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最后一次接听到E的电话，是一个深夜。可能已经一点半了。他在电话那头带着鼻音，鼻腔里像是被液体灌满。

“我喜欢你的腿。”他用闽南口音说。

“你记错人了，我的腿很粗，很丑。”

“不，没错，你穿着黑丝和高跟鞋真好看。”

“我不喜欢穿黑丝，倒是挺喜欢高跟鞋的，但几乎没穿过。”

我们这样文不对题地聊了一会儿。那一刻，我差点忘记他的大名。事后，我怀疑他也压根搞不清楚我是谁，我只是他在大醉之后随机拨打的一个电话。我的性别如果是男的，他可能会聊别的，但是离不开性。也许E在喝醉之后唯一的话题只有性，涉及性，哪怕仅仅是波及或者触及。酒精触及了他大脑一个偏僻的分区，这个分区是分管性的，他给我打的电话也只是那一次而已。我事后也确实想不起来我们除此之外的任何关联。在我们只有二十出头的时候，他长得倒是挺修长的，又细又白的手指，喉结上挂着绒毛。那时在他的老家泉州附近一个叫安海的地方。他家里有一艘捕鱼的船。他让我暑假去找他，他带我去海上钓鱼，一个夏天下来就可以晒得黑黑的。我答应了。从龙泉到安海并不难，有直达的火车。

这些年来，我的大脑当中也有一个偏僻的脑区被不知道什么东西侵害。记忆陷入了令人恐惧的状态，我经常会忘记跟某个昔日故交的往事。很奇怪，我记得所有与他们分别时的情形。这好像是被擦拭的脑区，它看起来说不定像一个黑乎乎的小房间，有人进来打扫，但是不小心留下了门背后那一小块地方没有打扫干净，灰尘与垃圾依然留了一小撮在那儿。

以此推论，E深夜给我打的那个电话就算是我们之间的告别仪式了。那次之后他说不定还挺想再跟我叙叙旧的，但是我把他的所有联络方式都删除了。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最好到那个谈论黑丝的电话为止。这是个恰如其分的句号。

有一天，电闪雷鸣，我待在自己大概八平方米屋顶倾斜的卧室里，窗外的闪电照耀着整个小区，甚至超出了小区的范畴，附近的七八个小区统统被它照亮了。我从未在夜里看过这个区域这么明亮、这么突兀。烟花一样的闪电和萨翁名剧《暴风雨》一样的雷电之后，天上的水打算转移到地面上，于是卧室的窗前就像是挂了尼亚加拉大瀑布，雨水大得都不分缕了。当时为了看清闪电，我关了屋里的台灯，红色的灯罩暂时失去了用途。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E，想起了我和他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在他家那条并没有多大的渔船上的所作所为。那时候E让我坐在他膝盖上，因为船舱在下面，下去的话要爬一段异常陡峭的木头梯子。我胆子很小，对于E的建议似乎也没有什么可拒绝的。他让我坐在他膝盖上，用一只手搂住我的腰。那天我们最多只钓上来了两条半斤不到的金鲳鱼，在彼此看来，都是一个明确的意思。

我想起自己在电闪雷鸣大雨如注时站在自己八平方米左右的卧室窗前，突然想起二十出头的时候跟E一起在他老家的渔船上的时间点。下午四点半不到，在云南省的思茅，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之后，山间形形色色长着巨型叶片的芋头也被击打得七零八落。我连日失眠，皮肤干燥，从一张已经坐变形了的按摩椅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身后跟着一只发出秋天一样萧瑟恐怖声音的黑色扫地机器人。我坐到工作台前，打开带红色灯罩的台灯，读波拉尼奥的新书《重返暗夜》。里面那篇《克拉拉》的英文版，是我今生第一次读到波拉尼奥，是在二○○八年的波士顿剑桥镇波士顿大公园附近的地下室里。

那一段时间，我敢肯定自己从未想起过E，那是我三十四岁的时候，E在通往船舱的木头梯子上引导我坐在他身上，并开始抚摸我的腹部和胸部。他的一双手沾过海水又被太阳晒过之后，手上有一层细细的盐。当他的食指伸入时，我身体颤抖了一下，觉得有点沙沙的疼。当时E在老家已经有了一个家里给安排的女孩，她就住在离这片海面最多三公里的村子里。我不知道那天她要是站在家里的露台顶上，极目向海面上眺望的话，会不会看到我和E那一刻的坐姿。我们的姿态让海风的形态发生畸变了吗？海风当中的盐分与水分的含量因此而发生改变了吗？它们承担了通风报信的功能了吗？E实际上已经跟那个女孩办过喜酒了，在乡村这等于是合法夫妻。然而当晚我就住在E家里，我们在他家二楼露台上搭了一张竹筒床。

此后E和我并未走进彼此的生活，我是以他的大学同学的身份去他家的。他用我来向那段娃娃亲示威然而无济于事。大四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对象怀孕了，分娩的时候胎盘剥离大出血，他回去待了整整三个月，错过了毕业答辩等一系列的事情。最终，他被迫向学校申请了辍学。那个对象为他生下了一个长相酷似他的儿子。他常常抱着还没满月的儿子在露台上极目远眺，像是在看向我们独处过的船。因为妻儿和生计，辍学的E留在了那一片大海一侧，那艘船成了他的事业，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彼此连手机号都没有。我猜测他每天看着日落都会想起大学的时光，想到邯郸路上初夏那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蝉叫声，冬天宿舍用来煮面热饭的煤油炉，等等。但是感觉上海夏天的花和E之后的生活毫无关联，他已经沉没到大海之下，像一根生锈的针。从那以后，他只能像章鱼一样把吸盘和触角伸向黑漆漆的洋底。此后我去了北京，找到了一份不怎么样的工作，每天用得最多的案头工具就是涂改液，住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偶尔会去看场电影。

我最常去的是紫金影院，在蓝岛大厦的顶层，每当影片暗淡的光线映照在脸上，我的左右都坐着陌生人，陌生人的那头有时候也是陌生人。这个影院是很多独自来观看电影的人的天堂。有些片子过于感人，还得帮着递给邻座一张纸巾。因为这个影院，我相信北京独居的人口肯定超过官方颁布的数据。我不知道我坐在黑漆漆的、仅有影片的光照射在脸上的影院内所体会到的孤独，与E坐在大海上等着撒网之后海里的鱼聚集到网中，亮晶晶的洋面上的光反射在他的脖颈和下巴颌上的那段时间，他所体验到的孤独，有没有什么不同。他是一个本科学哲学的渔民，他可能是班上少有的知道哲学在搞什么的学生。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打算去非洲工作一段时间，加入一个国际动物保护组织，我去负责非洲白犀牛这个分类的保护。从我到北京干了一份不怎么样的工作到去非洲大概历经了四年左右的时间。临行前，不解何故，我突然觉得这件事应该告诉E一声。于是我问他大学同宿舍的男生要到他的手机号。

“我是W，我要去非洲了。”没等他说话，我先说了。

“你是谁？”

“W。”

“谁？”

“W。”

“我不认识什么W。”

他嗓音低沉，像是刚刚大病了一场，我觉得跟他联系像是一种残暴的介入。确实如此，那些年我还没能彻底忘掉E，还把他当作一只饭盒装着昔日的情意。我极尽所能让他想起我，想起那个当时肋骨上还都没什么肉的女孩。他醒悟过来之后，告诉我他买了另外一条船。之前那条船的发动机出了无法修理的问题。一条船很贵，所以他贷款了，每个月要还一万多块钱的按揭。我觉得这笔经济账聊下去，他可能该向我借钱了，而我除了一张去非洲的单程机票几乎身无分文，就等着入职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所幸他除了一直在讲这笔花销，并没有打算跟我开口。我松了一口气，随即后悔起为什么要给他打这个电话。从电话里的声音听来，E的肺部已经大不如前，可能是每天吹海风以及干重体力活儿导致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联想到他的阴囊可能已经开始干瘪。我感受到了他的声音当中带来了大海之下涌动的一些海生生物，也许不是空置多时的龙虾笼子，不是螃蟹巨大的钳子、海星的芒刺。随着他絮絮叨叨的讲述，我的眼泪毫无知觉地流了下来。也许他始终都没有听出来我是谁，他是把我当作一个熟人来处理的，毫无感情，跟我的期待相去甚远。

他还在说，说自己有空的时候还会读读书，读的都是学校里带回来的。我问他要不要我不带走的一些书，我可以寄给他，可能有两三个纸箱。他毫不客气地答应了。我告诉他那里面有很多本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正好是他最喜欢的两个哲学家，我们学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用场的专业，但他好像并没有因此感到懊恼，回归渔民生活对他是得其所愿。我内心涌动着一种也许此生再也不能见到他的悸动。破旧不堪的稻草人在田野上茫然地张开双臂的那种惆怅。但我自始至终没有告诉他这一切。

在非洲，我很快跟同事好上了。我们住在一起，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就在客厅，唯一不同的就是有时候他来我的房间过夜，有时候我去他的。两个房门相距不过五六米，早餐我们一起吃木薯粉搅拌的粥。他喜欢在里面加一勺子老干妈，我也如法炮制。我们可以使用公司的一辆丰田车。过了不到三个月，车灯、后视镜、雨刮器都被当地人顺手剥走了。

有一天下楼，连四只车轮都没了，他们拿了一堆砖头顶着微微倾斜的车架子，我们又去安了一套新轮子，开着没有后视镜和雨刮器以及前后车灯的丰田行走在大街上，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很庆幸，公司为我们彼此搭配了合适的性别和年龄。他已婚。

去非洲之前，E从没有打来过电话，直到那个深夜。谈论黑丝和高跟鞋的那天，是E的生日。我记得，也许我也记错人了，E不应该是夏天生的。他身上始终有一股凛冬将至的气息，多年前就是这样。

K

K曾经是我的房东，他是学化学出身的。这个房子K住了很多年，搬走前K将房间里的每个角落都用自己调制的消毒药水擦拭过。那种消毒药水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酒精外加芳香烃的气味。他擦得过于干净，而且房租过于低廉，让我有段时间怀疑他在这个房间里还杀过人。这个一居室充满了各种我猜测出来的奇奇怪怪的前史。我在房间里很容易碰翻各种玻璃瓶子。膝盖侧下方，大概足三里的位置总是觉得痛，不是左边就是右边。房间里总是弥漫着那股异常的味道。

这个社区在大西洋新城附近，它因为过于小，只有一栋楼，不能独立成为社区，只能依附在大西洋新城。大西洋新城在北京的望京地区，迷魂阵一样的望京从地图上看很多路是东北—西南向，或者西北—东南向的，但是你身处其中又觉得很迷，像是指南针在你脑区中强行弯曲起来，指针是弯的，那根针的质地看起来是哑光的银，银氧化之后的那种暗淡无光，但它特别无常。也就是说，会随时改变它的弯曲度，弯曲的方向，有时候是二维，有时候是三维，有时候甚至是四维的，同一个地方在不同的时间点，它的方位是不一样的。我早起拉开窗帘，太阳在我的右前方缓缓升起，等我刷个牙再回到现实生活，太阳在我的正前方，到了中午却又跑回天顶去了。

在望京，我蜗居在K出租给我的房间里，说是一居室不确切，有一个次卧他始终紧锁着，里面放了什么我也不清楚。K有时候会专门来一趟，背着一只巨大的登山包来取点东西，然后坐下来跟我闲聊一通。

某一天临近傍晚的时候，他来取完东西后，将那只巨大的双肩包放在门边，然后小心翼翼地坐在我的单人沙发上跟我聊。那只沙发也是他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家具之一，但是他坐得那么谨慎，让我怀疑沙发上是不是捆绑过什么人，或者后靠背上被他涂了什么毒物。他一方面要跟我闲聊，打消我的疑虑，另外一方面又不想让自己中毒或者回忆起那段杀人的不堪往事。所以K来的时候，我总是显得紧张兮兮的，怕他突然拿出一包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或者交给我一节死人的指骨。K那张脱水大白菜一样干枯的脸上写满了隐秘的罪恶，每一个褶皱、每一处沟壑当中都有一段隐情。

“你知道人最后都要死的吗？”那天聊完天，K突然跟我说。

“知道啊，这是必然的。”

“那你知不知道寿多则辱？长寿，高寿不一定是好事儿。”

“是说年纪大了有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些毛病还有并发症吧？”

“各种问题，还有孤独，衰老本身带来的力不从心，被人嫌弃，自己嫌弃自己，一言难尽。”

我忍不住看着K的一身骨头，几乎可以像皮影戏一样投射在屏幕上。他看起来至少五十开外了，而我才二十九岁，我刚刚从一份工作辞职，打算去非洲。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在成功去非洲之前，我可不想被一个学化学出身的半老头儿弄死。

那天接下来的时间，我怀疑K会催眠术，他用这些漫无边际的言语让我慢慢陷入了昏迷。我的脑子越来越不清楚，听力也变得模糊，他说的句子与句子之间，词与词之间开始连在一起了。但我有一部分的意识还存在着，当时我眯缝着眼睛，看到他像是站起来，走到门边，从那个登山包里拿出一些药剂瓶。他混合了两种溶液，用滴管小心滴在我的手臂上。我没有感到疼痛，而是冰凉凉的触感。接着，他拿出一根棉签，将滴液涂抹均匀。几秒钟的工夫，我看到皮肤上纤细的毛发脱落了。我昏昏沉沉，使不上力气。我看着他，缓缓解开我衬衫下排的纽扣。他在我的小腹上，也滴了一些。那一片毛发去除后，他的胆子更大了。他伸手去解我的皮带。我身子蜷缩起来，用尽力气往后移动。他往前走了两步，滴管里的液体落在了地上。他转身去拿试剂瓶。当他背着我时，我四肢都在用力。当后背碰到墙边的铁架时，我知道地上有一个工具箱。我深吸一口气，从里面抓出一根螺丝刀。

……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K。

不久之后，他的一个亲戚上门来跟我说，以后的房租就交给她。她拿着我们租房合同的原件，还有K的身份证。于是，我相信了她。

我问她：“K去哪儿了？”

她说：“他失踪了。”

“什么时候的事？”

“前一阵子吧，他出门了，因为他一个人嘛，谁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有他家钥匙，去了才发现，他的身份证都没拿。”这个亲戚的门牙很板正，像一只年纪不小的松鼠。

K是离开这里之后失踪的。但是，我没有跟他的亲戚说。从那以后，我给那个亲戚陆陆续续交了三个月房租，就去非洲了。一个动物保护组织需要两个懂中文的工作人员，我和一位已婚男同事被派遣过去。我打算去非洲工作一年，继续租这个房子似乎意义不大了，于是我退了租，在附近租了一个放东西的懒人仓。

临走前我像K那样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并用药水擦去所有的指纹。

J

我的朋友J在武夷山那里，为自己的双胞胎女儿买了一套别墅。别墅很大，交房的时候是毛坯房，灰色的水泥布满所有的墙面。开发商怕是真的觉得附近的山景那么幽深翠绿，这些墙面、台阶和地下室就不用详细雕琢了。J买下别墅后，起心动念要拍个电影。他找人写剧本，又觉得剧本存在漏洞。于是，他找我修改剧本。

我告诉他：“我是学哲学出身的，修改剧本怕是不太行。”

他坚持说：“没关系的，你就去武夷山我新买的别墅写，我已经装修好了卫生间。你可以洗澡，卧室拉上窗帘，地上铺个床垫就可以了。”

那段时间算是一个空档期。我的房东失踪之后，离我去非洲还有两个月时间。想着能去武夷山住一阵子，我随即答应了。写什么剧本不重要，住毛坯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在山里清静清静。住在化学房东的房间里，我越来越觉得恐惧。

临行前，J说，“小区是全新的，可能什么人都没有，你可别害怕啊。”

“害怕又有什么办法，我都已经答应你了。”我说。

“有点麻烦的是，我不知道合不合适跟你说，算了，还是等你平安抵达那个房子之后再跟你说吧。”

我回了一串省略号和一串问号。

乘坐高铁，打车到这个小区，我才发现自己几乎没有邻居。所谓的物业管理处也就是一个保安。他确实给了我一把钥匙，生了锈的一把粗笨的铸铁钥匙。

这是一栋地面三层底下一层的中规中矩的别墅。我在四方形的挑高客厅里转了一圈。客厅的天花板上垂下来一只昏黄的、最多十瓦的老式灯泡，这几乎是全屋唯一的照明了。客厅之外是花园，天色逐渐变暗中，外面有一些蓝灰的轮廓线，那是院墙带来的。底下的植物在雨水浇灌下显得丰茂无边，南方特有的阔叶赏叶类植物。因为太晚了，我没有出去一探究竟。客厅的另外一侧留出了开放式厨房的位置，未来的厨房和餐厅都会很大，如果家庭成员众多，大家济济一堂还挺温馨的。

我简单地用床单当作窗帘挂在卧室，正中央地上放着一张一米八宽、不多厚的床垫。未经装修的地面上，走过去都是一层水泥灰，床垫上的黑色大垃圾袋里装着简单的床品和被褥，足够我夜里御寒了。还有一只特别迷你的冰箱，就放在厨房里，还有一只电磁炉和一只锅，简单的餐具，要做饭都得蹲在地上。我当然不会做饭了，我也不会去改剧本，我来这里就为了武夷山的美丽风光。

大概过了两三天，J扭扭捏捏地告诉我：修改剧本本身没有费用，但是他可以包吃包住，还提供每天五十块钱的补助。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默认了结果。

我几乎也没怎么坐下来研究剧本，我把院子逐渐收拾出来，将那些杂草分区域地清理掉，放到院子的一角，打算堆肥。从一个长居久住的思路出发，这些杂草都是不应该存在的，它们颇有些喧宾夺主的感觉。保安会不定时地从院墙外经过，骑着他的小单车，车子上的链条生锈了，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我收拾杂草的时候，会不经意地听到这种咔嚓咔嚓声。在寂静无边的别墅区，这就像是一只被台风刮来的肥肥大大的母鸡。

G

我很多年不跟G联络了。我相信，如果两个人超过十年不联系，在一个不应当碰面的地方碰上，多多少少会感到熟悉又陌生而又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

那天下午，我在一家汽车改装行附带的咖啡馆和一位女诗人碰面。那间咖啡馆的好处是你可以把车顺道开来给他们改装。换成越野轮胎或山地轮胎，将底盘架高，或是在车顶上装一排大瓦数的顶灯。

女诗人是我从未认真玩在一起的一个人。我们俩也约了若干次才见了个面，在她的若干次深夜未接电话之后，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这种不好意思，只需要一次还完，它不会有后遗症也不会留下任何心理阴影。我们坐下没多久，她跟我谈起了她最近投资的一家海鲜火锅店。她的店面要将大连港的海鲜空运到北京。从早到晚，早中晚三餐。

“大早上的就开始吃海鲜吗？”没开过餐馆的我惊诧地问。

“早上我们提供的是稀饭作为锅底的海鲜粥，在里面放入贝类虾类之后，最后那锅粥，别提多鲜美了，改天你来店里我请你吃，你爱几点起来几点起来，到了随时都有的。如果我不在，你只需要说你是谁的朋友就行了，我会提前把你的名字留给店长。”女诗人说。

我留意到她嘴角有一颗精美的痣，干枯的浅褐色，不偏不倚正好在上唇的一角上。我很高兴自己终于过了那种将友情视同生命的年龄段，交了朋友也不会掏心掏肺。我随意点了点头。没想到，女诗人接着问，什么时候方便去。

我想了想说：“下个月找个时间？”

其实，下个月我就要启程去非洲了，去参与保护非洲白犀牛，给它们拍照，跟踪它们的日常行踪，做一些必要的记录，然后回到营地吃午饭和午休。下午继续。我不知道营地有没有电源。如果没有电源，我得提前带一只大容量的充电宝。那么问题来了，大容量的充电宝飞机让带吗？我脑海中盘旋着一只巨大的充电宝独自飞往非洲的情景。

在我们闲聊期间，女诗人说得更多的是如何写诗。她在想象中寻找诗句，在现实中开了个海鲜火锅店。在聊写诗的时候，她一个劲儿地邀请我去白吃白喝。

可惜我要去非洲了。我心想。在去非洲之前，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要打天花疫苗、流感疫苗、麻风病疫苗、埃博拉疫苗等等，打在不同的部位，从胳膊到后腰到大腿，到时候我全身会遍布打完疫苗留下的针孔。有些人当天针孔就愈合了，也有些人会越来越大，直到最后像一朵黑色的霉菌。我不知道这些疫苗最后的去向是哪里。

在我浮想联翩时，女诗人接到了一个电话。事后我才知道是G打来的，G这些年跟这位女诗人玩得比较多。她接电话时，并不知道我跟G曾经是好朋友。她挂了电话跟我提起了G，说他请她去吃晚饭，应该会有一桌子人。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G，何况是玩在一起。G有着并不太严重的小儿麻痹症，走路的时候身体微微前倾，即便是有人在身边，他还是靠自己走路，基本上不需要任何扶持。他趴在我身上的时候，喜欢用一只脚踩着床头的铁栏杆。这种借力的方式，总让我在高潮到来前开始走神。

G的性格有点像我的父亲。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男人，如果你扶着他走上盲道，他可能会甩开你的手，并无缘无故地大发雷霆。这一点，让我跟G在当年就有些代沟，尽管他其实比我还要小几个月。任何一件小事上，他都喜欢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时间久了，尤其是拿了结婚证以后，这个代沟在各个方面都显现了出来。在我为一些琐事生气的时候，他不知道宽慰我，而是说服我不要乱发泄情绪。他从没给过我情感上的空间，婚后不到半年，我们就因为我见了一个网络笔友而争吵起来。好在我们分开的时候，两人都很理性。我们彼此画好了界线，跟认识的朋友们也说清楚了。我一个搞金融的朋友说，这就是人类试图获得爱的沉没成本。

我父亲患上肺癌的整个过程中，时常会想起G。我留意着朋友圈有没有什么小道消息说G身体欠安，甚至像我父亲那样坐上了电动轮椅，所幸一直没有。G还是好好地住在公主坟。他经常坐地铁一号线在人群中阅读，读他深爱的一些作家，一些我越来越不熟悉的作家。

“生命的张力从何而来？”

一天晚上，我梦到G坐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问我。那是我唯一一次梦到G。

那天吃饭，我仅仅走到包间门口，又离开了。我瞥见G在一大桌人当中哈哈大笑。他比在我梦中的模样还要更消瘦、更沧桑一些。我站在包间门口，没等他认出我，就转过身去。我给女诗人打了个电话。我说，我预约的狂犬疫苗今晚就该过期了，得火速赶到顺义区去打。女诗人没问我为什么要打狂犬疫苗。在那一系列的疫苗风暴中，狂犬疫苗可能是最不起眼的。

那是我今生最后一次见到G。不久之后，他就会听说我死于非洲，死于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