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磊，蒙古族，1982年6月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现居北京。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第四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内蒙古大学文学硕士。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文艺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中国教育报》《北京晚报》《回族文学》《草原》《海燕》等报刊。出版有长篇小说《夜照亮了夜》《青春是远方流动的河》，短篇小说集《飞走的鼓楼》。长篇小说《幻海》入选中国作协2023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

王一锋：我想你了，用高级点儿的话怎么说？

杨塔娜：冬日暮雪入巷深，挑灯迎风盼人归。

——题记

记忆里的事，影影绰绰，像极了冬天雪夜前雾气弥漫的暗沉天空。

情绪上的一切，不知天高地厚的嬉笑怒骂，毫无由头的疯疯癫癫，种种起承转合包括戛然而止的瞬间空白，其实都是化学性的。

每每看见亮着猩红小点的一支香，香雾丝丝缕缕地升起、飘忽不定，看见它从那么长燃到那么短，最终只剩下短短的一小截，然后在香插的末端残留下油脂状的香渍，我除了在分分秒秒消逝的时间中保持静默，便只能以更加安静的方式，感慨它所带给我的凝神功效。

受塔娜的影响，我用香差不多已经有四年的时间了。起先，只是出于在大厂上班，对着电脑没日没夜地写代码改错误，落下了颈椎病与神经衰弱的毛病。回家，准确讲回到那间租来的小房间，当手指拨弄一次性打火机，伴随着火石与齿轮咬合在一起发出的啪啪打火声，在一根香尚未点燃前，似乎就已经开始了一场疗愈之旅。之后，香雾丝丝缕缕，慢慢地飘逸四散，但并不弥漫，反而像有条不紊，在水中有节奏蓊染的笔墨一般，直至消失不见。我闭上眼，深深地吸一口气，享受这股香的味道，然后慢慢将它吐出。光脚，穿着一件白色的跨栏背心，再安神醒脑地在床上静坐，我多半会不知不觉睡着。

戊子年，鼠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恰逢冬至。

牛年元旦将近的五道口，到处攒动着年轻人的身影。在这个堪称“小联合国”的北京地标，几个染着黄头发的韩国小青年，在十字路口旁的俱乐部前放烟花，嗖嗖几声，喷射天空的烟火瞬间将天空照亮。听着噼里啪啦的绽放声，看着眼镜片所反射的烟花，我背着电脑，裹挟在迎接圣诞节与元旦的庞大人潮中。

城铁十三号线列车轰隆隆轰隆隆的，在看上去并不结实的高架桥上隔三岔五地经过与停靠。不一会儿工夫，乌泱泱进进出出的乘客便将A、B两个站口堵得水泄不通。一个戴红色毛线帽的高个子女生格外扎眼，我不由自主地心里一紧，纳闷地想：是塔娜吗？

于是我赶紧从人群中扒拉出一条通道，变着法儿地试图靠近她。突然，听见女生用似曾相识的语言说了句：

“哎呀！很那麦，格西格森白？”（蒙古语“哎呀！谁踩着我了？”）等我缓过神儿，女孩儿已不见踪影。我寻不到那顶小红帽，眼前只剩天空上明灭的烟火。

布满阴云的天空，闪烁着一会儿红一会儿绿的微光。人潮中，有人停下脚步，举起手机，对着神秘的模糊光团拍摄。好奇的我自然也不例外，只是在内心失落之际，叹息着怎么跟个人也能跟丢，然后戴着露出指头肚的手套，举了半天手机，竟什么也没录下。

无人知晓，厚厚的云层背面，究竟有什么，就像，没有人真的用肉眼见到过月球的背面一样。

七零八落的烟花屑，落在俱乐部前的“熊猫”上。那是几只形态各异、表情憨态可掬的塑像，具体有几个，我还真没数过。它们有的吃竹子，有的傻乎乎地望向天空，有的背对着，就像是遇见凶险正撅着屁股躲起来的胖娃娃似的。

俱乐部开门时间在晚上八点，通宵达旦地营业，直到次日早上七点。清晨，一群由退休中老年妇女组成的舞蹈队，在尚未打烊的俱乐部门前小广场跳扇子舞。缀着粉色绸子边儿的布扇子，被那些脸颊涂抹腮红的大妈大婶儿，使出浑身解数，整齐划一地、啪啪啪地甩开，合上，甩开，再合上，精神抖擞的样子，与从俱乐部钻出地面喝得东倒西歪的小年轻形成鲜明对照。

为配合营销部一个广告项目的按时上线，技术团队连夜测试页面、修改错误，完成这一切，调休，迷迷糊糊从公司往地铁站晃悠。街上，除了清洁工人，冷冷清清，几乎没什么人。突然，一顶显眼的小红帽立马引起了我的警觉。只见一个长发过肩的瘦女孩儿，穿着一身墨绿色的蒙古棉袍，挎着一个比她还高的男人从俱乐部大门走出来。我来了精神，一下子就不困了。带着好奇，我悄悄跟在了他们的身后。

从高架桥底穿过，左拐，挨着一个商务酒店的小院儿，俩人双双入内。我紧紧跟随，站在小院儿门口，用手抹了抹附着哈气的眼镜片，仔细环顾一番。

在没有悬挂任何名牌的大门外，掀开绿色的棉门帘仔细往里瞧，只见黑黢黢的走廊右侧，立着一个没有亮灯的长方形灯箱，残缺不全的宋体字，模模糊糊地写着三个字——钟点房。

“站住！小伙子，说你呢！”一个声音刺耳的中年女人，打翻了走廊里一股子霉味儿。

“你去哪儿？”她又问。

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跟他俩一样。”

“身份证。押金三百。三个小时。”看不清面目的女人熟练地说出这三句话。

紧张的我翻出五百块钱，说了声：“不用找了。”

女人见我迟迟掏不出身份证，竟然也来了句：“不用找了。”

“103。”女人一边说着房间号，一边将门钥匙递给我。

我接过它，快步找到房门，哆哆嗦嗦捅着锁头眼儿。正当我狼狈不堪时，只听见隔壁104房间传出“啊啊啊”的呻吟声。

啪嗒一声，单蹦儿的钥匙掉在水泥地上。我匆忙地捡起来，将它再次对准门锁底部的空洞……

“啊啊”的声音仿佛更大了，我转过头，跑回女人所在的101，头也没抬，将钥匙放在门口的窗台，撂下一句“不用找了”，掀开门帘，撒腿就跑。

坐在空荡荡城铁车厢的把边位置，面前无人，窗子外，熟悉的建筑与光秃秃的树，刷刷而过。耳畔，是车厢哐当哐当的晃动声。我太困了，垂下头，紧紧搂着书包，不知不觉睡着了。

“阿锋，你快看，今天的五道口，像不像一枚脏脏包。说嘛！像不像？”

“啥？脏脏包？这是啥玩意儿？香奈儿又出新款的包包了？”

塔娜见我百思不得其解，她似乎意识到说漏了嘴，一边捂嘴打哈哈，一边忙不迭地催问：“哪儿有那么多废话！你就回答像还是不像不就完了。”

“像！像！哎呀，太像了！”我一边随声附和，一边嫌自己是个戏精，不去报考个北影，或者蹲点儿混个群演，简直糟蹋了自带的卓越演技。

“那，晚上去哪儿跨年呢？”塔娜手里拿着一顶红线帽，一边翻过来翻过去地看，一边问。

“老书虫？”我试探性地回道。

她没吱声，将前几日网购刚收到的帽子，那顶连吊牌还没摘的红线帽往头上使劲儿一套，然后一动不动地贴在墙边儿，站姿宛若一棵树精。

当我的脑海翻腾出“树精”，而非单单只是用“树”来形容此时的塔娜时，着实把自己吓了一大跳。我想，就差将桌上燃尽的香屑，抹一指头，涂在嘴唇上，然后吐出舌头，好好地抿一抿它究竟为何味儿了。

也不知她是从哪儿获悉了土方，说每天将后背扳直了靠墙站立二十分钟，就能瘦肚子。作为一名民族院校的在读博士，杨塔娜离开乌兰布统草原，怎么说也得有七年了。其实从北京开车回去，虽说不是分分钟的事儿，但搭上五个小时的车程，就能解大多数人心中的思乡之苦。她这么不愿意在公众场合提起自己的故乡，以我的直觉，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跟老家那边的亲戚故旧有什么深仇大恨，否则，她也忒无情了。

“难道你就没听过这句话——‘故乡就是回不去的地方’吗？！”

要不怎么说她成精了呢，不是树精，就是我肚子里的一条蛔虫。每当我动了思索她身世的念头，她便会冷不丁给我整出类似上面这样的话来。

“是是是，您是我祖宗，您说得都对！”我打趣道。

“别‘您’‘您’地叫唤，听着咋令我这么别扭！”她一边竭尽全力地收腹，一边有气无力地说道。

“好好好，你说得对，听你的，都听你的，行了吧！”我改口道。

“不行！整得跟我强把你掰过来似的，感觉都变味儿了。”她说。

“我的娘嘞！祖宗，那您说……呸！那你说，我到底该咋说？！”当我意识到又用错词后，赶紧“呸”了一声。

“哎呀呀，看你，你个坏锋，都把我整岔气儿了！”塔娜虚脱了一般，有气无力地说。

我察觉不妙，快步上前，正当她支撑不住，像一具被绑得严丝合缝的木乃伊直挺挺倒地前，我一把接住了她。

好家伙，这叫一个沉！体重看来没啥变化，还是一根粗粗壮壮的大木头桩子嘛。没等我反应过来，塔娜照着我的嘴，就是叭叭一顿亲。

此时，我似乎嗅到，在出租房里被塔娜点起的那支香，还有一小截就要燃尽……

“小伙子，醒醒，终点站到了。”我流着哈喇子，被乘务员摇醒。努力地抬起眼皮一看，果不其然，早已坐过站，已经到了终点站东直门。我走出空无一人的车厢，回味刚才梦里甜蜜但早已成泡影的往事，拖着仍旧疲惫困倦的身体，在一股无力感的裹挟下，重新等待开往家的列车。

据说，一个人做梦，是灵魂去往另外一个平行宇宙神游了。那是另外一个你，做着与在地球上生活的你完全不相干的事儿，实现着你并未完成的夙愿。

在地球上，我只是一名小小的程序员，在五道口附近一座终日灯火通明的写字楼里，开会、做项目、写代码、测试、改错误，然后喝水、吃饭，偶尔在空气干燥的早上，蹲在马桶圈上，握着手机，无聊地打一会儿游戏。下午实在太困了，便钻进楼道里抽根烟。

一天下午，只见一位梳着中分长发的女孩儿，低着头，小心翼翼迈着步子下楼。当她从我的身旁经过，垂下来的长头发，几乎遮住了大半张脸。我用余光瞥去，除了隐约感到那应该是一张好看的瓜子脸外，还觉得她可能是那种不太好接近的高冷女生。

我悄悄用代码窃入了当初由我们小组负责搭建的公司OA系统，查到了她是楼上内容部旅游频道新来的实习生，名叫杨塔娜，蒙古族，文学专业博士生二年级在读。为了认识她，便天天下午在与她初次偶遇的三点一刻，闪进消防通道抽烟。

烟是没少抽，却再也没偶遇过。我心想：这可不行，没有机会，看来就得制造机会。上！

在本就繁忙的项目开发日程里，我作为平时专门对接内容部后端技术支持部门的小组长，将各频道新一轮改版计划的需求邮件，通发给编辑部，她自然也能收到。我何尝不知道，这种提报IT部门配合的邮件，在本就女生居多的内容部，多半由实习生收集每位编辑的反馈，然后统一整理、发送。于是，对于旅游频道发来的改版需求邮件，自然要格外认真处理。尤为关键的是，改版只是幌子，我心里的小算盘，达到了预期目的。

“你好！我叫王一锋。是负责本次频道改版的技术同事。为了更加方便沟通，请问，可以加一下你的QQ吗？”

我将邮件发给她，没过多久，便收到了她的回信：“好。哦对了，王老师，一会儿我要当面跟您沟通一下这次频道渴望实现的一个新功能，请问您的工位是？”

“就在你脚下。呵呵，瞧我说的。11层，你们楼下。具体工位是：南区，4排18号。”待她验证通过我的QQ好友申请后，我将上面那句话发给了她。

她只回了句：“十分钟后见。”然后打了一个笑脸的表情。

其实，我们程序员所在的这一层，与楼上编辑部虽略有不同，但总体而言都差不多。一眼扫过，如同置身在一个百十来人的大网吧。除了此起彼伏噼里啪啦敲打键盘的声音，鼠标咔嗒咔嗒点击的声音，就是座椅的轱辘不停挪动的出溜声，还不时伴随老大催促速速修改新错误，又不时询问何时写完新代码的叫喊声。要怎么形容呢？——有时出奇地安静，有时又像菜市场，或是雨后的蛤蟆坑。向阳面的滚轴式遮光布全部拉下来，“大网吧”里灯火通明，分不清白昼黑夜，或许是这一层大都是不修边幅的臭男人的缘故，空气更是一言难尽。而楼上的内容部境况就大不相同。至于怎么个不同，并非是办公用品与工位摆放的问题，毕竟作为互联网公司，都是统一、标准化的管理，但，就是哪里“不对”——是因为窗明几净良好的采光？整洁的地毯吸收了多余的噪音？女编辑众多散发的香水、脂粉味儿？

当我把上述困惑对塔娜讲完后，她捂着嘴儿直笑，一句话也没说，指着紧紧拉下的遮光布，低头，又指了指我的球鞋，然后小手一挥，指向了前面一个又一个的程序员。我“噢”了一声，并意味深长地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说完，也咯咯乐了。

俩人如此这般，楼上楼下，一来一回，自然便渐渐熟了。

我：我想你了，用高级点儿的话怎么说？

她：（QQ：对方正在输入中）冬日暮雪入巷深，挑灯迎风盼人归。

楼下有家星巴克，我在QQ第一次问她喝啥的时候，她连让也没让，打出三个字：热拿铁。在杨塔娜身上，我几乎看不见传统蒙古族女人的那种既定印象。塔娜在变成我的女友三年多的时间里逐渐变胖。她一直嚷嚷着减肥，然后越减越肥。我笑称：什么肥？哪里肥？分明就是幸福胖嘛！于是才有了在地铁上瞌睡时，梦见她靠在墙根儿减肚子的往事。至于她手里拿着那顶红色毛线帽，翻过来翻过去不停把玩，问我去哪里跨年，我试探性地提了一个地方“老书虫”，那是后话。

我向塔娜介绍，老书虫是一间有咖啡有酒有简餐有音乐的外文书吧。没与她处对象前，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不知疲倦，风尘仆仆，像去雍和宫朝圣一般，怀着一颗无比虔诚的心去往那儿。

有时说着说着，我的额头便开始冒汗，一种亢奋的情绪直冲颅顶，还伴随着手抖、心悸，以致让她反过来取笑我。

在我仍是一只“单身狗”时，我常常坐在老书虫原本属于两人座的餐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新建好一个文档，歪着头，仔细辨识音量被服务生开得很小声的英文歌，想：是谁在唱？唱的又是什么呢？然后双手交叉，将双肘拄在摆放着起司蛋糕与美式咖啡的餐桌上，静静地盯着绿色桌布上花瓶里插满的一大束雪柳，长时间保持着一个固定姿式，做出痴痴傻傻的若有所思状。

后来，当我们在一起后，再去老书虫，还拜见过她喜爱的歌手及其经纪人。但我们常做的一件事，是我背着电脑，她抱着一本厚厚的《说文解字注》，无论酷热的大夏天还是冷冷的寒冬，将清代段玉裁编撰的那本厚厚大书紧紧地抱在胸前。我问她：这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她的回答令我诧异：其实我也不大清楚。我问：那你为啥每次出门还要带上这么沉的一个大家伙？她回：姿态。读书，不能输在姿态上嘛！我想了想，觉得她说得也不无道理。这不，在一家书吧，本应纯粹看书的地方，不也兜售咖啡与甜点，甚至其他一些零七杂八的小玩意儿吗。这不更像上班，我还没见谁一门心思地，全情投入。

在老书虫，尤其当户外寒风凛冽，室内被充足的暖气包围的时候，听见正播放乌仁娜（出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的蒙古族女歌手）唱的蒙古歌，我也曾问过塔娜的身世，除了知道她跟随母姓之外，几乎都被她岔开了话题，似乎有意躲闪。

那段时间，手头项目多到需要夜以继日地连轴转，心里特别闷，有一股很重的戾气。深夜走出公司，站在大街上，只想大声呼喊，但不知为何，可能是从小就很怂的缘故，我并没有真的喊出声。然而，心中讨伐加班的声音，一直都在。

由己及人。既然这样，我又何必为难一个北漂的弱女子。她不想说，一定有她的苦衷。人艰不拆。而我，又何尝不是，或者说，每个人，都是。一些话，要烂在肚子里，咬死，也不说。

杨塔娜：如果有一天辞职了，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啥？

我：我肯定不会辞职。

杨塔娜：哎呀！我是说如果！

我：嗯……浪迹天涯。那……你呢？

杨塔娜：写小说。或者和你一样，去旅行。

我：你不就是一个旅行者吗？

杨塔娜：哈哈。你见过有对着天花板写稿的旅行者啊？

我：还真是！这的确是个问题。对了，能问一下，你想写的小说题目是？

杨塔娜：《社交恐惧症》《你简直就像是一只不停叫唤的百灵鸟》。

我：哈哈。你是在说我像一只百灵鸟在叫唤吗？哈哈，这个好这个好。

杨塔娜：贫嘴！我是真的想写啦。

我：这我倒信。

杨塔娜：咋说？

我：你身上有股狠劲儿呗……

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她端起桌上的一杯威士忌，照着我的嘴，就要给我灌进去。我使劲儿咬紧牙关，任凭玻璃杯的杯壁叩击着我的牙齿，一脸苦笑。

“别闹！别闹了！”我打着腹语，让她住手。

杨塔娜将酒杯放下，憋了半天气儿的我，拿起一瓶1664（一种创始于1664年的法国品牌啤酒）便咕咚咕咚一饮而尽，末了，还“咯”的一声打了一个响嗝。

“你不是酒精过敏吗？还喝！”她说。

“还不是你给闹的！热死了！”我说。

她说的没错，我确实酒精过敏。估计就刚才那一小瓶，一会儿我就得面红耳赤了。但是我一直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认为大脑想喝酒，就是身体里干瘪的细胞，是它们自己需要喝了。细胞们就像嗷嗷待哺的婴儿，迫不及待等着我用啤酒花，用泡沫，将它们灌得涨起来，喂饱。对，就跟胖大海一样。

塔娜说我一定是敲代码敲出了幻觉。还说，平时追剧，总能看到怪异的程序员，他们不是在白天一言不发，显得猥琐，就是在夜晚回到家，偷偷观看下载到电脑硬盘里那些不可描述的视频。我说，你看的这些程序员不叫怪异好吧。她问，那叫啥。我直接丢出两个字，变态。她气急败坏地说，好，你竟敢骂我变态。我回，我是说他们，他们变态。她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又把那杯威士忌凑到我嘴边，威胁道，说，你是变态，你是变态。于是我借着刚才那支1664的酒劲儿，道，你是变态，你是变态。塔娜一听，气得直喊，我看你是找打……隔壁桌的客人投来被打扰到的眼神，我将食指放在她嘴边，“嘘”了一声。

俩人闹得满头大汗。我站起身，揪了揪黏糊糊的衬衣，下意识地瞅了瞅窗外。窗户上已经蒙上了一层哈气。外面倒是霓虹闪烁，只是都被罩上了一层模模糊糊的光晕。看这阵仗，估摸，要下雪。

“似乎，我们每个人都圈在属于自己的‘羊圈’里。”说完这句奇怪的话，塔娜又吞下一大口威士忌，继续说道：“你圈在0101的二进制代码里，我圈在对着天花板撰写旅游攻略的伪原创文章里。”说完，端起那只带竖条纹路的好看玻璃杯，又把头上戴的那顶红色毛线帽脱下来，嘴里不停嘟囔，“今晚的老书虫可真不是一般地热啊！热死了热死了。”

“可不嘛！大家都来跨年，老板咋也得把暖气拧大点儿。”我应声道。

这还是戊子年上一年的跨年前夜，距离老书虫也就近一百米的那条著名十字路口，人潮汹涌，对于年轻人而言，上演着这座大都市似乎比除夕夜更有年味儿的一夜。无论是马路上，还是那块区域的商场里，恋人之间的浓情蜜意，给冬天里的这个时尚地标，增添了不少暖意与活力。

老书虫里，音乐声持续不断，此刻正放一首嗓音粗粗的爵士歌手的歌，然而我还沉浸在乌仁娜的悠扬歌声里。我特别问了一下塔娜，乌仁娜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她说，Sangjidorji（桑吉多吉）。我说，她唱的蒙古族歌曲，真是好听，只可惜，我听不懂。她却回，那有什么关系！你知道歌手本人也曾被问过类似的问题吗，乌仁娜的回答是：那正好可以听听人生。

跟塔娜在一起时，虽然她比我小五岁，懂的人生大道理，似乎却比我多很多。我还问她，除了想写小说，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她连想也不想，说，有钱。拥有许多许多的钱。

这个答案令我诧异，直至一年前，发现她在凌晨五道口城铁旁的那个俱乐部，挎着一个染着黄头发，看上去比她小很多岁的富二代，醉醺醺地走出来。

……

（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3年第7期）