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新羽，1993年生于山东青岛，清华大学哲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成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大家》《天涯》《花城》《芙蓉》等刊。曾获《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第四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科幻水滴奖短篇小说一等奖等。

它不是红色

修新羽

婚礼比她想象中更累。仿佛在拼图，要把无穷无尽的碎片拼合起来，哪片单独摆着都毫无意义，哪片缺了都让人一眼看穿。喜糖是费列罗还是高迪瓦？拱门用假花还是鲜花？司仪能唱歌还是能讲时下最流行的脱口秀？在策划公司建议下，请了城北剧团顶梁的皮影戏艺人，关灯后用影偶把他们的恋爱经历演出来。

兽皮染了色，裁出身躯四肢、衣袍发饰，以竹棍牵动，在白棉布后面或喜或怒，鼓乐齐鸣，热闹得很。台下没什么人说话，全神贯注地看着。

彩排时跟过两三遍，徐玥这时就不太能看下去，转脸望向最近那桌宾客。母亲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也朝白棉布凝望。黯淡灯光下，身上那件藏蓝连衣裙依旧突兀得厉害，甚至更近似于黑色。

按照城北习俗，婚礼上双方母亲都必须身着红衣。避免与新娘争艳，多穿枣红。婆婆早早就托人定制了枣红旗袍，梅花盘扣，金丝绣凤，专门给她看过。而母亲则不声不响，等她催了才拿出衣柜深处那条连衣裙。

这条能穿吗？中式婚礼，男方家很讲究。

讲究才不能穿红色，母亲告诉她，你姥姥去世还没满三年。

她没有直接反对母亲的决定。但在婚礼前的那个夜晚，在断断续续的浅眠中，她梦到了那条藏蓝连衣裙。它平铺于他们的婚床上，沉重柔软，无论她怎么撕扯、拉拽，都没办法将它拿起来。

醒来之后，她翻出几包速溶咖啡，全都倒进一只杯子里，加水加糖，搅了搅就吞下去。水有点儿凉，咖啡也过于黏稠了，有些没化开，但她没时间再等了，必须靠这杯东西打起精神。尝起来一股药味儿。

婚礼上她是主角。等身照片摆在酒店入口，每根发丝都飘逸得恪尽职守，有些负责修饰颧骨，有些负责强调下颚。她的名字被专门请来的书法家，蘸足金粉一笔一画地写在签名册封面上。书法家不愧是书法家，对字的间架布局很有想法，简单看起来，不像“徐玥”，更像“你好”。走红毯时丈夫紧紧捏住她的手，疼得要命，但她还是笑着，被长长短短的镜头筒瞄准，向新生活问好。

在剪辑过的视频和精心挑选的照片中，那身藏蓝连衣裙并没有显得太突兀，它隐藏起来了，像畏畏缩缩的小动物隐藏在丛林里。但当时她总能准确无误地感觉到它的方位，她相信藏蓝意味着背叛。

两年前，是母亲喊她回去的。母亲在电话里哭着说，你姥姥就这几天的事了，我没用，我没办法。于是她请掉所有年假，乘最早的飞机赶回青岛，两手空空没带什么行李，在网店匆忙下单了几罐营养品。

护士说，疫情时期不允许家属探望。她去附近花市买了束百合，抱着办了陪护证。交核酸检测费时，护士打量了她几眼，说陪护就要有陪护的样子。

陪护是什么样子？其实她不知道。

姥姥瘦了很多，坐在床上朝她微笑，问了问城北的生活，像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于是她像客人那样坐在床边，聊天气，聊晚饭。医院布置得很简单，闻起来却十分复杂，消毒液味道之外是汗酸味、脚臭味、烟臭味，还有中午时各个病房飘出的饭菜味。百合摆在床头柜上，花香渗出来，很快被其他气味盖住。

姥姥住院，大姨索性也办了住院手续，便于陪护。除了查房的医生，这双人病房卫生自理，闲人免进，只属于她们。但母亲早中晚都要打视频电话过来，算病房里的第四人。

你是替我去陪姥姥的，挂掉视频电话后，母亲在微信里说，辛苦你了哦。

不是替你，是为我自己。

辛苦你了，医院不是什么好地方。后面跟着三个表情，抱拳，鲜花，笑脸。

每隔几小时，她都装作玩手机，偷偷拍点儿照片视频分享过去。吃药了，睡觉了，测血压了，什么都看到了母亲才安心。母亲自己来医院陪护的时候，更是把姥姥喝了多少水都写到本子上，精确到毫升。

母亲就是这样的，她想，担不住事。小时候期末考试，她还没觉得怎样，母亲就紧张到凌晨三点起床，煮荷包蛋，炸油条，逼着她吃下去，说这才是一百分。母亲这种人，但凡手里拿了什么东西，总觉得会被别人抢走。

但她们再怎么努力，也没法把姥姥的命抢回来。

来之前母亲叮嘱过她，姥姥被病痛折磨久了，有些喜怒无常，很不好照顾，常常把周围人骂哭。在一场开腹手术和三轮化疗之后，不光是姥姥，大家都被这场病折磨了很久，提心吊胆，精疲力竭，觉得命运单单在折磨自己。连着失眠几个月后，母亲甚至直接病倒，发了低烧，被医生勒令居家观察。

她不一样，她在城北生活，还没怎么照看过姥姥。她有着崭新的耐心。

之前买的货品们依次送达，营养食品，乳胶枕头，蓝牙音箱。上午打点滴的时候，播放起《浏阳河》《南泥湾》《游击队之歌》。透明药液慢慢流入姥姥的血管中，大家躺在床上不说话，好像这不是在医院，而是在工厂宿舍，夏日午后，睡醒了可以继续去工作，机器时刻不停，轰隆作响。

歌单顺着往下放，《红梅花儿开》。她记得这歌词，但没注意到里面有那么多不合时宜的句子。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他对这桩事情一点不知道。少女的思念，天天在增长。我是一个姑娘，怎么对他讲。

姥姥生病后，许多词语变得烙铁般滚烫，落在哪里都能灼出空落落的洞。她差点儿把歌切掉，又担心太过突兀。她也差点儿就走过去，坐到姥姥床前，紧握住那双干瘦柔软的手，把事情全都说出来。

回来的路上，她在电脑里罗列了一长串问题和一长串叮嘱，不说就没机会说的那种。真正来到病房，又觉得都说不出口。太像诀别了，一说出口姥姥就会明白。这是诀别，这绝对不能像诀别。

大家全不同意把事情告诉姥姥。怎么要住这么久？医生查房的时候，姥姥也会问，像和熟人聊天，只是顺便地，偏巧了，多问一句。男医生是刚调到五病区的，之前没见过；但住院久的人往往能练就出一种能力，跟谁都即刻熟稔。

阿姨，这个是慢性病，就要慢慢治，才能慢慢好，就是这么个道理。医生把输液单在床头夹好，去往下一间病房。他们对自己的剧本已经很熟悉了。

她任由音乐响下去，从包里拿出最贵那管护手霜，坐到姥姥床前，握住她干瘦柔软的手，在手心手背上细细涂开。皮肤柔腻温软，看不到什么斑点，谁都会以为这是一辈子没吃过苦的老太太。但姥姥是实打实种过地卖过菜的，快三十岁才随军到城里，只是天性爱干净，至今每晚都要洗脚。腹腔有积水，吃东西容易吐，需要有人坐在身后捋捋背部。她主动承担了这项工作，在姥姥的指挥下，用力，更用力，用掌心按住根根分明的肋骨。凑得这样近，她仔细闻过姥姥身上的味道，什么都闻不出来，连老人特有的酸臭味儿都没有，干净得全然无害。

第一夜，她和大姨挤在一张病床上。床板很硬，又无法翻身，醒来就腰疼。第二夜她打听清楚医院的规矩，租来折叠床，依旧没睡好。姥姥半夜口渴，她摸索着爬起来，兑好温开水，递到姥姥嘴边。大姨在床上翻了个身，似乎也醒了。

她感到自己像临时演员，随时会被导演喊停。像在做一道证明题，正是做到一半，需要画辅助线的时候，她现在就是在画那道辅助线。线画上了，别人才能一眼看出她对姥姥的爱，以及母亲对姥姥的爱。然后她将把答案指给姥姥看，带着批改过的答案回家，告诉母亲，姥姥也爱你。

但来之前她没想清楚，病房里最艰难的不是照顾病人，而是处理好与疾病相关的所有事情。姥姥打点滴时，大姨无事可做，总往隔壁病房跑，不像在住院，倒像来参加病人家属联谊会，谁家儿媳把公婆家房子骗走了，谁出了轨正在离婚，对什么都感兴趣。聊完别人的，还会把矛头掉转回来，痛心疾首地询问她。***说你在城北都不开伙，每天想吃什么就点外卖，让人给送到家门口。工资都用来交房租和点外卖了，攒也攒不下几个钱，是不是？

“点外卖”从大姨嘴里说出来，成了贵族或大资本家才享有的特权。她大声说，经常加班到晚上九点呢，哪有时间自己做饭！又补充道，这次回来不仅把年假都休了，还请了三天事假，月度奖金要扣掉百分之六十。

工作这些年，她早就学会了明码标价，各自把牺牲摆到台面上，这样才是有用的，才能高效地沟通下去。大姨不说话了，把地上的灰尘和头发扫进簸箕。

其实对她而言，钱不是问题。在城北，除了房租、饮食，花销不过是每月买几本书，偶尔看看展览和电影。两年下来，攒了十几万，足够给姥姥买几千罐肠内营养粉。医生只让买三罐。够了吗？怎么这样便宜？有没有贵的，效果更好的？追着医生护士问，人家只是摇摇头。吃什么都一样的。

第三天早上六点，保洁员推门进来，生面孔。大姨从床上挺起身，大声问，怎么换人了？之前的人请假了，我来代班。保洁员自顾自说着，径自走进厕所，惊呼，怎么这么脏！

不用你打扫。大姨提高声音，冲厕所喊，你出去！

马桶圈上都是尿啊！

空气仿佛在刺啦刺啦地响，字面意义上的烈火烹油。老人身体弱，沾上点儿尿怎么了？大姨站起身，几步走到厕所门口，出去！滚！保洁员跑出房间，她追到走廊，不像在说话，像在吟唱某种歌谣，每句话的末尾都上升，上升，字句不重要，重要的是音调。徐玥在网上的视频中听到过类似音调，被交警拦下的女司机蹲在路边，边喊边抓挠自己的头发，我不是故意逆行的，我迷路了，我好不容易才不用加班，我想回家。所有听到这种音调的人，都会出于本能地紧张。

徐玥跟出去，盯着大姨看。隔壁病房陆续有人出来看热闹，自然有劝阻高手，不劳她费心。她退回房间，随手带上门，声音隔着门传进来。

姥姥侧躺在床上，背对门口。她走过去，轻轻抚摩姥姥的肩膀，没事，姥姥，别管这些。你大姨这脾气随我，姥姥说，不去招惹别人，也不能被别人欺负。她在病床前坐下，观察着，从姥姥脸上看到宽慰的神色，不像目睹女儿跟人吵架，倒像得知女儿在期末考试上拿了满分。这神色让她感觉陌生，这就是答案，不是证明题，而是判断题。只有大姨才是姥姥最得意的女儿，血脉相承，最亲最亲的嫡系。

大姨走了回来，身边跟着两位年轻医生。左边的安慰她，好了，阿姨，我们会抓紧处理。右边的说，这叫什么事呀，这保洁确实过分了，您消消气。大姨站定了，握住右边医生的手，说，这保洁嫌弃你们病区呢，刚才一来就说自己是换班的，说你们病区没原来的好，不想给你们干！医生们的神色变得晦暗了，对看一眼，开始重复刚才的话。阿姨，我们会抓紧处理的。这叫什么事呀。

保洁没有说这些。徐玥坐在那里，茫然地考虑着要不要起身反驳。早在刚才大姨嚷嚷的时候，保洁就逃一样离开了这层楼。反驳给谁看呢？

她没说话，她整个上午都没说话。这种沉默让房间里的氛围显得有些尴尬，大姨和姥姥似乎也不确定该说些什么，试探般地，又把话题往她身上引。

“你是来陪护的，要懂事了。”大姨说，“这些天是什么活也没干啊。”

“我不会呀！”她想了想，打算讲讲自己做菜的糗事。疫情时期外卖歇业，她从网上买了半成品鸡米花，外面炸煳了，里面竟然还是生的，吃到一半才发现。

“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姥姥突然插嘴。这些话像呕吐物一样顺畅地从姥姥嘴里往外涌，让徐玥条件反射般想要伸手去捋老人瘦骨嶙峋的背部。“不愿意伸手干活，以为自己在城里过得多高贵？”

忍住。她想。

患病的人长期身体不适，往往脾气暴躁，拿周围人当出气筒，她早就知道的。不就是被骂几句吗，不就是吞点儿委屈吗？不公平的事情还少吗？昨晚大姨还绘声绘色地跟她们讲起隔壁病房的事情，五十来岁的糖尿病患者，多吃了一块糖，脚趾开始感染了，最后不得不截掉一只脚。一口糖换一只脚。

“你也二十七八岁了，也该成家立业了，哪能只顾自己享受？要好好想一想父母。”

“姥姥，我知道你关心我。”她大声说，用最热切而感恩的语气。就好像她此时并非在医院，而在什么传销培训现场。“我知道了。”像是有人用针头扎进她的血管，抽光了所有氧气和葡萄糖；像是她所有的力气都变成了一阵旋风，无法继续向前，只能在原地转呀转呀，留下碎片狼藉。好了，她学着用医护人员才有的那种耐心安慰自己，你做得很好了，到此为止吧。

思维涣散开来，再回过神来的时候，房间里很安静。努力听的话，能听到隔壁病房心跳检测仪发出的嗡鸣。像远远的有飞机正在起飞，用金属制成的双翼飞高，飞高，把地上的一切全都抛弃。

她平躺到床上，深呼吸。

这所医院就是让病人等死的，学术说法叫“姑息治疗”，目的是缓解症状，减轻痛苦，改善生活质量。所以每张床上都有各式各样的人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去世，每张床的扶手都被不同的手以各种力度抓握过，每张床单都染过呕吐物、屎尿和鲜血。生命从来无法被预习，此时此刻她却发现自己正在预习。在内心深处，在坚硬而理智的那部分，她明白自己早晚也要躺在薄硬床垫和洁白床单上，因为长期输液而静脉变硬，血管上满是斑块。

她感到畏惧。继而，这畏惧伪装成了愤怒。表姐表弟都在青岛，为什么是她进了医院？她付出了时间、耐心、关怀，这些付出能不能得到回报？她想起本科时室友在宿舍里打电话，跟自己的父母吵架。室友父亲想让她把驾照拿回家，为自己顶替闯红灯时扣掉的分数。室友站在阳台上大喊，这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她们躲在各自的床帘后面，把这些话听得一清二楚，也把舍友涨红的脸看得一清二楚。“不能只顾自己享受。”享受？她想，医院生活已经算是她最艰难的日子。她甚至怀疑自己也继承了母亲的恶习，太把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太过急切地付出，想用这付出换来某些不切实际的回报。

她给父亲发消息说想回家，当天下午他们就开车来了医院。

她回忆了很久，记不起自己是怎么跟姥姥告别的。但她记得窗外是灰色的，城市里都这样，无论城北还是青岛，阴天的时候都光秃秃的，高楼的玻璃幕墙上什么也映不出来，灰色连着灰色。

尝到是什么滋味了吧？母亲低烧刚退，也跟着出了门，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从后视镜里瞥向她，语气出人意料的平静，不像心疼，像报复得逞。早跟你说过了，医院不是什么好地方。

医院挺好的，她说，跟医院没关系。

母亲转过脸看着她，神色警惕，像买卖做成后又听见对方讨价还价。是你自愿进去陪护的吧？没人求着你吧？

徐玥没再说话。车里暖风开得很足，暖得人皮肤紧绷，手指麻木。

他们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附近的姥姥家。母亲买好新鲜食材，准备炖点儿特制晚餐送到医院，给姥姥补充营养：要持续炖煮四五个小时，肉才足够松软，便于消化。但在医院里，大姨五分钟热好的鸡蛋和火腿肠，姥姥也照样吃。

阳台上窗户开着，有风，不算闷。父亲看电视的时候，她在房间里游荡。姥爷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后长期住养老院，姥姥也住院后，房间里的各种物件骤然离开了使用者，平添出一种意味，像博物馆里那些不再有人使用的古董家具、青花瓷瓶。

沙发是几十年前买的，扶手都磨出了包浆。茶几上压着玻璃板，玻璃板下压着几张发黄的剪报，“秋冬养生七忌”“食物相克大全”。抱枕和坐垫倒是新的，做工很粗糙，印着皮卡丘和海绵宝宝。前些年带表妹的时候，姥爷姥姥跟着一起看过不少动画片，从此留下了习惯，买东西的时候总挑这些眼熟的买。洗干净的抹布挂在水池旁边，垃圾桶空空荡荡。没人在乎这些东西了，她坐回沙发，看见剪报旁边还有几张照片，分别是表姐、她和表弟小时候的。她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很时兴的那种飞机模型上，戴着浅黄色毛线帽子，茫然无措地笑。为了躲避这个茫然的自己，她站起身，来到主卧室，依次拉开床头柜和衣柜的所有抽屉。里面有毛线袜、鹅卵石、棉签、指甲刀、曲别针、锁和钥匙，都是些寻常物件，看起来很旧。最底层的抽屉里有个油布包，装着姥姥姥爷的结婚证，还有一张一九八一年由青岛市气功协会颁发的气功培训证书。找到了，她想，她找到了一种新鲜而强烈的悲痛。她和姥姥朝夕相处过三天，对姥姥的了解还不如刚才从抽屉里翻到的多。

“又怎么了？”母亲从厨房出来，注意到她脸上的表情。“不用摆出一副谁欠你的样子，不用觉得自己做出多大贡献了，不是应该的吗——”

“什么应该的，你说得再明白点儿啊？你根本都不懂。”你为什么不明白？她想，你生育了我，但我可以不是你的女儿，你也可以不是姥姥的女儿。

电视开着，听腔调是在讲新闻。母亲回到厨房，她留在客厅，各自生气。唯有父亲还在看电视，边看边剥开只橘子，一瓣瓣塞进嘴里。父亲向来不喜欢说话，好像有天然的免疫力，能把所有争吵都消解掉，不管给了他盐或者糖，最后都会溶化成透明液体。她身体里也有一半父亲的基因，足够努力的话，或许可以从内心深处也召唤出那种能力，心平气和地生活。即便都是透明的，她也不会像水，她必须必须像硫酸，能把捅过来的刀子都溶化掉。

父亲不怎么说话，说出的那些就很容易被记住。

“最近过得还行？”送她去机场的路上，父亲问。不像问候，更像是支咽拭子，检测核酸那样检测生活，让她喉咙发干，还有呕吐的冲动。

她说，挺好的。

……

（未完，全文见《十月》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