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我长大了干活有钱了，给你买好东西。买苹果汁。买可乐。你说要买什么好东西？

父亲：给老爸买啤酒吧。

儿子：买啤酒，还给老爸买糖糖！

三岁的儿子很有孝心，这是当年跟他的对话。曾几何时，我是他的偶像。他所知道的最好的工作就是我这样的：可以睡懒觉，可以晚上不睡，可以无限上网，还有人给我发工资和稿费。女儿也很有孝心，那时她还小，我骑自行车带她，她看到路旁的花圈觉得好看，说：老爸，等你死了我也送你一个。好的好的，我谢谢她。

谢谢孩子们，有这样的好孩子，当老爸的要努力啊。

我在世纪末时曾预测过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现在重读，猜得不算太离谱：

我想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将更为焦虑，作为作者，面对形形色色的纷乱，内心的焦灼一定会通过文学来排遣。文学中，人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不光不是古典文学中的半神，也不是今天文学中努力维持着的比较自尊的形象。这一切也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关于人的定义在发生改变。克隆人算不算人，基因被修改的人算不算人，身上移植了动物器官的人算不算人，移植了异型大脑的身体算不算人，由父亲生育的人算不算人，完全在人工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人算不算人，人和近缘动物杂交的物种算不算人？还有，人的知识是可以从机器中直接拷贝的吗？他的人格是可以通过技术的办法输入和改变的吗？人类一直想当上帝，像上帝般创造万物。到下一世纪，非自然繁殖的人真的要由人创造出来了吗？人在做到这一切之后，难道会更满足更安宁吗？人已不人，那时候的文学，岂能对此视而不见。

二十一世纪，文学的书面语和日常口语更为接近，成语典故一类的成分更少，比较适合大多数人不费脑筋地阅读。语法的规范较为松弛，新的词大量涌现。文学已不再是文学家的专利，人人可以染指。本世纪，最好的文学作品是职业作家写出来的，下世纪大概不这样了。下世纪的文学会和多种艺术手段相融合，比如造型艺术。音乐是文学的良伴。人们眼睛看到的将不再是书本而是可以方便携带的电子阅读器，它可以储存人类所有的文学作品，并能从网络下载最新最好的文章。传统的出版社被改造，编辑的职业要重新定义，作品很容易地直接从作者之手传到读者之手，中间没有中介。人们会怀念那种由纸质书籍传递信息的素色的文学读物。

只要人们还使用语言，只要人们还要听故事，文学是不会被取缔的。经过一个大众化的卡拉OK般的时期，还会回到它的诗性的年代。文学是从诗开始的，它的灭绝也应该是诗。

一九九六年，我在《下一个世纪》一文中说：

再后来，电脑会生物化吗，有它独特的思想感情与伦理道德？善于教唆的蛇在哪里呢，吃了智慧果的电脑将怎样看待人类？下一个世纪的电脑，会聪明到发现人是多余的吗？会不会有一个坏人，发出“把人类干掉！”的指令？

假如二十一世纪真是这样的一个世纪，二十一世纪的人干什么呢？他们用什么来表示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的必要呢？

二十一世纪就要来到了，什么是它的明星呢？人们在十九世纪末，猜到了原子弹、艾滋病、电脑、航天飞机、克隆羊了吗？他们猜到希特勒、党卫军了吗？猜到苏联的痛苦诞生和突然解体了吗？我们对自己的猜测有几分自信呢？

上世纪末．我怀着深深疑虑继续鸡零狗碎地写文章。前辈何振邦先生来约稿，我写了一篇长看某人交差。写中韩足球赛，写《恋爱的模式》。那两年做成系列的是《小说老子》的八十一章。还有电视片世界名人系列的串联词。怀孕的杨澜来我家，他们公司从海外买入传记片的版权，邀我和曹雷等人帮着为中文版加上串联词。达尔文、海明威、孔子、蒙哥马利、钟楼怪人、马可·波罗等等。节目高雅，付酬很快，是个好活。

北方的朋友来约稿，草草写了一个很短的小说《恩》，题材跟网络相关，一个垂死的老人在网上跟女孩聊天。一朋友编短篇小说集问我有什么作品，我将这篇发她应差。她想必很鄙夷，这怎么也算小说？

看苏乐慈导演的话剧《股票的缘分》，看歌剧《茶花女》。在王景国的真汉咖啡剧场看张献的话剧《屋里的猫头鹰》。看孟京辉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看《坏话一条街》。我喜欢看话剧，一九八二年还在北京看了高行健的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

也有不很愉快的经历，曾去某出版社签一本散文集的出版合同，发现合同将版税压得很低，他们给的理由是出版社目前经济有点紧，请各位谅解。这个理由很牵强。这种闲书，有困难的话大可不做。我能因为我家有困难请将版税抬高吗？我的月薪还不够交女儿的幼儿园费用啊。那么低的版税都敢签字，作者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对写字谋生来说，报纸是最叫得应的。最快的时候，晚上十二点写完的文章，第二天的报摊上已经出现了。全国有那么多报纸，每天需要大量文字，身后有报纸挺你就不会饿死。其次是杂志，出版慢一点，发放稿费晚点。书是最后的。能出书当然好，但不能救急，一本书拖个几年都是常见的，也有拖到最后黄了的，退稿费连买文稿纸都不够。书出版后，如果是余华创作的《活着》，那可以指望它养老，而一般的书印个几千册一两万册就无疾而终了。运气好的话，可以用版税换一台新电脑。进入挣了钱买电脑，买了电脑去挣钱的死循环。

我有幸是所谓“专业作家”，有一份工资和公费医疗。那年外国作家听说我们有工资，羡慕得穷眨眼睛。我说，一个月二十美元，您来吗？我知道，全世界的严肃作家都不容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著名的穷鬼，写《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连寄文稿的邮费都凑不齐。尽管收支无法平衡，但有工资这个事实，造成我们这些人跟没工资的写作者的巨大隔阂，网上一提起就一片恨恨声。叶兆言劝我，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了，被人家说就说了，别跟他们争吵。他说得对。

一九八三年起，上海作协实行创作假办法。申请者提交创作计划，被选中的作者，由作协跟原单位协商，保留编制，停发工资，改由作协每月发放生活费。之后在家写作，不必坐班，创作假期满，回原单位上班。这类似于后来的签约作家办法。尽管这是有风险的，长期脱离原单位，将来在这个单位的预后肯定不好。但写作多有趣，而且灵感来了可以通宵达旦地写下去，不必担心明天一早的上班。还有，虽然单位已经很开恩，但接到令人兴奋的笔会通知依然会难受一下。三个笔会让你去了两个，你还要怎么样呢？你的同事可是每天在上班啊。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一旦请好了创作假，时间都是自己的，爱上哪里上哪里，开心得要飞起来。请假后的当年我就跟曹冠龙、薛海翔接受国家林业部的委托，用一个多月时间去大渡河木材水运局采访，一路上各执一词各抒己见争论不休。翻山越岭，山路险峻，看悬崖下大河奔腾。在林区听那些创业者惊心动魄的故事，去川剧团听悠远的传说。期间还跟林业部摄影队去了当时人迹罕至的九寨沟。那个水啊山啊好得如在仙境，惊得我从座位上蹦起来。山路上，我朝天乱叫“老虎来啦”，没人搭理。诺日朗瀑布前就站着我们三个人。我在镜湖边解开个木筏，独自划向湖心。玩好了将筏子系回树上就行了，没人看管。

回来后我写了散文《九寨的秋》和中篇小说《走通大渡河》，曹冠龙和薛海翔写电影文学剧本《雄河》（未开拍）。下一年，我和曹冠龙接受国家地矿部的委托，去海南岛采访地质员工，一辆吉普载着我们上五指山下万泉河，海口就一个红绿灯，三亚的海滩没几个人。发给我们蚂蝗袜，走遍海南，还搭乘军舰登上西沙群岛。军舰出榆林港时，曹冠龙赤着膊穿着红色游泳裤在舰上走来走去。一军官要我叫他回来，跟我说，军舰出母港，全体不在岗的官兵都要在船舷边肃立，向母港告别，行注目礼。他说，如果是战争时期，很可能一出港再也回不来了。我说，明白了。

一九八五年，上海作协开始实行专业作家制度，有十个编制（包括王西彦、胡万春等老作家）。我申请成功，编制转入了作协，生活费变成工资。没有办公室办公桌，依然在家写作。调令一发，我的原单位也松了口气。它是修路架桥建排水站的国企，因待遇不高，露天作业辛苦，招来的都是考试分数最低的那批中学生。公司的大学生极少。当时有个国务院文件，要国企办职工学校将员工的文化水平补习到初中毕业。我的语文课无非是教他们多认几个字，将来写情书时少点错别字。这样的教师太好找了，我这种占着编制不出力的教员确实应该滚走。飞快地办好手续，我小人得志地说，有一两个月时间，我是上海唯一的专业作家。宗福先等人被单位挽留，要请领导出面做工作才放人。吴亮、程德培是工人编制，转到事业单位要办复杂的手续，其他人也被稍微挽留后才惜别，我的老单位很通情达理，握握手就说“下趟来白相”，这对彼此都好。

顺便一提，我的同事叶永烈曾记错了，说他也是最早的专业作家之一。他是一九八七年调进上海作协的。我跟老叶说过不对头，请他去组织人事那里查。他是写历史的名家，写下来就可能成为“史料”。不太远的事情，连当事人都会记错，因此有必要提一笔。

陈思和教授曾向我启蒙，以前鲁迅他们写作的同时还当教授，巴金他们同时在办出版，活路较多。一九四九年之后，体制设计成作家跟大专院校和新闻出版业脱开，写作者的生路只在作品。一旦发表受阻，立刻有谋生问题。真是受教了。

可以想见，对那些无法得到公家或基金会资助的写作者，生存的压力更大。文学有它的魔力，尽管前途莫测，所有的文学青年都是自愿走上这条小路。那些做得漂亮的，如王朔，可以不依附体制而自力更生，读者是衣食父母。

圈外的人好奇，作家们一个个称兄道弟的，是怎么相互认识的。

一个人写作了，就可能结识不少各地的同行。多数是先看到作品，记住名字，然后在各种活动中邂逅，例如我认识阿城何立伟张洁铁凝郑万隆韩少功陈建功贾平凹陈忠实余华莫言高晓声陆文夫邵燕祥王蒙张承志陈染赵玫迟子建（人太多了，数不过来）。一九八一年参加《百花洲》杂志的庐山笔会，认识林斤澜李国文莫应丰刘心武彭荆风叶之蓁等；一九九一年参加《小说家》杂志的笔会，游船从武汉驶向重庆，船上是王朔刘震云朱苏进池莉叶兆言储福金陈应松等人。刘震云称王朔为王爷，王爷就笑着赏赐他一个官衔：朕封你为甲板行走。那些朋友中，有人是自己找来的，例如马原、肖全。或者，只是彼此知道，一辈子没见过面，如北村和洪峰。我没见过残雪，但写过她，也存有她的来信。只有一个人是我多次去找他，那就是史铁生。他在轮椅上动不了，极少参加笔会，我到北京总去请个安，吃陈希米准备的饭。

上海的小说家很容易见到，那时我们有个小组，《上海文学》的彭新琪老师是我们的领导。她帮我们开公假条，组织定期的活动。那时比较文雅，一个文学杂志开出的假条，企事业单位能认可公假，放员工工作时间去参加活动，甚至参加外地的笔会。我跟宗福先、曹冠龙、薛海翔最熟，常见到的还有周惟波赵长天赵丽宏崔京生沈善增倪辉祥王小鹰程乃珊倪慧玲俞哲李健等。有次去金山跟郊县作者交流，有一张多人的合影真的认不出谁是谁。谁知多年后被万能的网民揭露，原来我早就跟韩寒的父亲接上头了。

作家跟编辑天然接近，进入巨鹿路六七五号后，我看编辑于炳坤、肖岗、周介人像看大哥，有时会跟他们放刁。杨晓敏、肖元敏像是姐妹，她们帮我打饭，关心我的私事。茹志鹃、李子云、彭新琪、赵自、唐铁海则是上一辈的老师。外地的编辑常常找来，其中有朱伟、刘恒、周梅森。那时的风气不错，从来不必请客吃饭或送礼。年轻人能将小说写好，大家就喜欢你。

我跟批评家比较生疏，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大批判小评论我知道，但不了解文学批评是干什么的。小说家可以只读经典，躲开烂文，他们什么都必须看，令人同情。既然入圈，不管是不是一伙的，开会了总能见到。在周介人组织的会议上，我首次见到那个大头大脑的男人，他们说他叫吴亮。吴亮是男高音，另外一个音色稍逊的叫程德培。他们一伙还有蔡翔、李劼等，那时十分活泼。

那张上海作协的合影上，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的小说作者们和编辑老师。

一九八四年杭州的“寻根会议”的合影，拍下来自全国的几十个批评家和作家。

彼此不可能都亲如一家，但气氛还是不错。气味相投的人自动聚集。有赞赏也有批评，不带恶意。记得吴亮写文章批评张辛欣，要她少来点杂碎汤。张辛欣实在太会写，那句话常被我们用来嘲笑吴亮：吴亮哎吴亮，你好狠！好毒！

北京作代会之外，最大的一次聚会是一九八六年在上海金山的汉学家会议。我在那里见到汪曾祺先生被簇拥，见到舒婷大姐笑靥如花。那时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走通大渡河》正好出版，我带了几本书兴冲冲送朋友。一上海朋友说，你送我急什么，你要去送给外国人呀。我一看，机会难得，不少人向汉学家推荐自己作品。但我对汉学家真的没什么兴致，他们连《红楼梦》都读不来。外国人读不读我的小说在我不是问题。我写给《收获》并成为杂志广告语的那句话就是这个会上来的：

我向几个西方汉学家推荐《收获》，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

他们说：啊哈。

一九九七年十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首份《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为这个新生儿拍了一张快照。

上网计算机29.9万台。大多数是拨号上网。上网用户数62万人。男女比例7:1。其中44%在北京上海。其中约四分之一的用户可在家上网。

CN下的注册域名4066个。中国大陆www数量约1500个。从4个口子出去25条国际线路，总容量25.408Mbps。绝大多数信息流量用在了浏览网页、收发电子邮件和FTP文件传输。

三分之一的人抱怨收费太高，一半的人抱怨网速太慢。抱怨中文信息太少，除浏览实际可做的事太少。

回到正题。上网了，马上就从阅读《收获》《上海文学》跌落到读那些闲言碎语。马上从结识各种有根的人转到撞见大量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什么人。互联网上，你不仅不知道坐对面的是不是一条狗，你还不知道自己是否也是一条狗。

以人的敏感，首先是去发现上网之后什么东西是新的，什么东西变了。

最先的窃喜是国界没有了。以前只是听说到了共产主义没有国界了，天下大同，现在提前了。尽管不想作奸犯科，但自由地到处走走多快乐。在网上，你不知道自己是在何方。一个网站建在东半球还是西半球，建站者的成本可能不同，对网民来说没有区别。信息飞快地绕地球一周又一周，比瞬间更瞬间，距离已没什么意义，你的黑夜是他的白天，日夜也是相对的。

有互联网之前，收音机和电视机已经普及，住宅电话正开始普及。新闻和娱乐靠的是电视和报刊。那都是有排片表的，它不播不刊登你就没得看，夜里它还休息。有了网络，自己去找吃的，好东西日日夜夜在那里。虽说有指南一类书籍引路，但网络的变化太快了，这里刚印完，网上就变了。能看到什么全靠自己的悟性、技能和运气。

中国大陆属于后到的，到我上网的一九九七年，发现网上已有不少好东西。我喜欢的书中有一本叫《金瓶梅》，书店是买不到的，因我算文艺工作者被优待，买过三本一套的内部出版的限量印刷品。不仅印数不多，该死的还缺了一万多字，是所谓的“洁本”。朋友帮忙，去大学的专业图书馆借阅后按我的索引复印缺失的文字，我将复印来的文字抄写在书的天头地脚，页面的空白不够就补上一页白纸。这种小事简直扩大成一个工程，好辛苦。等我一上网，阿弥陀佛，发现不仅有全本《金瓶梅》，还有好人将那被删的一万多字挂在那里，免费，只消很简单地下载便是。于是崇拜起互联网，代兰陵笑笑生谢谢它。不仅文字，还有我们人类最美好的样子也都仪态万方地摆在那里了，横的竖的，风情万种地迎你。欲说还羞，我们都是过于纯洁的成年人，Playboy都没见过，我们被科普，我们被启蒙。

网络是个大世界，分门别类地放置人类的各种知识和各种疑问。数理化之外，若喜欢邮票，喜欢烟斗，喜欢研究各种死法，喜欢妖魔鬼怪，都能找到同好。随着带宽的增加，图片、声音和视频渐渐多起来，我曾找到金斯伯格朗读《嚎叫》，找到胡适答记者问的录音。电影和电视剧，蓝光和高清，720p落伍了，要1080p，后来还有4K。后来可以拿在手里看，到处走动着看。看官不妨问问家里的老人，一九八○年之前，家中是否订阅报纸杂志，有多少藏书，是否打开过画册，一年看几次电影几次演出，是否买过唱片，一生打过几个长途电话。从文化来说，互联网是极为奢侈的盛宴，一夜之间提供比过去一万年还多的内容。穷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城里人和山里人，被进补的文艺工作者和没得进补的非文艺工作者，有可能看到同样的作品，不至于少见多怪营养不良。这也是之后的网络文学、网络视频和网络直播的物质基础。

我们换个视角，互联网是有原罪的。它从侵犯知识产权起家。一些偷得早偷得快的成了富豪。像那种某某文库，鼓励读者用偷来的书交换看它库存的书，以偷养偷。一些自称图书馆的网站，肆无忌惮地盗用版权作品。你们还真当我已经死了五十年？我曾找过一个网站论理，扬言要起诉。它最终承认侵权并书面道歉，说是给我补偿。我觉得可笑的是，直到他们道歉，其实没搞清楚侵权的是哪几本书。更可恶的网站，将建国后的众多期刊一网打尽，并把即将发表的东西也通通预吃。它们自称是刊物授权。版权是作者的，刊物如何可以授权？较早的年份根本没有互联网，作者怎么可能授权刊物将作品上网？据说这些事情是有机构管的，起诉的话法院也受理。但打官司赢了，获得的赔偿可能还不顶打官司的费用。我曾说，好容易抓到小偷，它百般抵赖，即便狡辩无效，败诉后只被要求将钱包归还原主，那不是鼓励偷盗吗？为什么不狠狠罚它，将罚款送给养老院？胜诉都令人灰心丧气，那就没几个人会起诉。某些无良网站，靠当小偷去争首富或二富，无论老板穿着多贵的西装上台扮酷，他仍是个贱贼，而且是劫贫济富偷盗穷人的贼。这样大规模盗窃公民巨额财富，破坏文化生态，难道不应该公诉？

一九九九年九月，王蒙等六名作家起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公司侵犯版权，未经授权在网上传播他们的版权作品。一审和二审作家都胜诉。

看盗版是全球的普遍现象，猫捉老鼠似的。网民对看盗版的心理是复杂的，有时会说自己欠谁一张电影票。但有些东西，你不看盗版根本没得看。中国的电影观众据说水平最高，其中还出了几个特别能说会道的，这高水平应是看盗版看出来的，见识不一样了。他们只是自己看一下，并没去开公司卖钱发财。若为他们辩解，这是不是有点像鲁迅说的盗火。也像印度不承认外国药物的专利权，擅自仿制，救人要紧。

在电脑上，如果所有的软件都用正版，其费用肯定比买硬件还高。微软的Windows家喻户晓，以前很贵，我周围一度没几台机器装的是正版。后来它薄利多销，以较低价格授权给电脑公司预装，在网上按年销售使用权，正版用户多了起来。微软作为业内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它最赚钱的软件是Office。我曾去它设在上海的一个部门做个讲座，它没给我讲座费，而是赠送一套Office软件。那两张光盘的市价几千元钱，据说它在中国大陆卖出极少，少到网民不相信我用的竟然是正版，怎么可能，要我出示证明。用盗版确实不值得骄傲，苦恼的是，如果都用正版，中国可能剩不了多少电脑。是啊，如果买来手机，还要另买比手机更贵的软件才能启动，现在的街头还会有多少手机？

互联网是一个民主的发明，且不讨论这个。缩小到实用的意义上，对我来说，互联网的工具性最为吸引人。它好像是我们出门坐的车，打猎用的枪，甚至吃饭用的筷子。现在，没有网络我完全无法写作。尤其这种非虚构作品，不可胡编乱造。我常停下来去搜索一番，力争不要搞错。就算是自己硬盘上的资料，也要靠搜索去找出来。有网络的帮助，可以看到最新的消息，最完整的讨论，最接近事实的资料。多种声音在线，可供比较和甄别，提高国民素质。它的一个负面效应是，网上一直有非常多的不实信息。坏人乐于制造假消息，因其内容耸人听闻，往往被转发转送，所谓的“病毒式扩散”。如肯费心搜索一下再决定是否转发（但极少有人这么较真），十有八九可以判别真假。也有网站在严肃地探求消息的真伪。在人工智能加入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将会越来越纠结。

上网之后，我每天在网上逛来逛去，乐此不疲。那时的热词叫“冲浪”。一九九八年，我为《电脑报》采访上海信息港办公室综合处。他们提供的数字最为权威：迄今已领到《上海市公众信息服务业准营证》的有四十余家，已登记在办申请的有六百多家，至于前往咨询的更有上千家了。我带着相机去采访一个出名的网吧：3C+T。它在上海的陕西南路上，旁边就是著名的淮海路。顾客一人一台电脑。收费不算贵，每小时十五元人民币，饮料除外。当然也可以花两百元买上十个小时，那是包括饮料的。人们过来找资料，发电子邮件。周六周日来人较多，晚上人多，有时竟会客满。服务时间平日每天十六小时，即将增加到二十二小时，双休日二十四小时。看来人们上网的热情已无法抑制。后来，网吧成了年轻人打游戏的乐园。

一九九九年夏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姑娘叫何从，邀请我七月二十四日出席榕树下网站的开张典礼，在波特曼酒店。网络文学我听说过，也读过一点作品（后文再谈）。那天我是带着女儿去的。留下的照片上，有沙叶新和我在台上发言，陈思和与老沙聊天，有我跟女儿和沙叶新等一起吃饭。与会的作家还有白桦、赵长天、陆星儿、曹正文等。原本就是去看着玩玩，谁知会后被网站的创始人朱威廉先生邀请，期待我能参与网站的工作。谈了一下。正如上文提到的，我对电脑和网络非常有兴趣，对文学的未来有所猜测，深感好奇。就这样，我成了当年唯一一个以工作姿态介入网络文学网站运营的职业作家。

榕树下网站的全称是榕树下计算机有限公司（域名：http://www.rongshu.com），冠以“全球中文原创作品网站”的帽子。“生活·感受·随想”是公司理念。公司地址在上海北京西路一三九九号的建京大厦十二楼。老板是美籍华人朱威廉，不到三十岁，我们叫他Will。这类公司人人都有个英文的网名，彼此直呼其名。将名字印到茶杯上的时候问我叫什么，我想起一个卫生用品的商标名，说，就叫toto吧。小写，免得跟名牌小便斗冲突。

网上的许多工作可以远程去做，我不必常去公司。我倒是很愿意去那里玩玩。榕树下公司的气氛很好。大办公室的中间是一棵舞台布景一样的大榕树，树下散放许多电脑桌，供编辑使用。公司核心业务是将网友投稿来的作品经人工编辑上传到榕树下网站。树下还养着一只小动物。人们走来走去，喝茶喝咖啡吃东西，忽然会有一声笑骂。戴着耳环的宁财神跟他心仪的姑娘在一个小房间，四五个人一堆，便于说说情色笑话。那时他热衷于鬼故事。安妮宝贝和两三个姑娘在另一个小间，做的栏目是“安妮宝贝工作室”。赵波的栏目叫“赵波和她朋友的客厅”。我有栏目没桌子，我的栏目叫“看陈村看”，贴一些自己的作品，评论一下网文。这些栏目都定期更新。公司尚绿，员工的名片都是绿色的。

我在榕树下有个头衔。Will要我给自己想一个。我是外人，有个职务可以叫小的们帮我做事。我不要当官，胡乱起了个奇异的说法叫“网眼”，意思是到网上看个热闹，帮弟兄们探路。后来公司引入投资要正规化，于是改称艺术总监，听着很不错，很不务正业。有人告诉我，艺术总监的英文简称就是CAO。这在中文世界里不雅。

我写完这篇是在二○二三年的最后一天。它的发表要等到三月号刊物面世。大量时间耗费在复杂的流程中。要想将文章这会儿就发到网上，一个回车就行。二○二四年的元旦，全世界人民在新年第一天就可以读到这篇新作。只是，作者我没一分钱的稿费，事后此文也可能无从查到。而发表在《上海文学》杂志可顺利进入图书馆系统，被保存到人类毁灭。这就是目前的互联网和传统出版的区别。

看到吴亮的一段话：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十一点，我混入淮海路的人流。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小时。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带我在这条街上看灯。时光仿佛倒流。我与陌生人同在。我与往事同在。无数兴奋的面庞，就为了某个时刻的来临。那兴奋传染给了我。我随着人流缓缓移动。灯海连着灯海。中环广场，香港广场，八仙桥，西藏路，我抬头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瞬间：一个通体发光的怪物突然闯入我的视域，即那个庞大的，粗鄙的，野蛮的，丑陋的，臭名昭著的电视塔。此刻，它如此不当，混浊，不讲道理，横暴，用巨大的体积和对岸的文明对抗。它笨拙而愚蠢，它没有自知之明的原因在于它找不到一面同样巨大的镜子来照照自己。正在胡思乱想之际，人群开始骚动，外滩的钟声和汽笛声响成一片。二○○○年从天而降！令人难以置信，只需要一秒钟，那么多岁月、人事、记忆、感受、经验、印象就全部留在“那一边”了。

我也写过世纪末：

今晚安定地坐下，抛开杂事，为的是和一九九九话别。

这些天总有电话来问，那个二○○○，那个最末的一天或一夜。

我说，二○○○，我想出来的一句话是：我将死于这个世纪。大家说不好，还没开头就要说死，不好。我虽不信邪，只好收回。但我知道即便收回，我也是见不到二十二世纪的。生我者二十，死我者二十一，一点都不会错。可是，不错的话有时也要收回。

我说这样的话，是在隐隐说自己和二十世纪的关系。我总是二十世纪的人了，不管再活多少年。我的好，我的心，我的百感交集，都留给二十世纪了。我没料到新世纪来得那么快，它急不可耐地不由分说地来了，无人能挡。既然它是自己要来，既然它总要来到，我便不稀罕它了。我对即将逝去的那一百年怀恋深深。那一百年的苦难和纷乱，惆怅和狂喜，已经在我的生命中定格。这个世纪的寒冷的冬天，昏黄的路灯，相濡以沫的对视，一文不名的快乐，已经定格。

这一年，我不停地整理。处理老照片，修订旧日文章，翻出保留的来信。扫描仪和刻录机被频频使用。在那个分界到来之前重温。在下一个百年重温，下一个千年重温，会是不同的意味。而今，我在旧址之上，趁它还没盖起新楼。

我明白最后的那个夜无可逃遁。我没有精神也没兴致去作弄那个夜晚。我说，一睡了之。和妻子孩子道过晚安，一个人，抽支烟，翻一下当日的报纸，关灯。就让我在睡梦中走出这个世纪。我把自己的梦留给这个世纪。

不会忘记的是一九九九年的十月一日晚上，在上海也是中国的最高建筑金茂凯悦酒店的八十六层“主席套房”。朱威廉开房请朋友们请榕树下的伙伴观赏焰火晚会。那年是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即将跨入新世纪。楼下是苏州河流入黄浦江的河口，对岸的外白渡桥旁是低矮的外滩。生在上海，我们从小就看焰火，并不稀罕。但是，我看见的是一团团五颜六色猝不及防地从你的脚下升起，一波波升起，在你面前绽开，流淌，闪着各色光芒，覆盖整个视野。黑夜的城市是它的背景。礼花的发射点就靠着金茂饭店，隔着厚厚的玻璃可听见沉闷的炮声和炸裂声。你瞠目结舌。它就打在你的面前和你的脚下，梦幻一样的赤裸裸的，凶悍还妩媚地在你的面前开放开放开放，将你照亮，然后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