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散文家、学者、新闻理论家和科普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国家林草局科普首席学者。曾任《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有《新闻四部曲》、散文集《觅渡》《洗尘》《树梢上的中国》、 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曾获赵树理文学奖、鲁迅杂文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全国好新闻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先后有《晋祠》《壶口瀑布》《夏感》《青山不老》《把栏杆拍遍》等60多篇次的文章入选大、中、小学教材。获人民教育出版社“连续四十年入选中小学教材纪念奖”。

土 炕

梁 衡

不懂得土炕就不懂得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至少不懂得中国北方的农村和农民。而没有亲身睡过几年土炕的人，很难感受到这块黄土地和农民心头细微的振动。

我在土炕上出生并度过了童年，八岁进城就再不睡土炕了。没想到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塞外河套，又睡了六年土炕。这好像是要特意唤醒我对土炕的记忆，激活我身上的土炕基因。我一直认为人生有两个童年。一个是自然人的童年，主要是身体的成长，大约六年。一个是社会人的童年，主要是从学校毕业后走向社会，学习独立生活，也是六年。就是说我的两个童年都是在土炕上度过的。

一、炕上冷暖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是热血沸腾写了决心书，自愿到边疆去的。有一种“男儿带吴钩”“青山埋忠骨”舍身报国勇上前线的味道。1968年12月4日宣布分配方案，要求立即离校，三日报到。我在京上学离家已经五年，只要求回家看一眼老人，结果只准了十天假。我老老实实在家只待了九天，便来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临河县。谁知当地正一片混乱，政府瘫痪，前来报到的应届生就我一人。一腔热血顿时冰凉。

临河是靠近黄河的一个小县，城中只有一条碎砖铺成的东西街，十分钟就可以走完。招待所在街的最西头，一院清冷。迎接我的是屋里的一盘冷炕。十二月底数九寒天，几簸箕煤的微火怎暖得身下的三尺冻土？况且孤身一人，这次第怎一个“冷”字了得。就这样我苦挨了一个月才等齐了七八个大学生和十几个中专生，然后被送到一个村子里插队劳动。又是一盘冷炕，上面睡着我们四个男生。虽来自不同学校，现在却都是同炕师兄弟了，上海来的年龄最大算是大师兄，呼和浩特来的两个是老二、老三，我排老四。而四个女生则被安排在后面一个农户家里。这间寒屋已久没有人住，风吹雪埋，尘网如织，又正是塞上的隆冬季节，突然住进几个人来，不是这房子给我们避寒，反倒是靠我们的体温和哈出来的热气来给这个寒窑暖身。一盘冷炕，占据了半间房，我们吃饭睡觉看书，全都在炕上。当地房子的结构是黄土地上起梁，上面搭椽，椽上铺红柳编成的篱笆（俗称笆子）代替瓦，并无顶棚，红柳笆子裸露着，蜘蛛虫蛇之类都可借宿其上与人同居，不过现在是冬天，还暂无此虞。为了御寒，我从供销社用军用水壶打回一壶酒，直接挂在椽子上。房子不高，每天早晨起身，头就碰着水壶，就顺便仰头喝一口酒，暖暖身子，再哆嗦着下炕生火。

本就是隆冬季节，滴水成冰，地里根本没有一点农活，何苦把我们这些人急匆匆地招来呢？“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贫下中农们”这时都正猫在自己家里的热炕头上抽旱烟，说闲话，抱孙子。人家还奇怪，大冬天里都快过年了，怎么来了这么一群洋学生要帮他们种地。就是种地也得赶个季节呀？幸亏我们是自带工资，白干活不要工分，与农民没有什么矛盾。这个离家、离校的第一个冬季，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躺在冷炕上无事可干，只剩了一个“想”字：想家，想学校，想未来的前途。正是岑参边塞诗里说的“万里乡为梦，三边月作愁”。

想前途，最想是婚姻，难道真要在这里终身打光棍？

这时我们四人都还没有对象。在校时集体生活很快活，还不觉得有什么，来这里一下就感到，最缺的是要有一个老婆实实在在过日子，什么“爱情”二字，一页翻过。我因上学比正常人早两年，年龄最小，他们三人都大我三四岁，就更加急迫。而后院的那四个女生倒是比我们早解风情，各人身后都已有一根风筝线，现在正忙着给城里的情人写信呢（但也早不是情书，而是诉苦）。窗外满天飞雪，风狂沙舞，我们四个人仰躺在炕上，双手反插在头后，望着顶棚上那些裸露着的红柳笆子，身子在凉炕，心却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才知道，什么小说、电影、歌曲里的爱情，都是虚幻美化了的肥皂泡，尘世间又有几双鸳鸯，几对梁祝？在学校时异性如云，同桌听课，并肩而行，都未想到找个对象，现在来到这荒野边村，西风凄紧，大漠黄沙，何处觅知音？

不用说知音，现在只要有一个能搭伴过日子的女人就行。四人中大师兄的年龄最大，而偏偏他又出身不好，父亲曾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湖南人。那个年代，只这一条就决定了他很难找到合适对象。偏偏他又是多才多艺之人，两个哥哥也都在专业文工团，他的嗓音高亢甜润，唱歌极好听。在县招待所等待分配期间，闲来无事，就偶然引吭高歌一曲内蒙古名曲《高高的兴安岭》《骑马挎枪走天下》《赞歌》等，瞬间窗户外就爬满了人。问：“何人唱歌？”答：“一个姓胡的。”众人就说：“胡松华啥时候到咱县里来了？”他真与胡松华不分高下，只输在没有一个好出身。他从上海来还不忘随身带了一把二胡，那琴声响起也能沉鱼落雁。我也从北京带来一支竹笛。那天我们四人躺在冷炕上说了些无聊的话，一直说到再无话可说，他就起身从墙上摘下胡琴，“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我说：“《赛马》（草原题材的二胡名曲）？”他说：“不，今天《草原之夜》”。于是曲随心生，如泣如诉，凄婉的乐曲回荡在塞外寒冷的夜空。众人叩炕沿而和之。“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最伤心处，是那句：“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后来我们四人中最先忍不住的是二师兄，借用春节几天，到千里外的贵州舅舅家去探亲，“闪恋”了一个女工，把自己“嫁”到了贵州。50年后我去贵州，他已是儿女成行，本人也已从一个中学校长岗位上退休。

想前途，最想是工作，不知分配待何时。

我们四个人，一个学档案，本来该是去故宫或中央档案馆里干活儿；一个学生物，该到哪个实验室里去；一个学化工，该去化工厂；一个学建筑之暖通，该去城里盖大楼。但现在都一起被摆平在塞外的这个冷炕上。档案都已经转了下来，就算劳动结束也逃不出这个小县了。举目四望，哪有对口的单位？“长亭连短亭，何处是归程？”更让我们看不懂的是这种分配规则或者是社会法则。我是因为出身好，又自动报名，这是嘉许式的分配；大师兄是因为出身不好，明显是惩罚式的分配；还有的是因为得罪了老师，报复式的分配；等等。这使我联想到“文革”中的“牛棚”，里面同时关的有资本家、旧军官，也有共产党的“当权派”。现在我们则不管你是鲤鱼还是草鱼都一起被捞来平躺着冷冻在这条土炕上。更有怪者，我们已到县的学生中有的以“下厂锻炼”为名，而逃离了农村劳动。而我们这些北京、上海远道而来的支边学生举目无亲，没有什么关系，就顺理成章落在最基层了。哪怕你曾是天蓬元帅，既然下凡也只能当个猪八戒了。而后院里那几个女生，也许当初是嫦娥，现在也都成了烧火丫头。想起在学校里“东风吹，战鼓擂”，何等的天真豪迈，这才几天就北风吼，黄沙飞，冷炕侍候。我不觉想起了辛弃疾的词《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就在心中哦吟着：

少年不识愁滋味，心比天高。心比天高，投身边塞建功劳。

而今识的愁滋味。心如水浇。心如水浇，一盘冷炕与冷灶。

当时全国正处极左高潮，知青下乡，大学生充边，《人民日报》上还发表了甘肃的典型，城里居民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真是乾坤颠倒，前程不明。我们下来时县里谈话说“你们的工资先发着，以后还发不发等‘九大’之后看政策再说”。言下之意，公职身份也难保。身着冷炕，心悬半空。莫非真的要没了媳妇又折了前程？进入社会的第一个冬季，我们就这样在冷炕上辗转反侧，冷得你身寒心颤，忐忑不定。

这个冷炕真正有了一点热气是临近春节时，房东需要做年食，他家一个灶火不够用，借我们的灶煮肉、蒸馍、炸油糕。当地俗语“牛头不烂，多费柴炭”，把这个冷炕狠狠地烧了几天，才透过了热气。还有一件小事，房东李大爷突然在身子的隐私处得了一个怪病——睾丸炎。那个东西肿得水明透亮得像个猪尿脬。他家里又没男丁，只有一个闺女侍候不便。我们几个男生就用小毛驴车把他送到公社卫生院，陪着住了几天。而卫生院里唯一的一个正规医生齐大夫是比我们早分配一年来的大学生，逃过了下乡劳动一劫。不管哪里来的大学生，现在同是塞上沦落人，平时我们关系就很好。这次他爱屋及乌，及到了我们的房东，对病人格外关照。李大爷康复出院后就给我们提来了一条羊腿，表示感谢。还借着吃年饭在炕桌上摆了一席。当地最好的年饭是油糕羊肉汤，一碗下去浑身冒汗。这大爷虽没有多少文化，但是知书达理，通于世故。那些历史故事、评书演义，肚子里也装了不少。一杯酒下肚，便掏出了心窝子话。他说：“娃们，我看你们总是提不起气。俺们这个地方是苦一点，但你们是公家人，迟早待不住的。再说了，公家人由公家做主，个人说了也不算。有一句话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挑上就走。那昭君是个皇帝的公主吧？把她嫁到塞外她也得走，不是还跟人家匈奴单于生了几个孩子吗？”说得我们哈哈大笑。这下我们彻底认了命，就知道我们都是些已经出了塞的王昭君，还妄想再过什么宫里的生活？既来之则安之，就知足吧。

开春后天气慢慢变暖，我们也渐渐习惯了边地的生活。于是白天劳动，晚上又重新收拾起书包，再当读书郎，只是不上学堂而是上土炕。来时各人都带了些书，又不断向家里要了些书。还有邻村的知青，因各种家庭背景带来的各色杂书。大家交换着读，又沉浸在书海中。读书可以治病，一点不假。文学永远是穷困潦倒时最好的兴奋剂，而诗歌更是强心针。一本《朗诵诗选》被我们翻烂了，背熟了，我几乎手抄了一遍。大家在炕头上大声朗读着，好像是要和窗外的北风较劲儿。说老实话，于心情苍凉之时这有点儿夜过坟场吹口哨，是给自己壮胆，尽找那些豪迈的句子大声地念。印象最深的有郭小川的《祝酒歌》：

三伏天下雨哟，

雷对雷；

朱仙镇交战哟，

锤对锤；

今儿晚上哟，

咱们杯对杯。

有张万舒的《黄山松》。

好，黄山松，我大声为你叫好，

谁有你挺得硬，扎得稳，站得高；

九千里雷霆，八千里风暴，

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

要站就站上云头，

七十二峰你峰峰皆到，

要飞就飞上九霄，

把美妙的天堂看个饱！

不怕山谷里阴风的夹袭，

你双臂一抖，抗得准，击得巧！

更不畏高山雪冷寒彻骨，

你折断了霜剑，扭弯了冰刀！

后来我到光明日报社工作，竟与郭小川的夫人同在一个办公室。我到新闻出版署工作时，张万舒在新华社任国内部主任，我们就很熟了，常请他来当各种评委。我就给他讲曾在冷炕上背他诗的故事，他大为感动。

从来知识分子的流放都伴随着知识和书籍的传播。在这塞外的冷炕头上，我却遇到了按原来的人生的轨迹根本不可能读到的两本书。一本是《太平洋战争》，像是哪个知青偷偷带来他老爸军事院校的教科书。写二战时美日对太平洋岛屿的争夺。战争宏大的场面和残酷的现实，激发了我一个男子汉的热血情怀，也顺便养成了我对军事题材作品的阅读爱好。第二本是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当时已经残破，缺了封面和封底。陈是和陈独秀一起创立共产党的人物，是中国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人。因他与陈性格不合，愤而离去做学问，又成了中国修辞学的开山第一人。修辞学是研究文章辞章怎样美丽动人的学问。这本书很专业，就是大学中文专业也未必选修。而我反复研读，其味无穷，还详细做了笔记，它影响了我后半生的学术事业。仅举两例。

一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上兴起一股新闻散文化之风，而且有权威倡导。新闻能不能散文化，一时两派争论不休，难分高下，报纸上就展开了大讨论。我时在新闻出版署工作，讨论半年后，报社请我写一篇结论文章。我祭出陈望道关于修辞两大分类的说法，论证新闻不能散文化，一锤定音。可见经典的力量。还有一例，是书中引用了一篇三十年代名家夏丏尊先生翻译的日本作家的一篇散文。这是极少见的一篇理性散文，我反复研读并抄写在笔记本上，这对我后来的写作影响极大。可惜，“文革”后《修辞学发凡》再版时却抽去了这篇例文。我的手抄本成了孤本，后来就把它重发于《名作欣赏》刊物。到2018年6月，我又以此风格写了一篇《线条之美》发在《人民日报》上，很快入选全国高考试卷。而这时与我初读此书已经过去了五十年。谁能想到“文革”三年在学校吵吵闹闹学无所得，而在塞外荒村的这一方冷炕上却狠狠地补了一课，埋下了若干学术的种子。

是这盘热炕焐热了我们的身子，也回暖了我们的心。

二、炕上烟火

开春了，农事活动增多，我们也渐渐融入了农民的生活中。村里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关于生产调度、政治学习、生活安排、邻里纠纷等事情，都在饲养院的一盘大炕上讨论解决。当时还没有电视机，就算没有什么事儿，男人们也都会凑到这里来，谈天说地。这一方大炕就是全村的“多功能厅”。而开会时总伴随着抽烟。烟具很有特点，并不是常见的铜烟锅、竹烟管、玉烟嘴之类的，而是一根羊的小腿骨，名叫“羊棒”。任何动物的小腿骨都是中空细长，下端平开成三角形，这是为了支撑身体的重量，符合力学原理。著名的法国埃菲尔铁塔就是以此原理仿生而建。利用羊腿骨制作烟具，正是利用了它的中空和那个三角平头。先将骨头刮洗干净，在腿骨前的三角平面处打一个小洞，镶进一个半公分深的小子弹壳，以装旱烟丝，在另一头配一个烟嘴儿。因为烟斗处很小，按进烟丝，抽一口即成灰，吹掉；再按，再吹。吹的力气倒比吸的还要大，那尼古丁在肺里并没有留下多少。所以当地抽烟不叫“抽”或“吸”，而叫“吹羊棒”。这样一按一吹，一明一灭，很是享受。这使我想起朱自清谈三十年代在北京吸烟生活的一段话：

抽烟其实是个玩意儿。……衔上，擦洋火，点上。其间每一个动作都带股劲儿，好像做戏一般。……看烟头上的火一闪一灭的，像亲密的低语，只有自己听得出。

现在生产队饲养院里这种“吹羊棒”的方式，还真是个“玩意儿”，以后我在全国各地再未见过。这大约是由煤油灯时代沿袭而来的习惯，盘腿在炕，就着灯头不停地吸、吹、按，否则用火柴或打火机都很麻烦，也是带着一股特别的劲。所以，那时尽管饲养院早已有了电灯，但土炕上还是备有一盏油灯，抽烟的人就你一口，我一口频频做传灯状。屋里笑声、骂声和孩子们的打闹声组成了一首“大炕交响曲”，而那根羊棒在浓浓的烟雾中传来传去，倒像是大剧院乐池里一根带着荧光的指挥棒。

集体经济时期的工分即是农民的工资，工分数量涉及工资的含金量。因此工分和记工，是饲养院大炕会议上经常的话题。特别是男女同工同酬，不只是分值多少，还涉及男女平等。在解放初的互助组时期，全国劳模申纪兰就因为首倡男女同工同酬而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她从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一直当到第十三届去世，后来我们曾同在第十一届人大的同一个代表团里，这是后话。有一次在饲养院的土炕上又讨论到派活与记工。生产队长宝子说：“明天都到东大滩那块地上去担土，担一天，男劳力十分，女劳力八分。”话还未说完，坐在他身后正纳鞋底的妇女队长，劈头就打了他一鞋底。说道：“你和你老婆同睡在一个炕上，怎么就同工又同酬？”屋子里哄的一声，笑炸了锅，有躲在黑影子里的姑娘们就羞红了脸。人们前仰后合，会也开不成了。第二天，社员一见宝子就问：“昨天你家是不是同工同酬了？”弄得他都不好意思派活儿。

不光是生产队的土炕，就是堂堂党校的土炕上也是一股浓浓的烟火味儿。我曾经住过一期盟委的党校。宿舍是一个能装下二十多个人的对面大炕。学员都是公社书记。白天课堂上学马列，晚上就趴在炕沿上，褪出半个光身子，敲着旱烟锅，面对面地说笑话。内容也离不了政事、农事和村里的人物。那一年林彪刚刚叛逃，各地正传达文件，说林彪是坐着“三叉戟”跑到了外蒙古。又说林“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农民哪能听懂这些，就传为林彪跑时偷了一件马克思的大衣，还抱了三只鸡。也常说到某个传奇人物。有一个土改时就当干部的老队长，没有文化，但工作泼辣，以骂人著名。一次不知为什么事，儿子不听话，他当着众人的面，儿媳也在场就大骂：“早知道你是这么个不成器的东西，要你干什么？还不如当初我捋一捋，把那些点子甩到墙上去。”那屋里烟雾腾腾，笑声嗡嗡，与饲养院的大炕也相差无几。本来从农民到公社书记并没有走多远。后来我多次上过中央党校，那宿舍改造得一年比一年高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还是筒子楼，一层只有一个卫生间、一部电话、一台电视机，后来就逐渐发展成单间还带沙发、卫生间，烟火味已遥不可觅，离地气也更远了。这盟委党校倒接地气，在大炕上说鬼故事，吓得你半夜憋破尿脬也不敢到外面去撒尿。比《聊斋》和《阅微草堂笔记》里的鬼故事好听多了。但是最生动的还是那些活生生的经过多人的口头加工传递，有荤有素的故事，十分精巧幽默。常常让你笑得眼泪迸流，一时难以入睡。难怪胡适说真正的文学要到民间去找，一上书就不是文学了。

土炕文化包括土炕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一个特定地域、特定阶段的文化与文学。解放初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校长马寅初在中南海讨论国是，说中国农村人口增长太多是因为没有电。他是用物理学、经济学来解释社会学问题。确实，生存条件决定了一种文化的形态和内容。农村的大炕紧连着窗台，而河套的农村又多无院子，窗台敞对野外。村里无电视（再早还无电）、无文艺活动，村民无以为乐，就发展出一种“听窗台”文化，叫“听房”，听人家的炕上私话。这成了一种公开的农村娱乐，甚至还上传到乡镇和县城。我到县里工作后，文化馆里的一个大学生结婚，文化人闹新房的炕文化青出于蓝而又胜于蓝。先是送了一副杜诗对联：“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日为君开”，又偷偷往炕下藏了一个麦克风，几个年轻人冒着寒风在窗外等动静，半天无声，突然房门大开，那个麦克风被一把扔出门外。原来对方早有防备，听窗人哄然大笑而去。这是土炕文化的上限，因为再往大城市里就是车水马龙，酒吧歌厅，一个灯红酒绿的不夜城了，而土炕也早换成了席梦思。

后来我离开了生产队去县里工作，再后来又当记者，还是少不了下乡，仍然与土炕脱不了干系。那时候的干部讲究“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农家吃派饭，睡土炕是经常的事儿。关于炕的记忆成了我脑子里永存的一卷河套风俗画。县委有个干事小赵，比我迟分配两年。一次，我带他到城南靠黄河边的一个村子里去宣讲文件。队长是一个年近六十岁的老汉。晚上十二点已经过了，他还不说安排我们的住处。散会后随手拉了我一把说：“走，到我家去住。”他家没有院子。临到房前，他带头解开裤子，在地里撒了一泡尿，我们也效法照办，三个人就推门进屋了。一进屋我头皮就炸了。一条大炕从炕头排起，已经男男女女睡了老少六七口人，看样子是一家三代。炕末给我们俩留了一小块位置。村长说上炕吧，我和小赵只好扭扭捏捏地脱衣上炕。我心里嘀咕，早知道这样，我们两个小伙子宁肯蹬自行车回县里去过夜。这一晚，我怎么也睡不着，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炕上还有他家里一个年轻小媳妇呢。这时才明白村长为什么磨磨蹭蹭地把会议拖到这么晚，是为了让全家人先钻到被窝里去，我们才好进门。塞外冬天极冷，当地既不产煤炭也没有森林木材。为省烧火钱一般到冬季，全家人都挤在一条炕上，来了客人也就再挤一下。第二天早晨我一睁眼，婆媳女人们早早起身出门去了，以免我们尴尬。这是贫穷使然，是农村现实的生存环境。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还不是最贫穷和最尴尬的事情。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到小岗村（就是农民按手印承包的那个中国第一村）调研。推门走进一户农家，一个老太婆正在烧火，两个大姑娘拥坐在稻草堆里。他问长问短，话头难收。村长拉他起身，出门后才说：“那俩姑娘没有穿裤子。”万里万没有想到农村竟然穷到这种程度。当时真的是北方过冬卧炕上，南方过冬钻稻草。这才有后来万里在黄山与邓小平的对话，于是农村承包的改革最先从安徽发起。

我下乡采访，如到大队一级，多睡在饲养院、大队部，油房、皮房等公屋的土炕上。最难住的是榨油房。到处是油污不说，那被子油黑冰凉。但在这些地方常会碰到各种事和各阶层的人，看到社会的众生相。兹摘一段日记如下：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小记两个人物。

今天来到杭锦后旗沙海公社新红大队采访。这里已是很长时间不来干部了。傍晚，我到了大队部，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在门口织羊毛口袋。这是一种笨重的手工劳动。用一把七斤重的铁刀，一刀一刀地把纬线压紧，一天只能织几尺。我问他，你一个人织吗？他说还有他的师傅，在屋里缝口袋。

我进了屋里，一个中年人，个子不大，正低头缝着毛口袋。我想这就是他了。还不等我开口，他便抬起头来，热情地招呼我坐，又递过来一支烟。我说：“辛苦吧。”他说：“说不上，有一碗饭吃就行。”天色已发黑，我说：“看不见做活了。”他说：“今天又交代起了，现在睡觉就是咱们的任务。”他已四十二岁，但还未娶过妻子。我说，为什么不找一个？他说：“二十来岁的时候有过这念头，但以后也就不想它了。我一个人当口袋匠，一个月可以挣一百多元，交队里一些还有四五十元，走到哪，吃到哪，给哪个队干活，哪队还不热情招待？干不动时，有集体五保哩。找那家口干什么？现在要找都是带孩子的，你养活人家，等将来你鼻涕邋遢了，老不死的样子，人家还不嫌弃你，何苦呢？”

晚上我就和他睡在一个炕上，他话很多，看过不少古书。他的哲学就是干活，吃饭，自己还买了个收音机带在身上。晚上一人打开听听歌曲，还挺爱好音乐。就是这样一个自由职业者。临睡时，他说要吃药。我说：“什么病？”他说：“也没什么。人这一辈子就像地里的糜子，到八月十五不割也不行了。我已是七月十五的糜子了。”其实他才四十刚出头。

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土炕上写稿，进来一个老汉，姓张，就在大队房后住。很健谈，也很乐意显示自己。他说，他有很多秘方，治了不少疑难病。他在二十多岁时碰见了一个妇女口鼻流血，多年治不好，他用了二两当归，一两川芎，童便泡七次，蒸七次，焙干研末，黄酒为引冲服，治好了。还有一次，用自己配的药丸，加三分麝香，治好了一个食道癌患者。又说用一碗小茴香泡童便，炒干研末，炒盐作引可治牙痛。

有时候到村里采访也会住在社员家里。一次住在一个五十岁的老光棍家，我们聊得投机，他突然说今天给我做一碗疙瘩汤喝。这是北方产麦区最普通的饭食，我小时候母亲就常做。将面粉放在碗里洒少量的水，拌成半干的碎片，均匀地撒入滚开的锅中，所以又名“拌汤”。但是无论什么样的高手，手拌的面入锅后面疙瘩仍会大小不匀，这真是一道不解的“哥达巴赫猜想”难题。想不到今日它被破解在一个土炕上的光棍手里。只见他将拌好的半干半湿的面粉先不急于下锅，而是倒在案板上，用刀轻剁漫翻，再撒干面；再剁再翻。如此面疙瘩就可以细到任何你需要的级别。然后天女散花，下入滚开的锅内，起锅前倒入少许油泼葱花，满锅散打一颗鸡蛋，有异香。我得此奇方十分骄傲，从此凡家里要做疙瘩汤时，我立即抢入厨房，亲自操刀，乐此不疲。六年的河套生活，不知在土炕上捡得多少奇闻逸事和验方。

后来我成了家，夫人在县里中学教书，学校就拿出一间废教室，中间隔墙一分为二，为两个小家庭各盘了一个大大的土炕。这样我无论在家或出门都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塞外炕上人了。

三、炕上家国

虽然我后来离开了塞上，但一生也没有走出土炕的影子。

我在《光明日报》当驻站记者时跑的还是乡村。北方的村庄孰能无炕？新闻就在炕头上。虽然《光明日报》以文化教育为主要内容，以高端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但我的这些炕头新闻仍然敢与都市新闻一拼头条。

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到山西苛岚县保护区采访，回来时遇大雨。那时出门没有什么换洗衣服。进招待所后衣服拧一把水就放在炉子上去烤，再往灶膛里加一把火，人就直接钻到炕上的被子里了。两个县委通讯员也光着身子陪我说话，不知怎么就说到农村教育上去了。说现在的教材是为考大学设计，而农民子弟考大学很难，就干脆连初高中也不念了。县委认为应改革现行农村教材和教学体制。我一听，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在炕头披着被子就着炕桌，让他们继续说，随即整理成一份“群众来信”内参稿，立即发报社。一个月后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我回报社值班。一天中午，报社教育部的朱主任突然推门进来，高喊：“今天咱们报纸可露脸了！上午全国教育会议闭幕，请万里副总理到会讲话。他说，我就不讲了，这里有一份《光明日报》的群众来信，我念一下，这就是我的意见。”万里念的正是我写的那个内参。第二天，内参公开登上头条。有谁能想到，那稿子来自一条山中雨后的热炕头上。小炕头直接连着大会堂。

中国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从农村开始的，风起青萍之末，春江水暖“炕”先知。改革大潮，“炕上窥变”可见一斑。

一九八〇年我到山西五台山下忻州的一个小村子里去采访。这里出了一个奇人叫岳安林。他在“文革”前就考上了清华大学，因为出身不好又被退回到村里。我本以为我们从京城到塞外已经够委屈的了，没有想到还有更不公平的事。但岳很淡定，回乡之后于“文革”的乱烟之中，居然静心研究农村科技。有点左宗棠落地还乡后再不读经书，而修农、水、地理、军事等实用之学。他还自修了两门外语。等到乡村经济的旧体制稍有松动，他就承包了公社养猪场，一年扭亏，并创造了一套科学饲养法，用华罗庚优选法设计饲养流程。我是在猪场的大炕上采访他的。共三间房三个大炕，一间他住，炕上堆满了饲料麻袋和书本；一间炕头上烧一口大锅，兼做粉房；一间火炕的温度严加控制来做菌苗实验（当时市面上还没有温箱、冰箱之类的东西）。我惊喜于这个“深山藏古寺”和“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发现。在这个猪场的土炕上住了几天，写了一篇《一个养猪专家的故事》，见报后收到五千多封来信，有不少人直接背着行李来取经。岳随即办了一个炕头养猪培训班，一下轰动全国。他本人也被破格从农民转为国家干部，直接任职科委副主任。有趣的是许多来信说，他们是在生产队饲养院的炕头上读到这张报纸的。还有人是去走亲戚，见到这张报纸时已经被倒着糊在炕墙（俗称炕围子）上。他是趴下身子头贴炕面，侧身读完并抄下全文来的。这篇稿也获得当年全国好新闻奖。

还有一篇头条新闻是写农民怎样自觉投入商品经济的大潮。当时农民苦于极左体制久矣，穷不堪言，苦无出路。晋南一个叫朱勤学的农民，躺在炕头上用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听到北京市面上芝麻酱缺货。而当地盛产芝麻，他便做了一小罐样品，进京叩门问路。没想到一次成交，订了几个火车皮的货，带动全村一夜致富。真是，谁言三尺炕头小，春雷滚滚炕洞中！

还有两个炕头人物，不能不表。山西神池县，为高寒风沙之地。山大沟深，去的记者很少。我曾进山在炕头上采得两个大写的人物。一个是乡村女教师贾淑珍。十七岁嫁到这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里。这里交通极不方便，到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通车，吉普车开到山脚下，我们手脚并用爬山而上。这个地方派不来教师，而孩子们也没法走出去上学。贾就在自己新婚后的炕上办了一个炕头小学，找了一块杀猪案板，从炕洞里掏了一把烟灰刷一刷就是黑板。这一办就是二十五年。这个大山深处的小村子因为有了她再没有一个文盲，全村三十岁以下的都是她的学生，还出了两个大学生，几个中专生。她自己有三个孩子，每次坐月子只休息七天就上课。她的孩子在不会翻身时用两个枕头压在炕头上，会爬时就在墙上钉一根绳子拴着。再大一点就下地扶着炕沿走，看炕上的小哥哥姐姐读书。直到我去的前三年，村里面才为学校盖了三孔新窑洞。但仍然是在炕头上教学，有四十二个学生。我说给大家照张相，孩子们就一窝蜂地跳下炕，争着在地上找自己的鞋。我盘着腿在炕上采访，窗户上有一盆红色的石榴花儿。窗外一只大红公鸡，隔着玻璃咚咚地要啄吃那红花绿叶。公鸡、红花，一群叽叽喳喳的娃娃。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炕头授课图？这就是中国的乡村教育。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又逢一年一度的高考，全国的应届考生已是一千万。传媒总是热心报道那些大城市里赶考的壮观场面，关注出了几个高考状元。有谁知道这深山里还有一所炕头小学，还有一个将青丝熬成白头的乡村女教师呢。正是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中国农村教育的大梁。

还有一位更神奇。这个县有个八角村，一个农民在六十五岁那年组织了七个平均年龄已经七十一岁的老汉，进山栽树。我采访时他已经八十一岁，先后有五个老人已经离世。十六年，这七个老人共打起了三十六座土坝，绿化了八条沟，仅去年间伐树木的收入就为全村每家买了一台电视机。说到水土保持，我们立即会想起那些大水库、国家防护林，而在这里我真切地看到他们手植的绿柳白杨已经淤积了两米多高的泥沙。近几十年来黄河下排的泥沙量已经减少了一半。有谁想到这其中还有几个乡村野老之功呢。

最感人的还不是数字，而是在他炕头的一席谈话。他的小院共有三间房，老伴去年已经去世，现就剩下他孤身一人。那天我们盘腿坐在正房的土炕上聊天。老人赤脚布衣，满脸沧桑，却笑声朗朗。手中拿着一杆晋北农民常用的铜头长身烟杆儿（比前面说的河套羊棒长约两倍）。他说：“我就是栽树的命，老伴走了，女儿接我进城，我不去。”一边又用烟杆敲着墙说：“我的棺材已经备好，就摆在隔壁的炕上，哪一天树栽不动了，躺进去就是。”然后点上一锅旱烟，慢悠悠地喷出一口白雾。我大惊，这等以命相许的故事，只有在战场上才会有。《三国演义》里庞德大战关羽，身后抬着一个棺材，历史上左宗棠收复新疆，曾带棺西行。可现在，我却在一个普通农家的炕头上，听着这位八十一岁老农以烟杆敲墙说棺材，笑谈生与死。谁说农村炕头上尽是些老婆娃娃、芝麻绿豆的事儿，且听一个劳动者怎样谈生命的价值。老人姓高名富，我建议县里为他和这个群体立一块碑，并当即为报纸写了一稿《青山不老》。二十五年后这篇文章收入人教版的语文课本，现在已经使用了三十多年还印在书上。其余在炕头上采访过的农村英才、奇才更不知多少，多为农村医生、农技师、乡间知识分子等等。一次在晋南曲沃县的一个乡村私人小医院里竟碰到一位曾为一个木匠成功做了断指再植的农民医生。时我正有小病，就以身试刀，躺在他的土炕上住了七天院，然后完璧返城。

等到我退休之后，再不为记者的使命所累，而因文学采风做乡间自由行时，仍见炕生情。在陕北旅行，几乎每一个炕头上都有动人的故事。彭德怀率军与多于我十倍的敌军周旋。他躺在窑洞的土炕上，听着头上胡宗南士兵的脚步声，却临阵不慌。沙家店战斗，一口吃掉敌人三千。而在佳县窑洞里的一个土炕上，毛泽东深夜工作，饿急了，只好拿红枣充饥。第二天，警卫员收拾房间，只见地上满是枣核和烟头，而炕桌上却有一篇新写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西北坡村的小土炕更是神奇，毛泽东从这个炕头上发出了190封电报，指挥了三大战役。这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再具体一点说是最后一个土炕指挥部。当时的五大领袖：毛、周、朱、刘、任，全是南方人。他们小时也都未睡过土炕。然自南方兵败之后长征北上，转危为安，节节胜利，盖因睡土炕而接地气乎？神奇的土炕，真是“既能下得厨房，又能上得庙堂”，小戏、大戏都能唱。

有一年我到青海湖边采访王洛宾的旧事。高原气候寒冷，虽是盛夏仍然要烧炕，我是盘腿坐在土炕上完成采访的。当年王洛宾就是因为在一个车马店的土炕上，看着灶口的火光，听着老板娘美妙的歌声，一念心动留下来采风，才有了那首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我盘腿在炕，口问笔录耳听，面前的尕妹子唱着一首又一首的“花儿”，好像泉水淙淙，永远也淌不完。外面微风过野，雨声潇潇，你不能不承认这大炕就是一张生发艺术的温床。我又想起民歌里许多与炕有关的唱词：“烟锅锅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而李季、贺敬之这些大诗人更是直接从土炕上走出来的。李诗：“崔二爷怕得炕洞里钻”，贺诗：“米酒油馒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这些诗句从娘胎里就带着土炕味。我去看过中国最东北端的大炕，不但大而且还有俄罗斯壁炉的味道。而我看到的最大之炕要数南疆的民居土炕了。一间屋子里，炕就占了一大半。全部待客、宴请、喝酒、唱歌、吃手抓羊肉等，都是在炕上举行。幸亏我炕上生炕上长，会盘腿坐炕，由此也与维吾尔族老乡拉近了感情，听着《十二木卡姆》欢快的弹拨乐声，心都快要飞了起来。炕上铺着大红毯子，三面墙上都是五彩壁毯，斑斓夺目，你如置身在卢浮宫中。

中国的大炕从黑龙江一直铺到西藏，真是一炕跨东北、华北、西北，过中原，下西南，温暖了大半个中国。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土炕养育了多少中华儿女，书写了多少惊天动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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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见《十月》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