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警察转过身来，一手握住腰间的枪支，一手挥向车门，朝我怒吼。

我愣住了，没听懂他喊的是什么。

前一秒，我正抬头核对座位号，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入侵了警察身后的防范区。现在是深夜十一点，我只想快点落座，舒服睡上一觉。可堵在过道里这位精瘦黝黑的小个子警察，显然并不打算让我如意。

他再次重复了一遍警示动作。没等我开口，就以强大的气场胁迫我下车，嘴里不停念叨着我听不懂的德文。接着，他故意将身子倚在门框上，用手撑住门框另一边，形成一道人形挡门，身体力行地告诉我：给老子下车。

欧洲的大巴总是毫无例外地晚点，我已经在一块简陋的站牌下疲累地站了一个多小时。夜色弥漫的边陲小城令我耐心全无，试图上前解释自己有票，他却傲慢地扭过头去，故意与从大巴二层巡逻下来的同事交流着什么，俨然一副“我很忙，不要妨碍公务”的架势。

靠着多年未用的蹩脚英语在德国生活，虽有沟通上的小麻烦，却也顺利度过了几个月。没想到，第一次放开胆子独自出行，就遇上这么个下马威。小个子警察的同事倒是长得高大白净，一头金发，浓眉大眼，行事态度也温和许多，他穿着另一种颜色的制服，领着一位黑人小哥文质彬彬地下了车。黑人小哥局促地背着双肩包跟在身后，两人来到距离大巴不远的一棵树下。

高个子警察从裤兜里抽出一根烟点上，温柔地“盘问”着黑人小哥。小个子警察则气势汹汹地三步并两步，爬上了大巴二层。门边上，一位强壮的黑人乘客深呼了一口气，之前，他的眼神总是偷瞟向小个子警察腰部的枪支，不停变换着坐姿，显得坐立不安。

回想起我刚刚上车时，不同肤色、发色的面孔在狭窄的车厢与昏暗的灯光中看向我时，那或打量、或探寻、或凶狠、或冷漠的眼神，再环顾四周这漆黑的夜中，只有一辆停在破旧窄小马路上的双层大巴，正散发着夜色中唯一的光源，我不由自主地脑补出了一部警察抓捕逃犯的大戏——怪不得这么凶，这车上不会有什么被通缉的潜逃凶手吧？这凶手不会手里藏有什么可怕的武器吧？

下意识倒退了两步，侧身看到车头有两位穿着大巴公司制服的轮班司机正在前门悄声交谈着。这是两个典型的德国中年男人，腰部赘肉堆砌出硕大的肚子。我以打听座位的名义上前问询才得知，警察正在检查偷渡。

偷渡。在我有限而狭窄的认知中，这是存在于影视剧中的情节，怎么着也得跋个山、涉个水吧。没想到在欧洲，只要坐个大巴，就能轻松偷渡，压根儿不需要险象环生那一套。我自嘲地想，毕竟他们出趟国，就跟我们出省一样便捷啊——还处于接受文化冲击的初期，我的大脑时刻需要与国情对比，才能消化异国的地理文化风俗。

小个子警察在二层磨蹭了很久，终于颇有成果地押着三个意大利人下了车。意大利人用他们翻飞的手势和叽哩呱啦的语言，将小个子警察团团围住，仿佛自己完全没有犯错。但司机已经非常有眼力地将他们花花绿绿的大行李，一件一件搬下车。我终于被允许上车落座。

大巴缓缓启动，车内的灯逐渐变暗，窗外的夜色已经很浓了。有些座位已经传来了旅客的鼾声，我望着车窗外那些留在原地的人与行李逐渐远去，内心轻缓了一口气。开场虚惊，却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这趟旅途的安全。

为了节省出游成本，我常常选择夜行火车。夜行火车并非直达，中间需要在某地停留中转，但欧洲的火车站台都是开放式的，车上检票，虽然方便了游客，却也无形中给夜行的单身女性制造了危险。毕竟，夜间警察不可能随时在火车上巡逻，而身材单薄的亚裔女性独行，很容易被车站附近的流浪汉尾随。

一个人旅行于我并不是一件难事，如果在国内，说走就走早已成为习惯。可到了国外，才真切地意识到语言沟通顺畅、文化环境熟悉是一种多大的安全感。漂在欧洲，看过不少负面新闻，出门总绷着一根弦，时刻担心被抢或被偷，因此，独自夜间出行，我还是谨慎地选择了大巴，至少不用担心遇到危险无人求助。

果然，人到异乡总思乡，人到国外更爱国，从某方面来说，旅行的意义就在于从他者的视角重新接纳自己日常忽略的环境。想着想着，我也渐渐陷入了颠簸的梦乡。

醒来的时候，柏林的红日已经高挂天际，热情迎接我的到来了。

夏日午后，阳光炽热。我时而搭乘公车，时而步行，从西柏林穿到了东柏林，来到了绿荫弥漫的遗址公园。这趟柏林之旅，是我在繁重的工作和课业中抽出的间隙，当我以“特种兵式”的暴走姿态，浏览着这座城市的质感，眼下这些琳琅满目的手作艺术品、二手唱片、陶瓷玉器与浮夸的风格服饰，加重了我在烈日之下的焦躁。

走出纷扰的周末集市，我随意拣了一块树荫，坐下来喘口气。在欧洲，路边野餐随处可见，遗址公园的草坪上早已躺满了人群。我摘下棒球帽，百无聊赖地给自己扇风，抬头就见一位身穿白色衬衣的男人，正春风满面地坐在我的正对面。

之所以说春风满面，是因为他总是盯着某个地方，突然嘴角不经意地上扬，仿佛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惊喜画面。可若顺着他的视线望去，不过是躺满了欧洲人的平平无奇的公园草坪罢了。

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的蓝灰色墨镜，留着浅浅的山羊胡，一会儿看看行人，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又将自己柔顺的黑色长发往脖子一侧撩，随即啪嗒啪嗒地敲击着一个老旧的打字机。

动作间，几双长腿挡住了我的视线，三个年轻的金发女生围聚在白衣男人面前，不知交流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一个黝黑肌肤的中年男士也走了过来，在他身旁半蹲了下来，他又歪着脑袋、前倾身子，在纸上记录着什么。

终于，在停留与行走的人影中，我看到了在打字机下方，挂着一块雪白的硬纸板，上面用蓝笔和红笔交错地标着四行短句：

GIVE ME

3 WORDS

AND I’LL GIVE YOU

A POEM

即兴诗。大脑的某个区域亮了。

在国内景区，我见过不少流动书法摊位，一些民间诗人或打油诗爱好者，会请你留下自己的姓名，然后花五分钟，为你写一首藏头诗。书写姓名藏头诗的风雅，有一种“命定感”的闲趣，而随机的三个英文词，却让英文诗多了一份邂逅的浪漫。因此，这常常成为国外爱情电影中，男女主角相遇或约会时的桥段。

异国他乡遇“诗人”，免不了想象他的身份。他会不会是一个知名的小说家，来到无人认识的公园，借着写诗寻找灵感？他是不是一个落魄的戏剧导演，没有人找自己导戏，就来到公园里观察人类，顺便挣个外快？或者，他只是一个兢兢业业又普普通通的孤独打工人，只在周末，带着自己最爱的装备与装束，在人来人往的公园里扮演一个诗人？这些想象成功激起了我的挑战欲，立刻决定搜肠刮肚地挑选三个普通、与我有关，却又不太好写的单词，想要试试他的水平。

我起身来到他的身边，白衣诗人朝我露出了深深的酒窝。阳光下，墨镜变成了茶褐色，黑发中也夹杂着几缕深褐，衬得墨镜背后闪烁的眼睛里，故事也丰富起来。他那和煦的笑容，仿佛在说“终于等到你”——或许，从坐到他对面的那一刻起，一个异国女人的烦躁、好奇、犹豫和笃定就已经入了他的眼睛。

排在我之前还有九位朋友的订单，他满怀歉意地询问我，写一首诗大约五分钟，是否可以接受再等待五十分钟？

当然。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在欧洲，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放宽心，享受不赶时间的松弛感。与其用双脚丈量柏林，不如在这里惬意地邂逅一场午后的期待。

他用蓝色圆珠笔在一张白纸的最下方，写下了我提供的三个单词：“德国”（Germany）、“交换”（exchange）和“重启”（restart），又在白纸的最上方写下我的名字。当我教他拼写自己的名字时，他露出了颇有意趣的笑容，下笔时有微小的停顿——随着祖国的强大，我越来越少用英文名做自我介绍，更喜欢直接用拼音，因此，总有很多外国朋友好奇地问我：你的名字好短。

在德国期间，尤其在疫情期间的欧洲，走在路上，我总被频频注视。这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作为“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我不仅意识到自己拥有一张非常典型的亚裔脸，更能从迎面而来的亚裔脸中“感觉”到对方是日本、韩国、越南还是中国人。这在留学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感受。

有时候，我也会猜想，当他们看向我时，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或许，他们最先猜测的也是我来自哪个国家。大部分人会询问我，你来自日本还是韩国？很少有人会主动提到中国。一方面，这可能意味着我们还需要转变世界对国家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侧面说明了在全球化的侵蚀下，不同国家的特征和间隙在削弱。正如蒙古族的老师在上课时，对着我与班上另一个韩国女同学所说：“以前，大概只是十年前，我还能很清晰地从你们的语言水平、穿着打扮，甚至是使用的电子产品上区分出谁来自韩国，谁来自中国，但现在，我几乎没办法分辨了。”

等待的时间并不漫长，我去集市上买了可乐汉堡，开始了我的草坪午餐。环顾四周，人们肤色各异，气氛活泼。一大群黑人聚在右手边载歌载舞，白人则零零散散躺坐在树荫下的各方绿坪。我还不能够区分欧洲各国的人群长相，只能用一些常见的标签做粗略的判断——比如，北欧人“社恐”、西欧人“精致”、中欧人“严谨”、南欧人“奔放”、东欧人“强壮”。与此对应，想想中日韩，亚洲人民的主流审美果然显得“娇小、幼态”多了。

不一会儿，诗作写好了。

白衣诗人并没有直接把诗歌递给我，而是先从散落在他脚边的书页中翻出了一张明信片送给我。我在他身边观察了很久，这是他第一次主动送出明信片，明信片上印刻了一张他冬天在公园中写诗的照片，依然是眼前这款打印机，依然是飘逸的长发，他围着红色的围脖，穿着黑色的风衣，明信片底部还有一行他的个人主页地址。

他笑着说，感谢我的耐心等待。我想，请他写诗对我来说是初次体验，或许给一位中国人写诗，也是他的初次体验。

顺其自然地与他攀谈了几句，我得知他并非柏林本地人，来自汉堡，在柏林上学，周末喜欢到公园里给路人写诗。

他的年纪与我相仿，大学学习的专业是电影，只是因为更喜欢写作，所以一直坚持写诗。这些年，他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把所有给路人写的诗歌汇编在一起，偶尔会组织几场诗歌朗诵会，在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面前，朗诵这些诗作。他把自己称作街头艺术家。

欧洲街头总有各式各样的艺术家，弹琴的，唱歌的，摆雕塑的，以及各种各样的行为艺术。写作作为艺术的一种，也可以在随机性的文本中生发出偶尔性的互动，的确配得上“街头艺术家”的称呼。

走过许多城市，每座城市都有独属的气质。作为一座城市的过客，大致理解这座城市的气质，柏林在我的印象中，颇有一种“老旧而性感”的质地。

因为还要赶火车，我只能与他合了个影，然后匆匆告别。

离开柏林的火车上，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铅灰色的诗句，怀揣着这份旅途中最快乐的收获，细细品读了他的诗作：

Follow your heart

if you think it’s time

to restart

I’m

sure

you’re

bound to have a meaningful exchange

a chance to

rearrange

your life

as soon as

you arrive

in Germany

If you strive

to be

free

谈不上炉火纯青，但能在短时间内如此大量地输出诗句、押出韵脚，足以证明他的创作功底，更能清晰地证明英文与中文是完全不同质地的两种语言。中文是表意文字，一个字可以表示一个概念，对应一个单一的音节，但英文与语音有更直接的对应关系。如果从诗歌涵义上断句，他为我写的诗作就丧失了诵读英文诗的韵律感，而中文中常见的对仗，与一字多义的高级形态，也难以在英文中显现。

语言质感的不同，在写作上有所体现，但逐渐适应德国的生活后，语境对语言的冲击才是令我印象最深的感触。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去欧洲其他国家旅行，我把大部分课程和工作都安排在了周三——早上用英语交流社会学，下午用英语学习德语，晚上教美国小学生说中文。一个月后，因为三国时差的错乱和语言底层逻辑的混用，我曾陷入过半个月的语言混乱阶段。

在这个时期里，因为习惯了高强度地用中文学习、解释德文，看到英文时，脑子里跳出的第一反应是德语的发音；日常使用中文与朋友对话时，脱口而出的是英语翻译逻辑，以一个词一个词的翻译语序往外蹦词汇。比如，和友人一起预订青年旅舍的房间时，我明明想说的是“女生六人间”，话到嘴边就成了“六个女生宿舍”（Six-Female Room），逗得友人捧腹不已。

随后，语境的力量开始滋生，我发现自己梦里的对话也开始变成英文，甚至于自言自语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以英语为直接表达。当我三个月后再见语言班认识的越南姑娘时，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英语变好了”——我在心里暗笑，哪里变好了，词汇量依然匮乏，谈论非生活区间的专业领域依然需要勤查字典，无非是逐渐在开口表达的过程中，捡回了一些英文的语感罢了。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当语境的力量延续到我在其他非德语国家使用英文，或是初回中国对着餐厅里的中国服务员下意识喊出德语 Danke schoen（谢谢）或Tschuess（再见）时，德语思维早就替代了中文和英文潜意识，成为了无法扭转、不可或缺的口头禅。或许，对于跨国或者跨文化语境的人来说，社会时差才是最难转换和适应的部分。

作为一个以中文为工具的创作者来说，为了抵御这种语境的侵蚀，我在欧洲期间，也坚持写了一些散文、剧本和书评，试图保持着自己的中文输出。然而，当英语思维占据了大脑的主要思考路径，中文炼字的能力下降，行文中充斥着长句的翻译腔，显得啰哩啰嗦、词不达意，修改字句也变得磕磕巴巴，写作的过程明显艰难许多。

其实，“语言混用”在世界上的大多数语言中十分常见，但我们几乎看不到两种语言融合形成势均力敌的新语言。例如，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流行着两种主要语言，一种是“稍带当地特色的法语”，另一种是“掺杂少量法语词汇的弗拉芒语（又称比利时荷兰语）”。然而，这里却没有形成法语、荷兰语各占一半的新“比利时语”。也就是说，语言融合通常是以某种“当地语言”为基底，大量引入某种“外来语言”的成分而形成的，本质上是“高语境语言”向“低语境语言”的单向灌输。由此，我真切地意识到，一个好的中文作者，理应在中文语境中创作。

一个人的旅途看起来孤单，往往更容易遇到惊喜。中转的路途中，我又意外结识了一对印度裔的德国母女。

这是我在德国期间，与陌生人交谈最深入的一次。

在四个小时的漫长旅途中，我与她们交流了许多中国文化，向她们展示了这些年我去过的大好河山。她们很喜欢中国美食，讶异于中国的地大物博，更意外我们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竟然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同时存在。

十四岁的女儿好奇地问我，是不是中国女人都会飞，我就跟她说了嫦娥奔月的故事。四十岁的母亲则与我谈起了人生理想，甚至还谈到了婚姻和女性的生育问题，分享了她邻居家的女儿十七岁就怀孕做妈妈的故事。在她的观念中，我收获了从未在国内得到过的来自家庭中的认可与肯定。我发现，即使成长在不一样的文化背景，人类真的也能拥有共同的感情——语言从来不是沟通的障碍，拒绝理解才是。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欧洲电影里火车如此容易产生邂逅，当窗外的风景慢慢地从窗边驶过，当你与身边的人愉快地畅谈着天南海北，仿佛这辆列车是隔绝了时间和空间的梦境。

这趟柏林之旅，带给我颇多感受，《圣经》中的神话以巴别塔的建造解释语言的诞生——上帝为了阻止人类建造通往天国的巴别塔，创造出不同的语言，影响人类沟通，从而无法继续修建高塔。的确，人类内部的语言屏障，成为民族、国家、群体之间的壁垒，极大限制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然而，人类的交流能力，在工业化、全球化的席卷下又呈现出返璞归真的本能，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肢体语言与通识概念，在代代人的融合中无限接近彼此。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初入德国时，在机场接驳车上遇到的一位非裔大妈。当她摇摆着自己肥硕的身体，护着四五个大大小小的紫色箱子，试图在狭窄的车厢中占据一席之地时，只通过重复地喊着一句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就吸引着同车的旅客齐心协力地将她和她的行李一同“挤”上了车。她连基本的英语都不会，却依然可以勇闯世界。或许，这正是文明进程中由人类谱写出的现代神话：纵使巴别塔无法登天，巴别塔也从来屹立不倒。语言是隔阂，语言也是最好的创作质料，如果世界上真的只剩下一种语言，无非“真诚”二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