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热，壮族，广西都安人，现任广西作协副主席、《广西文学》副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我是恶人》《农城逸事》，小说集《涂满油漆的村庄》《人间消息》《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等。曾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3-2006《小说选刊》全国优秀小说奖；2015《民族文学》年度小说奖；第五、六、十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

二十年前，我在北京一家电视台打工。那个时候，电视台还是香饽饽，进出这里的人们，衣着光鲜，步履匆忙。怎么说呢，那个时候，在电视台工作，非常风光，每个人的脸上或多或少都挂着优越感，我自然也不例外。这是我一生中最高调的时期，虽然当时我在一个不起眼的栏目打工，也足以使我走起路来目中无人、脚底生风，是二十年后我讨厌的模样——我经常拿着一部诺基亚5110手机，四处跟人联络，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工作上的事情弄得我晕头转向，很多工作之外的事也都七绕八绕绕到我这里来了，熟人朋友，熟人朋友的熟人朋友，都想方设法找到我，让我帮忙“解决问题”。我一般能躲就躲，躲不掉就敷衍。我就是一个小人物，傍上电视台这个高枝儿，在别人眼里母鸡变凤凰。我能解决什么问题？根本不能。

二十年前，离中秋还有十几天，在北京，我先后接待了两拨人马。

第一拨是表哥陈。

接到他电话时，我还以为他这是和朋友来北京旅游，如果那样的话，我最多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他们去观光，我去干活儿。一直以来，这是我接待老家来人的“规定动作”。

我在电视台东门见到表哥陈。他来北京，并不是“一拨”，而是只身一人。

他下身牛仔裤泛着油光，上身灰色的对襟中式粗布衣裳空空荡荡，很抗脏的那种灰；胡子拉碴，头发灰白，跟东门电视台接待室里那些忧伤的上访者没有什么差别。我上次见他是两年前，在广西老家，他回来扫墓，西装笔挺，头发光亮，俨然家族里的成功人士。短短两年，他变了模样。我心想，他是来告状的？

没错，他就是来告状的。

一见到我，就握着我的手，问电视台信访接待室里有没有熟人，让我想办法赶紧帮他递材料解决问题。我翻开厚厚的上访材料，密密麻麻，盖有很多人鲜红的手印（手印密密麻麻地盖在告状信上，表哥陈的身后，就站着一支队伍，所以表哥陈，和告状信上密密麻麻盖着手印的邻居，算是中秋节前我接待的两拨人马的第一拨）。那段时间，因为电视台有一个曝光性栏目风靡全国，各地上访者蜂拥而至，自己遭遇的不公都想让电视台干预，使自己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表哥陈来北京的目的跟他们一样：因为旧城改造，整条街都被拆掉了，街坊们对赔偿条件不满意，知道表哥陈有一个表弟在电视台，所以就推举他来京告状。后来我请他吃饭，表哥陈跟我说他已经跟街坊们说了，他们的问题，中秋节的时候，肯定能解决。他身上，有他们凑的份子钱，大概一万块。在东门，表哥陈对我说，如果需要请客吃饭，就尽管请，不要心疼钱。

他们的问题我可解决不了，因为我知道，海量的上访材料，最后成为栏目组选题的，寥寥无几。表哥陈来错地方了。但是看到他饥渴的、放手一搏、志在必得的样子，我就心慌，是因为电视台有他的一位表弟吗？他想得太天真了，在电视台有表弟的人成百上千，如果每个人都能“解决问题”，那电视台就乱套了。我跟他说我们还是按规矩去排队递材料，有没有熟人都一样要排队。我带他到东门旁边的接待室，跟他一起排队，排了很久，才把厚厚的材料交给接待人员。表哥陈多嘴，递材料的那一刻，他指着我对接待人员说，他是我表弟，也在电视台上班。接待人员瞟了我一眼，朝我点点头，这让我无地自容。

晚上我请他吃饭，我们喝燕京啤酒，每人喝了三瓶，他就失控了，在小酒馆，抱着我哭，他太委屈了，白天的饥渴、放手一搏、志在必得完全被希望死马能变成活马的哭号所代替，其实他很清楚他此次来京告状成功的概率，从失控前的言谈中，我知道确实是因为有我这个表弟，稻草一样的存在，才让他动了进京的念头。

我这才明白自己责任重大。

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三瓶啤酒下肚，面对情绪失控的表哥陈，我也变得情绪化起来，我恨自己混得不好，我为什么不是一个手握重权的强人？！如果是那样，谁敢欺负我表哥，我就收拾他。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如果有机会我也可以变成一个狠人呀。再想想无力的自己，唉，变成一个狠人，这辈子恐怕是没有机会了。我突然有片刻的幻觉，似乎某种魔法上身，面对三瓶啤酒下肚就失控哭号醉态尽显的表哥陈，我拍胸脯说，我帮你找人，我帮你找人，争取在中秋节，解决你的问题！

表哥陈停住号啕，整个夜晚，他等的就是我这句话。你要说话算话啊。他说。

我一下子就清醒了。我觉得我闯祸了，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我脑子虚空，身子虚脱，大话说过之后，一般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这事怎么办，我也不认识什么人啊。也就清醒片刻，酒劲又涌上来了，先别管这些吧，我想尽快结束这个夜晚。结束这个夜晚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往死里喝，喝醉了，夜晚就溜过去了。

从第二天开始，我的手机每天都接到表哥陈的电话，上午一个，下午一个，有时上午两个，下午两个，他在催“办事”的进度。

既然说了大话，那些天，我只好厚着脸皮在台里四处找人，结果可想而知。后来，表哥陈干脆不打电话，而是每天都来电视台东门等我，我一下班，他就撵上来，怎么样，有消息了没有？离中秋节没有几天了啊。天天如此，我心烦意乱，就有了怎么样才能躲开他的想法。这个时候，朋友介绍一个“私活儿”，去西部某地拍一个“风光片”，刚好我也想躲我表哥，就答应了，于是，中秋节前的一个星期，我又见了第二拨人。

还是在东门，这一拨人有六七个，领头儿的中年人是个瘦高个儿，西服的垫肩用得太狠，肩膀几乎要起飞——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穿西服，比如说我，比如说他，穿了难免就会产生喜剧效果。中年人跟我握手，介绍他身后的几个人，谁谁谁，谁谁谁，介绍之后，带我到电视台西门对面科技情报所的咖啡厅，边喝咖啡，边商量怎么样去拍“风光片”。

他的老家，西部一个小镇，搞旅游开发，要拍一个十分钟左右的片子。这样的“私活儿”以前我做了好几个，轻车熟路，来回也就四五天时间，不影响台里的工作。没什么废话可说，我一上来就问什么时候出发，有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时候交片子。他们也没有讲很多的废话，一一回应之后，把定金给了，一杯咖啡都没喝完我们就散了。

刚出科技情报所的咖啡厅，表哥陈就在门口堵住我，迫不及待地问，他们答应帮我解决问题啦？我一怔，原来他把我跟这些人商量拍“风光片”的情形当成商量怎么帮他解决问题了。我哪有这么神。他也没问我，他们是些什么人。我说，表哥，我们这是在商量工作上的事。他很失望地哦了一声。我又跟他说，表哥，我要出差几天。我没有在他那件棘手的事情上停留，我是个软弱分子，我只想逃离。我的表哥毫不气馁，他问，你去多少天，是不是中秋节都不回来。我说是。表哥表情落寞了，说，我的事，中秋节解决不了，中秋节以后也可以，我等你。

中秋节前三天，我和摄像“刘欢”跟那个中年人一起坐火车前往目的地。“刘欢”是电视台技术部的工作人员，有一回老家来朋友吃饭，我邀他参加，朋友们一见他，就觉得他像刘欢，纷纷跟他合影。“刘欢”长头发，扎马尾，在台里，我们并不觉得他长得像歌唱家刘欢，因为歌唱家刘欢经常在台里出现，已经深深刻在脑子里了。我那些远方的朋友，隔山隔水，难得来一回北京，一看到长头发、扎马尾的技术员“刘欢”，就扑上去跟他合影，真是距离产生幻觉啊。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刘欢”的真名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年他跟我一起到西部小镇干这个“私活儿”的情形。

我和“刘欢”坐软卧，中年男人和他的“那一拨”坐硬座。由此可见这个摄制组经费有多紧张。从北京到那个西部小镇，坐火车要两天一夜，中年男人只是在该吃饭的时候到软卧车厢来，招呼我们去餐车吃饭。跟那天在科技情报所的咖啡厅不一样，在科技情报所咖啡厅，他畏畏缩缩，不敢多说话，大概是怕我不接这个活儿；在餐车里，他大放光芒，神气活现。他给我们介绍即将见到的山乡景色，如何如何漂亮，如何如何美丽。他还是穿那件肩膀要起飞的西装，时而左肩高耸，时而右肩高耸——他的话如此之多，他的肢体语言如此丰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他的表现，可以用上蹿下跳来形容。开始我们是相信他的，因为北京那两年沙尘暴频频出现，全国人民开始编关于北京污染的段子，从山清水秀的地方来的人，经常在北京人面前展现优越感。可是我们渐渐就有了疑虑，我们到过的地方不可谓不多，见到的美景也数不胜数，都已经麻木了，哪里还有什么景色能把我们镇住？像他这种“自杀性”的推介，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什么叫“自杀性”推介？就是他拍着胸脯打包票，如果他们那里的景色打动不了全国人民，他就从山上跳下来。这就让我产生疑虑，觉得他有点像卖狗皮膏药的江湖术士。看着他兴高采烈的样子，我没有阻止他胡说八道，装着饶有兴味地听着，也没有让他觉察我对他的不信任。就这样我们从北京一路颠簸来到那个西部村镇。

我们在夜晚到达。月色清凉，一排排房子横着、竖着，灯光从窗口和门缝透出来，打在街道上，把街道衬托得格外朦胧。电视机、收音机、大人小孩儿说话的声音若隐若现。这些光影和声音，汇成这个西部小镇最基本的底色——这几乎是被世界遗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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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