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于科学，求助于机械，是人类的本能，水车为此成为人类最古老的设备之一。在跟大自然的斗争中，人们总是会想问天。

在我家乡的村子里，米变成粉，可以用屋檐下的碾盘，但谷变成米，就得挑到外头的村子里了。我第一次挑谷子去碾米，是到小镇东头的一个山坳里。在那座石头的房子里，我对电力带动的碾米机兴趣不大，何况它在哒哒的轰鸣中经常跳脱皮带，让久等的人们叹息。在等待的时间里，我转到了旁边的屋子，那里有一架庞大的水车。它安静地待在沟渠边，清澈的溪水被拦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水车这种雄伟的装置，虽然它显得有些老相和呆笨。后来，我们自己村子里建起了抽水房，而且同时安装了碾米机。即便这样，我在梅江边终究没有看到《古船》里写到的那种水力大碾房。

仿佛思而不得的爱情，对水车的衷肠始终伴随着我。1987年，我来到小城西边的一座师范学校读书，开始爱上了诗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舒婷在诗中制造的磅礴排比，至今深深地感动着我，特别是诗中“破旧的老水车”。只是我青春年少不大理解，为什么说祖国般的水车或水车般的祖国，“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或者说为什么没有换上一架崭新的水车。

1990年，我回到了梅江边工作。村子里的条件并没有改善，碾盘是手推的，浇灌还是依靠大池塘。电力正在替换水车，柴油机安装在板车里，可以碾米甚至打米果，早就可以自由走动进村入户了。但就在这个蓬勃的年代，我们的小镇仍然要用到水车。小镇的电力不足，每到冬天的枯水期，居民家的电灯像睡眠不足的眼里的血丝，暗淡无光。柴油那时还不是廉价的商品，于是小镇东头山坳里的石头房子，仍然传来轰鸣的声音。那是油茶下山之后大地久远的心跳。当年学校里可以开展勤工俭学，项目就是让孩子们放假到山上捡拾茶籽。一包包茶籽从梅江两岸来到学校的操场，晾晒之后被送往山坳的水车边。那些日子里，我和同事轮流到碾房里看守。当时我正在阅读《四书集注》和《唐诗三百首》，我至今记得那些经典，在水车轰鸣的声音中安静而美好，包括为之触动的铜驼之叹。

纸上的水车，就像现实的水车一样吸引着我。2005年进城工作之后，我带着纸和笔穿行在城乡大地上，水车几乎在我眼里绝迹了。村庄不需要水车，电力制造了新的神明。我倒是每每在书中看到水车的身影。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反复捧起小城的史料，研究苏区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小城的红色文化跟客家文化水乳交融，而我往往以自己的喜好，指认那些最为生动的细节。比如与水相关的民生，小城最生动的故事当然是领袖开挖的红井。但我却固执地喜欢上了另一个水车传说：领袖为乡亲们车水润田。一位画家把这个故事搬到了纸上，我久久地欣赏苏区的水车，在生动的丹青中复活吱呀的水车声。

我惊讶地发现，尽管梅江边一样频繁地遇到干旱，但我并没有看过这种灌溉的水车。它没有巨大的圆轮，倒像是一架攀登的梯子。我在外地的农具展馆里倒是频繁看过。这种水车像极了教科书上恐龙的骨架。这种水车仍然需要人力，只是踩踏水车远比扬起戽桶轻松。更让我惊讶的是，苏区时期的水车还参加了兵工厂的活儿。史料上记载，就在我家乡邻近的乡村，大山中隐藏着一座规模巨大的兵工厂。为了帮助机械生产，中央还特意从上海派来了工人。就在这座兵工厂里，由于柴油汽油的紧缺甚至根本就弄不到，大量的机床陷入瘫痪，直到工人师傅们找到水车帮助。水车，就这样加入了战争的链条，不断制造简陋的枪弹，交给为保卫苏维埃而战的人们。仔细研读这段历史，已经是21世纪。我在百度上寻找着水车的身影，特别是那些兵工厂的水车，让我感到格外的亲切。

历史在传承中无可逆转地嬗变着。那座传说中的兵工厂，还种下了一片油茶林。而这片油茶林，成为县里一个产业的起始之地。我曾经跟踪过一家油茶企业的成长，看着它在绿野中刮起一股旋风。规模化种植带来机器的革新，鲜果剥壳和水媒法提取，动词的变换对应着科技的脚步。水车自然在群山之中无法立足。有几年时间，我反复走进这座工业园里的企业，亲历它的挫折与成功，在深夜里与那些年轻的创业者一起描绘蓝图。我最后一次在新闻稿中提到它，是一项破乳的技术攻关。按企业的说法，他们找到了最纯净的山茶油。而在琳琅满目的管网世界里，我隐隐看到古老的水车露出欣慰的笑意。我想把那些自主研发的装置，那群精致的设备叫做钢铁水车，虽然这是人们不可能采用的笨拙的命名。

更让我惊讶的，还是木头水车的转世和复活。记得是2011年，我到赣州五龙客家风情园参加一场文学的聚会。我在屋围的旁边发现了水车。这当然只是一道景观。记得那天早上散步我反复围着水车走动，感叹着人世沧桑。我以为水车将在大地消逝，就像无数正在消逝的农耕文明。我由此知道人类走向强盛的时候，会像艺术家一样习惯地纪念过往的时光，留下时代的胎记。但我以为景观的水车只适宜于公园。直到十年之后，我在田野边看到它新鲜的面孔，才知道水车正在成为时代的某种隐喻。在吉安万安参加采风活动，连绵的油菜花边，我突然看到了一架水车。它成为乡村振兴的符号，并不高大，仿佛匹配细小的溪流。人们在宽阔的油菜花海中徜徉，而我掏出手机频频拍下这尊亲爱的水车，至今成为我一部书稿的封面。而在另一个叫小东的村子，原始的油坊得到保护，溪边的水车已经修复。古老的水车，比那些突然涌现的墙绘更加吸引我。它沉静的面孔在青山绿水间无比漂亮。

但我担心这些人间的造景或许正在远离人们的生活，缺少实际的意义。当然，乡村大地何尝不需要这些景观，就像新建的民居，鲜花成为平常的景致。我隐隐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正在宇宙中显形。我曾在梅江边的一个村子里驻守四年。我深知这种力量的来源和风貌。在驻村的日子里，我经常在散步时登上山岭，回望北边的梅江和正在更新的村庄。而这时，我听到山岭里飘荡着生动的水声。这就是赣南深山中平常的瀑布群。高岭制造的落差，就像乡村正在经历的复兴，摆脱贫穷的努力产生深长而持久的势能。我知道《中国在梁庄》里的乡村风貌正在改变，正如写了该书的作家又重新创作了《梁庄十年》。

回城之后，我用一本纪实散文描述了这种时代的势能。在深长的追忆中，我固执地想象着：就在我驻守的村子里应该有一架水车。它在岁月中转山转水，转动乡村的命动。哪怕是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按住了岁月，这架水车仍然在流水中生生不息。是的，这是一架看不见的水车。它就像银河系中让地球公转和自转的手指，你无法看到，但可以感知。我为此把一切感叹和期冀推向这个岁月的圆心，把梅江边熟悉的乡亲当作辐辏的木条，让古老的水车接通历史。我看到历史与现实正像水车一样，层层相因反复滚动，最终融合到一起。纸上的水车，生活中见过的水车，农家乐里的水车，在分化聚合中成为一部“水车简史”，仿佛在完成一次艺术的超越。

（作者系江西省赣州市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