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凡，编剧、作家、文化评论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硕士。话剧作品有《家长会》《寻她芳踪张爱玲》《喜相逢》《西迁》《桃源里》等。以笔名“任凡”撰写影视戏剧评论数十万字，散见于“北青艺评”等线上线下媒体。

就让命运自由地穿过身体（节选）

王人凡

何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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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事要怪就得怪顾雯佳。

昨天夜里我又失眠了。两点半起来吃了一片褪黑素，三点十分又起来吃了一粒枣仁安神，躺了三十分钟以后我知道，这一晚上再也别想睡着了。我索性站起来，从桌子上摸出一根炫赫门，来到厨房，推开窗子。四月初的西安已经不冷了，潮湿的夜风在寂静的马路上游荡，无处可去，好像随时准备把一个新的春天叫醒。我不用它叫醒，我一直醒着。

我家在二十八层，视野很好，街对面楼里有几户灯还亮着，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楼下临街早点铺的小两口已经开始进进出出地忙活起来了，他们是湖北十堰人，来西安十四年了，那时我还是个初中生，冬天的早上总要先去他家喝一碗胡辣汤再去上课，热乎乎的汤汁能一下子暖到心里。我对着夜空笨拙地吐了一个烟圈，又被风吹回到脸上，好像这些年我为生活付出的那些努力，扔出去又被打回来，最后化为乌有。

正当我琢磨着怎样才能在明早的视频会上说服愚蠢的客户收回他们那些更加愚蠢的意见时，手机响了。是顾雯佳发来的微信：姐妹，你相信吗，我居然交稿了！今天晚上先去曲江那家精酿喝几轮，再去欢乐迪唱到死，怎么样？哈哈哈。

顾雯佳可能是我最好的朋友，也可能是这世界上最不靠谱的编剧。她勇敢地到各个平台参加比稿，每次都灰头土脸。好不容易拿到合同，又拖稿拖到人家要给她发律师函。但是她不失眠，不论多么陌生的环境，沾枕头超不过十秒钟就睡着。外出旅行时我从不跟她睡在一个房间，受不了那个刺激。

我本想立刻给她回信息，转念一想还是算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失眠越来越严重。我举着手机发了一会儿呆，忽然想起好久都没唱过歌了，于是滑着手机屏幕找到“全民K歌”软件，想着反正也睡不着，干脆先练练。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梅子酒，按提示把软件升了级，再次打开。就在这时，阮昊的信息弹了出来：在西安吗？我明天下午到北站，见个面？发送时间是昨天晚上九点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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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要不是顾雯佳大半夜发来个微信说要唱歌，我就不会去点开全民K歌。不点开全民K歌，就看不到阮昊的消息，也就没有后来的事。本来他的微信、微博、抖音、QQ、豆瓣，能想到的我全删了，唯独忘了这个全民K歌。顾雯佳啊顾雯佳，你说你好端端的约什么唱歌呢？

我和阮昊去年五月正式分手，然后从北京搬回了西安。本以为住了两年多会带走很多东西，结果收拾完了就一个登机箱。我是一个不爱扔东西的人，但当时似乎觉得所有的东西都不重要了，连自己都被自己的果决吓了一跳。至于分手的理由，其实到现在我都说不清楚。最后那半年，我和阮昊几乎是在小心翼翼地消耗着彼此，好像都在盼着对方先说出那句话。

有一天下午，我擦地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了阮昊正在充电的手机。我正想捡起来重新插回去，阮昊忽然从书房冲出来，一把抢过他的手机。他说何小满你看我手机了？我说没有。他说，我觉得咱们至少应该保持对彼此的信任以及诚实。我说你到底想让我说什么？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转身回了书房。我来到楼下，在小亭子前排了一会儿队。轮到我的时候，亭子里面换了个新手，棉签在我喉咙里转了五六个来回，搞得我十分狼狈。新手抱歉地对我笑笑，说对不起啊。我摆摆手说，没关系。

后来我找到一张长椅坐下，给自己点了一支烟。暮春的阳光穿过树叶和烟雾，投射在脸上，让人感觉痒痒的。我下意识地想去整理一下头发，可当手指划过脸颊的时候，我碰到了一滴眼泪，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是哭了吗？按说不应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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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六月六号，我背着笔记本电脑，拖着登机箱，走出咸阳机场三号航站楼，朝着不停挥手的顾雯佳走过去。我说，别挥了，看见了。她说，行李呢？就这？我说，嗯，就这。我俩走出航站楼的自动门，一股热浪不由分说拍到脸上。她掏出炫赫门，我俩各自点上，都没说话。我狠狠嘬了一口烟，长长地吐了出来，经过肺叶过滤的烟柱像一支箭刺进白花花的阳光里。我问顾雯佳，你怎么穿这么短的热裤？她挑着眉毛说，喜欢吗？我说，滚。

赵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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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何小满的信息时，我正在车里午睡。梦里我正在掰馍，怎么也掰不完，累得四脖子汗流，心想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忽然碗里跳出一只蛤蟆，还朝我眨眨眼，我一下吓醒了。何小满在信息上说，赵老师下午三点能不能送我去趟北站，接个人？我抬头看看表，才一点半，然后想也没想就回了个好字。

我是四年前跟妻子从上海来的西安。我俩原本是一家小影视公司的同事，后来像芸芸众生一样恋爱结婚，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再后来公司倒闭了，妻子是陕西人，我俩一商量，索性卖掉了五角场附近那套小房子搬来西安生活。两年前妻子申请到了去加拿大读书的奖学金，飞去了温哥华，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她。四个月前，她发来信息说，我们离婚吧，我说行。

我挺喜欢西安，尤其爱吃泡馍。西安人吃泡馍讲究自己掰，掰成一块一块大小均匀的立方体，浇上老汤煮才入味。妻子走后，我每次去掰馍，都感觉像是在掰碎自己的人生，大小不一，支离破碎。后来我辞了工作，开起了网约车，彻底远离交际。我每天飞驰穿梭在西安的大街小巷，感觉熟悉又陌生。熟悉不用说了，认路是起码的职业素养；陌生是因为在认识何小满之前，我在西安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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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前的一个早上，我刚打开软件准备接单，何小满的单子就跳了出来。她家离我家只有两个路口，拐过三院就到了。那天她穿什么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她很准时，举着一个肉夹馍站在十月的秋风里，耳朵里塞着耳机，应该是在打电话。她打开车门坐进了副驾，我说请戴好口罩，她没理我。

挂了电话，她说师傅我能抽根烟吗？我说你抽吧，把窗户打开。我侧头看了她一眼，没化妆，眼圈有点黑。她好像看懂了我想的，说完了完了，今天又迟到了，这个月第三回了，奖金算是没戏了，我肉疼。我说你是不是睡觉不好？她使劲点头。我说女孩子别熬夜，更别抽烟。她说，我也不想，可就是睡不着，数羊能数到一千多只，越数越清醒。我说，你试试褪黑素，睡不着吃一片，过四十分钟要是还不行，再吃一片枣仁安神，挺管用。她说你也睡不着？我说我媳妇以前睡觉不好。她说后来治好了？我说后来我不知道了。她没再说话。

第二天一早出车，第一单还是她。这一次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职业套装，戴着一只粉色的口罩，口罩上面的一双眼睛比昨天亮了许多，还施了薄薄的脂粉，平添了几分妩媚。一上车她就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说这么巧？她说，我添加了你作为优选师傅。我说谢谢，她说你说的方法很管用，昨天我睡了九个小时。我笑笑说，今天不会迟到了吧？她说管他呢，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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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二去的，我就算认识了何小满。每天早上，我差不多成了她的司机，周一到周五的第一单肯定是她。如果不是她，我就取消掉，而她的单子也像商量好了似的，及时跳出来。何小满是学电影制作的，名校毕业，现在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知道我不是西安人又爱吃泡馍以后，她自告奋勇带我到坊上亲自给我掰馍。她掰得又快又好，但吃得很少。她的双手上下飞舞，像在雕刻一件艺术品，一个馍饼不一会儿就变成了半碗均匀整齐的小立方体群。如果说我是在掰碎自己的命运，何小满则是在重塑，一个没味儿的白面馍饼，经她重塑后成为味道醇厚的一口汤，脱胎换骨，破茧成蝶。

何小满酒量很好，拉我去喝过几次，我跟不上她。她喝完酒爱讲冷笑话，还爱唱歌，有时候跑调，有时候不跑。虽然多数时候跑调，但她每次都会坚持在酒吧的小舞台上把歌唱完，从不在意别人的眼色。何小满就这么闯进我的生活，成了我在这座千年古城唯一的朋友。有那么一些时候，我觉得和她似曾相识，但我们反复确认过彼此的过往并无任何交集的可能。人和人之间大概就是这么奇怪吧，但我知道现在说爱上她还为时过早，我不确定自己这辈子还会不会再爱上一个人。

阮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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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秋天，我在伦敦拿到了硕士学位。我在英国总共待了十四个月，上课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五十个小时，临近毕业的时候我连自己的论文题目都快忘了。不过我有办法。

带我的导师叫托马斯，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谢顶老头儿，对所有关于中国的东西都有着莫名其妙的浓厚兴趣。眼看快到论文的Deadline，别的同学都在图书馆熬大夜，我让北京的发小从天通苑附近的小商品市场买了一副麻将牌，不分瓣的那种，通体晶莹剔透，远看好像玛瑙一样。我把这副麻将牌送给了托马斯，他瞪着快要掉出来的眼珠子说，这一定血贵吧！我说没关系，再贵也比不上师生情。

毕业典礼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带着忘了怎么认识的女朋友卉卉回到了北京。时差还没倒过来，就收到了平遥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的邮件，通知我被选中为大众评审，让我过完国庆节去平遥报到。我这才想起回国之前在网上四处投简历时，随手递交了这个申请。我正愁怎么把卉卉打发走，这一下能出去躲半个月，简直是天赐良机。

去平遥之前我给自己印了一盒名片，胡乱编了个公司名和地址，把制片人三个字写上去的时候，我自己差点都信了。二○一九年的北京，遍地都是制片人，在星巴克里聊项目，人人嘴里都是一线导演和流量明星，预算要是在两千万以下，你自己都不好意思张嘴。但我知道，这些人里十个有十个是骗子，我最起码还能比他们多一张货真价实的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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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平遥已经有点冷，但电影宫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到处都是写满一脸愤怒的文艺青年，我看着他们觉得有点好笑。首先，我打算通过这次机会多认识几个电影圈内人，凭着英国文凭和北京圈子，说不定就能干成点事儿。其次，深秋的古城平遥既美丽又神秘，如果真碰上一段艳遇，也算没白来。此外我还十分确定，那些在电影宫里行色匆匆的中年男子，大多数和我想的一样，而跟他们比起来，至少我还没那么油腻。

领完了评委证，我在电影宫买了一杯咖啡，然后走到南边的票务中心换了一张晚上七点半的电影票。这场电影是一位知名大陆导演的新片首映，还不到七点，小城之春影厅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我站在了队尾，前面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女孩子，穿一条绒布面的暗绿色长裙，背着一个米黄色电脑包，手里捧着一本书。我假装系鞋带，蹲下看了看书名，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后来我知道，这就是何小满。五天以后，我躺在古城民宿的木架床上问她，你为什么叫小满？我妈懒，小满那天生了我，就叫小满了呗。她说这话的时候闭着眼睛，脸上挂着既迷人又干净的微笑，干净得仿佛跟这世间所有的事都没有关系。

何小满把头从《喧哗与骚动》那儿抬起来，朝四周张望，和我的目光偶然相遇。她礼貌地朝我笑了笑，我随即指指她胸前的证件问，你也是大众评审？她点点头，然后恍然大悟一样，说，我想起来了，你是首映组的！哎呀，你们组的片子比我们组好，好气，不公平。我随即摘下自己的证件说，要不咱俩偷偷换了，反正咱俩长得挺像。她一愣，说，你不是认真的吧？我说当然不是。我俩都笑了。

这时候开始检票了，队伍缓缓向前移动，何小满忽然对我说，你知道吗，那个姓杨的女演员，这场的观众都是来看她的，她其实是个拉拉，我有个朋友认识她女朋友。我装作很惊讶，说真的吗？我圈子里认识不少朋友，倒是没听说。随即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她。她接过名片，看都没看就夹进书里，继续和我说那个杨姓女演员，好像非要让我认可她的故事才肯停下来。我指指她的书说，你一个看福克纳的知识女性，也来追女明星？她说才不是，我来看这个导演，他上一个片子我好喜欢，你觉得怎么样？我根本没看过，但嘴上说的却是，还行吧，但节奏不太稳，镜头也有点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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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放完以后，主创们又谈了谈创作感想。我向四周找了找，没看到何小满，就独自走出了电影宫。古城的街上还很热闹，我知道向东走有几个酒吧，我也知道那些不怀好意的油腻男中年这个时候正在里面拉着女孩的手吹牛，我还知道我能比他们吹得更好，但那天我偏偏哪儿也不想去。

满月的光辉慷慨地洒在古镇的石板路上，我穿过没有路灯的小巷，风有一点凉，但不至于冻人。我抬头看见满天的星星，遥远而明亮。这让我想起了远在伦敦的那些日子，我似乎是把关于生活所有美好而浪漫的想象都留在了那里，那些想象就像这苍穹里的万千星斗，自以为高尚而永恒，但其实明天转瞬即至，而它们将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时候卉卉发来信息，平遥冷不冷？想我了吗？我回了一个笑脸表情。永远别正面回答任何问题，我爸说这是成熟的标志。你避开问题，发问的人就会忘了他们真正想问的，这何止是成熟，简直是睿智。我忽然又想起了何小满，没留她的任何联系方式，连她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但冥冥中我就是有一个感觉，我一定会再见到她。

五天过去了，我没有再见到何小满。电影节行将过半，这些时日里我加了六十多个微信，对方的身份几乎覆盖电影全产业链，这其中有十几个女孩，长得都不错，我邀请她们来北京玩儿，我是真诚的。第六天晚上我没去看电影，而是坐在电影宫东边一家酒吧里，给两个电影学院的女学生讲罗伊·安德森的镜头语言。我喝了两瓶IPA，正是兴奋的时候，但忽然就没了说下去的兴致。我借着上厕所来到吧台，把账结了，然后从侧面的小门偷偷溜了出来。

回到街上，我看了看表，差十分十点，电影宫晚场刚散，马上就会有一拨新人朝酒吧这边拥来。我正犹豫着要不要换一家再坐会儿，因为我知道凭着那六十多个微信，现在推开任何一家酒吧的门，都会有人招呼我过去喝一杯。就在我进退失据时，一个女孩从对面民宿霓虹招牌的光晕里迎面向我走来。她依然高挑匀称，依然穿着一袭长裙，右手举着电话说着什么，但声音不大，左手夹着一根烟，忽闪忽灭。就在我俩距离不到两米，即将擦肩而过的时候，她斜睨了我一眼，我也就立刻认出了她。

我早就说过，我肯定会再遇到何小满的。

何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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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天有点阴，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下雨。楼下的玉兰又开了几朵，要是来一场春雨，应该是挺愉快的一件事吧。距离跟赵老师约好的时间还有一会儿，可我已经有点坐不住了。打了一遍粉底，但转念一想，老娘凭什么为你化妆，你配吗？可是刚把脸洗完，又一想，不化妆也太刻意了，好像离开他这段时间我过得不好似的，只好又重新化上。

差十分三点，我已经站在了马路边。赵老师向来很准时，迟到的那个永远是我。今天我没迟到，却是因为自己都不愿意提及的一个理由。于是我在心里又骂了一遍顾雯佳，她为什么可以活得那么不管不顾？我俩高中同班，大学同校，她比我还小两个月，却一直像姐姐一样罩着我。我怕疼，到现在都没敢打耳洞，她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偷偷打了舌钉，现在耳朵上有七个洞。我害怕不确定，总觉得生活应该触手可及，她可倒好，跟组改剧本，一消失就是三个月，有时候一分钱都拿不到，可下次她还去。我俩这么不一样，为什么还能成为好朋友？我也说不清。比如今天这个事，明明是因她而起，我还不能告诉她。我怎么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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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五分三点，我点上一根烟，赵老师来之前刚好能抽完。在北京的时候，阮昊总嫌我让烟灰飘得满屋子都是，后来他给我买了一支电子烟，回西安之前叫我给扔了。我喜欢观察烟头燃烧时候的明灭，好像是在呼吸，而呼吸则象征着生命。

三点整，天比刚才又阴了点，赵老师的车从对面的路口打着转向灯朝我驶来。我正要向路边走去，一辆外卖小哥的电单车飞速掠过我身前，吓得我喊出了声音。我看着他鲜亮的黄色背影绝尘而去，心里突然涌上来一个奇怪的念头，他怎么没撞到我啊？要是撞到了，我就可以不去北站了吧？然后理直气壮地发信息告诉他，我被撞伤了，这次就不见了吧。

然而我最终还是坐进了赵老师的副驾。他侧身从后座上摸出一瓶干红，说这个给你，今天是去接好朋友吧？你们晚上正好喝。我接过酒，有点不知所措，赵老师的体贴有时候甚至会让人不太舒服。不舒服不是因为冒犯，而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赵老师说我是他在西安四年以来唯一的朋友，这话听着吓人一跳，而且不像真的。但我知道，他不说谎。一度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关系差一点就要迈过朋友这两个字了，可他又停住了。好像一颗悬在半空的棋子，就此不肯落下，安静得仿佛是一颗把时间冻住的琥珀。

小满，我问个问题，你别多想啊。他说。我笑了笑说，你问吧。他说，你为啥喊我送你，没自己打车？我知道你不是为了省钱。我说，因为我可能半路就反悔了，不去了，又不想让司机觉得我太奇怪。这是实话，但还有一层意思我没说。我就是想让阮昊知道我过得挺好，我和赵老师把他送到酒店，然后礼貌地说再见。又或者他连车都不好意思上，那个时候占据主动的人就是我。可这样是不是有点对不住赵老师？何小满啊何小满，不就是见个前男友吗？你想这么多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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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秋天，老宋忽然从广州飞到西安，把一颗三克拉的钻戒塞进我手里，说要跟我结婚。我吓得急忙躲到平遥去做一个电影节的评审。顾雯佳在电话里乐成了狗，她说，你还能再没出息一点吗？一颗钻戒把你吓成这样，要是老宋开来一辆法拉利，你还不得当场尿裤子？我说我没打算从你的狗嘴里听到什么好话，但我真的没准备好结婚。老宋人不错，但他太无趣了。顾雯佳说，什么叫有趣？一下把我问住了。

那天我刚好看完一场叫作《幸福城市》的电影，里面的人最后都不怎么幸福。我举着电话不知道该说什么，沿着电影宫门口的石板路走了一阵子。前面越来越喧嚣，我知道那是一片酒吧区，我想我可能需要喝上一点。我对电话那头的顾雯佳说，你能不能给老宋打个电话，让他先回广州去？她说我不管，钻戒也不是给我的。我刚要飙粗口，就被一个声音叫住了。

福克纳，你那天看福克纳来着吧？阮昊举了举胸前的证件说，咱俩差点换证，还记得我吗？我骂了一句顾雯佳就挂了电话，然后使劲回忆了一下，想起来好几天前在小城之春门口见过他。哦，是你！我说，真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他说，没事，但再见面就是缘分，你一会儿有事吗？没事的话一起喝一杯？我扔了手上的烟头，抱歉地笑了笑，说好啊，不过我喝不多，晚上回去还要改一个PPT。他说，这家不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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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喝了四瓶粉象，又叫了两轮鸡尾酒，但期盼中的醉意却迟迟不来。平遥的鸡尾酒调得要多难喝有多难喝，但我当时好像并不在意，只是一心想要喝醉。阮昊长着一张特别工整的脸，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说福克纳一直在书写苦难，但语气是调侃的，他不是在解构而是在建构，建构一种对美国的特殊情感。我说他一定相信一种永恒的美好吧，他说福克纳从未抵达他所相信的，也不光是他，每个人都一样。我不太知道他想说什么，但那一刻，我觉得我和阮昊变成了王家卫镜头里的人物。我俩朝对方微笑着，都不说话，四周的一切全都虚化成了一片模糊不清的斑斓色彩，缓缓流动，好像时间一样。

我把头发梳起来，点了一根烟，冲到小舞台上唱了一首《推开世界的门》。我知道自己又跑调了，但不重要，我执着地把它唱完，只有阮昊一个人在鼓掌。在那一刻，我觉得他投送过来的眼神里有一种光芒，既澄澈又汹涌。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形容自己对阮昊的感觉，或许那就是有趣吧。

送我回到民宿的房间以后，一切都是那么俗不可耐而又顺理成章。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一个月以后我竟然毫不犹豫地辞掉了工作跟他去了北京，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光。阮昊从没送给我钻戒，而我却差一点就嫁给了他。

顾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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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总算弄明白了两件事。第一，写作是这世界上最孤独的事。第二，孤独不是件坏事。写作应该孤独，也必须孤独。人只有在孤独的状态下才能做到真诚，写出来的东西也才真诚，因为那一定是你最想对自己说的话。我一进入写作状态就切断和外界的所有联系，为此何小满没少抱怨。但我知道她并不真的担心，因为她十分有把握，我将死之际一定会第一个联系她。

第二件事其实是何小满说的。二○一四年，大二暑假，我跟一个师兄的组去香港做场记，何小满哭闹着要一起去，我就带着她和她当时的男朋友老宋一起进剧组打杂。有一天晚上，在维多利亚港边，何小满喝大了，她其实酒量很好，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举着酒瓶子又蹦又跳。何小满是一个爱往心里装事的人，那些事在心里放久了，就会发酵成金句，说出来有时候吓人一跳，有时候让人想哭。

孤独不是一件坏事。何小满说。我扭头看了看老宋，他傻呵呵地乐着，估计没听见，要是听见了估计乐不出来。我说，大姐你这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孤独的人是我好吗？她说，就让命运自由地穿过身体吧。我说你说什么？她大声说，就让命运自由地穿过身体吧，它是自由的，你也是！我似懂非懂，但就此记住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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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让命运自由地穿过身体，我在这稿剧本的标题处敲上了这几个字。制片人拿起来看了看，皱了皱眉头。后来责编告诉我，他把剧名改成了《人各有命》，我没说话，心想随他去吧，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终于又写完了一稿剧本。

点完邮箱上的发送按钮，我就给何小满发了条微信。姐妹，你相信吗，我居然交稿了！今天晚上先去曲江那家精酿喝几轮，再去欢乐迪唱到死，怎么样？哈哈哈。等了一会儿，她没回我。我猜今天她可能睡得不错。

第二天我一直睡到了下午。其间断断续续做了好几个梦，梦见制片人全家都让警察抓起来了，吓得我仓皇逃窜。可我一边跑一边想，我为什么要跑呢？何小满坐着飞机来救我，说你快跳上来啊，快跳啊。我说你大爷，那么高，怎么跳？然后就醒了。我揉着眼睛从床头柜边的充电器上拔下手机看了看，都下午三点了，何小满还是没回我微信。

晚上我来到曲江那家我们常来的精酿酒馆，里外找了一圈，没有何小满的影子。我心想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拨通了她的电话，她挂掉了，我越发疑窦丛生，点了一瓶艾尔然后又打过去，还是被她挂掉。我发微信问她怎么了。等了很久，她终于回过来一条：在跟客户撕X，晚上过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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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自己喝了三瓶不同牌子的精酿，很快就晕了。回到家清醒了一点，想看会儿电影再等等，说不定何小满会来找我，结果看了不到十分钟就睡着了。接到她电话的时候大概是第二天早上五点多，何小满在电话那头很平静，好像刚刚跟我见过面。她说你现在能不能来一趟我家，我说好。

到何小满家的时候，天还没全亮。一出电梯我就闻到一股混合了酒精和消毒水的浓烈气味。她家门没关，她正跪在地上擦地，两条洗好的装饰地毯晾在窗前，还在滴水，几件揉皱的衣服乱七八糟地散落在四周。她面无表情地抬头看看我，努努嘴说，把门关上。

我关上门，把她拽到沙发上。四月的清晨，还有些冷，客厅的窗子大开着，带着一点潮气的风把纱帘吹得不停摇摆。我走到窗前，向下看了看，确定没有人从里面跳下去，然后又依次走进厨房和卫生间，房间里再没有第三个人，这才坐回何小满身边。我从兜里掏出炫赫门，点着两根，递给她一根，她接过来狠狠抽了一口，还是没说话。

我说何小满你听着，就算你杀了人都别怕，有我呢。她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赵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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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满管我叫赵老师。知道我在影视公司干过项目策划又比她大不少之后，她就一直这么叫我。不是赵总，也不是赵哥，而是赵老师，既没那么客套，也没那么江湖，还保持了一定距离。何小满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她的每一个决定都特别体面，体面到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

今天是我生日。早上出车前我拿上了家里最后一瓶红酒。这瓶酒还是四年前从上海带过来的，当时是一个导演送的，我也不懂，但据说还不错。我本想约何小满晚上一起喝点，结果她发来信息说要去北站接一个朋友。我想不如干脆送给她算了。我已经好几年没过过生日了，今天突然有了过生日的想法，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我猜这想法多少跟何小满有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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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满上车以后就显得心神不宁，我侧过脸偷偷看了看她，似乎又没睡好，妆化得不浓不淡，像在掩饰什么。我猜今天这趟肯定不是公事，于是问她为什么喊我送她，她说因为半路上可能改主意。我没再往下问。我知道何小满想说的事不用问，不想说的问了也白问。

西安北站离她住的地方不算远，出北二环的时候有点堵车，我看了看路况，拐上文景路就好了。但何小满就此不再说话，连手机都没看，好像陷入了沉思。都快到凤城十二路了，她忽然说，赵老师。我说，嗯？她说我真改主意了，咱们不去北站了。真不好意思耽误你接单了。我说没关系，到北站我正好可以接。她说我真不想去了，你现在就接吧，客人从哪儿上，我就从哪儿下。我说那干吗呀，你去哪儿我把你放下再接。她顿了顿说，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

我打开软件，点了接单键，过了不到一分钟，单子就进来了，在开元公园西门。何小满把头凑过来说，这单是去哪儿的？我看了看终点，竟然是北站。她也看见了，捂着脸笑着说，要不要这么巧啊。我说你看，这就是命。命运来了，就应该让它自由地穿过身体，不要抵抗。何小满忽然扭过头说，这话好像是我说的吧？我想了想，还真不是。

我把车开到开元公园西门，路边站着两个南方人，我帮他们把行李放进后备厢，何小满和我挥手告别，然后转身朝路口走去。那一刹那，我忽然有一种追上去的冲动，跟她说北站那个朋友如果不想见就别见了，晚上陪我过个生日吧。但我最终还是站在原地没动，我不知道她今晚要去见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希望她一切都好。

何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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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骗赵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要去哪儿，也是真的不再想去北站接阮昊，我甚至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见他。时隔将近两年，我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安稳，好像一场夏天的午睡。阮昊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就像一阵吵醒这场午睡的恼人的电话铃。他为什么要来找我，他要对我说些什么，我原以为自己根本不会在意这些，我只是想要表现得礼貌而得体。但如果真的不在意，就会果断地拒绝，拒绝也是一种礼貌和得体。所以我知道，那个叫何小满的傻孩子，她又骗了我。

我在开元公园西门下了赵老师的车，往前走的时候，我心底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希望他能叫住我，跟我说今晚谁都别见了。那样的话我就会和他去看一场电影，然后我们一起把手里这瓶红酒喝完，让阮昊去见鬼吧。

但是他并没有，我知道他不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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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想把曲江那家精酿馆的地址发给阮昊，他喜欢啤酒。但转念一想，顾雯佳今晚会在那儿，所以最后还是跟他约在了一家鸡尾酒吧。晚上差不多六点钟，酝酿了一天的春雨扭扭捏捏地如期而至，就像阮昊一样。他推开门，四下张望了一圈，我朝他挥挥手，我俩四目相对，恍如隔世。他上身穿一件翻毛领夹克，下身穿着工装裤和马丁靴，背上背着一个新秀丽的中号双肩包，看样子不像是要出远门。他坐下以后，我还有点没缓过劲来，甚至想要伸出手帮他整理一下头发。酒吧的音箱里缓缓放出一首歌，“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这歌词写得也太扎心了。

阮昊坐下以后，我就像一个糟透了的编剧，迟迟不知道怎么开场，差点站起来逃出去。这儿的鸡尾酒行吗？可别像上次平遥那家那么难喝。幸亏他及时打破了尴尬。我把酒单递给他说，你随便点吧，今天我买单。他没接酒单，拿起桌上那瓶红酒看了看，说这酒不错啊，哪儿来的？我说朋友送的。他说要不先喝这个吧。

我点了两份汉堡，一份薯条一份洋葱圈，请酒保开了红酒拿来冰桶。由于我是常客，老板娘什么也没说还送了一份酸黄瓜。去卫生间的时候，老板娘凑过来朝我挤眉弄眼地说，这帅哥不错啊，新男友？弄得我哭笑不得。阮昊狼吞虎咽地吃着汉堡，我点了一根烟默默看着他。他说，你怎么不吃，不饿吗？我摇摇头。他又说西安的酒吧很人性还让抽烟，我知道他讨厌烟味，我以为自己会马上掐灭，但事实却是我朝半空吐了个烟圈，说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他说，时间过得真快啊，你走了都快一年了。还记得疫情刚来那会儿，咱俩天天在家里做饭，有一次你在锅上煮了汤就去打游戏，结果锅都烧焦了。我说，阮昊，你要是来怀旧的就别再说了，不该忘的不用你说我也忘不了，该忘的我早就不记得了。他说好，仰头喝了一满杯红酒。我也喝了一口，赵老师的酒真不错，单宁味道不重也不淡，回甘有一种果木的香气。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喝光了一瓶红酒，主要是他喝的。其间，他说起自己换了工作，挣了一些钱，然后项目烂尾了就又换了工作，这次要去成都出差，顺路停一下西安。我什么都没说，心里默算了一下，自己已经三十六个小时没睡觉了，然后莫名其妙地跑来听前男友讲他的生活流水账。为什么要顺路停一下西安，我让你停了？

小满，这段时间你过得好吗？阮昊直勾勾地看着我说，眼神里竟然有一点似是而非的深情。我低下头躲开这份“深情”，说，挺好的。他张了张嘴，想继续说点什么，但没说出来。气氛陷入了尴尬的凝滞，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顾雯佳，我慌忙挂掉，顺手回了几条无关痛痒的工作微信。赵老师也发来了信息：红酒怎么样？我想了想，没回。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阮昊又点了两轮鸡尾酒，一轮比一轮烈，醉意已经像早春的绿色一样藏不住了，他泛起红晕的脸颊在酒吧昏暗的灯光底下，显出一点不合时宜的好看。我想起三年前在平遥那个秋天的晚上，我俩也是这样分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他看着我把自己喝醉，就像今天我看着他把自己喝醉一样。那时他说，人们都无法抵达自己所相信的，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说得对。但是今天他到底都说了什么，我一个字也没记住。

3

走出酒吧的时候，阮昊几乎已经醉得不省人事。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把他带回了家。一进门他就冲进卫生间吐了一次，出来坐在沙发上又吐了一次。我找了条毛巾，用热水打湿，给他擦了擦脸，然后把他吐脏的衣服和我家的地毯都扔进了洗衣机里，加了双倍的洗衣液和消毒液，最后又戴上橡胶手套把卫生间里里外外擦了一遍。

干完这些活，我累得半死。在坐下之前，我给他倒了一杯温水，刚要给自己点一根烟，阮昊忽然坐起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小满，我觉得我对你的感情才是最真的，我希望自己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耐心地听他把话说完，然后从他手里抽回我的手，拿起旁边的手机，在按键上按出110三个数字，把手机举到他眼前，说，阮昊你要是再动我一下，我就拨出这个电话。

他愣了一下，似乎是没料到我的举动，然后端起桌上的水喝了一口，又躺回到沙发上。我抽完了一支烟，直到他均匀的鼾声响起，才起身回到卧室，把门锁死。我瘫倒在床上，脑子一片空白，紧接着感觉到一阵委屈。我举起手机，打开赵老师的对话框，敲出几个字：睡了吗？在干啥？随即又删了。就在这时，困意像海啸一样向我涌来，手机从手里滑落，砸在我脸上，而我再也没有力气去管它。我像一个被甩出太空舱的宇航员，在浩瀚的宇宙里伸展四肢，被一股神秘的力量裹挟着，迅速飘向远方。

我竟然睡着了，这可真好。

4

我醒来的时候，天还黑着。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躺在大学的宿舍，又或者是出差的酒店，也可能是平遥的民宿，甚至是北京的出租房。我看了看身边，并没有其他人，又思考了差不多十秒钟，才确定自己是躺在家里的床上。我抬起头看了一眼床头的表，才五点多，想起过去的一天太过漫长，以至于有点不真实，但终于熟睡了五个小时，此时竟然不知从哪儿生出一种仿佛可以战胜一切的豪气。

我翻身下床，打开卧室门走进客厅，又摸到开关，打开客厅的吸顶灯。隔夜的酒味还没散去，客厅里十分凌乱，地上扔着几件我的衣服和沙发抱枕；茶几上放着一杯水，水杯边缘上有一个若隐若现的口红印子；沙发像有人躺过，但此时空空荡荡。我打了个激灵，随即冲向洗衣机，打开盖子，发现里面只有洗好的两块地毯和几条抹布。我又来到门口的鞋柜前，除了我的鞋之外，再没发现别的东西。我急忙打开手机，翻看昨晚的通话记录，只有顾雯佳的三个未接来电，以及我给她回的微信。我还不死心，又打开全民K歌，阮昊那条信息还躺在那里：在西安吗？我明天下午到北站，见个面？下面是空空荡荡的白色页面，没有我的任何回复。

人们总爱说生活的真相，但我怀疑有很多时候，生活根本就不存在真相。就像这个四月的早晨，我仔细检视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却没有发现一点痕迹能证明其他人曾经出现过。那么阮昊呢？他走了吗？走得如此干净？还是根本就不曾来过？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4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