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亚雷，写作、翻译，著有长篇小说《不失者》《李美真》，短篇小说集《火山旅馆》，文学评论集《极乐生活指南》等，译有保罗·奥斯特长篇小说《幻影书》，杰夫·戴尔《然而，很美：爵士乐之书》，詹姆斯·索特长篇小说《光年》等。有作品被译为英、荷、意等国文字。曾获西湖中国新锐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提名奖，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他住在莫干山下的一个小村庄。

难道不是所有生者都与你是亲戚，

难道命运之神不是亲自接近你为你效力？

——〔德〕荷尔德林，《诗人之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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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了他很久。当然，那里的很久也许跟外面有所不同。他跟我说过很多外面的事。但你也知道，时间跟别的东西不太一样。时间是无法形容的。不像一棵树，一块石头，甚至一朵云，时间没有高低，没有大小，没有形状也没有颜色。时间就像……时间。大部分时间你都感觉不到时间，不是吗？但那才是对的。那是好事。那说明你平安无事。如果你感觉到了时间，那往往说明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感觉越强烈，问题越严重。

那正是我当时的感觉。

我感觉时间过得既快又慢。一方面，我觉得时光飞逝，仿佛他离开已有数载，但实际上（根据这里的日历）才三个月。另一方面，我又因他随时会出现而度日如年。此外，更迫切的是，对我来说，时间现在不仅是一种抽象的感觉，还是一种具体可见，甚至触手可及的事实：我的肚子正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大。

夜深人静，我常将手放在自己微微隆起的腹部。我想象腹中的她，或者他，此刻会是什么模样。像个肉做的果核？不知为什么，有时我觉得我怀的不是一个孩子，而是时间本身。

时间正在我体内生长。

时间正在我体内膨胀。

不过，这种幻觉也许并非毫无来由。也许，那就是为什么，据村中一直以来的传说，如果离开这里，只有两种人能在外面的世界存活：身怀六甲的孕妇，或满月前的婴儿。难道说时间的秘密就隐藏在胎儿身上？或者说——且不管那秘密到底是什么——胎儿（及幼婴）就像某种带有神秘力量的砝码，可以平衡两个世界间的差异？因此其他人，那些没有砝码的人，一旦到了外面就会失衡，身体会无法适应，很快便会衰竭而死。就像离开水的鱼。

但那还不是最可怕的。

比肉体不适应更可怕的，是灵魂的不适应。就像老人们说的，即使你能挺过身体的煎熬，你也会因惊恐而死。因为外面是个极其可怕的、噩梦般的世界。欺骗。背叛。陷害。虚情假意。自相残杀。奴役与酷刑。战火与硝烟。饥饿与瘟疫……从小我们就缩在父母怀里，像听鬼故事一样听老辈人讲述外面世界的各种悲惨景象。不听话就把你送到外面去！那是幼时我们最常听到也是最有效的恐吓。

但渐渐恐惧变成了诱惑。

也许正是因为这里的恐惧太少了。少到令人珍惜，甚至渴望。我知道一个男孩喜欢用烛火烧自己的手臂。有个女孩热衷用小刀割自己的大腿。还有个女孩将滚水灌进自己的喉咙。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样很痛。我们需要用它来浇灭体内的火焰。有时别人——通常是姐姐或母亲——会在我们眼中看到那火焰闪烁的余光。比如，有次大姐突然莫名其妙地盯着我说，忍一忍，很快就会过去的。我经常想起这句话，就像那是什么座右铭，虽然我并不太确定她的意思。她说得很快过去，到底是指这段时间，还是这辈子？

或许两者是一回事。因为在这里，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无论是一段时间还是一辈子。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无论是生还是死。是的，你没听错，这里连死都是安排好的。为了控制村中的人口数量，不管健康状况如何，一到七十，老人就会在家人的环绕陪伴下，服用一剂毒草汁安然逝去。而几乎与此同时，也会有一个婴儿呱呱落地——生与死如此相互匹配紧密相连，以至于仿佛根本不存在生死。生命在这里连续不断，循环往返，周而复始。就像一个完美无缺的圆。

事实上，这里唯一不完美的地方，就是它太完美。

我想给这完美打开一个缺口。或者说，我想成为一个缺口。

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他说他是个渔夫。他说他姓黄。他身上有股雨的味道。当他抱紧我的时候，我感觉就像被裹在一小朵灰色的云里。并不是说他有多胖，或有多高大魁梧。相反，他是个身材瘦小精干的男人。虽然才过了几个月，但说实话——不知为什么——我已经几乎忘了他的长相。不，我并非不喜欢他。只是我已经很难分清那种喜欢，那种爱，那种恍若置身云中的飘浮和晕眩感，究竟是因为他这个人，还是因为他来自的那个世界。或许不管他长什么样，我都会爱上他。因为外表根本无足轻重，唯一重要的是：他来自另一个世界。我想去的那个世界。我将要去的那个世界——通过他。

所以问题不在于我是否喜欢他，而在于他能否看得上我。不过，对此我相当自信。

他出现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村。大家已经忘了上次有外人闯进来是什么时候。（五十年前？一百年前？）首先，他是怎么进来的？这里的入口不仅极为隐蔽，而且每过几年就会变化移动，因此经常连我们自己也搞不清具体位置。桃花林？溪水？山缝？村长立即派人去查看入口，并吩咐将其用枯木加以遮掩。随后他便热情安排那年轻渔夫的酒饭住处。当然，他将住在我家——为什么？因为村长就是我父亲。

事情比我想象的还简单。眼神是更伟大的语言。他就睡在我隔壁，也就是大姐出嫁前的房间。这里没有谁家会设客房，因为不可能有客人。我必须抓紧时间。他随时可能离开。我必须确保自己能怀上。怎么确保？你也许会问。这是我们的秘诀。这儿有一种草药，夏天结的红色小果晒干磨粉后能促使怀孕，而其枝叶用来煮成浓汁则可以防止怀孕。也正是靠这个，我们才能保证生死循环的畅通无阻。

不，我并不是第一次。事实上，你甚至可以说我经验丰富。怎么说呢？贞节在这里并不被看重。因为贞节会导致压抑，压抑会导致嫉妒，而嫉妒……嫉妒会打开通向地狱的大门。对我们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尤其如此。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几乎不知嫉妒为何物，因为根本无可嫉妒：这里没有贫富贵贱，没有竞争，没有什么需要夺取，一切都是公有，都平均分配、成果分享——包括妻子和恋人。

其实在他出现之前，我就仔细考虑过出逃。正如我前面说过，即使真能找到出口（同时也是入口），也只有身怀六甲或幼小婴儿才能在外面存活。而且那也只是在理论上。幼婴显然不可能独自存活。身怀六甲倒是可以。我不是没想过让自己“违法”怀孕（那很简单），然后独自逃出去。但这样做有两个问题：一是我很难想象如果没人在外面接应会发生什么事，正如我从小被教导的，在外面那个世界，即使我的肉体能适应，我的灵魂呢？二是出口。就我所知，至少这几年，没有人知道出口在哪儿。再说，即使知道也无济于事：它不仅飘忽不定，且一旦被发现，就会立即被封死。

而他的出现让这两个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但我突然意识到还有一个问题。我必须让他在这里待得尽可能久一点。最短也要等我确定怀上后三个月。否则我体内的“时间砝码”就无法发挥作用，他把我救出去也是白搭：我会带着体内尚未成形的种子死在外面。而且他一旦离开，出口很快就会被封闭。所以如果他不得不提前离开，如果我不得不等上一两个月甚至更久，那么他很可能就再也找不到入口。更可怕的是，如果我出不去，那么即使把孩子生下来，她也会被强行灌下毒草汁。因为，前面说过，村中的人口数量必须严加控制，任何没有“份额”的婴儿都将不得不消失。

完美是残酷的。

这残酷正向我逼近。因为我没能顺利解决上面这个问题。虽然我想方设法，费尽口舌（更确切地说是费尽暗示，我不可能直说），但父亲还是决定在九天后将他送离这里。显然，父亲这样做的理由无可辩驳：他在这儿待得越久，我们的处境就越危险，我们被外面世界发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后果就越不堪设想。而他在这几天里对外面世界的各种描述——汉朝？魏晋？战乱？政权更迭此起彼伏？——更进一步加深了大家的恐惧。

那么，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偏偏想出去？的确，我刚才甚至用了“救”这个字，就好像里面比外面那个世界更恐怖，更令人害怕。是的，我也想问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各方面看，实际情况都正好相反：这里安宁，平和，无忧无虑，完美无缺——几乎。所以只能说那是一种直觉。或者说一种欲望。不，没有什么欲望能持续燃烧那么久。那更像某种使命。不过使命这个词又太崇高，我恐怕配不上。我宁愿称之为某种任务。虽然作为任务也还是莫名其妙：我既不知道是谁交给了我这个任务，也不知道这个任务究竟目的何在。我只知道一点：我必须完成这个任务，不顾一切，不计代价，不择手段。

但眼看着这个任务就要失败。距他离开已有整整一百天。在我腹中不断膨胀的时间已越来越难以掩饰。就在他离开前的那第九夜，他说既然不得不走，为了我们的孩子，他会在沿途一路标记，并回城立即禀告太守，带人前来救我。（是的，他也不自觉地用了“救”这个字。）那会毁了这里，我说。怎么会呢，他安慰我说，最多也就是收点田税而已，这里如此偏僻，外人几乎不会进来，而里面人也不敢出去。他会跟太守谈好，让他来做这里真正的村长，然后一旦待满三个月，他就带我离开这里，去外面找个地方安居乐业，生儿育女。你不是说这里的人口每隔几年就会变化吗？若果真如此，他说，不用多久，这里就会恢复原状，一切照旧。照旧与世隔绝，照旧自耕自足，照旧完美无缺。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是吗？我不得不承认他讲得有道理。可惜——显然——不知何故，他的计划没有成功。也许他一直在骗我，也许他早有妻室，也许他根本就没去找什么太守。也许还有别的也许。但所有也许都毫无意义。所有也许都通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不可能再指望他。

我只剩下最后一条路。我常常找机会去查看那个据说外面是大片桃花林的山缝出口。虽然早已被黄泥封死，但只要一个青壮男人，只要花上几个月色皎洁的夜晚，一切就将迎刃而解。我早已想好这个男人会是谁——就是我最可能嫁的那个人。于是，有天我把他领到僻静处，告诉他这是他的孩子，如果他想让孩子活下去，就得帮我打开这个通道。一开始他犹豫不决。可是，他说，我们是要成婚的。我告诉他，如果孩子死了，我们即使成婚也会痛苦一辈子。再说，我提醒他，没有我，你照样可以成婚。事实上，我们俩都知道，对于成婚，他有许多选择，所以除了答应我，他别无选择。

我首先看到的是一片白色。一片无边无际的白。就像走进了一本没有字的书。

难道桃花变成了梨花？

然后我才感觉到一阵寒意——我穿着单薄的春装。我原本还担心太热。毕竟已是七月，不是吗？

答案显然是不。

因为那既不是桃花，也不是梨花。

那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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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小说家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来看看“小说”这个词的来源。汉语中“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顾名思义，这里的“小说”即“微小之说”，“琐屑之言”，庄子认为，由此很难抵达真理大道——就像拿细小的钓竿，在用来灌溉的沟渠之间，除了泥鳅之类，不可能钓到什么大鱼。孔子对此持类似看法。《论语》中对小说的评价是“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而班固更是在《汉书》中宣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由此可见，虽然小说这一体裁的特征——以虚构为核心，由个人化琐碎细节构成——从古至今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其地位却有天壤之别。也就是说，跟当今不同，在上古时代的中国，“小说”是一种极其不被看重，“君子不为”的低级文类，而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上古小说从形式到内容，乃至于到概念上的虚弱——就像很难说树苗是真正的树，尽管你也不能说它不是树。

但这种状况在魏晋之际突然有所改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时局动荡，以儒家为代表的“真理大道”的价值观开始坍塌——儒家所关注的现实世界也随之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所说：“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皆讲超脱现世，晋人先受其影响，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飞升，所以喜服药；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好饮酒。”（《鲁迅全集》第9卷，310~311页）很显然，跟服药和饮酒类似，小说——无论写还是读——同样是前往另一个世界的终南妙径。

或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时期小说创作不仅日趋繁荣，而且题材多以奇闻逸事、谈神论鬼等志怪故事为主。这点光看当时那些书名就一目了然（大多已经亡佚）。比如《神异记》《灵鬼志》《玄中记》，比如《陆氏异林》《孔氏志怪》，等等。而其中公认最著名并留存至今的有四部，即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王嘉的《拾遗记》，以及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不过，对于最后一部是否确实为陶所著，历来存有争议。如果是，则开头那个疑问就已不解自答：陶渊明当然是小说家，再确切一点，我们或许更应该这么说：他当然也是小说家，因为他更广为人知的头衔，是诗人。

事实上，除了李白杜甫，陶渊明可能是知名度最高的几位中国古代诗人之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妇孺皆知的千古名句。但多少有点奇怪的是，即便如此，他最出名的作品却不是诗，而是一篇散文作品。当然，那就是《桃花源记》。这个故事如此有名，以至于已经化为一句成语：“世外桃源。”毫不夸张地说，陶渊明笔下那个神秘的世外桃源，几乎可被视为中国人在世俗宗教意义上的“天堂”——但如果说西方文化里的天堂给人一种无边无际兼无所事事的感觉，相比之下桃花源不仅规模要小得多，其居住者过的也是日常劳作的农耕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同于西方的死后上天堂，这个中国式的天堂是在“世外”——世界之外，而非世界之后。

用现在流行的科幻术语说，世界之外，就是“平行宇宙”，就是“穿越”或“时间旅行”。从实际效果层面说，饮酒和服药（从黄酒到威士忌，从五石散到LSD），以及阅读（尤其是阅读虚构了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小说），难道不正是最古老而便捷的“穿越时空”？那就是幻想类故事往往在乱世大行其道的原因：大众对“超脱现世”的需求。但为什么是“桃花源”？“桃花源”何以成为中国人心灵深处如此深邃而不可磨灭的天堂象征？《桃花源记》这一文本所散发的神秘能量究竟源自何处？这才是我们接下来真正想要探究的。

最直接的来源，当然就是陶渊明本人。

陶渊明的一生充满疑点。除了之前提过的他是否为《搜神后记》的作者，从出身家庭到出仕经历，甚至他的字号，在学界几乎都有争议。为简洁起见，我们在这里只取最通用、公认度最高的，即他公元365年（东晋兴宁三年）生于江洲寻阳紫桑（今江西九江附近），逝于公元427年（宋元嘉四年），享年62岁。他字元亮，入宋后更名陶潜。家族谱系主要包括：其曾祖父陶侃作为东晋开国功臣，官至大司马，受封长沙郡公，其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其父陶某曾任安城太守（在他八岁时去世）；而在母系这边，其母孟氏则为当时的大名士孟嘉之女。

即使上述信息或许并非绝对无误，但至少有两点可以说毫无疑问。一是陶渊明的人生横跨晋宋两朝，因此不难想象他所处时代环境的跌宕混乱。二是他的家族在仕途上的表现一代不如一代，呈直线下降趋势，以至于到了他父亲这里，我们甚至无法在史籍里找到具体的名字（尽管有种不太被认可的说法是其父名为陶逸——近乎讽刺地与“逃逸”谐音）。综合这两点，我们便能给陶渊明一个明确的身份定位：一名乱世中的没落贵族。

这一身份对他最终成为伟大作家至关重要。如果不是出生官宦之家，他就不可能有机会从小饱读诗书，为今后写作打下坚实基础。又因为身处乱世，家道中落，使其文学储备没有发挥正常情况下较为低级但却实用的世俗功效，即成为政府官员，而是正好相反，通过三番两次的“辞官”，通过放弃仕途与权力，回归田园生活，他似乎在不经意间——几乎像是碰巧——让这种储备完美实现了其本来的终极目的：艺术。

陶渊明也许是世界文学中最早的自传性作家之一。他在29岁“高龄”才显然不太情愿地初次出仕，“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此后他又做过几次官，但都遵循“少日自解归”的模式，而其中最有名的也是最后一次，是他在41岁时担任了不到三个月的彭泽县令，其产物是一篇伟大的辞赋：《归去来兮辞》（关于它稍后我们还会详细谈到）。事实上，只要稍加观察就会发现，从辞官、饮酒到农耕、贫穷，他最好的作品都与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作品与作者的生活方式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就像另一位著名的隐士诗人拉金，或者更著名的惠特曼。

但这种自传性同样遭到了质疑。有一种论点认为——以田晓菲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一版）为代表——陶渊明那种迷人的隐士风范其实是后人（主要是以大诗人苏轼为首的宋代文学集团）通过手抄本文化对其加以“塑造”的结果。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我并不这样认为），它也基本上毫无意义。因为，极端一点说，就算陶渊明是被虚构出来的，那又怎么样？那又有什么区别？什么都不会改变。陶渊明仍然是陶渊明。他的艺术——不管是其作品还是生活——早已超越了所谓的真实。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想想贾宝玉好了。难道他不是比大部分真实的历史人物更真实、更动人、更栩栩如生？甚至包括虚构了他的曹雪芹。

将陶渊明与贾宝玉联系在一起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荒谬。事实上，他们俩享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在女人堆里长大的。自然，前者没有后者那么夸张，但正如近期出版的一部关于陶的专著——刘奕的《诚与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2月第一版）——所（正确）指出的：陶渊明幼年丧父，因此在个性及精神上主要受其母孟氏引导，而这对他后来的写作和人生产生了本质性的深远影响。（的确，率性而为，迷恋日常生活，对权力的摒弃和缺乏兴趣，这些构成陶渊明风格的基本元素，都带有某种女性化特征。）不过，和绝大部分学者一样，刘奕同样也忽视了陶渊明生命中的另一位重要女性。而在我看来，正是这位神秘的女性，这个近千年来始终被遮掩的秘密，才是解开陶渊明之谜的关键所在。

一个千年秘密？要是你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纯粹是故弄玄虚，我也丝毫不感到吃惊。因为很大程度上这确实难以置信：考虑到陶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怎么可能还有什么关键点不曾被揭示，被反复探讨，或至少是被触及？唯一的解释是它实在不像个秘密，而这是保存秘密的最佳方式——正如侦探小说中经常提到的，藏起一样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而就陶渊明而言，这个地方就是《归去来兮辞》。

在通常版本里，这首著名的辞赋都是与正文前的短序并置呈现。其序全文如下：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这里出现了一个人名——程氏妹。程氏妹是谁？官方的说法是陶渊明同父异母的妹妹，因嫁给程姓男子而被称为程氏妹。长期以来，学界都几乎毫无争议地认为，这篇序文里提及的“为妹奔丧”，不过是陶渊明用来辞官的借口和托词，而其更实质的原因，是他所宣称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不仅见于《晋书》《南史》《宋书》等各大史书，还进入了民间口语，成为一句常用的反权力标语（虽然对于“五斗米”也有各种说法，但那不是本文的重点）。这种对“程氏妹之死”的视而不见，一方面是因为《归去来兮辞》在文风上所散发的如释重负般的欣然（尽管不无伤感），另一方面，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对程氏妹身份问题上认识的偏差。

纠正这一偏差需要求助于陶渊明另一篇相对不那么有名的散文：《祭程氏妹文》。《归去来兮辞》的创作时间几乎与程氏妹去世重合，而这篇祭文写于作者为程氏妹服丧满十八个月之际，奇怪的是，时间似乎不但没有冲淡，反倒加深了丧亲的悲伤：与《归》的轻逸相比，《祭》的沉郁之深不仅有违于情感的时间规律，甚至也超过了兄妹之情的正常尺度。“谁无兄弟，人亦同生。嗟我与尔，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爰从靡识，抚髫相成。”这段话透露了几个信息：1.他们是同父异母；2.程氏妹母亲——即陶渊明父亲之妾——离世时他12岁，其妹9岁（也就是说，两人相差三岁）；3.他们青梅竹马，情深义重。事实上，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觉，这种情感之强烈，之凄楚——从开头的“梁尘委积，庭草荒芜。寥寥空室，哀哀遗孤”到“白雪掩晨，长风悲节。感惟崩号，与言泣血”，再到结尾处的“死如有知，相见蒿里”——与其说是兄妹，不如说更像夫妻。

但不知为什么，似乎没人意识到这点。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只在“百度知道”里搜到一篇署名“邓萍834146990”的短文提出了类似的怀疑（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18545460.html），但她（或他）得出的结论却站不住脚——她认为程氏妹是陶家的童养媳，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是兄妹，而是夫妻。但若果真如此，那为什么程氏妹会“丧于武昌”？武昌并非陶渊明的居家所在。而假如两人并非同父异母，为什么祭文中要特意提及“慈妣”？文中还提到“藐藐孤女”，但所有史料都表明，陶渊明有五个儿子，并无女儿。所以很显然，他们不可能是现实意义上的夫妻关系，即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陶渊明的文字似乎透露出了某些蛛丝马迹。什么蛛丝马迹？你或许会问。我们不妨先再来看一看他的另一首诗歌名作，《停云》。

《停云》开头同样有几句短序：停云，思亲友也。罇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随后是诗歌正文：

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霭霭，时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

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用新好，以怡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

《停云》写于陶渊明40岁，即在他任彭泽县令，不久解职并作《归去来兮》的前一年（也就是程氏妹去世的前一年）。对这首诗的解读大多集中于当时各地战乱的政治背景上（“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却忽视了其“思亲友”的主题。请注意，是“亲友”而非“朋友”。且这里的“亲友”显然并非泛指，而是特有所指，因为“岂无他人，念子实多”。这个“子”是谁？他思念的这位亲友是谁？鉴于那篇当时尚处于未来的祭文，我们无法想象还有别的更合适的人选——除了程氏妹。不，其实还有一个人。一个比程氏妹更神秘，面貌更晦暗不清的女人，那就是程氏妹的母亲，陶渊明的庶母。她在陶渊明不到3岁时进入陶家，在他12岁时离世（所以她、生母孟氏和程氏妹，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女人堆）。这个没有名字的女人，这个他父亲的女人，这个对他而言既是母亲又非母亲的女人，这个陪伴他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女人，在陶渊明的生命中究竟占据了一个怎样的位置？不过，如果说我在暗示什么，那么我也缺乏证据（我正在找）。我所拥有的——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学者的直觉。这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可笑，如果你知道牛顿最重要的科学发现都是先有结论再去证明，而不是我们以为的反过来。的确，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科学（包括学术）研究同样需要灵感（如果不是更需要的话），它们与艺术创造之间的距离，也许比表面上看起来要近得多——就像时空旅行理论中蠕虫穿过苹果造成的时间虫洞。

让我们回到《归去来兮辞》。写下这篇辞赋的41岁，对于陶渊明是一次重大转折。他的人生由此一分为二。他再也没当过官。他第一次开始真正下地种田，“躬耕自资”。他日渐贫穷，轻度酗酒，同时佳作连连。而结合之前对程氏妹身份的推测，我们就很难再认为“为妹奔丧”对于这一转折只是个敷衍的托词。事实上，我们甚至应当说，它听上去越像是个借口，就越不可能是个借口。那么《归去来兮辞》中那近乎神秘的快意又作何解释呢？无法解释。就像我们同样也无法解释《祭程氏妹文》中的悲恸。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如果史学实在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也许我们只能将其交给小说。因为，就像诺瓦利斯所说，小说就是被历史遗漏的东西。

当然，这是对小说的一种另类定义。我们在开头就说过，小说更醒目的特征是它的虚构，也正是因为虚构，使其在中国上古时期备受轻视。是什么让小说的地位突然改变了呢？同样是虚构。一种升级的虚构，一种特殊的虚构，一种——再次借用时间虫洞的比喻——可以绕过世界表面，直抵现实本质的虚构。通过这种独特而奇异的虚构，小说最终展现出自己无可匹敌的魔力：它可以比现实更现实，比历史更真实，比真实更真实。

既然提到小说，我们就不免再次想到文初那个疑问：除了诗人，陶渊明是否还是个小说家？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桃花源记》就是一篇真正的小说，即使我们否认他是《搜神后记》一书的作者。如此看来，从《停云》（诗歌，40岁）到《归去来兮辞》（辞赋，41岁）再到《祭程氏妹文》（祭文，43岁），最后到《桃花源记》（小说，54岁），这里既有时间上的推进，情感上的推进，也有文体上——从非虚构到虚构——的推进。不仅如此，我们还感觉仿佛有条若隐若现的秘密线索，将它们连接在一起。而那条线索，那个秘密，就是程氏妹。

作为陶渊明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桃花源记》完美符合萨义德所说的“晚期风格”。这种风格，萨义德在《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三联书店，2009年6月第一版）一书中指出，最典型的特征是怪异，具有强烈的总结性和寓言感，犹如某种密码。（比如亨利·詹姆斯的《丛林猛兽》和海明威的遗作《伊甸园》，前者的密码是同性恋，后者是厌女症。）也许那就是为什么与其他几篇相比，《桃花源记》看上去似乎跟程氏妹毫无关系。因为它是一种密码。因为它与作者最隐秘最痛切最不为所知的人生秘密有关。于是，几乎在无意之中，陶渊明由此将小说这一原本不被看重的文体骤然拉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桃花源记》甚至可被视为中国第一篇真正的小说［用鲁迅的话说，“可以看作唐人传奇文的祖师”（《且介亭杂文二集·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鲁迅全集》第6卷，第323页）］。难道这就是“桃花源”如此深入人心的原因？难道这就是《桃花源记》神秘能量的来源？因为小说之所以能借由虚构抵达现实的核心，就在于它能将最个人的秘密转化为每个人的秘密。

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那样一个秘密。

这同样适用于对《桃花源记》最主流的阐释——正如逯钦立在《关于陶渊明》一文中总结的：“东晋之末，农民革命处于低潮，广大农民意识不到自己的力量，只有在逃亡道上求生存，在幻想之中求慰藉，因而这个地区有可能产生桃花源一类的乌托邦。”（《陶渊明集》附录一，第256页，黑体为笔者所加）他随后援引列宁的话：“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越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两种乌托邦》，《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349页）

有最主流的，也有最私人的。以我本人为例，就在写下这句话的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为什么会对“桃花源”如此感兴趣？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为什么对逃离“桃花源”如此感兴趣？或者，甚至，更直接一点说，我为什么要逃离我的“桃花源”？

……

（全文见《十月》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