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从一九九二年写起。尽管只是相隔区区三十年，以下所写的已经成了传说。

快速倒回一九九二年。那年我三十八岁，已是在家写作的第十个年头，是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家住上海雁荡路上的老房子，离婚后单身中，有一女在幼儿园，我是她的监护人。成语说的往事历历，意思是不提起就罢了，提起则历历在目。我先简略回顾，清扫外围，给看官一个看热闹的立足点。

那年的元旦凌晨，跟宗福先等朋友互祝新年快乐，看完龙华寺撞钟后回家。几天后去松江，一年一度的看片会被称作“冬令进补”，市里为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组织观看市面上不放映的一些外国和港台影片，例如《胭脂扣》。一天放映五六部，看得天昏地暗。在上海展览馆的友谊酒家，我拍下陆星儿、贺小钢、吴斐、戴厚英和请客的《家庭》杂志黄茵的合影。一月，著名的邓小平“南巡”（请自行查寻报道）。三月，苏乐慈、王安忆生日。王安忆陪我找她的同学帮忙，解决我女儿天天上小学的事情。和傅星、方克强等组队去南京下棋，我的对手是范小天，侥幸以2:1获胜。格非和他的老王带余华来家下棋，赢了两盘。楼世芳来，2:1胜。陈思和跟我联系，9011班他的学生肖艺、李岩炜、周卫慧来家跟我谈话。去探望阮海彪。去看张献唐颖家新生的张〇奔小友，去沈次农家看小毛头。李劼和张献帮我刷地板，李说，非某女不娶。周毅寄来海子的诗。陆星儿来。赵丽宏一家来。陈可雄和厦厦来。吴亮和儿子来。孙颙来。郭建苹和胡依红来，郭要去美国。在蔡璐家见到奚美娟和邱瑞敏。宋铮来讲爱情故事。吴剑带朋友喻彪来喝酒，后来前者成了我的舅老爷，后者成为弄堂网的创始人老皮皮（后文会写到他）。外甥女想去深圳，听说那里可以挣很多钱。在衡山饭店见到王朔、朱苏进和方方等。王安忆领台湾麦田出版社的苏格平和陈雨航来。杨斌华来，我同意加入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世纪末丛书（就是那本中短篇小说集《屋顶上的脚步》）。约稿的有文敏、朱子庆、谢大光等等。家中手稿很讨嫌，撕了很多，比较完整的就捐给上海作协资料室，回赠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一套七本。以后没有手稿了。常向宗福先借录像带，朋友将录像机扛来要我帮她翻录，朋友向我借《金瓶梅》。那部我很喜欢的《光荣与梦想》经追讨，终于伤痕累累地由德国回到我手中。

看话剧：苏乐慈导演的威廉姆斯的《一个黑人中士之死》和忘了谁导演的品特的《情人》，喜欢焦晃和赵屹鸥的表演。多次带女儿去公园，带女儿去小学报名，女儿的中福会幼儿园毕业前夕跟家长同游金山，我因闹钟出毛病睡过头，急忙起床独自去追赶（后来写的《追赶中福会》很难得地被王安忆表扬）。看巴塞罗那奥运会电视转播。加拿大作家梁丽芳采访那天正好日食，外滩人人举头看天。刑警803招待作家们看严法医解剖尸体。这年马原住在上海拍他的人物系列《许多种声音——中国文学梦》，他拍了巴金先生等前辈，到我家采访时拍了我母亲（可叹拍完后他的片子卖不出去）。女友从广播电台跳槽到香港纸媒的上海办事处继续当记者，想着去留学。前妻从教师跳槽去谢晋-恒通公司当谢导的秘书。妈妈经常生病。保姆往往辞工。女儿从寄宿制幼儿园毕业后住回家，晚上会哭哭的，要我陪她。我给她讲的是随口编的《张大胆和王小胆的故事》。

前一年的年底，开过一个“陈村作品研讨会”，我在会上说：我写小说，与其说是建设什么，不如说是破坏什么。话音刚落，苏联解体了。一九九二年我只写了几个很短的小说：《黄昏话题》《琴声黄昏》《临终关怀》。为谋生写了几十篇短文，其中《养着又何妨》因与前辈作家辩论的架势较受关注。年初和张献、孙甘露合作拟创作《我们的家》电视连续剧，与上海电视台签下合同，住了几天上师大的外宾楼，写完《做媒》那一集后无疾而终。参与谢晋导演的《新上海屋檐下》电视剧创作，在爱建公寓住过几天。跟谢衍导演合作写《狗崽子》电影剧本，内容是他少年时代在新疆的一段经历（完稿，未开拍）。为上影厂写电影剧本《好鬼难当》（完稿，未开拍）。去奥林匹克中心出席谢晋-恒通公司的开张仪式，见到潘虹。纪念蒋君超导演去世一周年，见到蒋晓松、蒋晓真。当《上海档案》征文的评委。当大学生戏剧会演的评委。在文艺会堂，看第二届剧本朗读会，喜欢张献的《巴士的孩子们》。

那年还是很穷。作协的好心人弄来法人股，那种天知道会不会上市的奇怪股票，大家分头买了一点当它彩票。我还保存着一张大邱庄的股权证。

本文从一九九二年写起，是因为这年的年中我购买了电脑。

故事从电脑说起。我所说的电脑，大致上是指微机、个人计算机，就是现在放在人们办公桌上或者膝盖上的那东西。

电脑的学名称作电子计算机。这是一个宽泛的定义。我玩过早期的机械计算机，手摇的，会做加减乘除，计算简单的数字肯定没有心算快。一九七五年我被借到房管所去计算房租，先算出房间的面积，再乘以月租，确定应该收多少租金。住宅的房间不都是正方形或长方形的，遇到奇异形状要套用公式求面积。

有天，我们计算房租的头儿宣布，要有新式武器来增援了。果然来了，因我喜欢机器，手贱，所以归我先用。那是电动计算机，电动，不是电子。也就是将手摇这个动作改为按键，9乘以9，按乘号键，飞快地电梯一样地提升数字，到9就放手，81就出来了。看着很神奇，其实就是将9个9相加。9乘以9好算，9876乘以1234567呢，机器就赢了。工作效率提高不少。而且因为好玩，我完全不觉得是在工作，不觉得辛苦，只恨题目不难。人偷到懒是多么愉快，玩到了游戏是多么愉快。

顺便说说，那时每家每户的房间很少很小，一平方米几毛钱，还不按建筑面积算，房租很少超过五元钱。再顺便说一下，以后我会常常这样顺便，为的是请看官别忘记说的是那时的生态、那时的物价。那时一个中学生毕业，祖坟冒青烟留在上海的工矿企业，学徒三年，满师后是三十六元月薪，多年不增加，史称“三十六元万岁”。尽管这样，房租在工资中的占比还是不高。那时的主要问题是房子很少，孩子结婚非常头痛。也有两对夫妻像医院里的多人病室，仅用花布帘子相隔，表示尊重人类最后一层文明而已。夜晚，那些响动历历在耳，实在很尴尬。

我们还是回到计算机。电动计算机进化到电子计算机，它是有原罪的，发明它是为计算大炮炮弹的弹道曲线。需要开炮的时候总是不多，于是发明被挪动到了民用。

除了读科普杂志上的文章，我最早知道计算机的实用化是小姐姐的工厂。它生产玻璃瓶，原料熔化成红红的液态，经过运送、截断、吹气、回火等多道工序，变成一只病家住院挂水时用的盐水瓶。现在都是塑料瓶，当年是货真价实的玻璃瓶。工序中有一些重复的固定的动作，于是聪明人就想到用机器来替代人工，这样既减少出错，可以不停地生产，也避免了工人长时间靠近炽热的工件。我的姐姐有幸被调去，她并不懂计算机，害怕这个怪物。它出生不久武艺不精，但责任重大，一旦出问题，整条生产线就得停工。尽管如此，计算机终究上阵了，就如同今天电脑程序指挥着汽车流水线上的机器人机械臂，那是一九七○年代，半个世纪前。

我首次看到真人玩计算机是在女儿的幼儿园，一排小朋友，在老师的口令下，娃娃们的小手敲出几行代码，一执行，一面很简陋的小旗会在黑白屏幕上飘啊飘。神奇啊，家长们鼓掌。后来听说，他们学的是basic语言。现在我问女儿，她已完全不记得了。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国门渐开，许多好东西进来了，令人目眩神迷。进来之先，在传媒看到它的介绍和报道。让我等动心的东西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照相机、电视机、电风扇、冰箱、空调、音响、录像机。在现代化面前，真是一贫如洗，许多人的家用电器就一黄哈哈的电灯泡。那些好东西的美妙深入人心，电器商店、摄影器材商店的柜台外常常站着一众男人，他们什么型号什么功能都知道，目光热切，言语激昂，见识多多，欠缺的是人民币。觊觎电视机的人最多，看到《参考消息》上提到，西方工人一个月工资可买两台电视机，眼珠也要掉出来。这里一九八四年的金星牌十四吋彩电998元，大约是一年半工资。

我这个大专生在一九八五年五月调入上海作协后的月薪是65.50元。

那时的人虽不富裕，但都知道一部苏联电影里的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他们生活在希望中，相信会的。

想过来想过去很折磨人，心痒难熬的我终于下决心购买。一九九二年的五月，我跟两个朋友去北京路上的西派埃营业部咨询。所谓的营业部，就一开间的门面，那里忙忙碌碌的，掌柜的是个叫沈强的年轻人，一副没睡醒的样子，被众人围着，问他要这个要那个。你问他，他就回答你，并不热心推销。你买他东西，他也不讨好你，做生意仿佛是痛苦的事。他不蒙你，快快出货就行，犯不上设法将十元的东西卖出二十元。那里的桌面上站着好些电脑主机，一台显示器被这个插插那个插插。机箱开膛破肚，让人们立刻就认识了主板、内存、硬盘、软驱和电源的俏模样。在他们手中，搭积木一样，几块东西一连接就启动了。如果不动，就换一条内存卡，或者拍它一下，叫它醒醒。

那时的电脑分原装机和兼容机。所谓兼容机就是杂牌，店家用零件自己拼凑的。零件都是从香港进来的，经过广州或深圳，发往全国。香港并不生产电脑元器件，是从北美批发来的。报纸上有许多广告的原装机也差不多，厂家也是搭积木，可能做过一点测试吧，贴个牌子，其实也是杂种。我想买的机器没有牌子。沈强说，你要牌子我就找一块给你贴上。我忙说不要。

几天后的五月十五日我又回来了，带着妈妈支援我的现金。我是跟《收获》杂志的编辑谷白一起去的，但成交的就我一个。拦了出租车将电脑押送回家。没想到的是，从此永无宁日。

配置：

CPU：80286/AT。内存2MB，硬盘40MB。安装1.2和1.44双软驱。VGA彩色显示器。6200元。

又买了一台二手24针打印机，东芝3070。1600元。

两种软盘各五片，110元。

这个配置当年算是比较高档。当时还有没硬盘的电脑，1MB内存的电脑。多数显示器是黑白的。

我家原先最贵的是一架聂耳牌钢琴，很大的一个东西才三千多元，现在则是电脑了。顺便一说，我当月领到的工资是286.10元。

那时的大专院校或科技单位建有电脑房，闲人莫入，进去要换鞋有的还换衣。据说电脑要防震动，防灰尘，防过热。极少有私人购买电脑。有人告诫我，别在电脑房抽烟。家庭哪有什么电脑房，而且不让抽烟怎么可能。我宁可电脑跟我一起折寿，绝不惯着它。

肖全《我们这一代》摄影集里，拍我的照片背景中有它的身影。显示器架在主机箱上，写字台太小了，只能拉开抽屉，键盘搁在上面。

将电脑搬回家，开机很顺利，并不用拍打它。我开始学习打字，abcdefg，我急切地证明了它可以打出汉字。试了拷贝、删除等命令，就开始玩游戏。店家拷给我两个游戏，俄罗斯方块很好玩，另外那个也差不多，三只同色的球碰一起就破灭。我的球可是彩色的。在这个初夜，我玩得不亦乐乎，等到看钟，已是凌晨三点多，恋恋不舍地关机睡觉。临睡谴责了一下自己。买那么贵的机器来玩游戏，是不是脑子坏了？

电脑真是多才多艺。顺便说说，我这种不怎么爱玩游戏的人，后来用它挖地雷、接龙、炸鱼，跟女儿玩大富翁，跟儿子玩暴力摩托，自己开飞机，飞上去就无法降落只能坠毁。我挖地雷也曾天天想创纪录，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清扫。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修改一个文件，可以将记录直接写成一秒。朋友看到眼睛都直了，你能一秒钟就将地雷扫完？我则立刻泄气了，不玩了。创纪录荒谬啊！（后来，我不相信网上的投票，以后会说它。）最疯狂的是下围棋，俞斌九段创作的单机版软件，我可将对手吃得一个子不剩（没料到多年后所有棋手被电脑羞辱）。用电脑上网后去下围棋，ID是“杀一盘吗”，下得无可救药，赢了还想赢，想升级，输了想扳回，遇到那种无赖恨得要爬进屏幕揍他。眼看着这个家要破产，我毕竟尚有理智，一条del命令将围棋软件删了。我至今没买过游戏卡和装备，偶然玩两盘，无非是水果连连看之类的幼儿园游戏。我在史铁生的电脑中，看到的也是吃豆子这种低幼级的。玩游戏跟抽烟一样，上瘾了要戒烟很难。

我用电脑写的第一篇文章叫《和电脑生气》。抄在下面，当它古董：

知道世上有个叫电脑的东西已有多年，没想到有天居然对它想念得很。自然，买也买得很复杂。先是请懂行的人来启蒙，知道什么叫CPU,什么叫硬盘、软驱。后来又读书，第一次听到DOS和WPS。报上常有报道，某地作家用上了电脑，成群结队地买，成群结队地用，实在叫上海人愧死。于是四处联络，网罗了一些志同道合者，说好一齐动手，大快人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纠缠了一个多月，叛变的叛变，观望的观望，有事的有事，显出上海人独立思考的本色。眼见再看就看坏了事，我做事向来性急，买了再说。

所谓的“电脑”实在是一个傻瓜，必须由软件来教它干活，而软件是无穷无尽的。于是读书，读很厚的书。更要紧的是上机，一条命令一条命令地试。书也害人，往往试而不出，有时干脆连键都寻它不着。屏幕上出来一条英文，不认识，查书，说是“非法命令”，拒绝执行。本人向来是个良民，如何又与非法沾了边？打出WPS，电脑不认账，死活不肯翻出菜单。或者，打着打着，弄出点莫名其妙的东西来给你瞧瞧。一次，居然是“请设置密码”，胡乱按了几个键，想把它取消，谁知它说密码已设好。再想取出文章，它竟大言不惭地问我要口令。其忠诚，其固执，叫人没法可想。

很久没有这样学习了。往日的读书，均不求甚解，读一个感觉。而电脑容不得半点含糊，那个WPS就是因为太胖了，电脑不喜欢，便装做不认识。诀窍在于减点儿肥，换个瘦点的WPS,电脑就乖起来。面对那个屏幕，常常生气。于是也很久没有这样请教老师了，恭恭敬敬地学，如饥似渴地学，废寝忘食地学。人变得谦逊起来，见到谁都想请教请教。往日在桌前坐不住，现在一坐四五个小时，还觉得没怎么坐呢。要是累了，可以玩会儿游戏，五颜六色的俄罗斯方块泻下来，世界杯足球滚起来，精神为之一振。这时的电脑非常迷人。我的朋友说，电脑是个小妖精。

从来没见过这样有魅力的东西，永远学不够，猜不透，用不完。小小一个软盘，可以装下我两三年写的东西。将我一辈子的作品凑在一起也填不满那个四十兆的硬盘。再也不怕勤劳的编辑删改我的文章，任何文章都记录在盘，而且存有备份。等编辑部也现代化了，交出一部长篇只须交一片软盘。打印出来的稿子干干净净，有印刷品的效果，各种字体的变换只是举手之劳，简体繁体悉听尊便。工作时，知识分子从此可以抬起头来。此外，还可让孩子学学，日后想必是有用的。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

自此，我喋喋不休地宣传电脑。写过《电脑献辞》《为电脑发烧》《相逢在西派埃》《我和电脑》《不玩太亏》《和电脑游戏》。发急了居然写出了“电脑万岁”。那时还不时兴带货，但推广依然有效。刘观德来看电脑，宗福先来学电脑。当编辑的老曹飞奔过来送我新版DOS。周鲁卫和王周生来拷给我游戏。我尊敬的同事叶永烈先生是写《十万个为什么》词条的作者，拍科技纪录片出身，对新科技天然亲和。他是真正的著作等身，一套文集有五十多本。他来咨询我后，让儿子去西派埃买来，跟电脑一见钟情相见恨晚。他曾告诉我家中有一排电脑，他的视力不行，必须将字放得核桃大。老叶非常勤勉，白天采访晚上就成文。

我后来常去西派埃坐坐，有时是买东西，有时是去讨教。那里的傅敏先生很聪明，问不倒。令我苦恼几天的事情，他一句话就帮我解惑。有天，我去给机器换个大点的硬盘，谁料机器一会儿可以启动，一会儿又不能了。折腾许久，后来发现是一颗螺丝在机箱底部滚来滚去。沈强告诉我一个小故事，我乐于告诉其他人。他说，德国的工人，你要他将一颗螺丝拧三圈，他必定是三圈。中国工人聪明，会发现两圈半就行了，或者一圈也可以，于是螺丝可能会掉下来，滚来滚去。我想，不能发明东西就算了，吃人家现成的，但连装配也不会，拧螺丝也不会，那就无地自容了。

重庆出版的《电脑报》是一份周报，一九九二年创刊。我订阅之外，还多年买它的合订本，这个合订本销量曾高达百万册。非常差的纸张印的，密密麻麻的文字，排版缺乏美感，但它是大家不可多得的老师。在没有电脑的日子里，无数人在苦学电脑。我读报认真到连它的中缝都不错过。还认真到剪报，将技术文章分类贴在一个个本子上。我常骑车去福州路的科技书店，那里很人性，书是开架的允许翻阅，让我流连忘返。买过一堆看不懂的书，只学到几个术语，哀叹，若有来世一定要学计算机专业。不比后来可以上网搜索，那时当先驱差不多就是当烈士的意思，无人可问，死在那里。我将撞见的问题一一记在本子上，遇到可问之人赶快请教。

先懂一步就是老师，也有人向我请教，写剧本的沙叶新大哥的电话开场白总是这样的，演戏似的：陈老师啊，你这个很笨的学生又要来麻烦你了。我一点不烦他，并且期待他来问我，让我开心一笑。那时我们的操作系统都是DOS，他的问题常常是一个冒号被他不小心改成了分号，或者打完copy后空了两格以至于无法拷贝。我跟他说，电脑虽有错误，但比较少见，多数是你自己的问题，例如将反斜杠打成了正斜杠。他说自己没错啊。电话交谈，我看不到他键盘，就要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按住shift键打那个冒号，你不按着打出来是分号，你看着像冒号其实是分号，明白了吗。通过了。老沙夸我聪明，夸得我哭笑不得。一个死不认错的人，遇到电脑将学会谦逊。你打错了，它提醒你错了，你打错一百遍，它提醒一百遍，不会对你发火，也不会心慈手软放过你。它是死脑筋。它的指令叫做命令，必须不折不扣执行，不好蒙它。你敢蒙它，它敢不理你。我有次手贱，不知怎么打出了format c:，一个回车，居然就开始格式化我的硬盘。朋友来拷贝游戏，送来香港病毒，C盘被格式化。幸好那时硬盘上的东西少，我写的文章都有备份，重装DOS也极为简单，结果还不算太坏。

我和老沙有个共同的老师叫洪浩。他是专业人士，极为耐心，不仅答疑指导，还送我们超想公司的输入法软件——自然码。我死活学不了五笔输入，真是救苦救难了。汉字输入，这个今天已不是问题的问题，值得好好说说。要向不屈不挠的前辈致敬。

近日我翻阅一本技术史学术读物，美国人墨磊宁教授所写的《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张朋亮译）。封底印着“中文输入法的源头，人机交互的先声”，还有徐冰、《纽约客》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推荐语。《纽约客》说:

从方方面面揭示了汉字在整个二十世纪遭受的严重打压。

此书请徐冰作序就很有深意。徐冰便是那个一本正经造出许多不存在的伪汉字的艺术家，称为“天书“。他对汉字有特别的感悟。说来惭愧，读到此书前，我并不了解前辈们为中文的输入所做的伟大的开创性工作。以下的叙述我摘抄一点书中的内容。

令我们自豪的全世界最优美的汉字，在机械化的时代遇到了大麻烦。我曾买过英文打字机，练习到可以较快速度盲打。西方作家就是用雷明顿打字机创作的，可叹我们用中文写作就没这个便利。二十世纪初，阿拉伯文、希伯来文、蒙古文、缅甸文等，众多非拉丁文字都可用打字技术来输入了，在全世界所有文字都可用机器输入的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有个说法令人无奈：“不存在中文打字机”。那是风起云涌的时代，激进的人们将方块字认定为中国落后的根源之一，提出要整体废弃汉字。

出生在美国的谢卫楼发明了中文打字机，证明可以不必走来走去地排版，而是坐着就将一切搞定。直到谢先生去世的一九一三年，他的发明没有量产，也没被推广，甚至他的那台原型打字机都下落不明。

一九一二年，留美学生周厚坤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低年级学生参观了一个展览中的机械制造展厅。他写下一段有趣而严重的话：

对于机艺，自更注意。有一机，尤惹余目。盖见一盈盈之女郎，当机之键盘而坐。出其素手，抚捺机键，键动，森然之细孔，应手而现于一长纸条上。既毕，而后复置之于一机。由是精洁光致之铅字，即已井然排列成雁行。而可付之于印机矣。综计自始至终，耗数分钟耳。盖其机能自动而无间，故敏捷特甚。观之足令吾中国排字之法，汗颜无地。吾问之，知其为一排字机也。吾乃瞿然而思，恍若置身于支那印刷室内。目观排字者，手持尺板，憧憧往来，于纷纭之数千字中，觅其所需者之一。其繁重费时，为中国文化上之一障碍也。非一日矣。

吾于是思有所作为。

胸有大志的周厚坤将谢卫楼的四千常用字压缩到三千字，重新排列组合，做成汉字滚筒。他的第一台原型机完成于一九一四年五月。一九一六年《纽约时报》作了详细报道。《新青年》杂志和《大众科学月刊》上刊登有周厚坤打字机的图片。民国初年，以新观念研究汉字的输入渐渐起步。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陈鹤琴研究了五十万字的中文语料，为中文编订“基本字汇”，在一九二八年出版《语体文应用字汇》的专著，被认为是汉字字频分析的“第一部鸿篇巨制”。中文走向通俗化。陶行知先生创立的识字课本收字一千个，由商务印书馆在一九二三年出版，前三年销量超过三百万册。革命家也看出了这个常用字推广活动的意义，毛泽东主持编写了一套新的基本汉字集。

差不多时间，纽约大学的祁暄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向媒体展示了他设计的中文打字机。他用超过一千三百个部件来拼成汉字。尽管他的发明未能商业化，却在事实上成为五笔字型这类拆字输入法的先驱。

他们的发明创造得到胡适等学者的关注，胡适痛斥废除汉字的狂妄者。他恨恨地说：

吾国学生有狂妄者，乃至倡废汉文而用英文，或用简字之议。其说曰：“汉文不适打字机，故不便也。”夫打字机为文字而造，非文字为打字机而造也。以不能作打字机之故，而遂欲废文字，其愚真出凿趾适履者之上千万倍矣。

周厚坤和祁暄之间还有过争论。结果周胜出。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将周厚坤请去督导中文打字机的深入研究和制造。一九一九年，有个叫舒震东的工程师进入商务印书馆，他抛弃了周的汉字滚筒，代之以活字字盘。商务印书馆投入重金，雇佣三百余人，成立四十多间工作室。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一千年后，活字打字机诞生了。据说每小时可输入两千多字。有个顺便一说的花絮，中国的第一部动画片是《舒震东华文打字机》，由后来创作《大闹天宫》的万古蟾、万籁鸣兄弟制作，时年一九二二。

中文打字机诞生了，但是，离开普及还差得很远。我曾用过，证明它不是普通人可以随手使用的工具。

在我的经历中，有过一段小小的屈辱。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公司的职工学校当语文教员，学校买来中文打字机，基本用途是打通知和考卷，由打字员操作。我看着新奇，就试着输入自己已发表的小说。操作不难，有点像排版工人，但找到那个字非常麻烦，每个字的位置要死记硬背。小说刚输了个开头，我们慈眉善目的科长来跟我说话了，某同事向他报告我用打字机打自己的文章。说来这也算占了公家的便宜，应该制止，但接着的那句话刺痛了我。我的同事说，打字机是保密的东西。这有点严重了。我跟科长说，只听说打出来的文件有保密的，哪来的保密的打字机？后来我就自觉不再去碰那个很不好用的东西，这也是我此后毅然购买这种“保密的东西”的动力之一。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北京文联在长城饭店召开声势浩大的“作家换笔大会”，会上的明星产品是台湾一公司发明的“中文手写识别系统”。在一个平面上用笔写汉字，电脑给你识别出来。识别较慢，常会认错字，毕竟也算是个输入方法。电脑的普及从作家开始，因为它对作家是生产资料，不是纯粹的消费家电，用它可以生产作品。作品发表了有稿费，可以抵销生产成本。作品写好有备份，不再像阿城那样将《车王》写好寄稿子给寄丢了。当然需要学习一下，适应以键盘来输入。一部分人的打字速度很快超过手写速度，另外一部分人键盘输入时思维受到严重干扰，无法创作。有些著名作家至今还在手写。无论如何，这仅仅是一代人的问题，以后的年轻人全都毫无障碍地接受了键盘。

我用的是双拼双音。用拼音输入，汉字的同音字太多，挑字费神。但变成词组就好多了。自然码允许自创。我自己做了一个词组文件，将常用的我的你的他的她的它的、我说你说他说等等都做成了词组，将人名做成词。有人慕名来拷贝，发现我将“***的”也做成了词组，令有洁癖者颇感不适。我与人为善，做了一个洁版特供友人。

我对理工科的专家一向有盲目的崇拜。宗教和哲学说得再天花乱坠，这个世界上靠得住的进步，往往是由物质的进步带来的。大到电力和交通工具，小到打火机和抽水马桶，给人类的便利和舒适实实在在。自从计算机被发明，人类最大的疯劲用在它身上，日新月异。它是一个错误不断的闯祸胚子，比孙悟空更难驾驭。有人担心，人类最后或许会被它弄死。那个未来不谈也罢，我们说得小一点，用著名的Windows举例，它bug不断，补丁不绝。就算没有坏人来捣乱，它自圆其说就非常费力。

我写过一篇惹事的文章，叫《批评方正》，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方正牌子最响亮的产品是电子照排系统，一门大生意。我批评的是它的一个小产品：WPS，北大新技术公司做的中文输入系统。那时，我们都是用它来打字的。用它，是一段痛苦的经历。我恨不得去给他们当义务校对，帮他们修改用户指南。

作家都痛恨错别字，但作家出错只在自己的文章，软件出错就错在千万人的文章里。作家的错别字自己可改，软件错了却改不了。文件名中的汉字，“护照”自动变成了“互照”。它说可为文档设密码，那好啊，我的日记需要密码。设好后发现五百八十行之后都不见了。另外，它会自说自话地自动复制一行。

我曾给公司写信，慷慨地告诉他们我发现的问题，但无回音，也未见软件有升级。批评文章发表后，当天就来了电话，第一句就是问我软件哪里来的。那时，绝大多数人用的都是盗版软件，如果我用盗版，那问题就简单了，甚至有污蔑诽谤的嫌疑。但他们遇到的是我这样的傻人。我告诉说，我花了一千多元钱买的方正汉卡（这张卡至今仍保存着），我可以在你们的机器上将我提到的错误重现。对方语气好多了，邀请我去上海办事处恳谈。恳谈中，邀请我方便的时候可去参观他们公司。

我告诉对方，我每天用他们的软件，指望他们的软件帮助我创作，我用一年多的工资买他们产品，当然希望他们公司好，软件好。如果正式产品还不如市面上的盗版软件，他们怎么会有前途？

还是要感谢WPS，虽然后来我彻底放弃了它。在最初的时候，它毕竟让中文系统从无到有，晃晃悠悠地陪我们走过那个黎明。

前两天，我发现尊敬的Word也曾无缘无故复制一行文字。请伟大的微软公司注意，我用的是正版Office 365。几千个顶级的程序员做的产品还会出错，只能说，神出鬼没地出错是电脑的宿命。于是，也是我们人类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