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说 “非典”结束后的夏天,第一医院的泌尿外科连续出现了六例死亡,全部来自肾移植病人,都死于深度感染的并发症。主刀的外科医生傅睿,在遭遇第七例病人田菲的死亡后,陷入了现实和精神的双重危机。然而,围绕着生与死,整个世界却展现出了另一重翻云覆雨的面貌,它们荒诞,明暗交错,气味复杂,善恶莫辨,带着巨大的不可控的命运惯性倾泻而下……人生几度涅槃,欢迎来到人间! 第一章 户部大街正南正北,米歇尔大道正东正西,它们的交汇点在千里马广场。从城市地图上看,千里马广场位于市区的东北部,委实有些偏了。但是,老百姓不买账,老百姓习惯把千里马广场叫作“市中心”。“市中心”原先只是一个普通的十字路口,五十年前,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十字路口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椭圆形的废墟。为了体现时代的速度,一尊城市雕塑很快矗立在了椭圆形广场的中央。是一匹马,坐北朝南。绛红色,差不多像人一样立了起来,像跑,也像跳,更像飞。马的左前腿是弯曲的,右前腿则绷得笔直——在向自身的肌肉提取速度。马的表情异样地苦楚,它很愤怒,它在嘶鸣。五十年前,有人亲眼见过这匹马的诞生,他们说,天底下最神奇、最可怕的东西就是石头,每一块石头的内部都有灵魂,一块石头一条命,不是狮子就是马,不是老虎就是人。那些性命一直被囚禁在石头的体内,石头一个激灵、抖去了多余的部分之后,性命就会原形毕露。因为被压抑得太久,性命在轰然而出的同时势必会带上极端的情绪,通常都是一边狂奔一边怒吼。 有关部门还没有来得及给这匹暴烈的奔马命名,老百姓就已经替它想好了:千里马。广场的名字就更加顺理成章了,只能是千里马广场。老百姓好哇,他们无私。他们习惯于剔除自己和撇清自己,十分用心地揣摩好时代的动机,还能用更进一步的行动把它体现出来。五十年过去了,千里马原地不动,它的四蹄从不交替。然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马是速度,然后才是具体的动物种类。——这匹马足以日行千里,它畸形的体态和狂暴的情绪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千里马年近半百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纪初,户部大街和米歇尔大道再一次迎来了城市大改造。两条大道同时被拓宽了。事实上,街道的间距一丁点儿都没有变化,被拓宽的仅仅是老百姓的视觉,准确地说,错觉。——行道树被统统砍光了。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户部大街和米歇尔大道的两侧曾经有两排梧桐。梧桐树高大、茂密,它的树冠如同巨大的华盖。因为对称,树冠在空中链接起来了,这一来户部大街和米歇尔大道就不再是马路,而是两条笔直的城市隧道。隧道绿油油的,石块路面上闪烁着摇晃的和细碎的阳光。 行道树在一个星期之内就被砍光了。砍光了行道树,市民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城市不只是大了,还挺拔了。以千里马的右前方,也就是户部南路的西侧为例,依次排开的是各式各样的、风格迥异的水泥方块:第一医院门诊大楼、电讯大厦、金鸾集团、喜来登大酒店、东方商城、报业集团大厦、艾贝尔写字楼、中国工商银行、长江油运、太平洋饭店、第二百货公司、亚细亚影视,这还不包括马路对面的华东电网大楼、地铁中心、新城市广场、世贸中心、隆美酒店、展览馆、电视台、国泰证券。在以往,这些挺拔的、威严的建筑物一直在马路的两侧,它们对峙,文武不乱,却被行道树的树冠挡在了背后。现在好了,高大的建筑群裸露出了它们的面貌,峥嵘,摩登,那是繁荣、富强和现代的标志。 几乎就在裸露的同时,户部大街和米歇尔大道上的那些铺路石也被撬走了。那些石头可有些年头了,都是明朝初年留下来的,六百年了。每一块都是等身的,二尺见长,一尺见宽,十寸见高。因为六百年的踩踏与摩擦,石面又光又亮,看上去就特别硬。缺点也有,它们的缝隙太多了。对汽车来说,过多的缝隙相当地不妙,汽车颠簸了,近乎跳,噪音也大。即使是弹性良好的米其林轮胎,速度一旦超过了八十公里,刹那间就会变成履带,轰隆隆的。比较下来,沥青路面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沥青有一个特殊的性能,那就是“抓”——它能“抓”住轮胎。这一来轮胎的行驶就不再是“滚”,更像“撕”,是从路面上“撕”过去的。再暴躁的兰博基尼或玛莎拉蒂也可以风平浪静。 沥青同样有一个特点,深黑色的。深黑色很帅气。深黑色的路面不只是宽敞与笔直,还深邃。一旦刷上了雪白的箭头与雪白的斑马线,大都市的气象呈现出来了。绝对的黑与绝对的白就是绝对对立,它们互不相让、互不兼容。漆黑、雪白,再加上宽敞和深邃,现代感和速度感就凸显出来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知不觉的,市民们也现代了,人们悄悄地放弃了“户部大街”和“米歇尔大道”这两个老派的称呼。想想也是,那算什么名字?充满了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气息,冬烘,烂污。人们避简就繁,把户部大街说成了“南北商业街”,简称“南商街”;米歇尔大道呢?毫无疑问就成了“东商街”。“南商街”“东商街”,多好的名字,直接,敞亮。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不是买就是卖。 第一医院的地理位置相当独特,就在南商街和东商街的交叉点上。这样的位置用“寸土寸金”其实都不能评估。不少商业机构看中了这块地,希望第一医院能够“挪”一下。就在市人大的一次会议上,第一医院的傅博书记用平稳的语调总结了他们的经营情况:“我们去年的年营业额已经超过了十个亿。”让一个年营业额超过了十个亿的“单位”从黄金地段上“挪”开去,开什么玩笑呢? 从视觉上说,第一医院最主要的建筑当然是它的门诊楼,所有的医院都是这样的。门诊楼马虎不得。门诊楼不只是实力,它还是展示与象征,它代表了一所医院所拥有的建制与学科,它理当巍峨。第一医院的门诊楼采用的是宝塔结构,它的底盘无比地开阔,足以应付每天九千到一万人次的吞吐量:挂号、收费、取药、医导和咨询。然后,每一层渐次缩小。到了它的顶部,钢筋与水泥戛然而止。三根不锈钢钢管支撑起来的是一座雕塑,简洁的、立体的红十字。在最初的效果图里,设计师选择的其实是大钟,类似于泰晤士河边的BIG BEN。傅博书记一票否决了。傅博书记严厉地指出,“钟”就是“终”——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用钟表做礼物呢?“送终”了嘛,不吉利了嘛。作为明清二史的“民科”,傅博书记附带着回顾了历史,大清帝国为什么就不行了呢?帝国主义阴险哪,他们送来了自鸣钟。一个送,个个送,一窝蜂,都“送钟”来了,大清就不行了嘛。傅博书记补充说,患者们来到医院,是治病的,是救命的。你倒好,你让人家来“送终”?糊涂了嘛。也是,“红十字”多好,它透明,其实是一盏巨大的箱灯。实际上,用“红十字”做医院的标志,并不那么规范。但傅书记说行,那就必须行。——夜幕降临之后,“红十字”照耀在千里马广场的上空,它一枝独秀。它是安慰,是保障,也是召唤,更是慈祥。生了病不要紧嘛,谁还能不生病呢?来嘛,来了就好了。 门诊楼的后面隐藏了另外的一座楼,也就是外科楼。徒步在南商街和东商街上的行人一般是看不到它的。然而,在第一医院医务人员的心目中,它才是第一医院的主楼。它的位置至关重要。它的重要性从第一医院的空间布局上就一览无余了。在外科楼的半腰,有两条全封闭的廊桥。一条是“人”字形的,一头连着门诊楼的腰部;一头岔开了,延续到门诊楼的左侧,那里是急诊。另一条廊桥划了一个巨大的弧线,连接着主病房。在这条巨大的弧线尾部,同样有一个小小的岔道,一般人并不容易察觉,那就是高干病房了。至于一楼,外科楼的过道就更加复杂了,几乎连通了所有辅助性的科室。外科楼的楼盘底下还有一条通道,沿着正北的方位走到底,再拐一个九十度的弯,那就是停尸房了。 说外科楼是第一医院的主楼,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外科的学术地位。说学术地位也许有点言过其实,骨子里还是中国人的习惯心理。就治病而言,每一种治疗手段都是同等的。然而,人们不这么看。人们拿吃药、打针和理疗不太当回事。即使患者死了,人们也能找到合适的理由,谁还能不死呢?可是,患者一旦来到了外科楼,一旦动了“刀子”,情况就不一样了,人们会惊悚、会恐慌。中国人其实是有些害怕“刀子”的,它牵涉一个定见——腔体一旦被打开,人的“元气”就泄露了,那可是大忌讳。出于对“元气”的珍视和敬畏,中国人普遍认为,外科更复杂、更尖端、更艰难也更神秘。所以,看病有看病的易难程序:吃药、打针、手术刀,这就有点类似于女人的战争升级了:一哭、二闹、三上吊。 可外科和外科又不一样。最常见的当然是“普外”,也就是普通外科了。既然有“普通外科”,那就必然存在着一种不再“普通”的外科。想想吧,脑外科,胸外科,泌尿外科,它们面对的是大脑、心脏和肾,这些重要的配件都要“吃刀子”了,怎么说也不可能是一件“普通”的事情。 2003年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四。烈日当空。 六月里的阳光把外科楼上的每一块马赛克都照亮了,接近于炫白。那些马赛克原本是淡青色的,可剧烈的阳光让它们变白了。酷热难当。当然,外科楼内部的冷气却开得很足,微微有些凉。阳光从双层玻璃上照耀进来,纤尘不动。干净的阳光使得外科楼的内部格外宁静。这安静具有非凡的意义,“非典”,它过去喽。虽然官方还没有正式宣布,但是,空气里的气氛到底不同,它松了下来。外科楼内部的空气一直很特别,它是会说话的,要么不开口,一开口就叫人心惊肉跳。在“非典”闹腾得最厉害的日子里,外科楼内部的空气始终闭紧了嘴巴。这一闭就让所有的人如临深渊。这可是外科楼哇,患者一旦染上“非典”,想都不敢想——好不容易救活了,最终却染上了“非典”,白忙活不说,你说冤枉不冤枉? 现在好了,外科楼内部的空气开口了,发话了,“非典”就要过去了。过去喽。 ——过去了么?也不一定。泌尿外科的空气还没有说话呢。泌尿外科坐落在外科楼的第七层。除了过道里的一两个护士,别的就再也没有什么动静了。但是,第七层的安静和外科楼内部的安静又有些不一样,是那种死气沉沉的安静。说起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非典”以来,短短的几个月,泌尿外科接连出现了六例死亡,全部来自于肾移植。肾移植是第一医院的临床重点,可以说是一个品牌。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第一医院的人/肾成活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九,这很惊人了。就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面,患者的死亡率不降反升,这就不正常了。——外科大楼的第七层压抑得很,笼罩着缺氧的、窒息的气息。 六例死亡惊人地相似,都是并发症。虽说肾脏的成活状况良好,但是,因为急性排异,患者的肺部出现了深度的感染——肺动脉栓塞。栓塞会让患者的肺失去弹性。弹性是肺的基础特性,弹性即呼吸。一旦失去了呼吸,患者只能活脱脱地给憋死。从临床上说,移植手术始终都有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为了控制排异,必须通过药物对患者体内的“闯入者”进行免疫抑制;抑制的结果呢?“闯入者”不排异了,但是患者的抵抗力也下降了。虽说是泌尿系统的手术,患者的呼吸系统却特别脆弱,很容易感染。仿佛是老天安排好了的,在“非典”期间,第一医院没有出现一起“非典”死亡,肾移植的患者却死在了呼吸上。好好的,患者的血液就再也不能供氧了。 接近午休的时间,泌尿外科病房办公室的医生与护士正说着闲话,有一搭没一搭的。他们回避了临床,故意把话题扯到别的东西上去。比方说股市。股市,还有房产,这都是恒久的话题了,类似于薯条、山楂片或者虾片,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它们都可以拿出来嚼嚼。傅睿并没有参与这样的对话,他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歪着,似乎已经睡着了。到底是在打瞌睡还是假寐,没有人知道。傅睿的习惯就是这样,一旦闲下来,他就要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闭上他的眼睛开始养神。傅睿不喜欢说话,别人聊天他似乎也不反对。你说你的,他睡他的;或者说,你说你的,他想他的。要是换一个地方,傅睿这样的脾性是很容易被大伙儿忽略的,然而,这里是第一医院的泌尿外科,没有人可以忽略他。他是傅睿。 办公室就这样处在了常态里,一个护士却来到了办公室的门口。她没有进门,只是用她的手指头轻轻地敲了两下玻璃。敲门声不算大,可是,声音与声音的衔接却异常地快。几乎就在同时,傅睿的眼睛睁开了。 护士戴着口罩,整个面部只能看到一双眼睛,这样的眼睛外人也许很难辨认。医生却不一样,他们一眼就可以准确地辨别她们。敲门的是小蔡。刚看到小蔡的眼睛,傅睿的胸口“咯噔”就是一下,人已经站起来了。 傅睿预感到小蔡要说什么,抢在小蔡开口之前,傅睿已经来到了门口,问:“多少?”这是一个医用的省略句,完整的说法应当是这样的:“血氧饱和度是多少?” 说话的工夫傅睿已经走出办公室了。“七十八,”小蔡说,又迅速地补充了一句,“还在降。降得很快。” 傅睿听见了。傅睿同时注意到了小蔡的口罩。她的口罩被口腔里的风吹动了。尽管小蔡尽力在控制,但她的口罩暴露了她口腔内部汹涌的气息。 外科医生与外科护士时刻面对着生死,某种程度上说,在生与死的面前,他们早就拥有了职业性的淡定。然而,肾移植是第一医院新拓展的一个科目,而傅睿正是第一医院的母体大学培养的第一代博士,所有的人都盯着呢。泌尿外科说什么都不能再死人了,不能再死了。 傅睿来到五病房,在十四病床的边沿站定了。田菲正躺在床上。这个十五岁的少女躺在床上,在望着他。田菲的目光是如此地清澈,有些无力,又有些过于用力。她用清澈的、无力的,又有些过于用力的目光望着傅睿。她在呼吸,但她的呼吸有些往上够。傅睿架好听诊器,在田菲的胸前谛听。田菲的母亲一把揪住傅睿的袖口,已经失魄了。她问:“不要紧吧?” 傅睿在听,同时望着田菲,很专注。他们在对视。傅睿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表情,他在口罩的后面微笑了。傅睿没有搭理田菲的母亲,而是把田菲的上眼皮向上推了推。傅睿笑着对田菲的瞳孔说:“不要动,没事的。” 傅睿微笑着抽回自己的手,缓缓转过了身躯,一步一步地向门口走去。他眼角的余光在看小蔡。刚出门,小蔡就听到了傅睿的声音:“通知麻醉科。插管。送急救。” …… (全文刊载于2023-3《收获》) 毕飞宇,出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为江苏省作协主席。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著有《毕飞字文集》四卷(2003),《毕飞宇作品集》七卷(2009),《毕飞宇作品集》九卷(2015),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农》《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散文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写满字的空间》;文学讲稿《小说课》;文学对话录《小说生活——毕飞宇、张莉对话录》。《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Three Sisters》(《玉米》《玉秀》《玉秧》)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7年获法国文化部“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作品有二十多个语种的译本在海外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