落，位于长汀中学校园里。“此地正好，开枪吧”，瞿秋白年轻英俊、谈笑赴死，临刑前的黑白照片悬挂在墙上。不远处的八角亭就是瞿秋白遇害处。烈士纪念碑以及关押旧址，长汀人有心，也保护下来了。

历史是一段一段的时间累积。每一段时间都体现为不同的信息，只有这些信息有幸保留下来，后人才能由此了解历史和它的演进。对历史足够尊重真是长汀人的好习惯。中国历史悠久，理论上，都城遗址多，古城更多，但由于天灾人祸，事实上，还能看、还可看的古城寥寥可数。这也是长汀古城虽小、虽远，却令我挂怀的原因之一。

因为从事的职业以及个人志趣的缘故，曾走过不少地方。如果把这些已经走过的地方在地图上标记出来，会发现，这些足迹覆盖的范围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广阔。还会发现，有的地方，一年之间总会去一到两次，而有的地方尽管由头不少、机会很多，但可能最终一次也不会成行。新疆、西藏等边疆省份地广人稀，去一次，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健康状况，都要做好准备，这些地方去得少比较好理解。但有的地方，比如与北京几乎接壤的内蒙古，最近一次去，差不多是将近二十年前。

在口语里，大家习惯把内蒙古叫作内蒙。应该是2002年左右，那一年，连续去了五次内蒙，一次是看乌兰牧骑的演出，还有两次是给新排出来的蒙古剧《满都海斯琴》提意见，另外两次是什么缘故已经忘了。这五次，我都与著名舞蹈家贾作光老师同行。看乌兰牧骑演出那次，实际是三人行，除了贾老师和我，还有作曲家辛沪光。贾老师和辛老师都是著名艺术家，不仅是“老”字辈，最重要的是他俩虽非内蒙籍，但都曾在内蒙长期工作生活，与内蒙有着密切关系。辛老师原籍上海，毕业分配随男友到内蒙，直到晚年才搬到北京居住。辛老师有三个儿子，小儿子叫三宝，也是一位出色的作曲家。辛老师的代表作是交响乐《嘎达梅林》。地方文艺院团大多经费局促，日子过得紧，主办方当时安排我跟辛老师同住一间房。老太太虽是上海小姐出身，但豪爽、豁达，也不嫌弃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小字辈，靠在床头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用微微沙哑的声音给我讲儿子的故事。贾老师被誉为“中国现代民族民间舞奠基人”，出生在沈阳，十来岁参加内蒙古文工团，从此与草原民族结下深厚情缘。在内蒙与贾老师同行，亲眼目睹贾老师人气之旺，丝毫不输于今天大红大紫的各类流量明星。贾老师走到哪儿，哪儿就是一群人和欢笑声，还有歌声和舞蹈。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人们都上前来与他拥抱，聊得热火朝天。人们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贾老师。贾老师当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但行动异常灵活，脾气又好，真诚、奔放、热情，大家只要一鼓掌，他就会后踏、平肩、横移、下腰，草原上的大雁开始翩然起舞。我对蒙古舞蹈所有的热爱和认识，应该都是基于贾老师，基于这个时期。

贾老师当时住在团结湖北里中国文联宿舍，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因此，每次去机场，我会给他家里打电话，约好时间去接。印象中，每一次，贾老师都会提前站在胡同口那家派出所的门牌下等待。贾老师特别爱吃花生米，飞机上，空姐每次送来的餐食中如有花生米我都让给他，他也都吃得津津有味。后来因为工作岗位调整，见面少了许多，最后一次见贾老师，大概是八九年前，其时他已将近九十岁，声音虽然不及从前响亮，但还是爱说、爱笑，像个帅气的老顽童。辛老师多年没有消息了，贾老师前些年也作了古。贾老师去世后，我其实一直想写点东西，但一直没有动笔。

二十多年过去了，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我再也未曾重访内蒙。那一年，仿佛把这一生与内蒙的缘分都用完了。

由此可见，人的一生看似很长，其实也短，绝大多数的地方此一生再也不能抵达。自从有了这种想法，我对没有去过但又特别向往的地方，做了一个类似于汇总和补遗的计划，并开始有意识地运用余生“填补空白”。

突然想起，当年因为好奇，曾从赣州把那本客家菜谱带回北京。那个时候，住在东四环边一个涉外社区，社区的北边后来修了一条美食街，开在C位的餐厅竟是客家菜。我在这家餐馆请过好几次客。遗憾的是，后来搬了家，那家餐馆去得少了，再去，发现招牌也换了。不知何故，在北京，客家菜似乎市场不大，也或许被粤菜、福建菜等遮蔽了。

刘琼，艺术学博士，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现居北京。著有《聂耳：匆匆却永恒》《通往查济的路上》《花间词外》《格桑花姿姿势势》《徽州道上》等著作。曾获《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雨花》文学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中国报人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