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3年秋初,神秘的“非典”消退不久,我去福建冠豸山参加了一场小说研讨会。开幕式过后,大家都矜持地比拼内功,不肯抢先发言。主持人怕冷场,点名让我开炮,还幽默地说:“看你现在一脸慈祥,先说两句吧。” 正低首下心近乎入定的我被这话弄得一激灵,很顺从地就开口讲起来。现在已全然忘记具体说了什么,只记得“慈祥”这个词朝我罩过来,那天还是头一回。 怎么突然就“慈祥”了呢?或许是因为以前每逢类似场合都不够“慈祥”吧。比如喜欢抢着说话,一说便容易激动。比如评论作家作品,少顾忌,图爽快,露才扬己,总是倾向于说些不够积极(现在叫缺乏温度)的话。严重一点,就是不积口德了。 我因此渐渐后悔自己选择了评论这个职业,总想改行干点别的。从那以后,评论也确实越写越少了。但跛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视,偶尔仍不免重操旧业。可一旦开口,“慈祥”乎?或沪语所谓“急吼吼”乎?“吃相难看”乎?分寸还是很难拿捏。 文学评论也算苦差事,除非你认为自己果真修炼到身法曼妙,话术入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否则你用什么量器量别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自己。这是评论(包括所有论断行为)的宿命。 冠豸山会议之后五六年,我又出席过一部当红作品的研讨会。那时已经学乖不少,全程唯唯诺诺,非礼勿言。研讨会头尾也就两个多小时,我静练坐功,再坚持几十分钟,就能全身而退。但防不胜防,会议快结束时上洗手间,不记得碰到谁问我阅读感受究竟如何,仿佛鬼使神差,我竟脱口而出:“这写法只可有一,不必有二。如果大家都看好,那也是撞了大运,沪语叫‘捡到一只皮夹子’(发了一笔意外之财)。”这场短暂的厕所对话很快扩散开来,结果可想而知。 我真想什么时候专门写一篇文章,历数自己从事评论工作以来说过的不谨慎、不准确、不正确、不厚道的话,给因为我的出言无状而不舒坦的文友们集体道歉一次。 当然这都是庸人自扰,心理强大者绝不至于如此疑神疑鬼。谁没有说错话的时候?要保证不说错话,除非根本不说话。况且所谓错话,换个角度安知不正是该说且说对了?反之无论你如何“慈祥”,换个角度可能就是平庸、乡愿,就是不肯、不敢、不会讲真话。合适的态度,或许应该彻底放松,坦然面对那句网红段子所调侃的话语环境,“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得说。” 无奈我天性懦弱,却又容易冲动,据说这种矛盾型人格注定会心里纠结,没完没了。要想在上述“说,说,说”的诡异局面中游刃有余,真是难矣哉。 2 往事如烟,回想起来并不总是那么惬意。说到开口伤人,我就又很自然地想起小学四五年级那次惨痛的经历。 记得是初冬的一个下午,外面偶尔飘洒几片雪花,但也并非那种傍晚惯常的阴沉天色。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都在“自修”,突然放学的铃声响个不停,听起来有些异样,但我哪有功夫细想这异样从何而来,急不可耐地整理好书包,随着人流拥出教室,准备各回各家。 这时候校长慌忙走出办公室,拿着全校唯一的话筒大声呼喊:“同学们请注意,这是值班的某某老师看错时间,提前打铃了。现在距离放学还有半个多小时,大家请回去自修,到时会重新打铃!”原来如此!难怪这铃声响得有些异样,跟我们已经调试好的学校生活的生物钟错位了。大家只好安静下来,垂头丧气返回教室。 某某老师者,代课的张姓女老师也。我跟大家一样都不大佩服她的语文课,然而平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不满意。好的语文教师应该怎样,谁能说清楚?但那天我不知哪根神经搭错,忽然一阵无名之火腾腾升起,完全失控地锐声尖叫:“这样的老师素质太差,怎么配当老师?!” 话音刚落,就见张老师迎面向我们走来,笑盈盈地说:“对不起大家,我手表坏了,刚才没看对时间。没关系,到时候校长会亲自打铃。”我感到浑身肌肉都收紧起来,真是无地自容,但表面上还得假装镇定,仿佛那句利箭一般冒犯的话并未被她听见,甚至根本就没从我嘴里说出去。这正是几天前刚学到的成语“掩耳盗铃”所形容的侥幸与可笑的心理吧。 不知什么缘故(应该跟打错铃无关),张老师很快就辞职了。她离校之前,始终没跟任何人提及此事,此后,也没有任何同学再跟我说到此事。但我心里一直颇不宁静。我当然希望那句后座力极强的尖叫能像一阵风“哗”地吹过去,不留任何痕迹。但多少年了,我还是无法忘记当时的情景,包括我喊出那句伤害张老师的话时那股子怒不可遏的狠劲。 3 十几年之后,终于得着一个机会,仿佛可以——不是向当初小学校的张老师,而是向另一位大学老师——曲折地弥补我的过犯。 那时我刚毕业留校,担任大学本科生班主任。这班入学不久的新生居然抗议本系一位老教师观念陈旧、上课枯燥。开学两周,就扬言要集体退课。我闻讯连夜跑去学生宿舍,叫来几个闹得比较凶的男生谈话,希望能尽快平息此事。 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此类“教学事故”,我其实毫无经验,只是年轻气盛,不愿在学生面前露怯,于是只能硬着头皮临场发挥,还无师自通地将这事上升到教育理论的高度,说教学关系是双向的,教师水平如何应该由教师和学校负责,身为学生就要恪守学生的本分,起码要懂得尊师重道。刚上两周课就说老师水平差,姑且不论这是否属实,难道就可以因此不顾师道尊严吗?难道这是在商店买到不称意的货品,就理直气壮非要退货不可吗? 几个男生听了我这番高论,一个个睁大眼睛,好像看到了什么不可理喻的怪物。他们异口同声地坚持说这完全是两码事,应该一单归一单!学生指出老师水平不够并要求替换,不等于不尊师重道,而尊师重道也不等于对教师没有任何要求。“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啊! 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暂时冷处理,由我将此事进一步报告给系领导,同学们则继续听课,一周后再作定夺。 现在已经不记得系里最终是怎么处理的了,只记得事后有两名男生代表找到我栖身的青年教师宿舍,要跟我进一步“沟通”。气氛自然缓和了不少,我趁机推心置腹,讲起自己小学四五年级时发生的那件令我追悔莫及的往事。这两位同学听了之后,未置可否,话题随后就转向别处。 学生必须尊师重道,老师必须拿出令学生满意的高水平,二者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不假,但有时候是否也可以说“吾爱真理,吾更爱吾师”?对此我至今也没有找到完全自信为正确的答案,何况才做“青椒”之时?更何况又是面对一群刚入大学而虎虎有生气的天之骄子? 这班学生转眼也就毕业了,多年后偶尔碰到其中的几位,大家显然都已经忘记了那件事,我当然也不好意思再翻旧账。师生欢聚,推杯换盏,其乐融融。唯一被伤害的只有本系那位善良忠厚的老师。不久他也退休了,即使还有机会当面跟他说道此事,笨嘴拙舌的我又岂能讲出什么子丑寅卯? 相似的情景,我原本以为是个不错的机会,可以失之于彼,而弥补于此。不料事与愿违,结果竟同样令人无可奈何。 4 此后我又经历了许多言语和行动上自己有意无意地伤害别人,或目睹别人互相伤害却无能为力的事,不能不因此逐渐承认自己的无力与渺小,也不能不努力学习在心里放下对此类事情的纠结,凡事顺其自然。但正做着这种心理建设时,忍不住还会一再反刍那些无可奈何之事。生活的洪流滚滚向前,冲刷着一切,但总有某些东西沉淀下来,一旦条件成熟,又会水落石出。 比如此时我的心就又回到从前,回到了读小学一二年级时的那个暑假。 嫁在本村另一头的二姐正招待婆家几位远道而来的亲戚。大人们在屋里说话,几个和我一般大的走亲戚的孩子则聚在屋外一处树荫底下乘凉说话。我在他们中间玩得很好,但天色渐晚,想到要回家吃饭,就告别了他们。二姐婆家本来人就多,一下子又来了好几位客人,我如果留下来吃饭,父母肯定会责怪的。 我就这样独自走到另一个屋角。小客人的说话声快要听不见,他们席地而坐的身影也逐渐模糊。我忽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扔一粒小石子过去,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这个念头是如何闯入我的头脑的,至今还是一个谜。我只记得稀里糊涂被一种奇怪的力量所牵引,顺势就在地上摸到一粒大小恰好的石子,几乎在一种迷狂状态中朝那班小客人轻轻扔了过去。确实不必费力,两处相隔不远。石子出手的刹那我清醒过来,意识到做了一件非常可怕的坏事。但正如驷不及舌,掷出去的石子无论如何也收不回来了。好像听到有人“哎呀”叫了一声,仿佛还能听到石子撞击身体那种特有的声音,轻微而沉闷。我没有勇气跑过去看个究竟,更没有勇气向可能的被害者道歉。残存的理性只够驱使我拔腿飞奔,尽快逃离现场。 当天晚上提心吊胆总算熬过去了。次日天一亮我就爬起来,也不敢去二姐家,只是竖起耳朵,收听有关二姐家客人的所有信息。二姐每天都要回娘家一趟,即使婆家来了客人,也不会改变她的这一习惯。奇怪的是二姐来过,享誉全村的著名跟屁虫二姐夫自然也一起来过,但他们谁也没有提及昨天傍晚发生的事,更没有说到有谁被一粒石子击中而受伤的悲剧。 宁静的乡下,如果发生此类变故,一定会迅速传遍全村。为什么啥事也没有?难道那粒石子扔偏了,并未击中任何人?难道我听到的“哎呀”声以及石子击中身体的沉闷微声都是幻觉?难道我压根儿就没有犯罪,只是心有所念,就在想象中顷刻完成了摸到石子并迅速掷出的动作,就像梦中也曾逼真地干过好几桩可怕的蠢事,并因此在梦里梦外忧郁好几天? 我暗暗告诉自己再等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真有那事,一两天之内必见分晓。然而两天、三天、四天过去了,二姐婆家的客人陆续告辞,还是没有传来任何坏消息。但我的心依然不能放下。倘若确实扔出了那粒石子,刚刚从一堆小伙伴中抽身离去的我难道不是最大的嫌疑人吗?但如果有人受伤,客人们顾及亲戚情面,或许也不会大肆声张吧?在古风犹存的我们乡下,这样的客气与隐忍完全可以理解。他们是否已经用什么方式悄悄商量和处置过了,只是没有摆上台面,没有牵出我这个主角而已? 这当然全是猜测,我无法向任何人打听和求证。一切的可能性都装进闷葫芦里,被完好无损地封存起来。直到写这篇小文的此刻当下,那粒无法用如今铺天盖地的视频监控分辨真假的小石子依旧默默地追蹑着我。这世界只有它和我,一起严守着那个说不清的隐秘。 我相信在人的一生中,难以消解的类似心结又岂止这样一粒石子?但往往只需这样一粒小石子,就足以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真希望有神奇的力量蓦然介入,彻底驱散在我眼前飞掠了五十多年的那粒亦真亦幻的小石子的怪影,帮助我于长久的不安之后终获宽慰,于说不出来的叹息复叹息中听见柔美的喜笑,于几乎无所希望的挣扎中意外被赠予得救的确据。 郜元宝,1966年生,安徽铜陵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拯救大地》《在语言的地图上》《鲁迅六讲》《说话的精神》《惘然集》《汉语别史》《时文琐谈》《小说说小》《不如忘破绽》等专著和论文随笔杂集。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