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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东，男，1967年生，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全家福》、小说集《黑眼睛》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小说月报》百花奖、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孙犁文学奖等。 逐渐干枯的声音 刘建东 在生命最后的半个月里，尹西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对着床头柜上的三洋牌录音机，给每一个人录了一盘磁带。以后若干年里，他浑厚的声音听上去平静如水，像是在和他们聊天，而不是在向亲人交代后事。他认真地在每盒磁带上都写了名字，工工整整。他并没有告诉他们，而是让他们在他死后自然而然地发现。因为，那四盘磁带，被他悄悄地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整整齐齐码在一起，只要他们整理他的房间，收拾他的遗物，就会找到。 当尹西山终于安心地闭上眼睛那天，他的妻子还不到四十岁，而三个孩子，男孩尹伊泽十五岁，尹伊春十岁，女孩尹伊丽只有六岁。最早找到磁带的是最小的女孩尹伊丽。在父亲生病的日子里，每一天，她都怀揣着一个期待，她觉得那是一个令人有些忧伤而又快乐的游戏，是她和父亲之间默契的游戏。当傍晚来临，她都会兴冲冲地跑进父亲有些阴暗的屋子里。她永远记得，夕阳的余晖虚弱地落在床头柜的桌面上，如同父亲即将走向尽头的生命，桌面褐色的油漆已经出现了夸张而走样的裂纹，略显狰狞。父亲尹西山脸上的表情几乎隐匿在时间的褶皱里。她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总有一个小小的礼物在等待着她，通常是两三块大白兔奶糖，或者是饼干、发卡、玩具、头绳、漂亮的手绢……仿佛，那小小的抽屉就是一个聚宝盆，应有尽有，她想什么就能有什么。所以，在最后的痛苦到来之前，尹伊丽还体会不到父亲的病给这个家带来的压抑与悲伤。因此，父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她都觉得那只是一场梦，属于她和父亲游戏中的一部分，父亲会随着抽屉的打开，重新出现在她的面前。她没有听过父亲给其他人的录音。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把那盘录音磁带珍贵地保存起来。尹伊丽想，母亲和她的两个哥哥，一定也像她一样，在无人之时静静地倾听和回忆，然后让泪水爬满脸庞。父亲留给她的录音其实很普通，只是一段父亲极其平淡的朗诵，内容是高尔基的《海燕》，没有激扬顿挫，没有声情并茂。多年之后，当她在课堂上听到语文老师读这篇课文时，语文老师情绪饱满的朗读让她异常震惊，她怎么也想不到，早就刻在她灵魂深处的《海燕》还能有不同的读法。最初的几年，她并没有觉得父亲的声音有什么不同，那声音和她记忆中的一模一样。但是到了后来，她就能慢慢地从父亲声音的背景中分辨出一些杂质，父亲的喘息、咽口水、咳嗽的声音，听到他在录制时无力的停顿，虽然那只是很轻微的杂音。她不知道父亲给别人留下了什么话，这对她是一个谜，是一个想要去探询的未知世界，她渴望他们也能和她分享一下。可是没有人愿意这么做。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告诉她说，找不到了，那盘磁带已经找不到了。她不相信，根本不相信。 一年之后，母亲开始与军分区的一个军官约会，军官姓徐，出入都有小车接送，每天，母亲都是被小车送到家门口，碰到下雨天，还有人给母亲打伞。自豪感让母亲的胸脯挺得很高。母亲对军官十分满意，她丢掉了沮丧的面容与灰色调的套装，换上了微笑的表情和鲜艳的裙子。他们听到的笑声越来越多。 “你们有好日子过了。”这是姥姥对尹伊丽说的话，姥姥的目光里有了罕见的亮光，却并不温暖。母亲开始嫌弃他们的老房子，每天她都抱怨老房子多么小，多么阴暗，多么憋屈，多么让人无法忍受，“真想不到，我竟然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母亲说。母亲说老房子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呛得她晚上睡不着觉。一到晚上，尹伊丽就拼命地张大鼻孔，可她什么也没有闻到。尹伊丽从母亲的话语中听不到任何对过去的留恋，母亲急于摆脱掉老房子，摆脱掉过去。这令尹伊丽十分失落。 更让尹伊丽痛心的是，母亲不仅想要抹去父亲生活过的痕迹，忘掉往事，而且她还纵容与放任孩子们与过去时光的告别。她鼓励他们要去追求自己的新生活。 那年的秋天，母亲嫁给了徐军官。军官家在军分区对面，房子宽敞明亮，足够他们居住，更加令人称奇的是，军官家竟然有自己的厕所。而且，他们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军官家里有一个少言寡语的保姆，照顾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老大尹伊泽不愿住进有厕所的房子，而是选择留在老房子里。尹伊泽坚定得有些固执的态度，与他的年龄不太相符。母亲没有勉强他，她只是叹了口气，算是对尹伊泽的默认，但她提出了一个条件，每个周末，尹伊泽必须到军官家里去和他们一起吃一顿饭。 从此，母亲过着幸福的生活。事实证明，母亲的选择是正确的。军官虽然严肃板正，不苟言笑，可他对于继子继女宽容大度。所以，很快，尹伊春和尹伊丽便习惯了与陌生的继父同处一个屋檐下的生活。尹伊春贪图军官家舒适的生活，以及可以得到更充裕的零花钱，他到处炫耀他们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而尹伊丽，却喜欢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而不用和两个哥哥挤在一间房子里。每隔两天，尹伊丽都会拎着饭盒去给尹伊泽送饭。不仅仅是因为母亲指望不上尹伊春，几乎抓不住他的影子，更主要是尹伊丽的主动认领，她喜欢回到老房子，不只为看大哥吃饭时的投入与专注，而是想着走近床头柜，拉开抽屉时的惊喜。当然，惊喜再没有出现。可是，她仍不死心，每一次都会下意识地去重复那个动作，一遍又一遍，从不厌烦。 有一天，尹伊泽没在。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在空荡的屋子里回响，一丝恐惧袭上尹伊丽的心头。她翻箱倒柜，想找到父亲留给尹伊泽的那盘录音带，想听听父亲对大哥说了什么。可她翻遍了她能够得着的每个角落，也没有找到，而那丝恐惧，在她拼命的找寻过程中慢慢地溜走了。她从床底下头顶蜘蛛网、满脸灰尘地爬出来，看到了尹伊泽的脚。尹伊泽问她在找什么。尹伊丽突然感到十分的委屈，她放声痛哭，涕泪纵横。她没有告诉大哥她在找什么。尹伊泽也没有追问她，也许他猜得到，他不想说破。在他们心中，磁带中父亲的声音，是他们各自的秘密。 尹伊泽孤独而倔强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他厌倦了继续高中的学业，不想再上学，他觉得每天坐在教室里的那个尹伊泽是一个空壳，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没听进去，什么也没学进去，他的成绩一落千丈，从一个中上等生滑落到了末位。按照班主任老师怒不可遏对母亲说的话，“他坐上了断了线的电梯”，老师对他彻底失去了信心，听之任之。可他对自己的未来缺乏思考和规划，陷入了无尽的迷茫。他常常旷课，在街道上闲逛，却不知道要干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母亲有了让他当兵的念头。她鼓励尹伊泽，给他描绘美好的部队生活，当一个战士的荣光与自豪。其实她都是从军官丈夫那里听来的，添油加醋、声情并茂地给尹伊泽灌输。尹伊泽对荣耀呀，自豪啊，保家卫国的情操啊，锻炼意志品质啊都不感兴趣，他只问了母亲一个问题：“当兵的地方远吗？” 母亲不假思索地说：“远。要多远就多远。” 就是这句话，让尹伊泽动了心。他同意去当兵，只提了一个条件，就是离家越远越好。母亲欢欣鼓舞，她内心深处，早就盼着大儿子能够早点离开那个老房子，找寻到新的生活方向。尹伊丽甚至觉得，母亲巴不得能有一把火，烧毁那套老房子。母亲随即便开始鼓动军官，找人托关系。在军官的运作下，还差一年才到当兵年龄的尹伊泽穿上了军装。 尹伊泽就是这样，半推半就当上了兵。他入伍的地方随了他的心愿，在甘肃天水，距离他们这个东部城市有一千多公里。临走前，尹伊泽告诉尹伊丽，说入伍那天，要告诉她关于磁带的事。“我心里清楚，你特想知道，爸爸都对我说了什么。”他也许是觉得，只有告别的那一天，才更有象征意义。 送尹伊泽入伍的那天，母亲不像其他的父母那样恋恋不舍、哭哭啼啼，她快乐得像是中了头彩。她只是絮絮叨叨，不停地嘱咐尹伊泽要像他继父那样当个好兵，能早日提干。尹伊泽听得厌烦，母亲嘴里不断重复的军官的光荣历史，令尹伊泽十分尴尬，极度不适，他果断地推开母亲，早早地跳上汽车，彻底忘记了他对尹伊丽的承诺。尹伊丽非常失望，她拼命地向车斗里张望，希望挤进新兵群中的尹伊泽能够回头；她大声地喊叫着：“大哥，大哥！”可是尹伊泽再没回头。正是失望与悲伤交加的离别之情突然爆发，她放声大哭。送别的场面混乱不堪，人挤人，告别的话语与哭泣声嘈杂而混乱，此起彼伏。她的哭声再响亮，也显得很无助。母亲训斥她：“你早干什么了，这时候才哭出来。”看到军车缓缓启动，在车斗里疯狂挥动的双手中，她找不到尹伊泽，便意识到，父亲的声音与大哥一起远离了。她哭得更悲痛。母亲恶狠狠地说：“哭什么哭，你大哥是去当兵，又不是去送死。”没想到，母亲的一句抱怨，竟一语成谶。 无拘无束的尹伊春根本没有去送大哥，他不知道疯到哪里去了。尹伊泽是匆匆逃离这个家的。在母亲的默许下，他的逃离显得无情而冷漠，就连让尹伊丽可以追忆和怀念的只言片语都没有。第二天，沮丧的尹伊丽再次偷偷回到老房子，又开始一番寻找，自然，她的努力仍是徒劳。尹伊泽没有给她留下任何可乘之机。她颓然地坐在地上，得出了一个结论，尹伊泽肯定把父亲的磁带带走了，把他有关这个家庭的所有情感和回忆都带到了身边。想到这里，她反而不再伤感，她觉得有父亲的声音陪伴，大哥尹伊泽一定不会被距离的遥远所困扰，一定不会感到孤单和寂寞。 军营生活最初的几个月里，尹伊泽只寄回来一封信，内容极简短，寥寥数语，就是报个平安，然后是此致敬礼。半年之后，尹伊泽的部队开赴南疆，踏上了战场。他寄回来一张穿着迷彩服的照片，母亲把照片放在镜框里，挂在了墙上。尹伊丽从照片里观察到，大哥尹伊泽脸上透着难得的微笑。直到此时，母亲才突然意识到，也许尹伊泽就是想着要奔赴战场，奔赴一种绝决的生活。冬天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没有盼来尹伊泽立功凯旋的消息，却收到了他牺牲的噩耗。带回这一不幸消息的是军官。这一次，母亲的哀号来得迟缓一些，她先是趴在饭桌上昏厥了一会儿，苏醒过来之后，她才呼天抢地地埋怨起老天的不公，“老天爷，我做了什么。你要这么惩罚我！” 军官带着他们一家去了潮湿多雨和重峦叠嶂的南疆。尹伊泽没有像父亲那样，从容地给他们留下任何信件和遗言。他的遗物极其简单，几件随身衣物。他们从他的身上还找到了一盘磁带，磁带已经被打穿，留下了一个圆圆的洞。尹伊丽把磁带拿在手里，如果她带着录音机，一定会把磁带放进去，试试还能不能听，虽然她知道，残损的磁带，已经无法正常地播放。年轻的尹伊泽被埋在了南疆的土地上，连同那盘磁带。这盘磁带里父亲的声音，已经随着她听不到的枪声，随着大哥尹伊泽的离去，彻底消失了。 在返回的列车上，尹伊丽看着同样悲伤的母亲，她明明知道，此时的怪罪是不合时宜的，可她仍然无法控制一个十岁孩子最朴素简单的想法，埋怨母亲说：“都是你。” 尹伊丽仍然不相信大哥的那盘磁带已经再也听不到了。尹伊泽离去后，她更加频繁地往老房子跑。开始她还幻想着，大哥尹伊泽是个细心而有主意的人，他也许会把那盘磁带重新翻录一下，因为她见过他翻录过同学的邓丽君磁带。可是，慢慢的，她出现在越来越孤寂的老房子里，已经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自己的目的了。她渐渐地迷失在自己变得模糊不清的幻想中，有一天，她竟然在老房子里睡着了，躺在父亲躺过的床上。母亲找了大半夜，才从床上把她拎起来，用手电筒的强光，照着她惺忪的眼。这个不眠的夜晚之后，母亲开始动了心思，想把老房子处理掉。尹伊丽的反应很强烈，她坚决不同意母亲的想法。母亲并不独断专行，提议他们三人投票决定，母亲、尹伊春、尹伊丽。结果令尹伊丽非常失望，二比一，只有她一人不同意。事后，她质问二哥尹伊春为什么要投同意票，为什么要背叛父亲和大哥。尹伊春耸耸肩，说他根本不在乎老房子的命运。尹伊丽觉得，尹伊春一定是得到了母亲的承诺，毫无原则的承诺。 …… （全文见《十月》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