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刚降过大雨，道路泥泞得一塌糊涂。水洼里的水能淹没半个车轱辘。就看前边的车“扑”的一歪斜，溅起的泥水飞到了我的挡风玻璃上。

刚入夏，已经有了溽热的苗头。可我的心一阵一阵地泛起凉意，说不出的一种感伤和遗憾。这是6月7日的傍晚，我们从城内赶到大洼深处的村庄，是为奔丧。去世的是我的姑姑，天赐一岁地赐一岁，享年89岁。

大姑嫁的村庄，离我的老家仅三里地。三里地的距离，我们却很少见面。不是我们不惦记她，而是那种惦记，不大好落实到行动上。

大姑是父亲的唯一的姐姐。从爷爷到父亲到叔叔，谁都惦记得死都闭不上眼，可谁惦记都是白惦记。家里再困难，大姑也从不要别人的一分钱，一颗粮食。有病以后尤甚。我清楚地记得有很多次，父亲去给她送粮，哪怕是偷偷地送，都被大姑撵回三里地，原封不动地退回来，把父亲气得暴跳如雷。大姑不要别人的东西不是对你有意见，而是她的思维中有这样一根弦——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

你也就知道了，大姑是少了一根筋的人。

二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经常站在马路中间骂人的那个神经病是我的大姑。对，大姑还有这样一个称谓：疯子。大姑是认识我们的，打老远就呼喊我们的小名儿，牵扯我们回家，家里有好吃的悉数奉上。但转过脸去她就把我们忘了。谁不小心在她面前吐了口唾沫，她会追着人家一路“呸”过去，这种心理不知源于什么，不经意的一口痰，会对她构成极大的伤害。大姑最恶毒的骂人的话就是这个“呸”字，咬牙，切齿。像小兽一样恨不得把人撕碎，让我们心悬悬意悬悬，唯恐在她面前做出这种下意识的动作。

她发病的时候，都是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没米下锅了。或者，没有可以缝缝连连的物件了——你也就知道了，我说的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家里连一块布片都没有。我见过她铺在身底下的垫子，都是手指头宽的布条缝成的，平平展展。只要手里有活计，缸里有粮食，能让一家人吃饱肚子，她就是好好的一个人。什么时候她想干什么而没得干了，那就离发疯不远了。

她疯得最厉害的时候，会在外面的马路上旁若无人地唱歌。唱的那些词曲，谁都不知道是什么。滴水成冰的日子，她迎着北风、揣着袄袖、扯着脖子唱得比演员都投入。可她知道一家人的午饭和晚饭什么时候做，看着天色差不多了，大姑就收起她的唱段，回家了。

三

那个村庄离我住的城市有25公里。我在路上给表姐打电话，问大姑在哪个表兄家。表姐告诉我，在二表兄家。

我还是十七八岁的时候去过二表兄家。那时他家盖房子，我去帮忙照看孩子。二表兄夫妇吵架，把表嫂气跑了，我负责给六个木匠做饭。我不知道六个木匠能吃多少饭，我把大锅里添满了水，再添都要溢出来了。邻家的一个媳妇过来串门，拿了瓢就往外舀水，一瓢又一瓢。舀完了她对我说，再多的人吃饭也不能把锅添那样满。水满成这样，米往哪放？

我还记得我炒肉给六个木匠吃，我自己不吃。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那肉熟不熟。

走进二表兄家的院子，表兄表嫂及表姐表姐夫都被白布包裹了。这让我觉得此刻的大姑与任何一个有尊严的女人去世别无二致。姐姐进门就哭了。我没有哭。在心底里，我不觉得死亡是悲伤的事。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就这样觉得，何况是大姑呢。

我是泪点低的人。可我不为亲人的死悲伤。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是铁石心肠。父亲去世那年是1999年，春晚我一个人在家看电视，《常回家看看》那首歌的演唱者刚唱前几句，我突然痛哭号啕。从此我再也不听那首歌。

死没什么。人到这个世界走一遭，就如同儿时去住姥姥家，都是暂时的。这没有什么好哭的，我在父亲的葬礼上这样对自己说。

那是一个冬日的夜晚，父亲的一口血喷红了半面墙壁。不愿意看到死亡是这样。我觉得死亡应该是一声叹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剧烈的死亡让我很难接受。我迅速从屋里跳了出去。逃到外边清白寒冷的月光下，闻着从窗缝里渗出的铁腥气的血，我一点点心跳。

后来我经常回忆这个场景。话说给自己一个人听。父亲不过是先走一步，到远处等着我，就像儿时他外出务工，我等着他一样。

我们早晚都会汇合。他还是父亲，我还是女儿。那时我乘烟雾而来，他奔了老远的路来接我，一身尘埃。

这样的场景我想了很多年。

表姐在火盆里燃着纸钱，她陪着姐姐哭。床头的长明灯和供果都摆好了，我绕过它们，来到了大姑的头前。单子是青色的，把大姑严严地遮盖着。我只能看到鞋子、帽子。我想看看大姑的脸。我很长时间不敢扯开那个单子，我怕大姑的样子会吓着我。

我默想了下，觉得大姑不会。

把单子掀开一角，然后大姑的整张脸都露了出来。除了面皮有些黄，大姑的神态很安详。大姑是一个美丽的女人，银盘脸，眉目清秀。望九十的人了，脸上连一点沧桑的感觉都没有。

也许就因为她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外面的世道无论如何变化，都奈何不了她。

因为她一点儿都不知情。

我摸了摸她的脸，然后又把她的手握到了我的手心里。温凉如玉。我当时还在想，形容人的手凉就说像死人的手，其实有的时候，活人的手比死人的手更凉。

我握了很长时间。她的手指尖俏，听话地待在我的掌心里。我当时还在想传给她一点温度，让她不至于寒冷。如果，她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我会害怕么？

不会。

她居然去了一次医院。

表兄告诉我，因为大姑几天不吃东西，他们拉她去了一次医院，医生说大姑没有病，开了几片药，就让他们回家了。这是大姑第一次坐车，第一次出远门。大姑始终趴在车窗玻璃上，满含笑意朝远处望。那个世界因陌生而新奇，那样多的建筑，那样多的人，在大姑的意识里是装不下了的。我猜，在她眼里，这一切一定是场梦。她的现实世界只有一座几平米的小房子，她瘫痪以后，日复一日地看不见人。

这一辈子，大姑虽然是个疯子，却从不耽误活计。疯得最厉害的时候，一家人的衣着也是整齐的。她不容许别人惦记她，她却特别会惦记别人。爷爷病危时她赶了来，已经不能吃东西了，大姑却把买来的红果罐头拼命往爷爷嘴里填，爷爷是含着满口红果罐头走的，掏都掏不出来。

四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跟父亲探讨过大姑是如何患上疯病的。父亲当然把这归罪于姑父，说姑父从不管家，自己当着乡长（20世纪50年代），却把大姑钉鞋底换来的钱拿去请朋友喝酒，而那几个钱，是大姑用来买米下锅的。某一天，姑父又把大姑钉的鞋底拿去换酒，回来就发现大姑站在炕上唱歌——那是首抗日歌曲，保家卫国的。打那以后，大姑的疯病就日甚一日。她的嘴唇总哆嗦着，嘴里发出各种呓语。银盘大脸上的两只眼睛日渐明亮，却不会拐弯。大姑好好的人成了这个样子，姑父想让我家的人待见也难。所以，许多年来，姑父从不登我家的门，包括我爷爷和奶奶去世。奶奶是20世纪60年代初去世的，姑父正当乡长，推说自己忙。70年代末爷爷去世时，姑父已经还原成了农民，他之所以不来奔丧，用我父亲的话说，他是“见不得人”了。

原因到底是什么，大概也只有姑父自己知道了。

大姑无论疯到何种程度，见了我们兄妹几个，都能准确地喊出小名儿，然后不分时间地拽我们到她家里吃饭——哪怕当时是在午后，说服大姑不给我们做饭都是件困难的事。有一次我去她家，大姑划着火柴生火，顺嘴说了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这样一句话，她一定是从当时的广播喇叭里学来的，而且还能学以致用。足见大姑疯则疯矣，心中有一窍，却是通的。

姑父有一次对我坦白说，他这辈子都没跟大姑红过脸。

这话太噎人了。事情过去了很多年，这话仍让我咽不下、吐不出。他的不与大姑红脸，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对大姑好？好在了哪里？的确，大姑这辈子，连抱怨都没学会，那些让我父母义愤填膺的事，大姑连一点记忆都没有，什么时候觉得生活过不下去了，她就自己发一回疯，仅此而已。

五

有一段时间，我们有好几年没有去看大姑。大姑七十几岁的时候，瘫痪了。姑父得了帕金森，他们住在路边一幢小房子里，只能装得下两个人。我和姐姐去看了一次，哭得几天吃不下饭……关于大姑的信息，我都是从母亲那里得来的。母亲经常去看大姑，故意不说话，看大姑能不能认出她来。而大姑总是喜出望外地叫她“兄弟媳妇”。母亲带来的东西，要提前藏在一个地方，然后再告诉姑父。每次母亲要走了，大姑都要她带这带那——即使这个家一贫如洗。

大姑瘫痪了，姑父把她抱上抱下，好让她做饭。母亲对我说，没见你姑父这样的废物，一辈子连个粥都不会熬。

母亲告诉我，大姑自打结婚，就从来不住娘家，把自己完全交给了那户人家。奶奶去世的时候，大姑还没疯。大姑守奶奶一夜，一早还要回去给一家人做早饭。

而且大姑从不觉得姑父有什么不好。姑父做的一切之于她，都是天经地义。大姑饿饭的日子姑父顿顿都有酒喝，大姑也不觉得姑父喝酒有什么不对，大姑看着姑父喝酒还会很高兴。

就是这样一个大姑，你让人怎么办！

姑父看到我们也很高兴。

面对他，我们也不忍心说什么。

六

邻家几个媳妇在帮忙。炕上摆满了白布，是准备做孝衣的。邻家媳妇对我说，你大姑这一辈子没给谁添过麻烦，没讨人嫌过。过去别人啐唾沫，她以为那是在骂她，她从不主动攻击别人。如果有几块钱买几尺布，她就能几天不出屋，缝很多东西。

这些我都知道。大姑做的鞋子，针脚细密，有型有款。在娘家也是出了名的巧手。

转天九点，天降大雨，火化场的车接走了大姑。大姑排了第五号。表姐告诉我，大姑前边四个人，有三个是高级的。我问高级是什么意思。表姐说，高级就是多花四百元钱，可以少烧一会儿，多留些骨头。

呵。

我们低级。

中午11时13分，大姑的一蓬骨灰出来了，像雪一样白。大家都说，大姑这一辈子，除了临终的两粒止痛药，什么药都没有吃过。大姑的体内，一点毒素也没有。

大表兄首先用手去抚平那些骨灰，还有些烫。随后，二表兄也把手伸了过去。他们抚摸着自己母亲的时候，不知道都想了些什么。他们都是老实人，是勤勤恳恳的庄稼人，但都让我们无话可说。有一年，父亲曾把他们叫到我家里，给他们讲什么是“孝顺”。

火化单在司炉工手里拿着，他刚要转身走，我说，师傅，给我看看。

姓名一栏，写的是“尹仙”。

我吃惊地说，大姑不是这个名字啊！你们弄错了吧？

二表兄说，没错。身份证登记的时候，给她瞎起的名字。

我问为什么要瞎起名字。

二表兄说，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大姑叫什么。

我气愤地说，大姑不是叫秀英么！

二表兄摸了摸后脖颈，说当时乱哄哄的，一时都没想起来。

年龄、籍贯都是对的，这是大姑无疑。可尹仙这个名字，让我的心里忽悠了一下，大姑从我们家里嫁过来，父母是给了她名字的。可到了婆家，原来竟不是她自己了！没有人关心她叫什么或不叫什么。叫什么或不叫什么，对于她自己或别人，都是无所谓的！

这样说，大姑与那个叫秀英的女人，还是同一个人么？

七

参加大姑葬礼的途中，路遇了一场车祸，两个年轻的生命横尸街头，让路过的人唏嘘不已。于是我想，完成生命的过程也许是最重要的，哪怕这个过程里满是辛酸。

在大姑家吃饭的时候，同桌有两个七十几岁的老人。我一打听，原来是姑父的两个侄子。我追着询问大姑和姑父年轻时候的事，两个老人异口同声说大姑好，识文断字。吓了我一跳，我没听说大姑读过书啊！

后来才知道，大姑上过两天半夜校。可她记性好，认识了许多字。

说起姑父，他们说他没有别的毛病，就是涝道（有点像不务正业）。尤其是当乡长那几年，一点都不管家。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大姑拿着五毛钱，踏着大雪，跑到二十里地以外去买萝卜。那时表姐还小，大姑把几个萝卜和表姐倒换着往前抱，后半夜才回到家里。大姑就是在那段时间憋闷出毛病的。

……

全文见《芳草》2024年第1期

尹学芸，天津市蓟州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已出版散文集《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长篇小说《菜根谣》、《岁月风尘》，中篇小说集《我的叔叔李海》、《士别十年》、《天堂向左》、《分驴计》及《青霉素》等。作品被翻译成英、俄、日、韩等多种文字。多部作品入选年度排行榜和各类年选。曾荣获首届梁斌文学奖，孙犁散文奖，林语堂文学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当代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