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安徽望江县人。望江古代是安庆府的属邑。我们小时候，安庆作为地级行政区域，正式称谓是“地区”。望江是安庆地区所辖的一个县。后来，安庆名称改成了“市”。所以，望江现在是安庆市管辖县之一。望江远非名邑，人们大抵不知道。过去，每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总说是安徽望江人，而听者往往一脸茫然。后来，我便说自己是安庆人，听者也大抵就明白了我的家乡在哪里。

几年前，在苏北一个县城的小酒馆里与当地的一位作家聊天。谈到各自的家乡，这位作家说：“你们那里，过去比我们苏北好得多呢！每年冬天，我们苏北都有许多人到你们安庆去讨饭。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闯安庆’。”听了他的话，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你们苏北那时候到底有多穷。但如果我们安庆比苏北好得多，我就能想象出那时的苏北是啥样了。说起来，我做过一件对不起苏北人的事，至今想起来还后悔。”

这位苏北作家看我的眼睛瞪得很大。

我便讲了下面的故事。

一

说到我小时候与苏北人的关系，得从更大的方面说起。

所谓“小时候”，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位苏北作家说的“过去”，也是这个时期。我和他是同龄人，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年降生为人，七十年代，是我们从儿童向少年转变的时期，也是从懵懵懂懂到开始懂事的时期。那时候，全国农村服从统一的政策，因而人们的生活状况在全国范围内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但是，各地不同的主政者，还是让地域之间有了些差异。在六十年代，就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此期间，又有了“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运动。所谓“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就是清除农村社会的资本主义残余。有尾巴的动物，尾巴总是长在身体后边，是躯体的一部分。尾巴与躯体，在性质上、本质上，绝对有着同一性。那时候，人民公社是农村社会的伟岸的躯体。农村社会如果有尾巴，那只能长在人民公社这躯体上。然而，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怎能长着资本主义的尾巴呢？如果说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高头大马，那资本主义就是一头肮脏的猪。高头大马的屁股后面，怎么可能拖着条猪尾巴？如果说，在农村社会，资本主义的躯体已经被清除了，但还有资本主义的尾巴残留着，那这残留着的尾巴，也已经是脱离了躯体的死物；即使现在还没死，也迟早会死。谁见过离开了躯体的尾巴还长久活着？再说，既然尾巴已经与躯体分离，“割”，又从何说起？“割”，又从哪里下刀呢？当然，这是我后来的想法。

开始在农村“割尾巴”后，哪些东西算是“尾巴”，就是首先必须认定的事情。而如何认定“尾巴”，本来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这就给各地主政者留下了一点按自己意志施政的空间。农村人民公社化后，土地是集体所有，但按人口给每家每户分了点地，用来种自家吃的蔬菜，这叫“自留地”。当“割尾巴”的利刃在农村社会寒光凛凛时，在许多地方，各家各户的自留地，便成了首先被割的“尾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农业》一书中说，在一些地方喊出了“多一分自留地就多一分私心”“谁的自留地种得好谁的私心就重”的口号。家家户户的那点自留地，人口多的人家，有狗的额头那么大；人口少的人家，就像猫的额头那样小了。对这点自留地的所谓“割”，就是收归集体所有。但是，完全收回，显然要面对家家户户如何吃饭的问题。人总要吃饭嘛，吃饭总要有下饭的菜嘛。如果自留地全部割掉，叫社员用什么下饭呢？不吃菜，梗着脖子把饭硬咽下去，几口还可以，我也能做到，但几碗饭都这样梗下去，顿顿如此，就非常人所能为了。再说，必须笔直地站着，仰着头，梗脖子才有更好的吞咽效果。家家吃饭时都围着桌子站着，一齐梗脖子下饭，短期还行，长期这样就不是事儿了。

当然，办法还是有的。可以在吃饭时，饭桌中间放一碗盐水，全家围坐着，用筷子头蘸盐水下饭。捧着一碗饭，吃一口，把筷子头在盐水的水面蘸一下，然后塞进嘴里嗍一下，有时还要嗍出点声响；嗍一下后，顺势又扒下一口饭。盐水与清水没有什么差别。筷子头在水面一点，会激起细微的涟漪，像水面上起了一个酒窝。家里如果人多，好几个人同时把筷子伸向水面，那一碗盐水就乱成一锅粥了。我的家乡把这种吃饭方式叫做“嗍筷子头”。但“嗍筷子头”也只能是权宜之计。所以，大部分地区，虽然把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但又并不是齐根割掉，还要留下一段。比如，社员的自留地本来占总耕地的百分之七，现在则下降到百分之五。这就很仁慈了。但也有百分之二十的地区，是把自留地这“资本主义的尾巴”齐根割掉。我们那个生产队，是把一大片平平整整的土地的南边一部分，分给各家各户做自留地。这自留地，看上去确乎像一条“尾巴”拖在集体土地的屁股后边。但从我记事时起，这自留地就没有被割掉，也没有听说过此前曾经被割掉。我想，这是因为我们那里的主政者，并没有把刀子伸向各家各户的那点自留地。

农村社会的“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是赫然大者。此外，便要算家畜家禽了。家畜，在我们那里，就是指猪。家禽呢，则一般指鸡。社员平时有必须花的钱。晚上要点灯，煤油必须买。做菜要放盐，盐必须买。吸烟、点灯、做饭，都必须用火柴，火柴得买。这些钱从哪儿来呢？唯一的来源是猪和鸡。正月里买只小猪，养到腊月，卖给国家，能得些钱。鸡蛋，则随时可卖给国家，随时得些零碎钱。如果把猪和鸡作为“尾巴”齐根割掉，那社员的日常生活就无法继续。所以，大部分地方，也还是采取了为百姓着想的做法，即并不把家畜家禽一刀切净。许多地方采取的措施是限制养猪养鸡的数量。既然“资本主义的尾巴”暂时还不能彻底割掉，那就控制这尾巴的长度，不能任其野蛮生长。猪，许多地方规定每家只能养一头。鸡，有的地方规定每家只能养一只；也有地方的主政者更仁慈些，规定每家可养三只。比起鸡鸭等禽类，猪显然是一条特别粗长的尾巴。一头猪，其资本主义的分量，抵得上数十、上百只鸡鸭。允许每家养一头猪，实在是对“资本主义尾巴”的宽纵。但又不能规定三家、五家，甚至八家、十家共养一头猪，那实在没法弄。所以，对于这些地方的主政者来说，允许每家养一头猪，实在是无奈之举。也有地方，完全禁止社员养猪养鸡。那人们的日子如何过，超出了我的想象。

但在我们那里，整个七十年代，我不记得有过限制家畜家禽数量的政策。猪，就是不限制，每家也只有养一头的能力。养猪，是为了让它长肉。它必须每天体重都有所增加，才有养的价值。如果有一天没有长一点肉，这一天就白养了。要让它每天体重增加，就要让它每天都吃得很饱。要让一头猪每天都吃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能养两头猪的人家，极其罕见。小时候在家乡，听说过这样的事，说是某个村子里谁家，养了两头猪，成为了奇闻在四乡八里流传。鸡，即使不限制，一般人家也只能养个十来只。那时候，鸡当然是散养。早晨开鸡埘把鸡放出去，让它们四处觅食。傍晚它们会自动回来。养鸡，是为了让鸡下蛋，多多地下蛋。但鸡也必须吃饱了，蛋在体内才有生成的资源。不能只靠野食，所以，每天早晚，要喂两次。喂鸡，只能用粮食。我们那里，就是喂稻谷。早晨，鸡叽叽喳喳地出埘了，主妇在地上撒些稻谷，鸡们吃了这稻谷，再到野地里打野食。傍晚，鸡们迟迟疑疑地上埘前，主妇也要在地上撒些稻谷，鸡们吃了这稻谷，再一只接一只地钻进埘。既然每天要给鸡喂两次粮食，那就决不可能多养。那时候，我们那里的人家，大抵是养一头猪，养十来只鸡。正像猪养到两头的人家极少一样，鸡养到二十只以上的人家也很难见到。但比起那些只准养一只甚至一只也不准养的地方，当然要好得多。

二

在吃粮上，我们那里，也比有些地方要好一些。

我当然是后来才知道，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旨在纠正此前农村在分配问题上的“极左”做法。而农村的所谓分配，主要就是分粮食。生产队收获的粮食如何分，以什么方式、按什么标准分给各家各户，这是当时农村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嘛。此前，存在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的情形，那就是集体截留太多、积累太多。这个“指示”强调，各地要做到让农民从增产中增加收入；在粮食分配时，要采取基本口粮分配与工分粮食分配相结合的办法。这样的“指示”，当然也是有弹性的。例如，“指示”强调集体截留、积累不能太多。但究竟多少算合适，究竟多少算太多，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也不可能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怎样掌握这个“多少”，各地主政者在相当程度上可依据自己的意志行事。如果以集体积累宁多勿少、社员所得宁少勿多为原则，那即使有中央的这种指示，社员受惠也有限。但如果以集体积累宁少勿多、社员所得宁多勿少为原则，那社员就能从主政者这样的权衡中受惠更多。

在人民公社时期，理论上，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但如果完全地实行按劳分配，有些家庭便要陷入困境。社员的劳动，就是出工，就是在参加集体劳动中挣工分。粮食按劳分配，就是按工分分配。可是，有的家庭，吃饭的嘴特别多而挣工分的手却特别少。一对夫妇，上有高龄老人，不能挣工分；下有一大堆未成年因而也不能挣工分的孩子，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六个。一家子八口人甚至十口人，只有两人挣工分，如果完全按劳分配，那这样的家庭每年分到的粮食不够吃几个月。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发出的关于分配问题的指示，强调要采取基本口粮分配与工分分粮相结合的方式，就是在制止完全按劳分配。所谓基本口粮，就是按人口分粮，每口多少斤，分给各户，不考虑工分问题。所谓工分分粮，当然就是按各家挣得的工分分粮。这基本口粮，有些相当于今天的基本工资，而工分分粮，则像是今天的绩效工资。有了基本口粮的分配，那就是人口很多而工分很少的人家，也能分到一定分量的粮食。不过，生产队收获的粮食，首先要交完规定额度的公粮，这是雷打不动的义务。交完公粮后的剩余，如果集体又截留很大部分，那就即使实行基本口粮分配与工分粮食分配相结合的方法，每家分到的粮食也很少，工分挣得再多的人家也要闹饥荒。反之，则工分挣得再少的人家，也有基本的口粮保证。我们那里，应该是在粮食分配问题上做得比较符合农民利益的。

整个七十年代，可以称之为饥荒的现象，我们那里确乎没有出现过。这当然不是说粮食就很充足，可以放开肚皮吃，而是说，每家每户只要能够节俭地吃粮，一般不至于有揭不开锅的时候。个别人家，因为特殊原因闹粮荒的事情，是有的。但大面积的断粮、规模性的饥荒，我没有听说过。只要不是大家都没粮了，那个别家庭真到了断粮的时候，总还有办法。东家借个三升米、西家借个半担稻，也能熬到新粮登场。那时候，饥饿感当然也是有的，每顿都不会放开肚皮尽情吃，总是在觉得肚子填得差不多时，就放筷子。说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还不准确。饭吃八分饱，这是一种养生戒律。可对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农民，吃饭吃个七八分饱就停筷，不是养生戒条，而是生存经验，是生活手段，是为了让日子能够细水长流而必须做到的事情。吃个七八分饱，肠胃就会自动报警：再吃就过分了！再吃就违规了！再吃就成败家子了！一开始应该是意志使然，是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后来，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几千年下来，习惯就成为了本能。中国农民这种本能的改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农村改革开始之后。那个时候农村的改革，最先取得的伟大成就，是让农民能够放开肚皮吃饭。这是此前几千年间都没有过的事。

既然顿顿都欠点，那在两顿之间，必然会饿起来。但这种饿一般是能够忍受的，不至于让人六神无主。一来，上顿毕竟吃过饭了，不会饿得太厉害。知道下一顿什么时候能吃上，暂时的饿也就不算怎样难熬的事了。这就像人生病了，但确知什么时候会好起来，那再大的痛苦也是可以忍受的。饿了，却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人就分外饿，这是阿城在小说《棋王》中讲过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

如果一个人，离乡背井，到外乡要饭，一定不是盲目地乱走。从离开家乡时起，一定是走那事先知道具有起码的“可讨性”的路线。所谓“可讨性”，就是在这里每天至少能够讨到些残粥剩饭。判断起来并不困难：一个地方，没有人外出逃荒要饭，意味着家家户户每天早、中、晚都有炊烟升起。一户人家，屋顶的炊烟刚刚散去，那就是饭正在上桌，到那门口讨饭，就不是无的放矢。

三

我们那里，正因为家家都还能每天生火做饭，还能一天几次全家围坐在桌上吃饭，所以就有了苏北人来逃荒要饭。安徽与江苏虽然毗邻，但安庆与苏北可是完全不搭界。从扬州、泰州一带到安庆，是从东北方向往西南方向走，两地相距四百多公里。苏北的农民，总是在入冬后出现。他们到了我们这里后，便停留下来，年也就在我们这里过，开春后，再返回家乡。他们到了人家门口，如果人家正在吃饭，便给他们一点饭，有时是半碗，有时是小半碗。不是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上顿的剩饭，便给他们一点剩饭。如果没有剩饭，那家主妇有时会说：“还没到吃饭的时候呢，吃饭时再来吧。”但也有的主妇，会拿个量米的升子（家家都有这样的升子，借米还米时用），或用个葫芦瓢（家家都有好几个大小不一的葫芦瓢）,在米缸里撮一点米，倒在要饭者随身带的口袋里（当然不会太多，也就一两二两）。人家与人家是不一样的。遇上人家没有剩饭，有的要饭者会走开；但也有要饭者主动请求给一点米。要饭的与要饭的，也是不一样的。

我与其中的一对母子，有过比较密切的接触。

这一对母子，母亲应该是六十岁上下，儿子则四十左右。母亲偏胖，儿子则是瘦长的体型。虽然是外出逃荒要饭，母子的穿着都并不褴褛。这对母子当然也是从苏北某地一路走过来的。母亲是一双“解放脚”，就是本来也缠脚，后来才扔掉裹脚布，但一双脚其实已经大半残了，走路是很艰难的。那时候，这个年龄段的女子，都是迈着这样一双“解放脚”走路。这个母亲用这样一双脚，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才走到我们这里。连续几年，这对母子都在我们村里过年。那时候，每个生产队有几间“队屋”。我们村的队屋，是一排草房，从东到西地横在村子的地势较高处。最东头的一间，用来记工分。每天晚饭后，队里的会计便来到这间屋子，在一张破旧的桌子前坐下，点亮遍身油腻的灯盏。家家便派人拿着自家的工分本，到这间屋子里，让会计记下今天全家所挣工分。记工分都是孩子来，往往是几个孩子一齐来，最大的孩子手里攥着家里的工分本。工分本，就是小学生用的练习簿，孩子们总喜欢把它卷成圆筒。一开始，要用手握着，才能保持圆筒状。没多久，工分本就以圆筒的形态存在着。成了圆筒后，也遍身污垢，不管本来是什么颜色，现在都黑乎乎的。会计拿到每家的工分本，先要把圆筒掰开，像在剥竹笋。很艰难地翻到今天要记的那一页，然后把工分本放到桌上，用左手整个手掌按住摊开了的工本分，右手握着笔；有时，为不让工分本下半部卷曲，右手指夹笔的同时，右手腕也要压在工分本上。这样准备好后，便让拿工分本来的孩子报他家里今天的出工情况，会计便按标准给他们家记下今天的工分。等到每家的工分都记下了，孩子们都散了，会计吹熄煤油灯，回家去。门只带上，并不锁。这记工分的屋子往西，是杂物间。杂物间再往西的几间，是生产队的牛栏，冬天生产队的牛就关在这里。而那对苏北母子，连续几年的过年期间，都住在杂物间里。

这杂物间是没有门窗的，前面不但没有门，连墙都没有，是敞开着的。前面既然根本没有墙，后墙上自然用不着开窗。杂物间很大，有一般房间三个那么大。里面的杂物，有干稻草——这是冬天里牛的饲料。整个冬天，牛就斜卧在牛栏里，一天到晚咀嚼着这干草，嚼得两边口角不停地流白沫。此外，便是生产队的农具。那时候，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小型农具如锄头、铁锹之类，各家自备。每天下午收工时，队长布置明天的生产任务，第二天出工时，大家便带上这任务需要的家伙。但大些的农具，犁、耙、水车之类，是生产队置办的，不用时，就放在这队屋的杂物间。这对苏北母子，总是在过年前几天悄悄来到我们村，在这杂物间里东边的墙角住下。母子二人会弄一些干草铺在地上。那些天里，已经停止记工分了，但并非不出工。那时候，农村还没有通电，但家家都安了有线喇叭，喇叭线连着公社的广播站。每天早中晚喇叭响三次。一到年关，小喇叭里就一天三次号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春节如何“革命化”呢？重要的举措就是大年三十上午还在出工，三十下午停工半天，新年的大年初一上午立即出工。其实，那个时节，田地里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所谓出工，也就是肩上扛把铁锹，在地头转悠一阵后，各自回家过年。这样的出工，哪好意思算工分。就算大年三十上午实实在在地干活了，也不能在大年三十晚上去记工分。所以，那对苏北母子住在杂物间期间，那里是一直很安静的。

有外乡的要饭者住在了队屋里，村里人都知道。在大年三十晚上，会有几家给这对母子送点饭菜。我们家是每年都送。说实话，给他们送饭菜，总是我们几个孩子提议，然后大人默许。年夜饭吃完了，就用一个很大的绿色的搪瓷碗，盛上一碗饭，菜则盖在饭上面。红烧肉总是有的，拣很肥的肉夹。那时候每逢过年，家里要买只小灯笼，是那种油纸灯笼。我们一人打着灯笼走在前面，一人双手捧着那搪瓷碗走在中间，空手的便走在后边。有时，下着小雨小雪，便撑着伞。那时家中有一把老式的油布伞，伞面涂过好几遍桐油，颜色黄澄澄的。伞骨是细篾棍，伞柄干脆就是一根细竹竿。伞很大，一人打伞，另几人围着伞柄走着。那对母子当然无油点灯，我们走近，他们就明白了来意。母子二人本来都靠墙坐着，我们来了，母亲仍然坐着，嘴里说着感谢的话。儿子则站起身，拿出他们的碗，我们便把搪瓷碗里的饭菜倒到他手中的碗里。我们那时候，过年没有给孩子压岁钱的习惯，或者说，本来有过，后来改掉了。但有一个陋习，便是家家过年时，要给男孩子买香烟，哪怕是刚会走路的孩子也有。一般家庭，当然买的是很廉价的烟，也只有一包。但也有人家，或者条件比较好，或者只有一个独生子，就不止买一包，也并不十分廉价。过年的那几天，村头巷尾总有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嘴里叼着根烟，在喷云吐雾。大年三十晚上，给苏北母子送饭菜时，我口袋里肯定有一包已经拆封的烟。等那做儿子的把饭菜收下，我便掏出香烟，抽出一支递给他，自己也叼上一支，又摸出火柴。他总是在我还没用手指顶开火柴盒前便把火柴抢过去，然后走到屋外的空地上，我也跟着出来。他掏出一根火柴，俯身划着火，先给我点烟，然后自己点上。把火柴还给我后，他不再看我，仰头看天。有时是满天星星，有时是雨雪纷飞。他对着星星或者雨雪，深深地吸一口，半天半天，并没有一丝一缕烟从他的口鼻出来……

但他们这样在异乡逃荒要饭，也是有风险的。那时候，各个公社成立了民兵指挥部，每天有几人值班，每人发一根木棒。那木棒长短粗细如何呢？如果对《水浒传》中武松打虎及林冲痛打洪教头的那棒子有概念，就能想象在民兵指挥部的木棒是啥样。当然，武松、林冲使的木棒，是木头的本色，而民兵指挥部的木棒则漆成红白两色相间。身份不明的外地人，会令民兵指挥部警觉。那时候，我已经在公社初中上学。与学校隔着条公路，本来是公社医院。公社医院迁到另处后，原来的一排平房就闲置着。公社成立民兵指挥部，这平房就派上了用场。有时会看见手持木棒的人在门口站岗，他们应该并不挨村搜捕流浪者，否则那些苏北人不可能在我们那里停留那么久。但如果有形迹可疑的外乡人被他们撞上了，就有些麻烦。但这样的事情并不多。大部分时候，他们成天闲着。我曾见过一个值班的民兵手持木棒，追着一条狗打，但总够不着狗，追出好远后，只得奋力把木棒投射出去，离狗还有这根棒子那么长的距离。

四

那对苏北母子，还是撞在了民兵指挥部的枪口上。

我们学校与民兵指挥部都在公社各单位所在地的最西头。从民兵指挥部往东，是发电厂，负责每晚为公社所属各单位输送照明用电。有一台发电机，有一个人负责每晚开关这发电机，每晚六点到十点，各机关的电灯能亮着。发电厂往东，是信用社、兽医站。再往东，是一家铁匠铺。铁匠铺对面，是公社机关大院（“大院”之“大”，非面积之“大”，乃地位之“大”也；公社领导办公生活的院子，面积虽不大，但是全公社首脑机关，故称“大院”）。公社大院往东，是新的公社医院。夹在公社单位之间的铁匠铺，一对师徒每天在那里打铁。我那时觉得打铁是很神奇的事情，常常去看。铁匠铺是常年大敞着门的，即使是极冷的天气，门也大开着。站在门外，便能看到屋中间，一根粗壮的圆木顶着一个铁砧，铁砧后面是炉子。炉子里煤球呈圆锥状地堆着，火在熊熊地烧。从底部起，三分之一的煤堆已经完全烧着了；中间部位，煤球烧着了一半，半红半黑的；煤堆顶部，才烧着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黑着；最上面的几块，才被从下面烧上来的火舔红了一点点。煤堆底部的火，是橙黄色，越往上，火的颜色越往深红里变。在橙黄和深红的煤球之间，有蓝色的火苗蹿出来。仅仅是这样烧着的一堆煤，就煞是好看。铁砧左边站着师傅，右边站着徒弟。师傅左手持铁钳，右手握一小锤；徒弟双手握着一柄大锤。师傅永远弓着腰，徒弟则总是站得笔直。师傅左手的铁钳从煤堆里夹出一块铁坯。铁坯中间部分是橙黄色，而镶着深红色的边。师傅把铁坯放到砧上，师徒二人开始了铁砧上的对话。师傅右手的小锤（我后来知道，这小锤有个专门称谓：“叫锤”）在铁坯上的哪里点一下，徒弟就抡起大锤子砸在哪里。这样打了一阵后，师傅用铁钳把砧上的铁块翻个身，用研究的眼光看一会儿，或许又翻回来，继续用小锤点着铁块，徒弟则仍旧是师傅点在哪里，就砸向哪里。据说，师傅小锤的点击，不仅是指示徒弟大锤落下的部位，也指示了大锤落下的力度。如此说来，师傅小锤每次落下，都很有讲究，并不是在某个部位简单点一下。这自然是一套只有他们师徒才懂的“锤语”。师傅左边地上放着大半桶水。铁块在铁砧上被锤得成为某种器物的形状后，师傅夹起这刚刚成形的东西，往水桶里一塞，发出“呲”的一声，一缕白烟冒出，迅即又散掉。

过完元宵，学校开学。开学后不久的一天中午，我又向铁匠铺走去，远远地就看见那个带着母亲来我们这里要饭的男子，在铁匠铺门口探头探脑。这年的过年期间，这对母子也是住在我们村的队屋里。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家几个孩子给母子送去了饭菜，我也与这男子一起在队屋外面抽了一支烟。那一夜星光灿烂，我们在外面稍站一会儿，便能看清对方的脸。他突然出现在公社机关所在地，我很有些惊讶。往西几百米处便是民兵指挥部，一个外乡人这样鬼头鬼脑地在这里徘徊，如果被发现，会有麻烦的。我快步向他走去，想提醒他，他一扭头，像是也认出了我，迎面向我走来，走得蹑手蹑脚，不像是走在平平的地上，倒像是走在薄薄的冰上。走近了，两人都停住，我正要开口，见他有话要说的样子，便让他先说。他把头低下，凑近我的脸，悄声问：“你知道有谁要买米吗？”

原来他要卖米!我愣了一会儿，一转身跑开了。

一个要饭的卖米，像一个病重的人卖药，超出了我那时的理解能力。回到教室，心里有好多种滋味混在一起。我甚至觉得这对母子不是来要饭的，而是来行骗的。我有一种被欺骗感，有一种失落感，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屈辱感，仿佛有某种东西被剥夺了。不仅仅是这个苏北汉子发生了从要饭者到卖米者的身份反转，我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在他眼里，我不再是一个施舍者，而成了一个他可以打听某件事情的路人。

下课了，我走出教室，就听到民兵指挥部那边传过来哭声，是一个成年男人在哭。我仿佛明白了什么，赶忙向那边走去。民兵指挥部前面围着一圈人，哭声从人圈里传来。我走近一看，那个苏北男子坐在地上哭着，诉说着。虽然他的话不太好懂，但人们还是听明白了原由。原来，他们这几天住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正要启程回家，母亲却病了，起不了身。他知道公社医院在哪里，于是便想把几个月里讨得的一袋米卖了，好给娘看病。民兵指挥部到了他们落脚的地方，没收了那米。好在母子二人都有家乡大队介绍他们出来要饭的介绍信，证明母子是政治上清白可靠的人，才没把人抓起来。

明白了事情原委，我便没有勇气再跟他说话了。

在那个年代，这毕竟是一件小而又小的事情，很快就忘记了。许多年后的一天夜里，睡不着，胡思乱想中突然想起了这件事，就又一次看见了那个苏北汉子坐在民兵指挥部前的泥地上伤心地哭，愧疚就涌上心头。我问自己：为什么当时跑开了？

我想，连续几个大年夜，我给这个苏北男子送饭送菜，与他一起抽烟，说是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也是可以的。他在这公社机关所在地鬼头鬼脑，是知道自己的行为有着风险的。他之所以一见我就开口，是因为我是他的熟人，是关心过、同情过、帮助过他的人，不会有风险。我一听他说要卖米就走开，肯定出乎他的预料。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对他的卖米做出这样的反应呢？

我为自己找到的理由是，那时候，有一种普遍的观念，“买卖”当时不被允许，而我也深受这种观念影响。买卖行为当然是有的，但都是在集体与国家、个人与国家之间进行。生产队在交完公粮后再把所谓“余粮”卖给国家，便是集体与国家之间的买卖。个人把自家养的猪、自家鸡下的蛋卖给国家，算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买卖。但那时候，在人们的意识里，集体也好，个人也好，与国家之间的这种交易，并不被视作“买卖”，与通常的“生意”截然不同，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国家给些钱，是对集体或个人的一种奖赏。但个人之间的买卖，就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农村的集贸市场，是最肥腻的“资本主义尾巴”，早就被齐根割掉了。所以，我那天在铁匠铺前一听那苏北汉子要卖米，是有些惊吓、有些恐惧的。我扭头便走，是在以逃避瘟疫的心态逃避。虽然我那时还是一个初中生，但是已经有了这种自我保护意识。

这就是我逃离那苏北汉子的全部原因吗？后来，我越思考这个问题，越觉得并不能全归咎于时代。我个人的心理受到的冲击，并不完全是时代性的。回想起来，我们几个孩子年三十晚上给苏北母子送饭送菜，我还总是请这苏北汉子抽支烟，完全是出于同情吗？完全是因为对可怜人的怜悯吗？恐怕也不是。我们之所以下午就兴奋地商议着晚上给这对母子送饭菜，实在是在期待着享受一种施舍的快感。当我们在队屋的杂物间把饭菜倒给他们时，我们享受着他们的感谢，我们在被感谢时有了一种优越感。甚至当我把香烟递给这苏北汉子时，我也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快感，虽然他比我高出许多。那天，在铁匠铺前，我想走上前提醒他时，也仍然是以一种拯救者的姿态站在他面前，也仍然是在进行一种施舍。我与这个苏北汉子之间，已经建立了施舍与被施舍的关系，我甚至已经习惯了从他那里验证自己的优越感。而苏北汉子的卖米，瞬间将我们原本的关系摧毁，让连续几个大年夜的送饭送菜都变得有些滑稽。站在我面前的，不再是一个讨饭的人，而是一个卖米的人。既然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一笔勾销了，既然这苏北汉子与我平起平坐而不再让我扮演施舍者的角色了，既然这苏北汉子不再让我从他身上体会到优越感了，我当然扭头就走。这恐怕是我当时没有把提醒他的话说出口的更深层的原因。

我那时虽然还是一个初中生，但已经有了人性的丑陋。

回想起来，这对苏北母子，虽然连续几年在我们村里过年，但从不在我们村乞讨。我并不知道他们乞讨时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