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好几天，他都梦见了同一株树。一株需要数人合抱的大树，像泰山一样稳稳地压在地平线上，叫人想起人类祖父的形象。但即便是梦中，他也清楚，那不是一株真实的树，而是抽象的树、艺术化的树，虬曲苍劲的树干上布满大江大河一样的沟壑，葳蕤的枝叶间缀满金灿灿的星星。

醒来，他以为是日有所读，夜有所梦。那时，他正在研读一位前辈非驴非马的文章，而这位前辈恰好写到了两株大树：巴黎银匠纪尧姆·布谢制造的银树，项圣谟《大树风号图》中的大树。但某一个瞬间，一幅画像一尾闪烁着银光的鱼，倏然跃出脑海。他猛拍大腿：我是实实在在见过这株大树的。

去岁盛夏，为了寻找刘勰的踪迹，他从南京一路北上，到了山东日照境内。《梁书·刘勰传》里说，刘勰是“东莞莒人”。此东莞非彼东莞，建安初，北魏设置东莞郡，治于今山东莒县。不承想，最先与他打照面，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那株与人类的祖父形象颇为神似的大树。

那是在莒州博物馆。他甫一迈进博物馆的大门，便被一幅巨大的紫铜浮雕壁画给镇住，吸引住了。尤其是那一株大树。艺术家把它放在了壁画中最关键的位置——整幅画的根部或者说主干部分。从他站着的角度望过去，好像整幅壁画的重心都落在了这株大树上，也好像整幅壁画都是从这株大树上生长出来的。不可想象，如果没有这株大树，这幅壁画还能不能撑起来。

那是一株根系庞杂错综、羽盖葳蕤如云的大树。圆形果实像宝石一样，镶嵌于扇形叶子间。用不着多加揣测，只看了一眼，他就知道，那是一株银杏树。

这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更像某种隐喻。因在那幅壁画上，银杏树的树冠尚能拂及的右侧，是一间石室的截面，上书“校经楼”三字。楼里，一个高束发冠、面目沉静、手持狼毫的学者，正昂然坐于案前。那便是刘勰。

更没想到的是，莒州博物馆里设有“刘勰纪念馆”，而刘勰就端坐在纪念馆的入口处。是的，刘勰衣冠整洁地端坐在那儿，左手握卷，右手持笔，正沉思书写着什么，眉宇间是一股沉毅笃定之气。

他站定在纪念馆门口，盯着刘勰的胡子看，思想却在跑马。

在他眼里，能够写出《文心雕龙》这等巨著的人，应该是一个神一般的男子。实际上呢？刘勰幼年丧父，家世寒微，继之又遭母丧，不得已投靠钟山定林寺，“依沙门僧祐”，终生未娶；待潜心完成《文心雕龙》，却“未为时流所称”，不得已假扮书商，拦住文坛领袖沈约的座驾，毛遂自荐。好在沈约识货，不然此番递“投名状”，也是枉费工夫。由于沈约“大重之”，《文心雕龙》的命运自此改变，刘勰也得以离寺出仕。而这一年，刘勰已经37岁了。此后，刘勰虽然也出任过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等职，但最后又奉敕入定林寺撰经。作为一个怀抱“纬军国”“任栋梁”鸿鹄之志的人，刘勰的政治抱负未能实现。

这是难以言述的一生。某种意义上，《文心雕龙》就像是刘勰抱在怀里的一块敲门砖，仕途之门被敲开了，且有了一番作为，最终却又奉敕回到原点。这是刘勰不得不面对的命运。但深有意味的是，我们最终记住刘勰，不是他曾被帝王家器重，也不是他任县令时留下的“清绩”，而是他得以进入仕途的那块敲门砖——《文心雕龙》。这种戏剧性，在中国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身上都有体现。

可他想，刘勰也的确堪称神一般的男子。刘勰在37岁就已完成《文心雕龙》这本文学批评巨著的写作，这让同时代的人和后世学者都难以望其项背。要知道，刘勰写《文心雕龙》时，唯《毛诗序》《典论》等极少的学术著作具有参考价值，而且他也不曾攻读一个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可无论是在体例上，还是写作方法上，这本“首揭文体之尊”的文学批评著作，都具有开创之功。更重要的是，刘勰在这本著作里创建了一套严密的文艺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心雕龙》是当之无愧的一株大树，第一等的大树。任你前边后边左边右边的树怎么疯长，都不可能压住它的光芒。他这么想的时候，日照的朋友正指着墙壁上的一张照片，对他们说：“我们现在就去看这株银杏。”没错，照片上是一株巨大的银杏。金片似的叶子，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这株银杏生长在城西二十里处的浮来山，生长在定林寺的院子里。而“校经楼”，便在定林寺。不用说，它便是那株在壁画中起支撑作用的银杏的原型了。

果真是一株大树。尚未踏进定林寺的山门，他就看见了那株大树。满树绿色的云朵，那是它铺天盖地的枝叶。如果不知情，难免以为那是一窝繁茂的树丛。他其实是见过不少大树的，在岳麓书院的庭院里，在正定寺的院子里，在哀牢山中，在大渡河边，但他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银杏树。

不愧是天下第一银杏。浓密的树荫里立着几块石碑，其中一块题刻着清代顺治年间莒州太守陈全国的诗文。太守这样介绍：“浮来山银杏树一株，相传鲁公莒子会盟处，盖至今三千余年。树叶扶苏，繁荫数亩，自干至枝并无枯朽，可为奇观。”太守合理地推断了银杏树的年龄，也提到了它作为历史见证者的身份。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是春秋时的一件大事。鲁莒会盟之后，两国及周边国家一直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关系，莒国的地位也得到显著提升。正因为如此，邻国的贵族乃至国君，往往把莒国当成理想的避难之所。小白、谭子、庆父等春秋时期不可等闲视之的历史人物，就曾先后从自己的国家出奔莒国。

这是一株见证过漫长历史的大树。历史的风雨，自其枝叶间哗哗落下，而它仍旧我自岿然不动。看着眼前的这株大树，看着挂在大树枝头的累累果实，他不禁想到那位前辈在文章里描写项圣谟的大树的那段话：“那是劫火之后依然矗立的、再无可疑之后的大树。天地茫茫，唯这树在、人在。你说不清那是什么，但是你知道，那必是最后的信、是天地之大信。”

是的，这株大树，也是最后的信，是天地之大信。这样的大树，叫人见贤思齐，叫人想起齐鲁之地的孔子，想起历史上那些泽被后世的文化巨人。

绕过这株大信之树，来到定林寺中院，沿着藤蔓如虬龙般朴拙粗大而又茂密葱茏的紫藤花架往前走，抬头便看到了“校经楼”，一幢高为两层的明清砖石建筑。据说这是刘勰晚年遁迹校经藏书之处。“校经楼”三字为郭沫若先生1962年为纪念《文心雕龙》成书1460年题写。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定林寺的山门上才挂着一块“刘勰故居”的牌子。但他对故居之说心存疑惑。

根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奉敕再入定林寺撰经十余年后，“未期而卒”。此定林寺一定是位于南京钟山的定林寺。刘勰是何时跑到浮来山的？他记得，他在刘勰纪念馆见过这样一段介绍文字：“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建（北）定林寺”。而北定林寺，始建于东晋，何来刘勰创建之说？

这真是一桩难以裁决的历史公案。他想。不管怎样，这都可以见到莒人对刘勰的深厚感情。这大约也是半个世纪前，郭沫若先生答应为这幢建筑题写“校经楼”匾额的原因。作为学识过人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郭先生不可能不清楚，晚年的刘勰到底有没有到浮来寻根问祖，来定林寺校经。

校经楼前的院子里植有一株柏树，还有几株枝干虬曲如龙头的国槐，左侧的围墙上架着一瀑开得正紧的凌霄花。站定在楼前，不需要抬头，就可以看到那株大信般的银杏。它繁茂的枝叶，就像那幅壁画所呈现的一样，拂及校经楼、大半个定林寺乃至齐鲁之地。这里真是一个适合藏书与读书的地方。

离开前，他注意到身穿蓝格子衬衣的散文名家夏立君先生，长久地伫立于校经楼前沉思。望着夏先生清瘦的背影，他没敢上前打扰。这位在《时间的压力》一书中，与屈原、李斯、司马迁、曹操、陶渊明、李白等诸多古人推心置腹的日照作家，估计正隔着一千多年的时空，与他的乡贤刘勰对话吧。

或许每个作家的心里，都立着一株参天大树。这株大树，可能是一位像刘勰这样胸藏名山的前辈作家，也可能是一部像《文心雕龙》这样世代流传的著作。

这么想的时候，他相信了刘勰晚年确实是来过此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