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最重要的节日有两个，一是大年，一是元宵节。

正月初一过大年，讲究一个“过”字，强调的是吃喝，是礼数，是规矩。俗话说：“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也说：“山好过，水好过，日月难过。”因为大年只有那么几天，不禁过；而寻常日子却像树叶一样繁多，不好过啊。所以，过大年时的礼数和规矩最多，除夕敬“神”，初一敬人，不能生气，不能拌嘴，不敢摔盘打碗，不敢不敬长辈……这些禁忌与准则，就是平日里过“好光景”的根本遵循——把每一个日子过得像“年”一样平安而快乐，充实而有品质。

正月十五闹元宵，讲究一个“闹”字，强调的是激情，是奔放，是红火。生活里不仅仅只有坚韧不拔的耐受感与庄严神圣的仪式感，还应该有心情舒畅的自在感。正如今年央视春晚一首歌唱的“好运全都来，火力全都开”，因为“火力”与“好运”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我的母亲经常说：“不说不笑，误了青春年少！”因而，要想把平凡的日子过得不平凡，就得像正月十五闹元宵那样，抖擞精神，闹腾起来，红火起来——这样，才能把寻常日子过得有趣儿，有味儿，有劲儿。

我的故乡，是个只有六七百口人的晋北小村庄。在我记忆深处，一年里最来劲儿的就是小村庄里的“闹”元宵。那时，村里还没有电视机，偶尔看场电影都是露天放映，也只有“看客”的份儿，没有参与的份儿。但是，每年到了正月十五，就能看到村里的长辈们“闹红火”，家里的亲人们，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小小的我也就有了一份亲临其境、躬逢其盛的参与感和自豪感。

“闹红火”的主要节目是“踢土摊”“登高跷”“放花灯”“划旱船”等。其中，“踢土摊”最具本地特色，由两支身穿着古装的队伍组成，锣鼓响起，两支队伍在村中心戏楼下面的土摊前并排走来。第一排两人是“头对鼓子”，头上戴着两只长长的野雉翎，端着戏台上武生的步子，抬手起步，顾盼生姿，突然嗷嗷地大喊几声，啪啪地踢几个飞脚，赢得乡亲们喝彩连连。然后两支队伍围着两个用大炭垒砌的“大旺火”快速行进，“头对鼓子”“二对鼓子”“三对鼓子”……以及各自摇着扇子伴舞的“拉花的”，喊着，踢着（飞脚），扭着，唱着，迤逦穿行……这时候，大家伙儿最期待的，是扮丑角的“愣二小”出现。

村里的这一“历史名角”，大多时候由我的五大爷来扮演。五大爷平时不苟言笑，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庄稼汉，只有每年正月十五“闹红火”的时候，才光芒四射，大放异彩！正月十五那天，五大爷早早地把五大娘的黑栽绒帽子和小笤帚藏起来，深藏不露，蓄势待发。当“踢土摊”的节目进行到中间时段，突然一声锐唱高入云端，那是纯粹的清唱，五大爷抹着“愣二小”的黑白红大花脸，戴着五大娘的黑栽绒帽子，手里摇着小笤帚，扭进场子中心，高唱着“睡觉睡当炕，朝天一炷香”的酸曲儿，一边浪扭，一边豪唱，五大爷那天生一副好嗓子，以及激情投入的本真表演，博得乡亲们潮水般的掌声和呐喊助威声，把“踢土摊”“闹红火”引向高潮！为此，我在整个童年时期，充满了对最酷的“愣二小”五大爷十二分敬慕！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或上元灯节。上元，含有新的一年第一次月圆之意。自古以来，闹元宵重心在一个“闹”字。譬如，唐代是实行宵禁的，只有上元节“放夜”三天，故诗人崔液有诗：“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不“闹”岂能甘心。到了宋代，张灯由三夜到五夜不等，景象也更为繁华热闹，故女诗人朱淑真《元夜》诗云：“火树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闹”的是恣意开心。到了明代，规定从正月初八上灯，到十七落灯，连张十夜。这种风俗一直传承到今天。

我童年时常听老人们说：“上八不见参星，下八不见红灯。”说的就是正月初八上灯，灯光掩过了星辰；正月十七落灯，十八看不见红灯。俗话还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如果说，正月十五闹元宵，是人在“闹红火”，那么，“正月十五雪打灯”，则是“老天爷”在“闹丰收”，或者说，老百姓盼望“老天爷”福佑苍生，瑞雪兆丰，赐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