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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子，本名曾清生，男，1971年7月生于江西吉水。有两百多万字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天涯》《钟山》等刊物。出版长篇散文《青花帝国》，散文集《回乡记》《去林芝看桃花》《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苍山如海——井冈山往事》《赣江以西》《在谶语中练习击球》等，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第三届江西文学艺术奖、第二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等奖次。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鹤向孤山 江 子 1 什么把他引到这里？是鹤吗？有可能。南昌进贤的黄马是进入鄱阳湖腹地的必经之路，鄱阳湖又是北上进入长江的重要隘口。占着这一地利，黄马成了整座南昌城有名的富庶与繁华之地。多少官员、商贾、僧侣、书生在这里聚散，多少商铺、酒肆、茶馆、客栈、青楼在这里盘点，多少关乎庙堂和江湖的大事在这里留下线索。黄马的介岗村却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村子四野山明水秀，村子西面的云山和钟山与南昌西山山脉连接，东面的抚河是鄱阳湖水系主要河流之一，经不远处的三阳乡入鄱阳湖。村子阴湿，草木丰茂，小鱼虾、昆虫、蛤蚧和植物的根茎、种子等食物众多，鹤选择到这里栖息，再正常不过了。鹤舞翩跹、鹤鸣九皋也是常见景致。西边山上有座峰，名鹤仙峰，村不远有座老寺，名鹤林寺，可以是旁证。 鹤乃祥瑞之物，是美与自由的象征。他是年轻书生，是喜欢华美意象的诗人，追随鹤乃是本能。从南昌城跟着鹤一步步南行，最后停下脚步，与鹤一起成为这块土地的子民，简直就是童话里的故事。 但他与介岗村的因缘远不如童话美好。他到介岗村并非出于诗情，而是因为已无路可走。 这些年他的确如丧家之犬，藏身过南昌市西南赣江西岸与滕王阁隔河相望的蓼洲，也到过距南昌四十里外的西山伏龙山中的洪崖小住。它们都比南昌市区偏僻、安全，他不需要时时如临大敌，担心祸从天降。可是这些地方还远非理想的安居之所——蓼洲离市区太近，洪崖条件过于寒伧。他后来写了一首诗《芋》描述在洪崖的生活：“洪崖老人煨榾柮，搜尽寒灰手加额。是谁敲破雪中门，愿举蹲鸱以奉客。”这个自号洪崖老人的年轻人点燃折断的木头煨着芋头，天气寒冷，唯有拨尽寒灰才能让火焰升腾到可以煨熟芋头的温度。寒风凛冽，屋子破旧，为防风卷起寒灰吹入双眼，他不得不用手遮挡和揉拭眼睛。此刻如果谁来敲门造访，就只能将就着吃点煨熟的芋头了——这种生活跟乞丐比起来也好不了多少。 他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去处，比蓼洲更远离市区，比洪崖要更容易栖身，他想把自己藏起来，藏得谁也找不到他，就像这世界没有他这个人一样。 他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他虽然二十多岁，可是因为出身特殊，他对南昌城之外的地方所知甚少。不熟悉的地方，于他来说自然就没有安全感。 命运驱赶着他步步向南，终于走到了这距南昌城数十公里的人流络绎不绝的黄马，走到了黄马辖区里寂静的山水之地介岗村。 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他精心挑选，或者慌不择路后的歪打正着。黄马属于闹市，南来北往的人多，而陌生人群之中最宜藏身。黄马还是南昌、抚州和丰城三地交界之所，也应该是最不容易被关注的灰色地带，官府疏于管控的夜雨江湖。 在介岗住了下来，也就开始了他隐藏自身的第一步。 他住进了鹤林寺，成了一名挂单僧人。不久他有了一个法号：传綮——对于这个外来人，在远离南昌的介岗做一名和尚，可能是他活下来的最好方式。 2 他是谁？经历了什么，有着怎样不堪的过往，才需要如此小心翼翼地折叠起自己？他是负案的逃犯、欠钱的泼皮、血本无归的商贾，还是打抱不平的英雄、奋起抗争的义军首领？他藏身于草莽，隐匿于寺庙，是江湖恩怨，还是官府逼迫？他才二十出头，眉宇间有远超过年龄的忧愁，眼神里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是遇上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了？ 也许只有自己知道，他摊上的事儿有多大。短短几年间，他从天上到了地下，从人人尊崇的王孙贵族，变成了唯恐被人认出的丧家之犬。他的朱姓曾经是南昌城最为显赫的姓氏，现在沦落到了要借法号来掩藏的地步——就像一只丹顶鹤借助假装梳理羽毛，把招幌般的丹顶埋于翅下。 他叫朱统，家在南昌东湖，为奉国将军府。如果这些信息尚不能说明他的特别，好吧，那就再多说几句：他的高祖父，是正德十四年（1519年）从南昌起兵十万造反，最后被赣南巡抚王守仁击败被俘赐死的朱宸濠。他的九世祖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宁王朱权。几年前在煤山吊死的崇祯帝朱由检是小他两辈的朱家子孙。开国皇帝朱元璋自然就是他的十世祖了。 他是正宗的皇亲国戚，名副其实的金枝玉叶，出生于天启六年（1626年），有一个养尊处优的少年时光。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过着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他学习儒家经典，绘画、写诗，乐于在纸上描绘人间幻象，推敲文字的节奏和韵律。他是享年俸二百石的奉国中尉。他的成长，用锦衣玉食肥马轻裘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可他远不是满足于吃喝玩乐的阔少。他是渴望建功立业的热血少年。大约十五岁那年，他参加府试，如愿以偿考取了秀才，面前浮现出一条崭新的道来。他在江西的宗室子弟中特别耀眼。他相信只要自己继续努力，完全可以不依靠血统来实现读书人修齐治平的理想，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 正当信心百倍地准备下一轮考试时，他摊上事儿了。首先是陕北米脂农民李自成起兵，整个王朝烽烟四起，崇祯十六年（1643年），南昌城被李自成部张献忠的农民军包围，民众纷纷逃亡。过一年，紫禁城陷落，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殉国，大明中央政府宣告解体。又一年（1645年），清军入关，整个中国迅速失陷在势如破竹的大清铁骑之下，无数城市化成焦土。南昌城的境况则更为糟糕。顺治五年（1648年），归降清廷的江西提督金声桓因不得封侯，又为江西巡抚排挤，一怒之下联合部将王得仁举江西反清。前来平叛的清军包围南昌达半年之久，城中粮尽，一担谷子卖到六百两银子，最终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城破，二十万南昌市民被杀，赣江上下浮尸蔽江，滕王阁附近的码头，尸体淤塞江岸，无法行船。南昌历史上这一不亚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案，被称作“南昌之屠”。 天地崩塌，百姓命同草芥，前朝宗室子弟更是首当其冲。祖上抢下别人的江山，别人又从族人手中抢去，此乃因果报应，天道轮回，是谁也拦不住的事。张献忠围城，朱家子弟纷纷奔逃于荒山野外。清军屠城，对明宗室特意做严酷规定：“若穷破降顺或叛而复归及被执献者，无少长尽诛之”，稍有不慎就一个不留。在此严酷法令之下，明宗室永宁王一家九十余口被杀。明宗室麟伯王、蔼伯王、义王被杀。瑞昌王朱统鏊、宜春王朱议衍被擒斩。城内的宁藩八支王府要么化为灰烬，要么成了他人之所。他的家，以祖父朱多炡爵位命名的将军府也成了一片废墟。他这个末世王孙从此过上了逃亡的生活。张献忠围城，他举家逃到了南昌郊区蓼洲隐居。南昌之屠，侥幸逃出城外的他惶惶不可终日，茫茫不辨西东。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境遇一坏再坏，父亲朱谋觐在颠沛流离中死去。他被迫扶柩去祖坟山——西山洪崖处理后事和守孝，靠焚烧木柴煨芋头艰难度日。不久又接到了妻与子的死讯…… 君死，国亡，族散，父死，妻子俱死……厄运接二连三地扑来。它们是暴雨、飓风、雷霆和闪电，是箭镞、刀斧、利剑和炮弹，是老虎、狮子、豹子和豺狼，携带着毁灭的力量，一再向他发动袭击，对他实施凌迟般的惩罚。他一步步向城外走去。家人一个个死了，他侥幸没死，就得好好活着。他是家族的遗物，他是祖国的幸存者。他好好活着，也就是他的家族他的国活着。 他原本尊贵的姓氏，王孙身份，用了二十多年，被很多人认识的容貌特征都带原罪，都是不祥的表征，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他多希望自己压根不是什么王孙，如此就可以得到一点自由，更多一些活着的保证。他甚至希望自己是一棵树、一株草、一只蚂蚁或一只鼹鼠，跟这个世界两不相欠。或者就做一只鹤，混迹于介岗的鹤群之中，满足于在浅滩水田里漫步、觅食和恋爱，迷恋于自身的美丽倒影，展翅高飞掠过青山，举头向天歌唱。 ……他走在了逃命的路上。经过这么多事，他已经能够熟练地处理乱世中的信息，比如，他很清楚清军在南昌周边哪里陈兵，在哪里又制造了什么惨案，哪里相对驻军薄弱一些。他绕着清军走，从奉新到了黄马山林深处的介岗村，怒目金刚或慈眉善目的菩萨面前，一盏青灯一件僧袍，收纳了他所有的过往。一个“传綮”的法号隐去了他血统的丹色。一个合十的动作，恰好折叠了他掌纹里的秘密。 3 寺庙暂时安顿好了肉身，却并没有带给他内心的安宁。他有菩萨和经书安顿不了的苦，青灯驱散不了的黑暗，晨钟暮鼓抚慰不了的万丈狂澜。雷电风暴、刀斧箭镞、虎豹豺狼一直追着他，即便他入了佛门也不放过他。从煤山到南昌的与他有关的死亡，构成了具有强大吞噬力的深渊，让他深陷其中，欲罢不能。死是容易的，活着却是艰难。怎样才能让自己活下去，才能不被内心的悲凉与绝望淹没？作为末代王孙和被迫把自己藏起来的人，他的空间其实非常有限，眼前世界已然逼仄——他不能如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李清照写《金石录后序》那样坦明身世与心机，文字于他是有害的，他试着重新拿起了画笔。是的，只要一拿起画笔，已成废墟的将军府里的一切就会历历在目。 他的祖父朱多炡将军是个画家，历史曾如此评价他：“山水得二米家法，花鸟及传神均工。颖敏绝人，善诗歌，兼精绘画，善于临摹。”父亲朱谋觐擅长山水花鸟，名噪江右。叔父朱谋垔也是一位画家，著有《画史会要》。画画乃是他们家的祖业。他只要把画画这件事干好，业已破碎的家族在他的腕下依然完整。 他不断在纸上描摹沈周、陈淳、徐渭等有着强烈艺术个性的画家的笔意、构图和情绪，通过墨色的浓淡与线条的缓急、画面的虚实来构建山水与花鸟的精神，同时会经常走出寺庙，观察介岗村的山川草木，飞禽走兽。介岗村成了他画画的天然课堂。村庄的山中梅兰、水上莲荷，头上柳枝、路边枯枝，天上飞鹰、树上昏鸦，池中游鱼、林间小鹿，是与他同在的磅礴而幽秘的生命体系，也是他的师友。它们的枯与荣、动与静、疾驰与回望，都会让他心领神会。 鹤无疑是他最喜欢观察的生命之一。在介岗村，它们或成群结队，或形单影只。它们在浅滩水田间觅食、嬉戏，在山水之间踟蹰、沉思，把喙埋于白色的翅下，仿佛不知痛苦和忧愁为何物。每次观察它们，他内心的离乱之痛亡国之恨都会得到些许缓解。 青灯之下，他在纸上学习古人，描摹自然。介岗的自然是恬静的、遁世的、田园牧歌式的。他的本意可能也想画出自然的本色，像祖父与父亲那样，创造出一个与世无争的世界，结果却相反，他笔下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无不在本能而隐晦地言说着这个末代王孙的身世和心声。 在名为《西瓜》的画图中，两个西瓜一坐一卧，占满了大半张纸。它们虚实相生，相互独立却又互为彼此，看起来阴影重重，仿佛满腹心事，体内并不是甜蜜的瓜瓤，而是命运的苦水。 另一张纸上画着几朵正开花的芙蓉。那是怎样的芙蓉呀。它们匍匐在画纸的边缘，仿佛被刻意遗弃的生命。有一场大风刮，纸上就都是它们惊惶的样子，几片叶子被风吹得剑拔弩张，不能自已。 被称作《蕉石》的画上，几片蕉叶完全枯萎，却以凌厉之势从天而降，在画面的右下角，一块有着三重锐角的石头如蹲如卧，仿佛深山里准备捕获猎物的猛兽。 《梅花》中的一根梅枝在画面的左上角，虽然开着花，可分明是带着刺的，是锋芒毕露的，仿佛倒立的戟。另一根梅枝从左上扑向右下，穿过了整个画面，仿佛它不是香气扑鼻的梅枝，而是复仇的长矛，伸张正义的闪电。它的梢处，盛开的花朵刀剑般探向右下角。 《古松》里的树干从左下角直愣愣地斜冲上天，仿佛在振臂高呼。绕着主干的松针，根根如铁、如刺、如箭镞…… 他把这些初始的画作一并取名为《传綮写生册》。所谓写生，当然是以介岗的山水草木为法，将介岗的天地精气吐纳。 4 画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有辨识度。它们孤绝、瘦硬、险峻，充满了画坛少有的狰狞气质。他画在纸上的南瓜、梅花，放在任何画作堆里都不会被混淆，都能让人们清晰地找出来。它们慢慢地不再像他，已不满足于待在介岗村的寺院里，听晨钟暮鼓，看云卷云舒，而是沿着主人的来路欣欣然跃入南昌城，乃至更远地方的士人书房，画家们的画室。它们越来越显豁，但他需要更深地隐藏自己。画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画，还包括题识、题款与钤印。如此丰富的步骤、程序，要呈现如此丰富的信息量，一不小心就可能暴露自己。 他似乎对这些事早有考虑。他从不避讳在纸上写诗、钤印和题款。出生于书画世家，从小受过系统训练，他当然懂得遵从艺术规律，懂得让一幅画通过题识、钤印和落款，获得生命与性格。几年的时间让他琢磨出了万无一失的隐身术，他早已成了摆迷魂阵的行家里手，题识、题款和钤印都是他试行迷魂法术的重要手段。 他题诗，写下的句子貌似大白话，又无头无尾，颠三倒四，云山雾罩。它们无门可入，无路可寻，让人猜不透，摸不着。《西瓜》的题识：“无一无分别，无二无二号。吸尽西江来，他能为汝道。”“和盘拓出大西瓜，眼里无端已着沙。寄语士人休浪笑，拨开荒草事丘麻。”他画玲珑石，题识：“击碎须弥腰，折却楞伽尾。浑无斧凿痕，不是惊神鬼。”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从这些佛家偈语俗家呓语般的文字中读出乱世苍茫之声，发现一个如假包换的王孙？ 落款及钤印更是五花八门。他最直白的落款，是“传綮”，那是他的法号和存世的托身之名。许多画作里，他落款为“个山”，应该是从他所在的“介岗”这一地名拆分得来，也有可能是鸟在地上的脚印。个和山，都是鸟踩在地上的三爪之形。他是把自己比作一只鸟吗？他还把自己叫“雪个”，是暗指鸟在雪地上的行走痕迹，还是隐喻画纸如雪，自己的作画，不过是鸟在雪地上的踏雪之印？还有很多落款，比如“雪衲”“钝汉”“枯佛巢”“净土人”“芸窗”“佛弟子”……都指向他出家弟子的身份。他知道，只要人们越来越多地认同他的和尚身份，他真实的身世就会隐藏得更深。 他的落款也并非全无心迹，比如“刃庵”。在许多画作里，他都盖上此印。所谓“刃庵”，其实是表明他虽已出家，心里依然有着与佛界远不相称的刀斧之痕，他是利刃屠宰过后的幸存之人。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它不过是喜欢标新立异、兼有隐士和侠客之志的文人自取的雅号。谁能把这两个字与几年前已灭亡的朝代联系起来呢？ 5 经历了生死，他对佛法自然有了别样的体会。几年之后，也就是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三十一岁的他成了鹤林寺的住持，南昌佛界声名远播的大和尚。四十七岁那年，因师父颖学弘敏圆寂，他离开介岗村，到奉新担任师父颖学弘敏创建的耕香庵住持，成了曹洞宗三十世宗师，无数人追随的头陀。 以《传綮写生册》为起点，他在艺术的道路上一意孤行。与现实中的局促、谦卑、口讷不同，在艺术的王国里，他狂妄、任性，唯我独尊。可怜的身世、国破家亡的悲惨遭遇，以及这些年东躲西藏隐姓埋名的屈辱感受，都转化为一股磅礴的力量，鼓舞着他在艺术上揭竿而起，终于以独一无二的美学特征，成了开宗立派的艺术巨匠。 他画山水和花鸟。他的山水图往往寥落、萧瑟，山寒水瘦，藤枯树老。但残山剩水并不一定意味着死，也可能是重生，一片萧瑟中的茅屋并不意味着困顿，也可能是高洁与独醒。日暮苍山，藏隐者之心境；枯枝败叶，表不屈之态度；天寒白屋，栖有光之灵魂。 他的鸟，比如鹰、雁、乌鸦和鹌鹑，往往探头敛翅，身体紧绷，仿佛陷入惊恐之中，又像是随时准备搏斗的战士。它们统一白眼向天，落拓不羁。它们充满寒意的空洞的眼睛，意味着否定、拒绝，意味着舍我其谁，意味着不妥协、不合作，意味着自我放逐，不与世俗为伍。 他当然也画鹤、画鹿。松鹤图或松鹿图等传统的祝寿题材，在他笔下具有同样凛然、峭拔的气质。他的松树往往剑拔弩张，如刀如戟。在松下，鹤单脚站立于危石之上，颈作回望状，一副满腹乡愁、匪夷所思的表情。他的鹿，或回头望远，或仰头向天，或蜷缩其身子，背脊成了奇怪的弧形，整个画面因此形成了奇异的张力。画中的它们，表情古怪，心怀叵测，令人不安。 他的花，往往构图险峻，如墨荷，细细长长的茎，上面却有大团看似不堪重负的荷叶和灯盏一般的荷花，无所顾忌地从一点往四处散开，墨色饱满仿佛哭过，只在顶上开出一团小小的花。 他的石，往往空悬在画面中间，或混沌未凿，或玲珑七窍，或棱角分明，但都突兀、险峻、阴郁，让人怀疑是囚禁了雷声。石上的几根野草，一朵小花，算是沉重的生命的一点笑意。他的鱼单个地游弋于纸上，孤独，冷寂，无声无息，仿佛孤苦无依的命运，却又俨然一腔孤勇的义士，或者是得了大自在的智者。 他还画猫，画虎，画鸭，画虾，画南瓜、木瓜，画蕉叶、梅花，画松石、牡丹……都不是传统画家笔下该有的静谧、甜美、无为的气质，而是阴郁、紧张、怪诞，有着让人疑惧的力量。那当然是他的精神世界里的物象。是他的经历，他的痛苦，他的认知创造了它们。或者说，它们就是他，他就是它们——那些白眼丑鸟、突兀山石、残山剩水、孤独的鱼与折叠起身子的鹿，都是作为遗民的他自己。 他的书法也越来越自成一体。在《传綮写生册》里题款的隶书刀锋一般的笔锋最终完全不见，而是代之以枯寒俭省之书写。它们不衫不履，无悲无喜，稚拙而又老迈，枯瘦而又丰腴，平淡而又绚烂，漫不经心却自成法度，似随手写下却有老衲坐禅之姿。最关键的是它们几乎是无锋的——几乎所有的笔锋都刻意舍弃，几乎所有的心迹都已藏起，他写下的每个字仿佛如他，有着长久的救亡图存的隐忍之心。 他的钤印也有了不少变化，以前用的刃庵、传綮、雪个已然不见，增加的印签有“个相如吃”“口如扁担”“人屋”“驴屋人屋”。那都来自于他的佛家话语体系，也是他的心志的反映。禅宗说：“不蒙你眼，你看什么；不捂你嘴，你说什么。”“口如扁担”，就是闭起口来说。他本不善言辞，苦难身世加上入了佛门，他更成了无言之人，“口如扁担”正是对他最好的写照。世俗之人都蔑称和尚为“驴”，他以驴自称，实际上是一种自嘲。他最爱用的钤印是“八大山人”。所谓山人，自然是他作为文人的谦称，也是对他隐逸山野状态的自我指认。而八大，来源于他取名一贯的伎俩，正如他的“个山”之名是对他的隐身之地“介岗”地名的拆解，八大，就是对他本名的拆解。他叫朱统，又因他耳朵大，得名耷，“朱”去“牛”为“八”，“耷”去“耳”自然就是“大”了。他如此费尽心机，不过是为了在他的画作上隐晦地留下一点他的血统的信息。他的国已亡，而他的每一幅画作，或许就是这朱姓的国的最后的国土。因他对这故国遭遇的复杂情感，他经常将“八大山人”写成“哭之笑之”。 他还在画作落款之下画上一个奇异的签押。那签押有如龟引颈举足，也如鹤伸长了颈项，张开了翅膀。可事实上，那是数字“三十九”的组合。三十九，那是一个让他的家族伤痛不已的数字：甲申年三月十九那天，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上吊自杀，经历了二百七十六年、传十六帝的王朝灭亡，他的歹命由此开始。 简明、空寂、灵动、隐忍、怪诞、险绝、悲愤、超脱……种种这些，并不足以概括他的艺术。一个破碎的王朝毁灭了他，却同时也造就了他。他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国——它来自世袭，也来自他的开创。那是与他的故国有着相同基因的纸上帝国，但又比故国还要坚韧、牢固和长久。 …… （未完，全文见《十月》202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