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要是你哥哥给你写信，信封上不署姓名，你能认出他的字吗？他得意地回答，当然认得出。他熟悉哥哥的字，打小两人一起练书法、学钢琴，哥哥样样比他强。哥哥练字时，他就站在一旁看。他很崇拜哥哥。

五十多年后的一天，想起父亲的这句话，沈次农流下了眼泪。隔着漫长的岁月，他突然懂得了父亲的用意。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

自从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家境就一天不如一天。父亲原本是一家私营纺织器材厂的总会计师，月薪一百九十二元，出门有美式吉普车接送。运动一来，撤销所有职务，下放嘉定城西公社，干的是开河、挑土之类的重体力活。两周回家一次，住一晚就走。有时到家已是深夜，父亲用小锅煮开水，里头搁两根鸡毛菜。出锅时滴两滴麻油，吃起来很香的样子。

一九六〇年，父亲调回原厂监督劳动，任锯木车间发货员。每天早半小时到厂，晚半小时回家，负责打扫车间和全厂的厕所。有一次他清扫完，见厂里空无一人，便提前回了家。结果第二天就被人揭发，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在沈次农的印象中，父亲本是个热情开朗的人，家中常是高朋满座，充满了欢声笑语。划为“右派”后，许多朋友断了来往。有几次，父亲在马路上看到熟人，习惯性地招呼一声，对方一看，吓得扭头就走。父亲变得沉默，在家里的大多数时间，他都伏在写字台前，写那些无穷无尽的检查和交代材料。有一次父母间发生争吵，父亲甩门而去。他跑到母亲跟前，嘟着嘴说，爸爸这么坏，姆妈生病，还跟姆妈吵。母亲笑了，摸了摸他的头，柔声说，你爸爸心里的苦，你们不懂。

父亲的工资早就取消了，每月发五十八元生活费，维持一家人的开销，其中的大半用来支付母亲的药钱。母亲有一架“谋德利”牌钢琴，身体好一点时，可以支撑着弹一段《松花江上》《满江红》。他和哥哥围着听。局势一坏，钢琴卖掉，红木家具卖掉，包括陪嫁的首饰，三钿不值两钿卖掉，换成洋籼米和一角钱三斤的青菜，勉强养活四张嘴。

母亲嘱咐两个孩子，除了上学，尽量不出家门，免生是非。有一回他和弄堂里的小赤佬吵架，对方指着他鼻子骂，你爸妈都是“反革命”。他血涌上头，冲上去挥拳就打。回到家，被母亲劈头盖脸责备一顿。母亲说，你在外面打架，不管谁对谁错，都是你的错。谨小慎微，是“右派”子女的生存法则。

邻居家的保姆，不知从哪一天起，天天站在他家门口。他和哥哥经过时跟她打招呼，保姆笑眯眯。后来他知道，保姆是受了居委会的指示，专门来监听他们两个小孩子说话的。

楼下七号里的黄家姆妈常来探望母亲，两人在房间里小声地说话。黄家姆妈在香港有亲戚，有时收到奶粉、猪油和罐头，便送一些过来。有一次，他听见黄家姆妈对父亲说，沈先生去香港吧，凭侬的本事，寻一份工作没问题的。父亲苦笑，没有答话。

黄家姆妈消失了大半年后，母亲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她读完信，告诉父亲，黄家姆妈到香港了。

母亲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常有意暗示两个孩子。母亲说，等姆妈死了，你们爸爸要是再娶一任太太，你们要听话。他和哥哥哇哇叫起来，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母亲笑了。到底是小孩子，都不会说一句，姆妈不会死的。

所以，当母亲去世时，兄弟俩并没有太多的悲痛。死亡如一件家常降临。他和哥哥穿着黑色小西装，臂上戴着白花，在殡仪馆溜达。他看见隔壁厅请来了专业的哭丧队，进来一个人就干嚎一阵，即收即止，像唱歌一样。他朝哥哥挤挤眼睛。两个男孩咯咯咯笑起来。

他们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吞咽这份痛楚。母亲的死像摁下了家里的静音键，所有的谈笑、闲聊、家长里短，包括抱怨和争吵……被一键清除。大多数时候，三个人沉默相对，即使在午后，也如同黑夜降临。一次吃完晚饭，哥哥去厨房收拾碗筷，父亲突然问他，要是你哥哥给你写信，不署姓名，你认得出来吗？

沈次农推测，应该是在母亲去世后，父亲动了去香港的念头。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带着两个男孩偷渡是不可能的。父亲的计划，应该是先带哥哥走，再想办法把他接过去。究竟计划到了哪一步，又是何时、何故取消，或者仅仅是一个闪念，已无从知晓。那时的他，每天照常上学、放学、写作业，对父亲心中的惊涛骇浪一无所知。

临近初中毕业，学校里下发各种表格，姓名年龄下面，就是家庭成分。这让他感到屈辱。眼看班上的工人阶级子弟一个个去了国营工厂，最差也是郊区农场。没他的份。最后剩了四个人，都是“黑五类子女”，分配外地农村。

具体分配方案迟迟不公布。他整日闷坐在家，听唱片，写毛笔字，摆弄棋谱，看一切能弄到手的书籍，等待另一只靴子的落下。

抄家队上门时，家里已是一贫如洗。人家也有任务指标，留下三只凳子、三条被褥，其余的全部被抄走，算是革命战果。铁皮罐里一块几毛的零钱，买菜用的，抄家队走后，那一块钱不见了。父亲为此难过了很久。

同学来他家借书，他翻出一本《欧·亨利短篇小说集》。刚好抄家队上门，同学把书一扔，走了。于是这本书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新罪证。为此，父亲又写了很久的检查。

父亲又一次彻夜不归，他知道，父亲要么被监禁批斗，要么在通宵写检查。他生怕抄家队再来，第二天一大早，赶紧把家里剩下的几块钱全部买了大米。等父亲回到家，他告知了买米的事，父亲像很轻松的样子，说了句，有什么好怕的。

数年后他得知，父亲在朋友那里说起这件事时，一度掩面痛哭。

他在压抑和恐惧中慢慢地长大，兄弟两人都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响彻云霄，到处都在批判、揭发。身为“右派”子女，自觉低人一等，看不到出路和希望。

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底，哥哥临近高中毕业。此前有一种讲法，家里有多个子女的，可以留一个在上海。那天居委会来人通知，晚上有重要广播。一家人早早守在收音机前，终于，等来了播音员抑扬顿挫的宣读：“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父亲脸色铁青。他知道，一个也留不住了。

有七个插队的地方可以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贵州、云南。他想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有工资拿。父亲最后敲定，去云南。理由是：南方饿不死人，也冻不死人。小姑妈对父亲说，侬搞搞清爽好吧，伊拉是去种地，不像侬当年，坐飞机像坐公共汽车一样的。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是他和哥哥离开上海的日子。一大早，父亲送他俩到校门口。父亲说，你们进去吧，我去上班了。他走进校门，看见操场上停着几辆临时征调来的公共汽车，车头挂着大红花。一旁有人敲打锣鼓，像一桩喜事。当公共汽车驶出校门，他猛然瞥见，父亲正挤在一群家长中间，焦急地张望。一时间，哭声、喊声、锣鼓声、口号声汇成一片。隔着车窗，他大声叫着父亲，父亲像没听到。他看见父亲哭了。

汽车把他们送到彭浦火车站。彭浦站原是货运车站，临时改为知青上车点。这是全上海第一趟“插队落户”专列，由于事先封锁消息，几乎无人送行。安放好行李，同学们坐定，车身猛地一晃，几个女生大声地哭了出来。别的同学也跟着哭。他咬紧了嘴唇。

窗外的上海缓缓倒退，列车加速。等开出市区，刚才哭鼻子的也止了眼泪。到底是小孩子，扑克牌拿出来了，零食也摆到台面上，大家开始有说有笑，像一场春游。

很多年后，有人问沈次农，听说一车人都哭了，就你们兄弟俩没哭？

列车三日三夜后抵达昆明。稍事休整，这群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爬上卡车后斗，轰鸣声中，朝西南方向驶去。

没有人告诉他们此行的终点。卡车不断地爬山，下山，过一条大河，然后再度爬山。路况糟糕，烟尘滚滚，人人都灰头土脸，几个女同学吐得昏天黑地。五天后，卡车开到一座边陲县城——澜沧。

澜沧县的全称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与缅甸接壤。除拉祜族外，另有佤族、哈尼族、傣族（分旱傣和水傣）、傈僳族等少数民族居住。一跳下车，知识青年们就飞奔到邮局，给家人写信。父亲在回信中写，他每日心神不定，长久对着地图，揣测两个儿子究竟到了什么地方。

县城只有一条街，街上只有一家澜沧饭店，饭店里只卖一道菜——红烧牛肉，售价四角。每个周六，四方的山民前来赶街，带来松明、菌子、笋干、鸡蛋、药材以及各式的腌菜。这个习俗一直保留至今。

他们十个男生被分到了芒片小队。说是小队，其实就是一个拉祜人的村寨。寨子派了牛帮，为这些远来的知识青年们背负行李。从县城出发，十几号人，几十头牛，叮铃当啷走了一天。

傍晚时分，疲惫不堪的知青们在屋前空地上整理行李，村民们站在一旁好奇地观看。他们猜测着，私下打赌，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么沉，压得牛喘不过气来。当箱子里搬出厚厚的《史记》《红楼梦》《辞海》……村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很多人从来没见过书。

有同学带了一副哑铃。村民不认识，同学当场做了几个健身动作，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后来被当作笑话讲：这些上海娃娃，千里迢迢的，搬来两坨铁疙瘩。

当晚就一个菜——炒花生米，配籼米饭。大家吃得很香。他想起来，在上海，花生米可是春节时才限量供应的。

有个同学带了一块糖年糕，一路闷在塑料袋里太久，已经发臭了。队长的儿子要过去，说能吃。结果刚咬了一口，就俯下身，剧烈地呕吐起来。大家连忙上前，队长儿子解释说，糖年糕没问题，让他的肠胃不适应的，是当地极少闻到的“塑料的味道”。

从高处望去，寨子如一星黯淡的灯火，飘落在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中。村民延续刀耕火种的方式，要种粮食了，就去山间找一片平地，放火烧荒。第二天，每个知青领了一把锄头，去清理梯田上的杂草。

如《红灯记》里的唱词，“咱们本不是一家人”，十个男生就此住下。按照政策，知青每月配给三十五斤粮食，先吃大米，吃完大米吃糯米，吃完糯米吃玉米，吃完玉米吃荞麦。荞麦煮一锅，掰一小块盐巴扔进去，猪食一样。回想起初来时那顿炒花生米，是多么的奢侈。

生活艰苦，他却感到了轻松。山高水远，心境也随之开阔。在这个边陲小寨，村民对他们都客客气气，没人知道他是“右派”子女。而同来的知青，大多出身有问题，谁也轮不上歧视谁。多年来压在心口的石头一点一点地消失，他的笑容多起来。

肚皮里好几个月没油水了，知青们商量着，去澜沧饭店打一顿牙祭。计划要三天：头一天赶路，天黑前赶到县城，大快朵颐后，找个僻静处住下。第二天上街采办些生活用品，去邮局寄信，晚上再吃一顿红烧牛肉。第三天返回。只有一个男生说不去。来时的路上，男生丢了行李，此时已是身无分文。他说，那我也不吃了，留下来陪你。

八个人天不亮就出发了。没过多久，队长儿子来敲门，说寨子里杀猪，给他们割了一块肉。他哭笑不得。

澜沧气候湿热，肉需要尽快处理。他切下肥膘，放进铁锅熬油，滚烫的猪油装了一广口玻璃瓶，结果让那个男生失手打碎。猪油渗进泥地，男生“哇”的一声哭了。他赶紧安慰，说没事没事，还有瘦肉呢。瘦肉切片，抹上点盐巴，再学着当地人的样，装进篮子，吊在屋梁下。

三天后，大家回来了，他兴冲冲取下篮子，发现肉已经发酸发臭了。到底是缺乏生活经验，不知道生肉擦了盐会出水。肉在盐水里泡了三天，早就吃不得了。

村里的老人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认真地回答，不回去了，我们要扎根一辈子的。老人笑笑，好像在说，到头来肯定要走的，你们这样的，我见得多了。

旱季来了。有时干完农活，他就躺在地上，舒缓一下筋骨，看天上缓缓流动的白云。他忍不住想，父亲当年飞在天上，看到的这片大地是什么模样？

二十一岁的沈永泉站在校长吴南轩的面前，腰板挺得笔直。吴校长说，虽是译员，一样是上战场，有生命危险，你要想清楚了。沈永泉答，我想清楚了。

那是一九四一年的重庆北碚，复旦大学西迁的第四个年头。吴校长找来六个英文较好的男生，告诉他们，有一支美国援华志愿空军即将驻扎昆明，计划在大学生中招募从军翻译，为期一年。

沈永泉捏紧了拳头。

一九三九年，沈永泉考入复旦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当时上海已沦陷，学生上课和住宿在租界海格路（后改名华山路）的复旦中学内，吃饭就在校工商店。他听人说，一部分复旦师生已西迁至重庆北碚。

一九四〇年夏天，沈永泉回到绍兴老家。在得知去上海的铁路因战事中断后，他干脆凑了点盘缠，和另一个同学搭伴去了重庆。两人从绍兴出发，经江西转入福建，又折回江西，再经湖南进广西，最后由贵州入川。乘火车，搭汽车，坐轮船，一程一程地赶，费时四十余天，“一路见街市颓败，饥民落难，车船拥堵，兵匪劫掠，难民遍野”。在翻越乌蒙山后，沈永泉坐在摇摇晃晃的老式大客车里，终于望见了山城的轮廓。

还没进重庆，客车被空袭警报拦在了路上，“原来大后方也不平静”。

他们找到了学校。校舍简陋，宿舍是一排两层小楼，一楼住男生，二楼住女生。伙食是糙米饭加牛皮菜，运气好的时候，一周能有一次肉吃。

彼时，日机对重庆实行“疲劳轰炸”，企图瓦解军民的抵抗意志。每天都有空袭警报，甚至一天好几轮。国民党的空军早已消耗殆尽，幸存的几架，要等敌机飞远后才敢升空，被戏称“有我无敌”。

一个星期天，沈永泉去同学家做客。同学的姨妈正烧着菜，空袭警报大作，大家赶紧跑到防空洞。等警报解除，大家回到家，不料警报又来，只好再进防空洞。第二轮警报解除，姨妈回家继续烧菜，警报却再一次响起。古人说“一夕三惊”，当时经历的，是实实在在的“一饭三惊”。

一次空袭过后，沈永泉走出防空洞，发现借宿的一幢五层楼房已被夷为平地，仅有的行李也化为乌有。

“警报解除回宿舍，月光下途经教务长孙寒冰教授和六位同学的合葬墓地。他们是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七日学校被炸时遇害的。走着，想着，心头激起深仇大恨。”

深感国家无空军之痛，沈永泉和几个同学当场报了名。那时他还不晓得，这支援华志愿空军，便是日后鼎鼎大名的 “飞虎队”。

他们去位于报国寺的战地服务团报到，旅馆歇一夜后，坐上一辆大客车。车上有四五十名乘客，大多是年轻人。车沿盘山公路前行，夜晚就寄宿在那种“鸡鸣早看天”的客栈。开了三天，到贵阳换乘卡车。卡车的后厢钉两排长凳，座位不够，大家就轮流休息。两日后抵达曲靖，又换火车。由于路基不好，火车开得很慢，到饭点就停下来，让大家去附近的村镇买东西吃。

一百多公里的路程，火车开了足足一天。到达昆明后，军车把他们接到小西门附近的昆华农校，即训练班的驻地。

每人领到一顶军帽、两套卡其布军便装，这让穷学生们欢喜。因为不是正式的部队，他们的职衔是“同中尉”。

训练班开设航空词汇、气象词汇、社交礼仪、体育等课程，其中英语课占时最多。教员大多是西南联大的教师，学员则来自全国各地，发音不免带地方特色，以至教师能准确地说出“这是湖南英语”，“那是浙江英语”。

负责“社交礼仪”的是励志社的总干事黄仁霖，他对学员讲，“穿西装要带梳子，梳子应该放在西装内袋里”，“喝咖啡的勺子是搅拌用的，不能用来舀咖啡喝”。后来，黄干事果真带他们吃了一次西餐，现场演示刀叉的用法。

沈永泉日夜苦学。有一天他听见隔壁两个人吵架，却一句没听懂。后来才意识到，这两位说的是地道的四川话，他当英语听了。

培训预计三个月。由于战局紧张，三十多天后，美国人提前到了。沈永泉被分配到巫家坝机场的指挥室，任志愿队队长陈纳德的翻译。从指挥室望出去，几十米远的地方，停着一排P40战斗机。每天天不亮，引擎就发动起来，随时准备升空作战。

沈永泉的任务之一，是翻译来自各地的防空情报。彼时，云南全省已建立完备的预警系统，各地的防空观察哨一旦发现情况，立即用无线电或电话报告机场指挥室，由译员译成英文，交给当值的军官。有时情报很简单，如“楚雄方向发现一架飞机”，甚至只是“某方向听到飞机声”。就是依靠这样的蛛丝马迹，一点一点，拼凑出日机的行踪。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十架日机进犯昆明。志愿队起飞迎敌，首战告捷，击落六架日机，击伤三架。几乎所有的昆明市民都目睹了这场空战。人们沿街鸣放鞭炮，欢庆胜利。云南省主席龙云率领官员及民众代表，抬着猪牛羊来到巫家坝机场慰问，称赞志愿队是“空中飞虎”。后经媒体报道，“飞虎”之名誉满全球。

沈永泉记得，有两次，当值军官不时爬上屋外的掩体，朝南方的天空张望。后来他知道，第一次是飞虎队空袭了日军在河内的机场，第二次则是有名的“蒙自大捷”。自那以后，昆明上空的警报再也没响过。

那时他年轻，精力旺盛，跟着美军人员一起喝咖啡、听爵士乐、跳交谊舞，也学到了美国人的作派——work hard，play hard。平时玩命地工作，到了休假日，便戴上Ray-Ban墨镜，坐着吉普车兜风，于连天烽火中招摇快意。那是他的黄金岁月。

一九四二年五月，云南的雨季来临，“西线无战事”，飞虎队受命调往重庆。沈永泉坐上DC3运输机，飞抵重庆白市驿机场，继续担任译员工作。一年期满后，他回到复旦，并在毕业后加入中国航空公司，驻扎加尔各答的达姆达姆机场，参与驼峰航线的运输工作。

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驼峰航线成了盟军物资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一方面，大批舰船在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等港口卸货，汽油、弹药、航空器材……堆积如山；另一方面，前线已近弹尽粮绝，就连陈纳德手下的战机也常因缺少燃油而无法升空。驼峰航线飞跃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怒山等高海拔雪山，气候严酷，气流多变，加上日军零式战斗机的拦截，成为“二战”中最悲壮的一条航线。沈永泉负责翻译与财务核算（他的专业），也曾数度亲身飞跃驼峰航线，在强对流、雪峰与敌机间孤掷一注。

与飞虎队不同，中航公司的大多数飞行员是中国籍。沈永泉认识许多飞行员，结下过命的交情。人们偏爱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传奇，空运物资的货机，听起来平平无奇，而那些日夜往返穿梭于国境线的年轻人，也没有谁自诩为英雄。山河破碎之际，尽一份男儿本分罢了。

死亡的阴影无处不在。飞行员们平静地出任务，平静地归来。回到住处，按部就班地洗澡、吃饭、睡觉，起床后看书、打牌、下棋、聊天，等待下一次生死未卜的出发。

调度室的黑板上挂着刻有飞行员名字的铜牌，那些回不来的人，他们的牌子被摘下，丢在一旁的竹编筐里。曾有人九死一生归来后，在竹筐里找到了自己的铜牌。他的眼泪哗哗流下，筐里的铜牌已经多到装不下了。

抗战胜利后，沈永泉回到重庆，任一所中学的副校长，期间认识了后来的妻子罗莉芸。罗莉芸出生于四川官宦人家，是当时的“新女性”，曾坚决地退掉父母为她包办的一门亲事。结婚前，她只对沈永泉提了一个要求——买一架钢琴。

一九四六年，沈永泉和罗莉芸来到上海，在扬子饭店举行盛大的婚礼。重庆当地的《新民报》亦登报祝贺。婚后，沈永泉在一家纺织器材厂担任总会计师。信守婚前的承诺，他送给妻子一架“谋得利”牌钢琴。

沈永泉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当选为分部委员，坚持统一战线与民主运动。他意气风发，每日奔走，对未来充满希望。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活动转入地下。他在白色恐怖下仍坚持工作，直至上海解放。

一晃数年过去，沈次农从澜沧调到思茅，成为一名供销社的营业员，每日与棉布、碗筷、锅铲、扫帚为伴。别的知青想家，想上海，半夜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哭。他不想。上海隔着千山万水，巨大且冷漠，堆砌着不愉快的记忆。两年一次的探亲假，别人恨不得马上回到上海。他倒好，经常中途下车，桂林玩一天，重庆玩一天，没一次是直达的。

同宿舍的两个上海知青会拉小提琴，他看了眼红，摸一摸琴都觉得幸福。哥哥招工进了冷库，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他买了一把“东方红”牌小提琴。从此，他疯狂地迷恋上小提琴。早起洗漱后，先拉上一段，然后匆忙去上班；下班后，去食堂随便扒两口饭，便练琴直至深夜。从基本的指法练起，一点一点进阶。没有老师，就自己摸索，或者找室友探讨，三人常因一个看不懂的符号争论半天。没有琴谱，就想尽办法，借来文工团的谱子，连夜抄下来。当时的思茅，非但没有琴谱出售，连空白的五线谱都没有。他把梳子剪下五齿，在复写纸上划出五道平行线，又把橡皮磨成圆柱形，蘸了墨水画音符。

有时他自己都觉得好笑，小时候母亲教他弹钢琴，他并不太感兴趣，常敷衍了事。多年后，却为了一本缺页的曲谱奔走。或许，是母亲弹琴的样子，在他心底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宿舍住四个人，另一人搬出二胡，企图对抗三把小提琴，最后败下阵来。再往后，他们找了一栋不能住人的危楼当琴房，练得更肆无忌惮了。

有一阵子《梁祝》受批判，他把乐谱封面用纸包上，上写“G大调小提琴练习曲”。好在当地绝少有人听过《梁祝》，因此照拉不误。

他开始惦念上海。上海到底好哇，有曲谱，有老师，有音乐厅，有许多同他一样热忱的乐迷，老洋房里暗藏着从前的黑胶唱片。难得地，他做了关于上海的梦，梦里是梧桐夹道和如歌的行板。

他日日夜夜练琴，对着思茅河，对着无量山，从开塞、马扎斯、克莱采儿，拉到莫扎特的协奏曲。手指和脖子磨出了老茧，一放下琴，臂膀酸得抬不起来。音乐驱散了他心底的阴霾。仿佛运起琴弓，便忘却了所有的忧愁。他和母亲，和上海，唯一的关联，只剩下了这把琴。

一九七六年，沈次农被当地文工团借调，赴边防部队慰问演出。出发前，他收到父亲的信。父亲说，“右派”帽子摘掉了。他心中五味杂陈，一时不知该如何答复。死别与生离，漫长煎熬的岁月，仿佛被一笔带过。事已至此，无论如何，算是个好消息吧。

次年，沈次农调回上海。他决心坐一次飞机。从思茅到昆明，汽车是九块，要开三天，飞机二十五块，一小时就到。登机后，他看见有个男人捧着脸盆，沿着过道慢慢地走，嘴里嘟囔着，像在发什么东西。等走近一看，原来是一脸盆的散装香烟。每人可以领五支。

起飞了，他紧贴舷窗，只见身下群山匍匐，江水纵横。他终于知道，当年父亲见到的景象，是这样的。

沈次农一直以为，父亲之所以被划为“右派”，是因为抗战中的历史。小时候家里来客人，聊到“飞虎队”“陈纳德”“中航公司”，彼此压低了声音。去云南插队的前一夜，父亲专门找了时间，跟两个儿子讲了自己从军的经历。父亲很愧疚。沈次农没有怨言。他认了，并决意背负起属于自己的命运。

一直等他调回上海，一次父子间偶尔的长谈，才知道，那顶“右派”帽子跟“飞虎队”毫无关系，而是源于母亲与演员吴茵的一系列通信。

吴茵，电影演员，因出演《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影片而闻名，被誉为“远东第一老太婆”。一九五七年初的一天，母亲在家收听广播，听到吴茵对电影界的批评。当时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鼓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作为资深影迷，母亲非常赞同吴茵的观点，一时兴起，给上影厂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支持和鼓励。没想到，很快收到了吴茵的回信。吴茵引母亲为知己，两人开始书信来往。

到了一九五七年六月，风向骤变，吴茵被当作“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典型，之前与母亲的书信都成了罪证。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缺乏批判价值，于是揪出了作为“幕后靠山”的父亲。

随着不断解开的记忆，沈次农渐渐明白，父亲一生中最恐惧的，不是几十年的赤贫，不是被揪斗、游街，不是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批判——吴茵事件发酵后，父亲被上海几大主要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点名批判，仅从这一点，他觉得自己够得上“罪大恶极”了——而是在“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之际，他们这群倒霉蛋被集中起来，等待发落的那一刻。

第一批名单公布时，所有人屏息静气。头一个宣判的是一个资方代理人：开除公职，送青海农场劳动改造。

顷刻间，父亲觉得天昏地暗。被宣判的是别人，他却分明看到了自己的结局。

那年父亲三十八岁，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七岁，妻子长期卧病在床。他的专业是会计，他会算。别的算不出，有一条他能算，那就是自己一旦被押送，母子三人面临的无疑是流落街头、死无葬身之地的绝境。

父亲是第二批宣判的，最终定性为“二级极右”，留厂监督劳动。对父亲来说，那就是苍天开眼，绝境逢生了。

父亲有一个复旦的老同学，沈次农叫他汤伯伯，被打成“右派”后，发配甘肃劳改农场。由于长期辛劳，加之缺乏营养，汤伯伯患上了肝癌。汤伯母获准去探望，她东拼西借凑够了路费，又用家里仅有的一点工业品券买了些饼干糕点。当她千里迢迢赶到劳改农场后，被告知，只能在宿舍见面半个小时。

她在一间四面漏风的土坯房里见到了汤伯伯，一旁围坐的是他的同室难友，清一色的“右派”知识分子。两人说了一会话，看管进来说，时间到了。汤伯伯撑着病体，起身送汤伯母出门。当他返回屋内时，那些饼干糕点已被难友抢夺一空，一块都没给他留下。汤伯母回到上海不久，就收到了汤伯伯去世的消息。

一九八〇年代的一天，沈次农在报纸上读到吴茵复出的消息。他突然很想去见一见她。他打听到了吴茵的住址，生怕唐突，先寄去一封信，说自己的母亲叫罗莉芸。很快收到回信，信里写，欢迎你来。

吴茵家住在余庆路。正是落叶纷飞的时节，树影斑驳，像被吹落的光。老房子久未修缮，显得破败。他敲门，听见答应声，又等了很久，门才打开。七十多岁的吴茵佝偻着，向他抱歉道，腿被打折了，又买不到轮椅，只好一步一步挪过来。吴茵问起罗莉芸的消息。沈次农说，母亲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吴茵落了泪。

两人坐在窗边聊天。吴茵说，当年风光时，每天收到好几麻袋的读者来信，根本来不及拆。他忍不住问，那为啥偏偏读了我妈妈的信？吴茵叹一口气，说，***妈的字写得好。

二〇〇五年五月，上海远洋宾馆，美国退役空军中尉爱德华·康姆亚迪见到了他的老战友，前中国军队的翻译官沈永泉。两人热情地拥抱。正值“二战”胜利六十周年，几位美籍“飞虎队”老兵受邀来到中国。沈次农以家属的身份，见证了这历史性的重逢。报道出来后，数家媒体找上门，要求采访沈永泉，仿佛才意识到这些老兵们的存在。有一回，沈永泉回到家，像个孩子似的，兴奋地对沈次农讲，侬晓得吧，伊拉叫我“老英雄”。

沈次农说，父亲从没觉得自己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弃我昔时笔，着我战时衿”，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到后来，成了历史污点。几十年来，他一直小心谨慎，生怕被人翻出这旧账。与爱德华见面之前，他曾有过顾虑。沈次农劝他，不要紧的，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老头一声不响，搬来新版《辞海》，翻到“陈纳德”一词：……帮蒋空运军队、武器，强夺中国两个航空公司在香港的财产。

然而到了那一天，沈永泉没有丝毫的犹豫。清早，他擦亮了皮鞋，穿上最好的西装，对着镜子梳理了半天，末了，把梳子插进内袋。

六十四年前，二十一岁的沈永泉坐在开往昆明的火车上，身前身后是万重山峦。他目睹了遍地疮痍的国土，和苦难深重的国民。他不知道，多年后，两个儿子会在相似的年龄，重新踏上这条道路。人间已是沧桑巨变。

列车停下来，沈永泉和同伴下了车。年轻人舒舒筋骨，嬉笑着，朝前方的村庄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