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我的一本小说集出版了。可直到三月初，出版社才给我在市图书馆搞了一场新书发布会。请了两个业余评论家、一个报社记者，台下稀稀拉拉坐了十几二十个听众。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显得无精打采。这样的发布会能有什么宣传效果？名家和开始走红的新锐，出版社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其他人他们才懒得费神呢。没办法，既然他们指望不上，只能靠自己张罗了。

倒不是敝帚自珍，主要是因为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本书了。我已经快两年没有写作了，自从前年查出了高血压，我只要一写作——确切地说只要一动脑子，就头昏脑涨，感觉血压“噌噌”地往上蹿。那就只好歇着了，总不能冒着脑血管爆掉的风险写作吧。又不是写《红楼梦》，犯不着玩命。没了稿费，只能靠接点杂活维生了，比如给杂志看稿，比如什么单位或报社搞征文比赛时去当个评委，比如什么不太重要的文学活动（某人的作品研讨会，某小杂志的周年庆）去滥竽充数当个嘉宾，等等，收入很不稳定。

我想，如果我的身体状况没有大的改观的话——改观恐怕不太可能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只会越来越坏，哪会越来越好（吃药只能维持，不能治愈）——那我就再也不会写作了。那这本书就等于是我的封笔之作了，应该隆重一点不是吗？虽不至于搞个什么仪式，但多几个人知道，多几个人看，假如有可能加印的话，再让我多挣点钱，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吧。

我分别给两家报社的文化版编辑打电话，他们一个答应给我登书评，而且负责找人写，另一个只说给我发则消息。我又想起上海的一家挺火的自媒体是我一个朋友办的，就给他打电话。朋友很讲义气，不但要给我登个访谈录，还提议让他手下的一个编辑专程来采访我。接着就把一个叫蔡红的女编辑的微信推给了我。蔡红通过微信跟我联系了一下，大致商定，她过一阵子空了的时候就来南京，但她没有说具体哪一天，只说来了再通知我。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我忽然接到了诗人朱昌西的电话，他叫我晚上到“1912”去吃饭。我和朱昌西是老朋友，但很久没有联系了，不明白他怎么想起请我吃饭。“有什么事吗？”我问道。“没什么事，”他说，“是不是上海有个叫蔡红的女的要来采访你？”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他在电话里笑了起来，说他和蔡红是朋友，早先去外地开诗会的时候认识的，她也是诗人。“她已经到南京了，”朱昌西说，“我自然要请她吃顿饭。她不是要采访你吗，那你就过来一起吃喽。”

“1912”是前些年建的一片民国风建筑群。一栋栋小楼错落有致，楼和楼之间是青砖小路，有的楼边还有花园和五颜六色的遮阳伞。已是傍晚了，正是下班时刻，跟不远处拥挤喧嚣的珠江路相比，这里要安静得多。遮阳伞下的小圆桌边坐着喝饮料的青年男女，一个老头在青砖小路上遛狗。路的拐角处，一个外地来旅游的小伙子背着背包，正在研究手上的地图。这里的每座小楼都是饭店或酒吧，除非有人请客，一般我是不来这儿的，消费太高。

按照朱昌西给的地址，我来到一座名叫“杜公馆”的小楼门前，一个穿着暗红色旗袍的女服务员向我问好。我说了包间号，女服务员领我进门上了二楼。楼道的墙上是民国时期的大家闺秀和电影明星的相片，二楼的客厅悬挂着枝型大吊灯，一张宽大厚重的老式办公桌上放着电影里才有的古董电话，一个女服务员坐在桌子后面。墙角有一架钢琴，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正埋头弹着《夜来香》，这曲子20世纪80年代到处都有人唱，如今听来真有隔世之感。

女服务员领着我在铺着红地毯的走廊上转了两个弯，来到一扇门前就离开了。我推门进去，发现这个包间连着阳台，玻璃门外面的大理石栏杆上有正开着花的盆栽植物，对面是座小楼。包间内，长方形的小餐桌一边坐着朱昌西，另一边坐着两个女的，他们正在喝茶。见我进来，两个女的站了起来，她们看起来都是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一个高点，一个矮点。朱昌西给我们做了介绍。个子矮点的是蔡红，就是她要采访我。她圆脸短发，一缕头发被焗成浅黄色，眉目中透露出一丝孩子气。她衣着随意，外套敞开，里面是一件旧的领口松垮的白绒线衫，跟她的圆脸相比，她的身体显得偏瘦。个子高点的叫曹纯，是蔡红带来的朋友。这绝对是个美人儿，一眼看上去就印象深刻。五官有点像混血儿，化着淡妆，神态优雅，迷人的眼波中似乎还含有一种有所期待的神情。她的长发顺着耳边垂到胸前，发梢从两边向中间卷曲，平添了一种温婉柔顺的女人味。她身上一件湖绿色的绸缎旗袍紧贴着苗条的身体。这儿的女服务员也穿旗袍，可无论是质地还是穿在身上的效果，都完全不能和她相比。

“你长得可真漂亮。”我忍不住夸了她一句。

“老师开玩笑了。”她的脸红了。

“你有没有觉得，”朱昌西跷着二郎腿，朝我眨着眼，说，“曹纯有种民国范儿，像这座杜公馆里的大小姐。”

“那我呢？”蔡红问朱昌西。他俩看起来挺熟，之前介绍她的时候，朱昌西就把她称为自己的妹妹。这是朱昌西的风格，从前他就喜欢和姑娘们彼此哥呀妹的乱叫，现在一把年纪了也没改掉这毛病。

“你嘛，嗯，有点像这座杜公馆里的姨太太。”

大家都笑了。我在朱昌西身边的椅子上坐下，两个姑娘也坐下了，蔡红坐在我的对面，曹纯坐在朱昌西的对面。一个女服务员推开门探进头来，问可不可以上菜。朱昌西说上吧，他又问我们喝什么酒，我说红酒，两个姑娘也没意见，他出去了一下又回来了。

“如果她俩一个是姨太太一个是大小姐，”朱昌西接着刚才的话题对我说，“那你是什么呢？”

我说我是门房大爷吧，院子的门铃一响，我就跑到大铁门前，拉开上面一扇只露出眼睛的小铁门问，你找谁？外面站着哆哆嗦嗦的朱昌西。什么，你找大小姐？不在。我恶狠狠地把小铁门关上，一边往回走一边说，什么样的瘪三，也配来找大小姐。

大家又笑了，笑得比刚才更热烈。“不不，你不像门房大爷，”蔡红说，“你像这座公馆里的老爷。”她看起来性格开朗，人挺活泼。

“你的意思他和你是一对公婆？”朱昌西说。

“去你的吧。”蔡红也意识到自己的说法不妥，扮了个鬼脸。这时门开了，两个女服务员走了进来，一个拿着两瓶红酒，一个端着托盘，上面是几碟凉菜。酒菜放到桌上，女服务员又在每人面前放上高脚玻璃杯，斟上酒，就退出去了。我拿起酒瓶看了看，是法国红葡萄酒。

朱昌西率先举起酒杯提议大家碰杯。他今天穿了件咖啡色的外套，戴了顶棒球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他比我小一点，但也年过五十了。他是中学老师，但长期请病假，在家里写诗。从前我们经常聚，还有别的朋友，一起喝酒打牌。这些年都上了点岁数，精力不济，事情也多，很少走动了，但偶尔见面，还是很亲切。

刚才的玩笑营造了一种轻松的气氛，我们一边相互敬酒，一边品尝盛在精致的青花小瓷碟里的凉菜，有鸭拐、海蜇头、干丝、泡菜、熏鱼。正菜很快也上来了，清蒸鳜鱼、红烧老鳖、罐闷牛筋、芦蒿炒干子等。菜的味道很好，蔡红和曹纯都赞不绝口。

我喝了口酒，问曹纯是干什么工作的。朱昌西大概是在我来之前已经了解过曹纯的情况了，抢着告诉我，曹纯是清华的生物学博士。真的吗？我不无夸张地惊叹一声（心里的确也有些惊奇），说道，长这么漂亮的博士——还是清华的博士，真是难得一见。

蔡红说，曹纯还会写诗呢，而且写得很好，她就是通过曹纯给她们网站投稿认识曹纯的。她说其实她和曹纯也没见过几面，但觉得和她特有缘，正好曹纯最近没什么事，就把她叫来玩几天。

曹纯放下筷子，一脸诚恳地看着我们说，她诗写得不好，只是从小就喜欢读诗，上大学后没事的时候也学着写写，这次来南京，正好向老师们请教。我拍着朱昌西的肩膀对曹纯说，朱老师是权威，向他请教就对了。朱昌西谦虚了两句，然后让曹纯回头发几首诗给他看看。

这会儿玻璃门外面的天已经黑透了。对面的小楼灯火辉煌，那里也是一座饭店，从我们这里可以看见两个包间，一个大包间里有十几个人，频频一起站起来碰杯，另一个小包间里是一对情侣，两人吃喝的间隙不时偏过头去亲嘴。那油腻腻的嘴巴不知亲起来滋味如何。

我因为要抽烟，起身过去把通往阳台的玻璃门拉开。不知是从楼下还是对面的小楼，传来了邓丽君《美酒加咖啡》的歌声。这歌我挺喜欢，虽然歌词幼稚，但配上邓丽君那极具魅力的独特嗓音，的确给人一种浮云朝露的虚无感。

蔡红跟我要了一支烟，也抽了起来。她挪了挪椅子，朝我靠得更近了一点，跟我讨论起给我做访谈的事。何时谈，在哪里谈，谈些什么问题，她说还要准备个提纲。因为挨得近，她那喝了酒而红扑扑的脸蛋，显出了几分动人。她上唇的汗毛挺重，鼻子边还有一颗小痣。她的容貌当然不能和曹纯相比，可却是在我的欣赏范围之内的。曹纯的那种美貌，她整个人，离我太远了，不属于我这个阶层。也许朱昌西的看法跟我不同，此刻，他正低声细语地问曹纯是哪儿的人，以后博士毕业想去哪里，有没有男朋友。

酒快喝完了，朱昌西出去又要了两瓶和之前一样的酒。一会儿，又有女服务员接连上了两盘菜，一盘烤羊排，一盘西芹炒虾仁。两个姑娘都说菜太多了，吃不下了。朱昌西说没关系，多吃点。我注意到他尽管劝别人多吃，可自己却吃得很少，只是不停地喝酒、说话。

我出去上了趟洗手间，回来时却遇到了点麻烦，找不到我们的包间了。一来是酒有点上头，二来是这仿民国风的小楼有点古怪。七绕八拐，以为到了，拉开门却是储物间，里面一格一格放着桌布和酒杯。再往前，看着到头了，却冒出一段楼梯，也不知通往哪儿。好不容易找到个女服务员，才回到我们的包间。

我在朱昌西的身边坐下，他正在对两个姑娘——主要是曹纯，说着什么。他的声音高亢有力，带有不容置疑的气势。显然在我出去的这段时间，他们的话题已经转移了。“爱情是一种非正常的情感，你也可以称之为间歇性的精神病。在这种非正常的情感支配下，人的行为举止是变态的、夸张的、恶心巴拉的，所以是不可能长久的，理智终有回归的时候。除非爱情的对象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一种信仰，或一种宗教。此外，具体而丑陋的个人也承受不了爱情，爱情要求完美，而人正好是完美的反面，结果只能是失望——如果不是仇恨的话……”

从前我们都还年轻，朋友们聚会时如果有可人的姑娘在场，朱昌西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常常会没来由地训斥或骂朋友，以此抬高自己。这样弄得对方很不开心，他自己却感觉良好。但事后没人会真正跟他计较，大家都知道他其实心地不坏，而且人特别大方，老是请客。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如今的朱昌西是多么成熟，我都被他深刻的思想折服了。

大约见我有一阵没吭声了，朱昌西边说边扭头看了我一眼，我闻到了他的口臭。“说得好，昌西。”我说。

不知什么时候，邓丽君的歌声早就停止了，对面小楼的大包间和小包间里也都已经没人了。我们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菜剩了一大半，但没人动筷子了。我看了看手机，已经过了十点。“怎么说，”朱昌西意犹未尽，“再找个酒吧坐坐？”两个姑娘没吭声，却也没有露出疲态，看样子也不想散。

“别去酒吧了，”我借着酒劲提议，“咱们去梅花山吧，去那里坐坐。”

“我无所谓，”朱昌西说，“去哪里都行。”

“好啊好啊，”蔡红叫了起来，“我还没去过梅花山呢，咱们去。你不累吧？”她问曹纯。

“不累，就是头有点晕乎乎的。”

“没事的，”蔡红像哄孩子似的搂了搂她的肩膀，“过一会儿就好了。”

我们出了饭店，沿着楼边的青砖小路向前走，拐了个弯，走到了珠江路。大街上行人已经不多了，路面被洒水车喷得湿漉漉的，反射着路灯的微光。商店的门都关了，只有一家超市还亮着灯敞着门。朱昌西让我们等一下，他去了超市。片刻后他回来了，手里提着个大塑料袋，里面全是罐装进口啤酒和零食。我们在路边等了几分钟，拦了辆出租车，我坐在前面，他们三个坐在后排。

车开后，我们都没有说话，大约同时意识到这事有点疯狂。这是干吗呀，快半夜了，我们喝得醉醺醺的跑去梅花山。我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了。对了，年轻的时候好像有过。那是个夏天，也是外地来了朋友，我们一帮人，有男有女，晚上在饭店吃了饭，又去酒吧。从酒吧出来后，有人提议（是我吗？）去爬紫金山，然后大家打了三辆还是四辆出租车去了紫金山。后来还发生了点事，一男一女两个朋友大概因为喝多了酒，不知为什么斗起了嘴，那女的坚决不肯和那男的一起爬山。朋友们只好分成两拨，一拨带着那女的爬山，一拨随那男的爬山。

出租车停在了梅花山门口，我们下了车。这是个温暖的春夜，没有风，树木伫立在皎洁的月光下，空气中有种潮湿的草木气夹杂着花香。四周静悄悄的，不见人影。进了门，我们沿着坡度舒缓的石板路向山上走去，路边的小草上挂着晶莹的露珠。起雾了，淡淡的雾气在一棵棵梅树间飘荡。远处树林传来了一声鸟鸣。更远处是黑黢黢的紫金山。

朱昌西本来是走在前面的，却忽然停住脚步，等曹纯走到身边。“你头还晕吗？”他问道。

“还有一点。”

朱昌西把提着的塑料袋换了只手，搀住了曹纯的胳膊。曹纯说这不是梅花山吗，怎么没有梅花。朱昌西说你傻呀，还是博士呢，咋啥也不懂，这都几月份了，还有梅花，早开过了。你要是想看梅花，明年早点来南京，我带你来看。曹纯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声，像是承认自己啥也不懂。我扭头看了一眼蔡红。她是干瘪了点，但并不难看，何况她是那么年轻。

右面的山坡顶上出现了一个亭子，蔡红提议去那里坐坐。我们走过去，进了亭子，蔡红和曹纯在一边的石靠椅上坐下，我在另一边的石靠椅上坐下。朱昌西把塑料袋放在我对面的石靠椅上，没有立即坐下，而是在亭子里来回走了几步，像是有点焦躁。他在一根柱子前停下了，借着淡淡的月光，看着柱子上游人写的字。

“喂，这两句诗不错，你们听听。”朱昌西说，“善养百花惟晓露，能生万物是春风。”

“能生万物是春风。”蔡红说，“这句特别好。”

朱昌西在我对面的石靠椅上坐下了，开始分发啤酒，曹纯说她不能喝了，朱昌西又从塑料袋里找出一罐椰奶递给她。又问谁吃零嘴。没人要吃。朱昌西硬塞给曹纯一袋梅子，说能解酒，并热心地帮她撕开包装。

我们三个打开啤酒，隔空象征性地碰了碰。

“昌西哥，”蔡红说，“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我不会讲故事啊，”朱昌西说。停了停，他对我说：“你来讲个故事吧，这是你的长项。”

我想了想，说：“讲故事就算了，我来讲点别的。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坐的是什么地方吗？”

“什么地方？”蔡红问。

我看了看朱昌西，等着他回答，他喝着啤酒，没有吭声。显而易见，他也不知道，否则以他的性格，早就嚷嚷开了。

“我们现在坐的地方，”我说，“曾经是号称民国第一美男子的墓地。”

“民国第一美男子，”曹纯说，“谁呀？”

“汪精卫。”我说，“他死后就葬在这里，葬在我们的屁股下面。后来国民党把他的墓给炸了，尸骨也挖出来火化，骨灰扔到臭水坑里，然后在原址上修了这个亭子。”

“我只知道他是汉奸，不知道他还是民国第一美男子。”

“看过他年轻时的相片，是蛮好的。”

“这里曾经是他的阴宅，他不会阴魂不散吧。”

我们正说着，树林里起了一阵微风，吹得树叶“簌簌”直响。

“鬼魂来了。”朱昌西哈哈大笑。

蔡红站起身，向亭子四周张望。“真美。”她说。随后她又俯下身，在曹纯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曹纯也站了起来。“你们先坐坐哈，”她转向我和朱昌西说，“我和曹纯去转转，一会儿回来。”

她俩把啤酒和椰汁放到石靠椅上就走了。我以为她们是找地儿方便去了，也没多想。我和朱昌西喝着酒，有点心不在焉地聊着，朱昌西更是不时扭过头去，望向两个姑娘离去的方向。又出新书了？朱昌西问我。我说是啊，你不买几本支持一下吗？他说没问题，明天就上网买十本，书名是什么？我说书名是《当妹纸遇到帅锅》。他说多美的书名啊。我说还行，可是我的血压要完蛋了，医嘱要限酒，最好不喝，今天过量了。朱昌西说难得一次，无所谓啦，你的余生还能有几个这样的夜晚，来，干！我们把剩下的啤酒一口干了。接着又各自开了一罐。

朱昌西的微信响了，他掏出手机看了看，然后一脸木然地沉默了片刻，说：“妈的。”

“怎么了？”我问。

他把手机递给我。是蔡红发给他的，上面写着：昌西哥，这个夜晚过得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们了。我和曹纯，我们在一棵梅树下接了吻。我们先回酒店了，你们慢慢玩。明天联系，再一次感谢你们。

“这是真的吗？”朱昌西说，“还是在一棵梅树下接的吻。”

“你管她真假呢。”

那天夜里，我和朱昌西都喝醉了。

顾前，南京人，著有短篇小说集《嗨，好久不见》《有关一个女人的点滴消息》《一面之交》、长篇小说《去别处》《杯酒人生》等。作品被多种文学选刊转载，曾获紫金山文学奖、金陵文学奖、南京市文学艺术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