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用手把人间容貌改

我要用心把大地浇灌

我要叫山山水水听人话

我要把人神界限全改变

——羌族民间叙事诗《木姐珠与斗安珠》

很小的时候，通过连环画和文字的描绘，我知道了铁路。我对它充满好奇，整齐的枕木、锃亮的钢轨、呼啸而过的列车，承载着一个乡村孩童对于远方的渴望与现代化的憧憬。但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火车。其实我老家离市区只有不到三十公里的路程，但是它灯下黑般地窝在一簇起伏不定的丘陵中间，主要的交通干道都避开了它，更别提铁路了。那三十公里的路程，对于上一辈的许多农民来说，可能需要许多年乃至一辈子才能走完。

地方的闭塞阻碍了见识与想象，夜晚时分看到河对岸远处天空映照的光亮，我以为那就是城市的灯火，后来读高中经过那里，才发现只不过是另外的村庄。

在童年的那片田野上，除了兴修水利时在容易垮塌的地方修筑的防波堤和放水闸，几乎都很难见到石子和水泥。在极为有限的活动空间与视野之中，水利局建在河湾处的管理站是为数不多砖瓦结构的房屋，成为工业时代的一个象征性载体。

舟车所至，人力始通，一个地方的发展离不开交通的便捷。道路让空间的阻隔被打破，道路的通畅带来物资、人员、信息的流动与交换，进而能够激发经济的活力、贸易的繁荣、眼界的开阔、文化的发展。很多时候，交通基础设施的程度能够成为衡量一个地方综合发展程度的关键性指标。

速度与流动，是现代以来人们情感结构和认识世界方式变化的根本，没有人能自外于这一点。古典时代也许有着明快悠游的田园牧歌，也许有着激情迸发的沙场征伐，但一切都框架在一种迟缓而稳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哪怕是烽火连天的兵燹、天崩地坼的革命，王朝更迭，易姓换代，也不会让身处其中的个体感到焦虑和恐慌，有超稳定秩序的稳固感在。从前慢，从前的日色慢，“车，马，邮件都慢”。

如今却是“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个当代人的时间和空间感觉一定区别于他（她）的祖辈。世界在科技发展、政治变局和思想突破中祛魅了，既定的秩序瓦解了，原先提供庇护和依托的超越性事物，被祛除了神秘性和神圣性，祖先与神灵再也无法依赖，个体的人只能以一己之身应对急剧变化的庞大外部世界。

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别：古代人在路上行走，他（她）会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和归宿；当代人在路上奔忙，“在路上”本身就构成了全部的意义，目的地和归宿则依赖于我们自己的建构。

像无数处于变革中的县域一样，北川的路正在建构中，并且可能会不断地建构下去，路是手段和中介，也是目的和归宿。

“道路和交通是最棘手的问题！”在不同的场合，我都会听到北川的干部和群众表达出类似的意思。蜀道之难，天下知名。北川这样处于四川西北边角的地方，原生地理比我老家还要恶劣很多，时至今日道路难行依然困扰着整体的发展和人们的出行。一个可以佐证的现实情况是，北川迄今为止不惟铁路不通，甚至没有一条高速公路。

水路不必说了，县里固然河道纵横，沟壑遍布，但多处于曲折峡谷中，急转弯很多，很多时候落差极大，河床上礁石林立，水量视降雨而定，汛期浊流翻滚，横扫一切，枯水期砾石裸露在外，无法构成行船水运的条件。陆路则随山势而行，崇山峻岭、层峦叠嶂中，山道往往跟随着河流在谷底蜿蜒，翻山越岭的时候九曲回环、险象环生。现在路面多硬化了，但很多时候依然需要经过坑洼不平、颠簸不已的崎岖小径。

这种情形依然比早年间强过很多，以前的山里人要想走出来，靠的是步行，顶多有些驴马畜力相助，过一个山头往往需要半天工夫。人在慢吞吞地行走，心境反而是焦急的。从游览观光客的角度来说，曲折颠簸的幽径，路旁或奇峰怪石，或溪涧流淌，或绿树丛荫，景色倒是颇为可观，慢慢流连未尝不可。如果长期在这里生活，开门见山，出门办事踽踽难行，则又另当别论了。从前的慢，在闲人与小资那里也许意味着情调，对于深山河谷中生活的人们而言，背地里隐藏了多少无奈。

某次到邻县出差的路上，经过一个小小的水电站，堤坝拦住了一汪碧水，有两个孩童在水泥修筑的闸口上奔跑戏耍。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幽深峡谷里的水电站是外部新鲜世界的表征，那平平无奇的建筑，对于他们而言意义重大，寄寓了童年的新奇与向往。

尽管2008年之后，整个县域之内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但蜀道难是一个千载难题，前方是路漫漫其修远。对于北川而言，不止是山高坡陡、沟壑纵横造成的行路难和修路难问题，更多的还在于地灾严重，常有地震、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各类自然灾害，非人力所能控制。几乎每到雨季，山路和隧道都处在这样的风险之中。与别处不同的是，进到关内乡镇，往往会发现山道边上的标识特别多，几乎每隔十米左右就有一个，上面写着诸如“空中落石，观察后通过”“路基塌陷/崩塌/悬空，注意安全”“滑坡/泥石流/水毁/危岩路段，注意安全”之类。这从侧面反映出本地道路的普遍情形，世代在这里生活的人对此谈不上安之若素，面对生活中的常态，顶多算作勉为其难。

屡屡下乡，起初我的车行驶在这样崖边窄道，不免胆战心惊。但看到司机从容淡定的样子，时间久了，面对无法左右的一路凶险也就习以为常了。初春时节在路上翻山越岭，往往可以望见远山上零星展开的野樱桃花，如同一簇簇白色云朵，点缀在赭褐色之中。

越过山丘的时候，会生发出一种崇高感。当你在山顶驰行，连绵不绝的远山逶迤起伏，仿佛都成了你的背景，你的主体会变得极为强大，犹如行走在天地间的巨人，胸中不免泛起豪情壮志。这是在路况比较好的情况下，自知安全有保障的心理中的一种情感反应，与另一种情形形成极大的反差，那就是，当你面临峭壁危岩，车子随时可能跌落万丈深渊、万劫不复的时候，就只会体会到自身的渺小与无助。

无论何种情形，如果有第三方视角超然于上，将会看到山体浑厚宏大，附着在其表面的巨石、树木就像人皮肤上的毛发突疣，都是微小的存在。我们开着车行走在蚯蚓一样的山路之上，与匆忙趋行的蚂蚁没有什么两样，随便自然的一个外力就可以轻易将你摧毁。

有一次我从小坝镇越过白草河，往北过酒厂村，翻过内外沟，再开始下山去西北角最远的青片乡。彼时我的车子因为年久失修，在路上自燃了，借了一辆越野车，新换的司机不熟，长得有点唐氏综合征的感觉，技术倒是不赖，开到兴致高涨的时候，头还一点一点的，跟蹦迪似的。我一直用毅力克服剧烈晃动所带来的恶心感，虽然很担心车子随时会出溜出去，但是也不好意思说什么。那位仁兄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可能是2011年，在云南横断山的半山腰，一位把车子开到快飞起来的老兄。在外人看来，他们都有种亡命之徒似的自信，我后来慢慢理解他们是惯于此种道路，驾轻就熟，也就无所顾忌。

我问司机，万一遇到滑坡或者飞石怎么办？按照我的惯常思维，就是赶快停车或者后撤。司机却说，应该加速冲过去，因为他会对石头滚下来的时间和落点做一个预判。“后退是不可能后退的！”虽然我没明白他具体的意思，但这话里包含着他的勇气、判断、自信和骄傲。

那天夜宿在一个羌寨中，早上起来，发现夜里下雨了，近处田畦里的菜叶子都湿漉漉地泛着青黑色，远山的山头都白了，那是雪与冰挂。返回县城的时候，司机建议我不要再从环着唐家山堰塞湖的路返回，改从擂禹路翻山回来，这样距离近一些，还可以在山巅看看景色。后来证明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选择，我不仅多花了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因为道路水毁严重，尚未得到清理和重修，一路颠簸不断。在杂石遍布的山道上时常有急转弯，不时要担心车子的底板被石头硌穿。这么踉踉跄跄地翻山越岭，让人几欲呕吐。经过一些峡间路段，看到溪涧中间大水冲下的巨石，足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如果谁被那个大石头砸中了，肯定就砸成了一张皮，估计血肉都会嵌在石头上，得用修眉刀那样的精细的器具才能剔剥下来。

待慢慢走惯了这样的山路，倒也能从中得到一些乐趣。进山路途都不会太近，路况也不会太好，车子在凹凸蜿蜒的路上行进速度有限，有时候我会在晃荡中睡着。然后，可能在一大片芍药花海中醒来，看到江水静流平稳，绕着磅礴的群山逶迤前行，山腰上雾气云岚蒸腾氤氲，赋予青山碧水以一种缥缈之感。空气洁净无比，天地一片清新，仿佛它们在世界原初之时便已经如此，我们现在看到的，与几万年前鸟兽虫鱼所见到的相差无几。路边遍布无穷植物，有一种叶片硕大的植物招人眼目，叶片之大，如同热带雨林中所见的滴水观音，是一味著名的中药，大黄。

2022年7月13日早上起来，我接到同事发来的微信，告知夜间大雨，关内的几处道路都被阻断了。前一天下午，我刚刚从关内的小坝镇回来，经过的十里碑隧道就被泥石流堵塞了。回想起经过隧道时候，里面泥泞返潮，没有壁灯，在黑黢黢的洞里行走，心中压抑无比，见到洞口的光明才长吁一口气。

连续几天的大雨导致山洪暴发，上游平武的洪水沿着青片河下来，北川关内的白什乡街道已经成了浊流肆溢的河道。我打电话给自己对口联系的坝底乡询问受灾情况，得知群众已经提前疏散，没有人员伤亡，才放下心来，但白什乡却受灾严重。

本地民众对此没有大惊小怪。面对灾难，呼天抢地没有用处，他们只是行动起来，有条不紊地进行抗灾救灾。县委书记第一时间带队，爬过洪水冲塌了的山道，奔赴受灾现场。很不幸，后来查明还是有6人遇难，12人失联。北川的干部大部分都下到了一线，在黎明接到电话，立刻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现场搜救，忙到下午一口饭也没吃。

我赶到白什场镇时，碎石淤泥堆积了有一米多高，也就是说一楼以下基本上被掩埋了。挖掘机在场镇的入口处清淤，车辆根本进不去。我想了下，让司机回头。路上看到一辆被泥石流摧毁的校车侧翻在路面上，车壳已经瘪了，对岸的坡脚堆满了山洪冲下来的树木枝杈，还有一些破车，被泥石流挤压撞击，皱得像揉成一团的餐巾纸。

这个时候遇到两个中年人背着包请求搭便车。我带上他俩，询问之下，才知道他们都是山上的灾民。一个是星河村的老罗，一个是白水村的老曾。时间是正午，勉强可以赶回县城开下午的会。往回走的过程中遇到几辆公车，冲毁的白什场镇附近设立了一个临时指挥所，县长正在开调度会。他们千头万绪，我不在救灾指挥部里，就没有去打扰。赶到禹里镇的时候，因为道路狭窄，救灾车辆优先，实行了交通管制，要下午三点才放行。我想干脆吃个饭再走。

在禹里镇找了一家小饭店，要了几个菜坐下来，我注意到老曾的右臂齐腕断了，交谈之下才知道，那是1992年修马槽路段的时候被炸断的。他比老罗健谈，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成都当老师，二女儿在安昌镇，女婿是县交警大队的。他要去江油，在那他有个当门卫的工作。老罗是一个没有怎么出过门的地道农民，言谈举止里带着谦卑与木讷，他的家被山洪冲没了，只能暂时去安昌镇投靠亲戚。他们说这些的时候，有种顺天知命和安之若素的沉稳，是对苦难的接受，是将命运和自然结合在了一起。青片是他们生身之地的母亲河，滋养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也带来难以料计的伤害，这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他们的这种坦然极富感染力，我的心情也随之豁然开朗起来，那种心情就像清早出发的时候本来阴沉小雨，到了马槽乡后忽然烈阳高照，路边的碎石和植物都闪闪发光。人还是要接地气，大地充满苦难，但人们总有在其中苦中作乐的途径。

在北川待得越久，我就越能感受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不易，和他们在不易中所展现出来的豁达、乐观和积极态度。灾难一次一次地来临，他们也就一次一次如同西西弗斯一样地重整家园，从没有放弃。关山夺路，这是何等的不屈不挠。

同我甚熟的一位徐副县长，分管的是县里的交通与道路。他从部队转业回来，比我大几岁，爽朗热情的性格，喜欢说笑话。我们偶尔在周末会小聚一下，但平时除了县委县政府开会，很少在办公楼见到他。

有一次我去坝底乡检查两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处在青片河对岸半山腰的青坪村，因为山体是页岩结构，下雨容易引起石头溶解断层，从而造成滑坡。从河对面伍仙庙凉亭旁边的观察点，可以清晰地看到青坪村的滑坡痕迹。即便地下的岩层没有溶解，雨水大了还会带来另一种隐患，就是山泉流淌下来的沟渠很有可能改变原来的过水道，从而毁坏房屋或农田——那种情形也许仅仅只需要两根倒下的山木阻隔，水就会从过水道旁边走，冲刷农田或房屋，带来不可知的损害。村书记家旁边设立了一个电子预警点，一旦感应到地层内部的移动就会报警，那就得赶紧转移群众。

这不是最严重的，迫在眉睫的是山洪经过对道路路基的冲蚀。站在半山腰观察，墩青路沿河的保坎底部都被水镂空了，临河的房屋都成了半吊脚楼的状态，重型卡车路过很可能会将路基压沉陷甚至垮塌。武安社区的洪水冲蚀处就存在这样的危险，这个地方原先是墩上乡的场镇所在地，建筑与居民比较集中，一旦坍塌，后果不堪设想。我刚走到那，就看到徐副县长带了几个人也在检测。本来我来检查这些，也是要搜集材料跟他通气，正巧遇到，就彼此打个招呼，一起前往。我们从路边的一个汽车零部件店穿过，越过屋后的鸡圈和猪圈，下到河滩上，看屋基损毁的具体情况。这是青片河转弯的地方，水流回向时冲刷力增大，将屋基下面的砂石滤走，情况比较严重，将来肯定要用巨石或者混凝土灌填。徐副县长分析了一下情况，做了一些指示。我才知道老见不到他，是因为他总是在这些乡镇的路上。这些路不仅是人们日常行走的道路，更是事关北川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出路。

刚到北川的时候，我有一个外来者常见的疑问：为什么在一些道路不畅、地灾频发、不太适合居住的地方，人们还不离开？政府为什么不帮助他们搬走？工作一段时间了解情况之后，不禁要为这个幼稚的问题感到惭愧。

只有真正在基层工作和生活过的人才会明白，安土重迁这个传统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不是某种想象中的一厢情愿、难分难舍的感情眷念，里面有个非常质朴而又无解的经济学原因。不是人们不想搬，政府不支持，而是没有条件，实际情况不允许。

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这里是世代生息繁衍的家园，情感上的牵挂和依恋自不必说，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生计方式与这块土地之间有着血肉般的关联。所谓靠山吃山，在北川地质断裂带活跃起来之前，此地的物产称得上丰富，山民们种植高山果蔬，粮食可以自给，山里药材丰富，果木茶树繁盛，还可以养殖牛羊猪马，生活生产资源比在平畴中的农民要更加多样。因此，即便在平原盆地旱涝饥馑的年份，山中依然可以维持基本的生存保障。司机李师傅就曾经跟我聊过，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的时候，很多平地人跑到山里讨生活。即使在地灾情况多起来之后，原先的生计方式也依然在发挥着作用。一旦离开这片土地，山民就失去了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完全靠打工不可能解决所有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那就注定会有很多人失去生活来源，这是一个长期而持续性的状况，不是简单地移民搬迁就算一劳永逸了。

就本地政府来说，财政上根本没有资金来进行移民搬迁，山民从意愿和情感上来说，绝大部分人考虑到未来的前景，也并不愿意搬迁。假设实行搬迁政策，也没有地方去安置那么多的人。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本地的产业结构和市场，无法提供给搬迁者足够的就业机会，那就势必会导致不稳定因素和流民的出现。这样的问题需要综合各方面因素，在基本条件完善的基础上长远计议，就目前而言，只能在现有条件下尽量在原有基础上寻找改进与发展的出路。

发展的路，在北川，就是正在大力实施的“生态立县、文旅兴县、工业富县、开放活县、城乡融合”的战略，围绕“美丽人居”“美丽环境”“美丽经济”“美丽文化”“美丽氛围”的“五美”乡村格局进行建设。这是试图立足本土条件，探索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地方路径之一种。

宜居的环境显然是北川最具优势的地方，我个人体验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我住在新县城北面的禹龙小区，在县委县政府背后小山的脚下。这是一个包含有三个子社区的小区，小区内外，包括道边，随处可见玉兰、桂花、忍冬、栀子、九重葛，一年四季都有花朵盛放，清香四溢。几乎每天早晨我都是在鸟语花香中醒来，不同的季节可以闻到不同的植物气息，听到不同的禽鸟鸣叫。

噪鹃的声音空灵悠远，黄豆鸟灵动清脆，小杜鹃则清丽迅捷……它们总是能唤起关于乡土的记忆。布谷鸟是童年时节种水稻前的召唤，吐咕咕的珠颈斑鸠是暮色时分母亲喊野外的孩子回家吃饭，山斑鸠则是松冈中老翁的闲中对弈，灰胸竹鸡和阳雀明亮的声音就像晴朗夏日里幽静角落里的光，强脚树莺和白头翁如同一群朋友在竹林里呼朋引伴，白面水鸡则是走在前面的行路人招呼后来者来看新奇之物，黑脸噪鹛则像一个调皮的小孩在啾啾啾地放水枪……它们复现了甜蜜、安详、快乐的田园回忆，让人即便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中也能感受到是同鸟雀一起醒来，同自然保持了同样的节奏。

县城里尚且如此，山里生态每每更为人称道。距离县城不过一百公里的青片乡小寨子沟，早在1979年就建立了自然保护区，是亚洲自然生态保存得最完好的地区，有“第二九寨沟”的美誉。青片乡与北面一点的片口乡，同平武以及广元的青川县大致连成一片，从地形地貌到动植物种类的分布都很相似，有大熊猫、金丝猴和羚牛这些稀罕的野兽出没，再往北走就是著名的黄龙与九寨沟了。没有什么污染的自然中藏着许多野生动物，片口乡的杨书记就曾经给我发过好几次村民们在山上偶遇大熊猫的视频。

这样的生态环境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基础。北川在新时代以来进行了方向性的道路调整。原先县里薄弱的工业，建立在早期三线建设的基础之上，属于涉及军工的产业，体量不大，震后多转移到其他区县。我到的时候能够为县里财政作贡献的就剩下水泥厂规模大一点，其他的都是微小企业。

北川的矿产资源也是比较丰富的，光探明的储量就有石灰石10亿吨、白云岩1亿吨、板岩1亿立方米、硅石数千万吨，还有黄金（包括砂金和岩金）、赤铁矿等。但这些只有地质学的意义，并不能给政府和民众带来经济上的现实收益。近些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矿山开发的政策收缩得越来越紧。矿产原材料属于粗放型污染环境的企业，深加工的附加值更高。比如一吨矿石拿出去卖四五十块钱，如果加工出来，可以卖到几千甚至上万。国家政策支持的是开出来的矿在本地做深加工，不支持向外长途运输卖原料。县里希望推动企业去做，但是有这种实力和情怀的企业很少，一般小矿主都是短平快的逐利思维，做一锤子买卖，并不愿意追加投资，全部都想着如何尽快把签合同时批的量开完，然后走人。矿业很容易破坏生态，并且跟很多利益挂钩，对于干部来说风险也极大。新书记来了之后，对这方面管得很严，更多将心力用在文旅业上。

发展文旅产业是一条必然之路。文旅业的好处是环保，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其特点第一是富民，第二是长期效应，前期老百姓能从中受益，地方财政没什么效益。正是基于这一点，有些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往往不会将文旅业作为发展重点。拉长时间段来看，由旅游带动相关的餐饮、住宿、服务业等诸多方面，综合效益才能浮现出来。

旅游对于一般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可能是观光休闲，也许是娱乐消遣，或者广博见闻，或许还有历练身心的朝圣意味……而归根结底，是人们追求一种差异性体验，从日常的、程式的、刻板的生活方式与模式中逃离、超脱出去，获得短暂的放松、休憩与恢复。这就决定了那种差异性体验最好具备稀缺、独特、舒适、可传播的特性。

北川此前有一个宣传口号：“大禹故里，中国羌城，云上北川。”这实际上是从历史、民族和生态三个方面进行的定位。要说到文化，除了禹羌文化，北川特殊之处还在于红军战斗过留下的红色文化、“5?12”后的抗震文化和灾后重建过程萌生的感恩文化。但是精神性的文化比较抽象，要落在实处，产生效益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时间的沉淀和人文积累，上述这些文化在北川的资源，还很难支撑起作为旅游目的地的足够积淀。

我协助分管文旅工作，对这些问题自然也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一旦试图将文化产业化，进入到工作程序中，它就完全不同于学术或者文学的思维方式，这中间是关于支出与收益的功利考量，而与感受和抒情风马牛不相及。文化的浸润是一种缓慢而持久的过程，很难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民众和发展的现实需求又迫在眉睫。这往往会带来规划与实施之间的尴尬和矛盾。

记得有一次在给政府平台公司禹泉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开会的时候，我举了一个例子：湖南湘西与贵州铜仁的比较。两地的风景与人文相差无几，铜仁同样有古城、码头，还有堪称奇景的梵净山，但从大众传播层面来说却没有湘西有名，游客吞吐量相距甚远。湘西尤其是凤凰古城是被文学编码了的地方，出过熊希龄、陈渠珍、沈从文、黄永玉，他们的事迹与留下的作品赋予了这个地方以历史的血脉与文艺的气息。自然风光与历史血脉，铜仁并非没有，但缺乏文艺作品加以形象化，传播不广，因而不免稍逊风骚。公司的同事们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倒不是不认同我的这种说法，而是对于急于拓展业务与提升业绩来说，这种需要长时间培育的理想化说法，在他们那里不免有些高蹈。

就我的观察，如果从整体资源来说，北川的文旅可以开发的包括四类：一是生态环境，像人们喜闻乐见的大熊猫、竹海、温泉、中羌药；二是历史遗产，包括禹羌传说、革命遗址、盐茶古镇；三是记忆标识，以抗震救灾事迹与遗迹，所关联的四方驰援的友爱，国家层面的支持；四是现实特色，表现为羌藏汉杂居的生活与新建的文化风情浓郁的羌城。地方特色与前景，无疑集中在禹羌传说之上，而既有的条件就是既存和新建的羌寨、民宿和美食。

除了新县城园林式的羌城是5A级景区，北川目前还有四个4A级景区。一是盛产天麻、杜仲、厚朴、辛夷的药王谷。辛夷花盛开的时节如梦如幻，只是前几年因为老板投资失败，面临着一系列的转型困难。二是包括卧龙洞、龙鳞坡石林、龙隐镇影视拍摄基地的寻龙山。洞和石林其他地方所在多有，龙隐镇倒是独具特色，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以为真的是古镇，其中最醒目的是其香居茶馆，后来才知道是为了拍摄根据沙汀小说《淘金记》改编的电视剧修建的，二十多年过去，风雨沧桑得足以以假乱真了。三是维斯特农业休闲旅游区，是震后山东的企业在新县城西北部打造的集生态农业观光示范园、开心农场、采摘园、温泉度假酒店一体化的景区。四是九皇山。它原先的基础就是高山溶洞群猿王洞，老板通过观摩模仿外地时髦景区的做法，不断开发升级新的产品，除了基本的住宿、餐饮，还有各种因应儿童游乐的新颖设施和青年人打卡的网红项目，是景区中经营得最为成功的。

这五个景区放在一起比较，显示出一种来自于实践的现实认知：它们几乎都是在自然基础上的再造，是人化了的自然，或者完全就是创造出来的人造物。“打造”某种新的人文景观，并非破坏“原生态”，或者扭曲了原有的文化，因为文化本就是超出于“自然”之外的人为之物，自身内含着革故鼎新的涵义。

文化的反馈作用，让梦想照进现实。龙隐镇这个镇本不存在，最初是因为拍摄王保长系列电视剧和沙汀作品改编的电视剧而在山腰上搭建的影视基地。有意思的是，很多北川人甚至不知道沙汀其人。我问过好几个本地人，也都不知道沙汀的墓园就在寻龙山麓、安昌河畔，辽宁大道的路边上。这种情况倒也情有可原，此处原本属于安县，那时候还没有划归北川，一般文学史的叙述中都会记载沙汀是四川安县人。沙汀是与巴金、张秀熟、马识途、艾芜并称“蜀中五老”的作家，1938年秋，与何其芳、卞之琳共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主任。“皖南事变”之后，沙汀回到安县，在舅父郑慕周及同乡袍哥大佬的保护下，避居于雎水关一带，直至1950年初安县解放。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他将这段漫长的生活命名为“雎水十年”，其代表作品《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就是在这期间写下的。1978到1980年间，沙汀曾经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暮年回到四川成都，1992年病逝后，墓园“子青园”就修建在安昌镇寻龙山脚下。

沙汀有一篇短篇小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就是《在其香居茶馆》。现在安昌镇的人民公园里面还有一个“其香居茶馆”，外地做文学研究的朋友来北川，我一般都会带他们去看看。尽管可能未必是当初沙汀时代的那个茶馆了，却也可见文学产生的微妙的影响。人文底蕴对于一个地方的形象往往有这种潜移默化之功。我在某次会议上，就建议安昌镇将来可以将人民公园改名为“沙汀公园”，里面再弄个房间，设置一个类似“沙汀书屋”这样的公共空间，跟其香居茶馆在一起。“人民公园”这种名称全国不知道有多少，无法体现出地方特点，而沙汀作为安县第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从文化传承，还是从革命主题上来说，都是安昌镇划入到北川后很值得开掘的一个红色遗产。还有待开发的是永平堡等古堡，像片口那样连接羌藏汉盐茶贸易的老镇，以及白草河与青片河沿线的古老羌寨，它们在荒草萋萋中，是地方历史的证明。

……

（全文请阅《长江文艺》2024年第3期）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有《贞下起元》《从后文学到新人文》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丁玲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