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打车去看外地来的朋友，路途远，又下着雨，车开得相当缓慢。在那样的情形下，和出租车司机聊聊天不失为一件可以解闷的事。

司机四十来岁，和大部分出租车司机一样健谈。他告诉我他是离异男，带着个九岁的女儿。“其实经济上过得去，女儿还可以在街道办事处吃补贴。就是心累。”

“我女儿近视。”他说，“一千度，矫正后的视力小于0.3，可以领残疾人补贴。”

我才知道，原来高度近视也属于残疾。

司机拿出钱夹子，透明薄膜里夹着他女儿的照片：一个扎马尾辫的小女孩，戴着副镜片极厚的眼镜，就像我们俗语说的，跟酒瓶子底似的。因为镜片厚的关系，她看起来少了点儿童的稚气，多了分深深的专注。

我想起了老钟伯伯。

从前，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老钟伯伯是我的邻居，很疼爱我。他高度近视，看什么东西都要皱起眉头，微眯着眼睛。即便眯起眼，还是只能看个朦朦胧胧。走在路上，即使我与他迎面相遇，他也是认不出我的。每回都必须是我主动喊他，他方才如梦初醒地看着我，然后叹一口气：“唉，近视眼，可怜哪！什么都看不清！”

也许越看不清楚，就越喜欢看。老钟喜爱看人。“啊，你今天穿了条好漂亮的花裙子。”他常常这样善意地夸赞一个迎面遇到的女邻居。但是一般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再夸下去，他便完全说不清楚女士的花裙子上究竟是印了小鸟还是海棠花。

每逢这种时候，不了解的人不免要多嘴一句：“干吗不戴眼镜呢？”

我们这个大杂院里的人都知道，老钟的习惯是，如果不看电影、不看书报、不吃酒席，他就坚决不戴眼镜。“我一个搬运煤球的，不想人家叫我‘四只眼’。”老钟说。在那个年代，人们称呼戴眼镜的人总是用这个有点被瞧不起的外号——“四只眼”。老钟在街道的煤球厂做事，像他这样的体力劳动者，常年在外干活，逢到刮风、下雨，灰尘大或是雨雾浓重，戴着眼镜也很不方便。

老钟的眼镜装在一个硬盒里，他总是揣在他的上衣兜里，衣兜上的小扣总是扣起来。遇到必须要看清楚东西的时候，他才郑重其事地解开那粒小扣，取出眼镜盒。每回他戴上眼镜之前，即使镜片已非常透亮，他还是要对着眼镜哈几口气，用软布仔细地擦一遍，仿佛多擦一道就可以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晰一点。待到看完了要看的东西，他又郑重其事地把眼镜放回盒子里，揣在衣兜里。

老钟必定会戴上眼镜的时候，是去吃酒席时。被人宴请的机会太少了，因此老钟非常珍惜。

他在上第一道菜之前就已经取出了眼镜。等主人或是餐馆营业员端上菜来，他几乎同步地戴上。他比谁都仔细地看着、研究着盘里的菜色。他的眼珠子仿佛可以前后伸缩似的，突出来又收回去。等酒席散去，我们所有人都忘记吃了些什么，只有老钟，可以准确地报出从第一道菜到最后一道菜的所有菜名。

谁也不知道老钟的眼镜度数究竟有多深，因为谁也取不到他揣在衣兜里的眼镜。只有一次，他喝多了，竟然允许我把玩他的眼镜。我生怕他反悔，把那“酒瓶子底”急急地放到自己的鼻梁上，一瞬间，我的眼前一片眩晕。

老钟视力欠佳，但心善在我们街上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他骑自行车路过一所小学，正逢课间休息，许多学生蹲在校门口的地摊前买小零食或翻小人书。上课铃响起，大家起身就往校园里跑。老钟近视，反应略慢，来不及刹车，一个奔跑的孩子与他的自行车剐蹭了一下。孩子继续往前去了，老钟却没有走，他赶紧下了车，找到校务处，费老大劲总算找到孩子所在的教室。他戴上眼镜远远看一眼，见那孩子端坐无事，这才离开，去办他那已耽搁多时的事。到了晚上，老钟又找到了孩子的家。邻居们知道后都说他：“学生没事，你还去人家家里，想惹点事还是怎么的？”老钟说：“我就是有点不放心。一是去看看后续，二是跟人家家长解释一下。”邻居们都不作声了，老钟就是这样的人。

老钟因为高度近视，直到四十岁才结婚。他的妻子是个常年坐在轮椅上的女人，脸上长满了雀斑。大杂院里的人说话总是很直接，有时就拿老钟和他老婆的雀斑开玩笑。多嘴多舌的拐子李有一回说：“老钟你发现没有，你老婆的雀斑不是和别人一样随意地散布在脸上。她是以鼻梁为中心，向四面放射的。”老钟一点也不生气，说：“我反正不喜欢戴眼镜，所以每次看我老婆，都觉得她还蛮漂亮的。”

每天早晨，老钟蹬着一辆自制的带拖斗的小车，把妻子送到百货大楼后面的小街上。那条街聚集了不少我们这个城市的手工缝纫女，人们有什么要缝缝补补的，都会送到那条街上去。老钟的女人就在那里接活儿干。

我忘不了每天早上上学时，与蹬着拖斗车的老钟相遇时他的模样。因为高度近视，他不能灵巧地回头或旁观他人，他总是非常吃力而专注地看着前方，好像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似的。这时他总是戴着眼镜——他也顾不得成“四只眼”了。那眼镜厚得摔也摔不烂，架在老钟硬挺的鼻梁上，整个人如同一尊雕塑，让我想到戴眼镜的狮身人面像。

在早上一大群匆匆忙忙的行人中，老钟总是一眼就被我辨认出来。还是小女孩的我，见到父母的婚姻，见到其他邻居的婚姻，又在老钟专注而吃力地拖着残疾妻子去上工的画面中，模糊地感受到婚姻还有另一种温馨的模样。

到了老年，老钟的近视越来越厉害，有时他甚至不得不拄拐而行。即使戴上眼镜，他看一份报纸的样子还是显得非常可笑：报纸和他眼镜的距离最多只有八厘米。他像一只特大号甲虫一样地扑在那份报纸上。

和所有到暮年都会开始思索人生要义的人一样，老钟渐渐关心起灵魂与信仰这些“务虚”之事。由于高度近视，他并不像他人那般轻松与放松。他总是被一个问题折磨：如果人有灵魂的话，我的眼睛这么差，将来我的灵魂的眼睛是不是也看不清呢？

邻居们想方设法安抚他，但都不管用。

有一天，我爸爸特意跑去问他：“你在梦里看不看得清楚呢？”

老钟说：“嗨，奇怪了，我在梦里连几米外飞着的小蠓虫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爸爸说：“那你放心。梦境和灵魂是最接近的。你的灵魂的眼睛一定比你现在的眼睛要好上不知多少倍。”

为了这番话，老钟特意拄着拐棍去市里最有名的“钟鼓楼”食品店，买了两斤绿豆糕来谢我爸爸。

老钟一直给各家各户送煤球。到后来，人们渐渐用上了蜂窝煤。再后来，煤气开始覆盖这个城市。只有特别节俭的小店铺才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煤球。老钟的生意越来越冷清，但只要有人家订煤球，老钟就会热情地一一送上门。

那些订煤球的人每回见到高度近视的老钟，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小心啊，老钟。”

老钟一边搬着一摞摞煤球一边说：“没事，老王（即我爸爸）都说了，我灵魂的眼睛好着呢。”

常常话没说完，他就摔了个趔趄。

但是没有一个人笑话他。谁都知道，老钟的心眼好——心眼，就是灵魂的眼。

老钟说的并没错。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自己也戴上了眼镜，且随着读书、用电脑、用手机，眼睛的度数在一天天加深。有时我揉着酸痛的眼，或者突然意识到又必须换一副度数更深的眼镜时，早已去世的老钟就会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老钟这样一个双眼视力不健全的人，心眼却柔软得令我记了他一辈子。

不禁又想，要是老钟在世，他也应该和那位出租车司机的小女儿一样，吃上街道办事处的补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