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个周末的日子,我走在桃江路上,看见一对年轻的父母,指着一栋文物保护房屋上绿色的信箱,问身边八九岁的儿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儿子摇头。妈妈说,这叫信箱,以前的人写信,邮差就把它们放在邮箱里,收信的人再从这里取出来读。 我意识到我就是他们所说的“以前的人”,信曾经是我游荡生活中最可依赖的伴侣。我很认同山姆·夏普德对通信的感受:“我喜欢写信这一形式,因为它是一种可以随时展开的对话。无论对方在不在,你都可以在任意一个早晨坐下来跟他说话。你可以随便聊,而不必礼貌地等待对方完成他的思路。段落之间可以隔很长时间——也许好几天过后,你会重新拿起笔接着聊。信与其他写作形式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一个人的事……久而久之,你便跟通信人建立起一个深厚的关系。我认为这是关键——久而久之……” 我写过一些M与我在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的事,不知道那算不算我的初恋——我们连手都没有牵过,但我们有过许多朝夕相处的日子,分离时也有过心心相印的思念和牵挂。 二○二一年我回上海陪病重的母亲,见到了M。他把我写给他的几十封信还了给我。他说,我们那一代的友谊感情,是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我不想让这些信件付之一炬,不忍心,那里面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只有物归原主!有些东西是铭记在心里永远也抹不掉的,永远永远…… 这些发黄、发脆的信写得并不好,只因被M保存了大半辈子而变得珍贵——好比圣-埃克苏佩里写的《小王子》中的玫瑰花,它本身再普通不过,只因“小王子”倾心的浇灌与呵护而成为世上唯一。信封上的许多邮戳虽已模糊,但还能隐约辨认出。信始于一九七八年——我十七岁的时候,终结在一九八三年——我留学美国的第二年。 扎着两条短辫的“妹妹”突然站在了我的面前,用清澈的眼睛审视着我——眼角的皱纹、鼻侧的阴影、松弛的脖颈……她从没想到过这么久远的岁月,连她母亲都要比我年轻许多。她感到困惑,还是诧异?刹那间,异国的机场、车站、码头,还有发生在那里的拥抱、亲吻、欣喜和惆怅,在她的眼前划过。 我也仔细打量她——胸脯轻轻起伏,鼻翼微微翕动,眼睛里闪烁着所有被她抑制了的本能。她的语文课本里只有董存瑞、焦裕禄、黄继光、欧阳海的英雄事迹,或者南京长江大桥、第一艘远洋轮的光荣建成,或者地主刘文彩、周扒皮对贫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那个语境里不存在个人情感和欲望,而没有名字的感受和欲念,就像躺在污泥浊水里的珍珠。还要过很久,她才会找到它们。 “妹妹”开始写这些信的时候,中国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整代人正在从十年的冬眠期复苏,百废待兴,她的生活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M: 你好! 上次在工人文化馆遇到你和同学们,我不是说我已经彻底回掉北影了吗?可昨天学院又来找我,说北影后台很大,从上面下来的压力,学院很难开口,有点顶不住了……他们认为实在不行只能去演,但回来后百分之八十会留级。学院的课程很紧很紧,可北影偏不让我专心一致地学习,而且今后,如果拍完戏还有什么事,也只有天知道。学院领导还说,如果我硬不肯去的话,上面会认为我不服从党的需要。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现在我妈又在青岛开会没人商量。我想起你上次留在条子上的话,我有事可来信。我就来信,问问你们是什么看法。我打过电话到剧团,凤皇说要下生活都不来上班了。 上次你说的同学们上戏的事,还有《我们有亲人》是怎么回事,请告诉我,好吗? 陈冲 M: 你好!晚上回家看到了你的信。已经定型了,导演买好了星期六的车票,直接送我到外景地。学院领导给我看了教育局下来的文,上面已经先定型了。 去了也许并不会坏到哪里,我把学院原来的体育课、政治课、语文课的时间省下来,拼一下命,也许并不会拉下多少英语,我一定要让老师们吃惊。有的老师认为脱半年课再跟班,简直是奇迹,不太可能。当然现在又要琢磨角色又要读书,时间、精力又有限,是有很大困难。但是我想,一个人只要他是诚心的,上帝是会支持、同情他的,会多赐给他时间和智慧。但愿这件事,并没有违反我的命运。 今天,当我一个人提着沉重的大包小包回家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同学们。来校报到那天也是这条路,这些行李,是有那么多同学在一起的,现在我一个人了。 回到家里,屋子里也只有我一个人,妈妈、哥哥都不在。我把行李重新理了一下,准备后天上火车。等我妈、我哥回家的时候,我又不在了。就是这样有意思,老是碰不到一块。 我真不愿意让剧团或厂里知道我去北影,他们不知道内情一定会笑话我的——虽然被电影厂的人笑话无足轻重。 本来这封信应该是去那儿写的,可我想,一到那儿就得开拍,我又没排练,加上每天还得读英语,时间一定很紧,所以就在上海写好了,上那儿去发。 让同学们都放心,我绝不会丢培训班的脸的。 陈冲 我到黄山了,一切都很好,可能在这住两个星期。演我妈的是陶金的女儿。男一号是《南海风云》里的于化龙。真小花是《同志,感谢你》的一号。还有那个徐元奇也在这儿。我们这儿的地址是: 安徽省徽州地区黄山宾馆转北影《桐柏英雄》外景队。 (邮戳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 就这样,“妹妹”——我——开始了“赵小花”的生涯。 至今仍有人会叫我“小花”,会跟我讲起他们当年在单位礼堂里、学校操场上、银幕的正面反面看《小花》的种种情景。那时电影拷贝有限,人们看的是“跑片”。跑片员会骑单车、骑马、骑毛驴在不同的放映点来回跑。一个地方放完了电影胶片的第一卷,开始第二卷的时候,他就赶紧把放过的那盒胶片送往第二个地方。一部电影一般有五大卷胶片,放在铁盒里。天气或路况不好的时候,跑片员有时赶不到,观众就坐着聊一会儿天,等胶片赶到了再继续看。 前不久,在饭桌上遇见了一位原来在西藏部队的人。他说,他所在的兵站很遥远,《小花》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没有地方放,连白被单都没有。战士们就铲雪筑起了一座白墙,在那上面放映了《小花》。你能想象吗?在那片冰天雪地里,一群只听过铿锵歌曲的小伙子,第一次被李谷一温柔的“妹妹找哥泪花流”融化,那是什么样的情景? 记得《末代皇帝》在巴黎蓬皮杜中心首映的时候,李先念主席来到了会场。那时他已经十分年迈,见到法国总统和蓬皮杜夫人时都没有什么反应,但是一看到我就眼睛一亮,亲切地叫了一声“小花!” M: 你好!你的信收到。那几天在拍我的戏,所以没回信。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黄山的戏,可是第二批样片有好多需要补,真烦人。 昨天,闵安琪来了一封信,大约了解了培训班的情况,知道同学们还是那么团结,我就更想念你们了。安琪的信里讲到培训班在我家拍的照片,我让她给我寄一份来。 我们这儿的演员老想开舞会,每个星期六都想开。我因为时间紧要学习英语,参加得少。一说到跳舞,我就想要是同学们都在这儿多好,那一定很有意思。 安琪信中说你还在剧团,你什么时候去唐山?我们元旦后到北京,十二月中旬我可以回上海。我们这个组的人都不错,都挺好的。 黄山的风景确实美得出奇,但我却没有老方那种诗意和水平,连自己欣赏的能力和时间都很少,以后如果电影上映,从电影里知道个大概吧! 现在,演员组正在讨论样片,演员们认为景抢人了,艰苦的劳动,饱满的激情都泡汤了,要求大量补戏。越补时间浪费得越多。 现在,大家沉默了,在想着怎么提议表示自己的戏没搞好,有的人的表情看上去很难过,样片太使人失望。 现在组长在向我提问,让我别写了,要我发言。但我一句都不会去说的。好了,再见。 陈冲 十一月十三日 又:十六日后转点到安徽徽州地委招待所转北影 这封信让我有些惊讶——也许是因为电影后来的光环,让我完全忘记了,看样片的时候演员们居然那么垂头丧气。次年《小花》在第三届“百花奖”上获得了七个奖项,我也分别在“百花奖”、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文汇电影奖、南斯拉夫“为自由而斗争”电影节等获奖。回想起来,我们根本不懂如何看样片,光是在留心自己。其实,用一景一物为演员的表演作气氛铺垫,正是电影的魅力。 我再次想起《太阳照常升起》中我去病房探望黄秋生的那场戏,姜文花了很长时间,调整窗外的雨水和雨水在光下的影子。那个光影散发出婆娑迷离、灵动的欲望,像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人物也油然而生。没有这样的处理,演员拼死去演也没有用,那是什么近镜特写都帮不了的。 M: 你好。信和照片收到,我简直太高兴了!像你信上说的,我一个人哈哈大笑起来,太有意思了。它们使我想起了培训班的一切,想起了那天在我家的一切动作、细节,还想起了S突然离去……正想着这些,又来了一封信,真巧,是S来的!我急忙打开看,原来是讲他突然离开的原因。我把他的信一块寄来了,因为他希望大家原谅他。 本来我有很多事需要回上海,一是学院的英文磁带,二是我爸爸生病从多哥回了上海,我得回去看看,三是我妈妈马上要出国,我来的时候就没有见到她。导演也同意有空放我,但可惜的是一直没有空,所以回不来。 从你信上知道很多剧团的事,形势是可喜的,对培训班的难兄难弟很有益处,你们完全是有希望的,绝对不要丧失信心。 新的地方还不错,明天拍我的戏。这个组对剧本的分析、排练等进行得少,不像在《青春》时那样。我心挂两头,也没有过高的要求,演本色,能在观众中得到一个很一般的评价就足够了。下午排练,我又不能按时间表排的那样读英语了,时间老是没有保证。业余时间,还老有人到我屋里来玩,正像你说的,我得克制自己。我的障碍太多了,舞会、开玩笑、玩,等等。但是,德国诗人席勒讲过:“障碍是意志的最好朋友。”我争取把这句哲理性的话化为现实,努力抵制环境的影响。 组里看了第一、二批样片后。觉得不太理想,对景的描写重于对人的刻画。演员要求补戏,加近景,但摄照部门认为无此必要。反正就是这样,看了样片后很少有自己非常满意的。 真羡慕你们看了那么多参考片,这是一种收益,在各方面都是一种帮助,我是享受不到了——即便回沪。 你太不应该夹邮票来了,但是我又绝对不能给你寄回来,你会生气的。 祝 一切好! 再见! 陈冲 十一月二十日 “你太不应该夹邮票来了,但是我又绝对不能给你寄回去,你会生气的。”那时工资很低,邮费是个额外开销。记得一个朋友讲过彭小莲当年教他如何反复使用一张邮票:你把邮票贴在信封上以后,再往邮票正面刷一层浆糊,等干了以后投进信筒,对方接到信后,把信封泡在水里,盖在浆糊上邮戳就洗掉了。把邮票揭下来后粘在玻璃窗上晾干,就可以再用。他们最多一张邮票使用七次,最后就破烂褪色到无法挽救了。 M在寄给我的信里夹上回信的邮票,是多么的细致和周到,也是他无言的期待。也许只有我们那一代人,才懂得其中的甜蜜。 陈冲同学: 您好! 首先祝贺你已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并相信你决不会辜负党和人民期望,在新的工作岗位,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努力掌握外国语这门专业,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大的贡献! 上次回沪到你家看你,真是巧!同学们都在你家聚会,能和这么多同学相见是非常高兴的。然而,当我听到不是所有同学都来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蒙上了一层阴影。我是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突然闯来的,是很不礼貌的。当知道了不请我和其他同学原因后,我认为某些同学的考虑也是对的。我们这些已经走了的人参加聚会,可能会使这欢乐的场面由此变冷,所以,我也不能硬着头皮在你家坐下去了,只好怀着难过的心情,强装着笑脸离开了。我知道你和同学们是过意不去的,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也知道这样做是非常不友好的,但是,我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没来的同学。就是将来他们知道我没参加,也会好受点。但是,对你真挚的挽留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自己后来食言请你和同学们多多原谅吧! 现在,我们这儿的工作很紧张,因为,准备参加明年在北京的会演。十二月二十六日还要参加演出,所以,一直在排戏,也没给你写信,很对不起。对上次去你家的事,请你能理解我,原谅我。同时我也希望你能上我家来玩,现在,我们差不多都快成邻居了。希望能在春节在上海我家中招待你和其他同学们! 让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相互学习,不断进步!望能经常来信!再见! 祝 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学习进步! 友 S字 十一月十五日 去拍《小花》之前,上海医学院已经为含冤自尽的外公平反,并落实政策让抢房子住进祖屋的人家搬走了,家里突然又有了一大间客厅,我常把培训班的同学们请来聚餐。 那时上影演员剧团正在动员部分培训班的同学改行,并已经把几个农村招来的学员送回了生产队。S因家里有部队的关系,转去了东海舰队文工团。几年前,忘了在什么情形下——也许是S去世后——M告诉我,S当时喜欢你,想追求你。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记忆里我跟他接触不多,但写到这里,他阳光的笑容和月牙般弯弯的双眼仿佛就在我的面前。 我分享他的信,因为它比我的信更突出和典型地反映了七十年代的语境。 …… 全文见《上海文学》202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