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雪色，岁岁春节。

一直干旱无雪的北京，终于在除夕晚上飘了一阵小雪花，象征性地宣告雪姑娘来了。

初一起大早，从高层窗户向外望去，太阳还在薄云里躁动，寂静无风。下面的几处房顶上，东一鳞西一爪，静静留着一小片一小片雪姑娘的脚迹，给节日平添了肃穆的妆容。

记得是在前年，一文友写了篇散文，叙述他的家乡晋东南，年年从冬至这天开始，乡亲们便为春节忙活起来。各种习俗、民俗，各种规矩、讲究，也都像雪地上的小兽一样活跃起来，五花八门，鲜艳得像丰收的菜园般，红彤彤的是辣椒，绿莹莹的是青菜。文章是佳作，但原来的题目是“说春节”，直白且大众化，我嫌太普通，遂给改成“春节从冬至开始”。我一直为此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的修改收获了画龙点睛之妙。

可是今年春节前，我对这句话忽然有点二乎了，对天下人的春节都能这么概括吗？

我想起了自己当青工时过的春节。

那时我十六七岁，已经在北京某著名电子大厂上班，也即是成年人阵仗里面的一员了，不像今天十六七岁的中学生，还都是父母眼中的孩子。我的师傅们当时也就三十三四岁，都有了丈夫和孩子，在我眼里，她们更是像六月里黄澄澄的麦子一样，名副其实是成熟的社会人了。

我们是个小班组，除了我和另一位小青工，还有12位师傅，都是女的，基本上是初中毕业生，还有一位高中毕业，在当年就算是高学历工人了。她们都是1956年和1958年进厂的，年龄刚好是我们这些1970年进厂的小青工的两倍，一个个正处于风华正茂的人生阶段，带着小青工亦师亦大姐，我们跟她们说话都尊称“您”。那时我们家的情况是，父亲在江西五七干校锻炼，母亲在北京郊区农村下放，哥哥姐姐在山西、陕西任职知青，北京城里就我一人留守。吃饭不成问题，我从小学起就学会做饭了，包子、饺子、面条、烙饼都会做，但我懒，好在也不馋，平时吃工厂食堂，周日凑合。好几位师傅就叫我去她们家吃饭，我哪儿好意思啊，那时师傅们才挣40多块钱，上养老下哺小，家家的日子都像老人的手一样皱巴。

君子远庖厨，懒虫不起灶。当时我最缺乏的不是吃，而是家教和社会经验，师傅们恰好弥补了这个缺。比如“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就是徐师傅讲给我的，意思就是说，假若头年八月十五中秋节晚上是阴天，月亮上的嫦娥和玉兔都没出来露面，那么下一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就一定会下雪。把我听愣了，心驰神往，恨不得立即飞到元宵节去验证一番。

就此，我的春节之旅就开启了。

而我师傅们的春节，大抵是从10月份开始的。由于从10月到春节之间再没有节日假期了，所以师傅们往往从彼时起，就开始言谈起春节的话题，盘算着春节的年货怎么筹备，老人孩子的新衣怎么添置，家里的棉被怎么增补，窗户纸买哪种的比较耐用和美观（那时大多数人还住平房，窗户不都是玻璃的，还有用棉纸糊的），门联请谁去写……嘴快的已经在请教别人，手快的更是已把本月的点心票、油票、鱼票、肉票换成春节那个月的了。

我也在师傅们的指点下行动起来。因为春节里，父母哥姐都会回北京过年。

我们家不是老北京，父母都是随他们的父辈来北京定居的，来北京后基本上就没离开过学校，所以他们对真正的老北京风俗，对老北京的四合院文化，对老北京百姓的生活、语言、喜怒哀乐并不了解。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一直住在协和医院宿舍大院里，那里的语言体系与胡同里四合院居民的完全不同，说的基本都是报纸上、广播上和学校里教的“正统话”。比如，若大人问小孩子“将来长大以后，想当医生还是工程师”，孩子们的回答，一般都会是“党让干啥就干啥”“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在我进工厂之前，我以为全中国、满北京的人，都是如此生活着呢。

进了工厂以后，我师傅们说的话，却是另一套话语体系。比如关于春节，各位师傅讲得如天女散花，把我惊得一愣一愣的。像“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首。三十团圆闹一宿。”那时的我，头上还梳着两条过肩膀的辫子，真是一张纯洁无瑕的白纸，竟然还傻乎乎地问：“为什么杀公鸡呀？不能杀母鸡吗？……”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屋里只有我和关师傅，这位号称“万事通”的师傅一推眼镜，给我讲起一些闻所未闻的老北京风俗。比如说大年三十除夕夜，要把家里的坏鞋扔出去，谐音“驱邪”；大年初一不扫地，不倒垃圾，不洗衣服，以免破了财气；立春这天要吃春饼，而且要卷成一个直筒，从上到下吃完，这一年就会有始有终，风调雨顺……

这些“冷知识”，对我来说，就像在阳关大道走着走着，突然出现了旁门左道，令我不知所措。在我们那个革命家庭，从小到大，父母的口里从未有过这样的奇谈怪论，连邻居家也没有，所以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很美丽。关师傅见此，赶紧涩笑了一声，加上一句“革命大批判”的后缀：“嗨，这些北京老话，现在都属于封建迷信，今天不但没人信了，还要破四旧，过革命化春节……”

然而革命化春节是什么样的，怎么过，谁也说不清楚。有人提出取消节日的三天假，加班加点在工作岗位上过春节，幸好国家没有采纳，终归还是依照老例放假三天。肉还是在卖，鱼还是在卖，尽管要用票证买，排大队。但春节就是好，给全北京市民加供了半斤花生、三两瓜子。二十三过小年时，糖瓜儿也还有卖的，一个个乒乓球大小，小灯笼般的艺术造型，真惹得人心里痒痒的。而更大众化、价钱更亲民的，是被俗称为“关东糖”的麦芽糖，它们呈棍状，有大人的中指粗细，两三寸长，在小年这天，家家孩子都会举着一根两根的。女孩儿一般都会吮着吃，多甜上一会儿；性急的男孩儿“咔咔”几下嚼个嘎嘣脆，然后就疯跑去了。

过了小年，我的师傅们话就多了起来。互相通报着哪家肉铺的肉新鲜，哪家纸店的红纸又结实又便宜，于是大家伙儿就相约着星期日一起去看看。到了下周一，师傅们有的兴高采烈，有的唉声叹气，报告着自家昨天采购的种种情况，像反刍的牛儿们一样，细细咀嚼着每个细节，继续享受着精神上的愉悦。

奇异的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腊月二十八九的时候，车间里最漂亮的一个女青工来我们班组送信儿。她瞪着好看的杏核眼，传递的消息是：“你们不知道现在什么最难买吧？告诉你们吧，是豆腐干、素什锦，得早晨五六点钟就去排队……”不知道为什么，几十年都过去了，经过了千山万水，踏过了大江南北乃至世界上十多个国家，岁月迢迢，世事渺渺，但这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话，却一直躺在我的记忆里，梦着。

关于工厂春节的点点滴滴，我最美好、最温馨、最神圣的记忆，还要数大年初一的正日子。这一天，师傅们三五成群，到各位亲密的工友家拜年，这是一年之中最不可或缺的礼仪，连我这个小青工的家也不落下。一般进门后，先向家里的长辈问好，拜个吉祥年，然后象征性地吃一把花生瓜子儿，那是家家主人早已摆在桌子上的。唠几句家常话，我父母真诚地向师傅们表达感谢，并请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对我严格要求，该批评就批评，有错误就纠正……哈，又是我们革命家庭的话语体系。我在一旁直冒汗，师傅们礼貌地听完，鸡啄米似的点点头，然后起身告辞，赶去下一家，我也赶紧穿衣戴帽，加入拜年的行列中……

可惜，后来我离开了工厂，失去了这份暖心的待遇。更可惜的是，有了电话、网络、手机后，上门拜年的北京“老礼儿”，便由它们代劳了。那些摆在桌上的花生、瓜子儿和红红绿绿的糖块儿，也被冷落得像李清照笔下的寂寞愁绪，蒙上了一层凄凄惨惨戚戚的惆怅。这是时代的大势所趋吗？我说未必，山不转水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不定在某一年的春节，伴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拜年的人流又会红红火火，在京城涌动起一条条巨龙！

因为，我们的春节，从虞舜时期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